黎明之前的夜是最黑的。
1948年下半年，济南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胜利，国民党已是大厦将倾，蒋家王朝摇摇欲坠。反动派极端恐惧共产党和人民力量的日益强大，加紧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疯狂镇压。
可是，《新少年报》的年轻人们却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从“石榴花”到“小先生”再到“模范少年”三个大活动，《新少年报》在少年儿童中已经成为指路的灯塔；从“哈哈大王”到“阿沙大姐姐”再到“咪咪姐姐”，地下党的大哥大姐已成为小读者亲密的朋友。战斗在敌人心脏，谁能不说这是个奇迹呢？
地下党是有一套安全措施的。入党已经三年多的段镇非常清楚，报社窗台上的万年青花盆如果不见了，即是危险信号，见者应迅速撤退；如果有人送来两碗阳春面，同样是情况危险的信号。假若在报社被敌人抓住，也要故意与敌人搏斗，借机将花盆打掉，以发出危险信号。
一天傍晚，段镇与胡德华、吴芸红和马云连返回报社时，突然发现窗台上的花盘不见了。
“阿沙姐，你看！”
段镇刚叫了一声，即被胡德华制止住了，他们迅速离开了。不过，作为党支部书记，胡德华也有些纳闷：近日并无异常迹象，怎么回事呢？
这时，细心的吴芸红一直在盯着报社的窗户，发现了会计沈理阳在擦窗户，似乎明白了几分。经与胡德华商量，派马云连进屋侦察一下，才弄明白真相。原来，留守在家的沈理阳忙着搞卫生，一时大意将花盘移开了，弄得大家虚惊一场，连晚饭也吃不下去了。
然而，真正的危险已经到来了。
11月下旬，段镇像往常一样，骑着破自行车去正风小学送报时，得到一个重大情报。一位姓向的地下党员教师急匆匆告诉他：
“刚才，我在校长办公室里，见到了市教育局一份通知，要求各校一律不许订阅《新少年报》，说《新少年报》是共产党的少年先锋队所办的机关报。”
段镇谢过向老师，调转车头，风驰电掣，以最快的速度返回西门路355号，向报社领导报告了这一危险信息。几乎在同时，蒋文焕也赶来了，他带来同样的消息。敌人要下毒手了，地下党决定，为了安全，为了保存力量，报纸停办，所有的同志立即撤离，分散隐蔽，以便等待时机，以加倍的努力继续斗争。
关于紧急应变的细节，吴芸红在《第一百期》一文中曾有较详细的回忆：
《新少年报》是党给孩子们办的报纸，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办起来的。两年多来，它已经成为孩子们的好朋友，难道不向孩子们告别，不把被迫停刊的真相告诉小读者，就这么悄悄结束了吗？胡德华同志提出：我们正准备出版第一百期，稿子都已经编好了，一定要将报纸出满一百期，把真相告诉读者，不要放过这最后一次教育孩子的机会。
经过简单而又慎重的讨论，大家一致赞成这个意见，最后，蒋文焕同志也同意了。他指出，要告诉孩子们，黑暗将到尽头，光明就会来到。于是决定，由胡德华带领编辑部的同志立即动手第一百期的编辑工作；由王业康带领发行部的同志做好撤退的工作。按照党的指示，在短短的两个小时里同志们把来稿来信、白报纸、剩余的《新少年报》等整理好，从西门路355号报社撤离了，这一间狭窄的但是原来热闹非凡的小屋子一下变得冷冷清清。窗台上那盆当作安全信号的万年青也被移走了，屋子里只剩下空的桌子、柜子、书架和椅子板凳，以及几个装着书的麻袋，这些都准备过些日子来设法处理。
胡德华带着颜学琴、祝小琬和我，一起来到我的姐姐家里，编辑最后一期《新少年报》。我们在一间小小的耳房里偷偷地进行工作，姐姐在外屋缝制衣服，替我们望风。稿子大部分已经编好了，为了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罪恶面目，让小读者了解报纸停刊的真相，我们临时写了给读者的告别信《暂别了，朋友》发在头版头条。另外还起草了一封给小通讯员的告别信，刻蜡纸、刷油墨，油印了一百多封，专门买了白色道林纸的信封（平时用的多半是自己翻做的信封，从来不用这样讲究的），寄给小通讯员。信末说：“我们不要为离别而悲伤，相信黑暗定会过去，光明是属于大家的。”“希望你们认清道路，努力上进，在不远的未来，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我们编写、划版、刻蜡纸、油印，整整忙了一夜。冬夜，寒气逼人，冻得我们手指发僵。我们就是用发僵的手指，提起笔来抒发我们胸中郁积的对敌人的无比仇恨。等我们印完最后一封信，写完最后一个字，黎明正好从窗子里投进第一道阳光。
当《新少年报》第一百期的稿子送进印刷厂，新的麻烦又来了。工厂的老板已听到一些消息，再看一眼本期那些战斗性的语言，他害怕了，不敢开印。
这天晚上，王业康带着段镇等人来到了印刷厂，他们与工人早已交上了朋友。工友们二话不说，立马开印，苦干一夜，印出这第一百期《新少年报》。
天亮了，空气里充满危险的味道。在王业康家里，段镇、马云连、冯炳成三个发行员飞快地包装着报纸，每个人的心都咚咚跳着。谁都知道，敌人每一分钟都可能冲进来，将他们全部抓走投进监牢。
王老板在窗子前凝神思考了一会儿，说：
“这一期报纸一张也不能送了，分别从邮局寄出去。”
他望了一眼瘦高的段镇，命令道：
“你先进思南路邮局试试，如果半小时出不来，我们就知道出事了。”
段镇神色庄严，回答：
“明白，我先进思南路邮局投石问路，你们不必担心。”
国民党的效率低到了不能不垮台的地步，竟让段镇从容地走出了思南路邮局，其他地下党员分别进入了各自选定的邮局。
完成了投递任务后，段镇径直投奔思南路第一看守所。他的舅舅在那里当会计室主任。第二天一早，段镇换上一身马尔登黑呢制服，又从舅舅那里借来警帽戴上，再戴上墨镜和礼帽，大摇大摆地乘上了去杭州的火车，气派大的连车票都不必买。实际上，他是根据地下党的要求去杭州投奔在盐务局当官的大舅舅，在那里隐蔽起来。
却说段镇发展的小通讯员章大鸿，正企盼着第一百期《新少年报》的到来呢，因为段大哥告诉过他，他的诗歌《假如我是匕首》将发在这一期。可是，到了出报的日子，怎么没人来送报了呢？
正在焦急之中，章大鸿收到了《新少年报》社的报纸，打开一看，正是第一百期，头条位置登着大哥大姐们写的文章，题目竟是《暂别了！朋友！》
亲爱的少年朋友们：我们被迫着痛心的和各位暂别了。
我们卖掉了纪念戒指，当去了冬季大衣，凑了一笔钱来创办这张属于少年的报纸。我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大家都说：为了国家的未来，应该牺牲自己。但是我们被迫停刊了。……
我们相信黑暗定会过去。我们别为离别而伤心，应为重见而努力。在未来的光明日子里，我们不会再有任何恶势力的阻碍。让我们为未来的再见努力吧！”
关于当时的悲愤心情及反抗行动，这位后来成为《儿童时代》编辑部副主任的章大鸿曾这样回忆：
读到这里，泪水已滴湿了我手中的报纸。就在这份报纸上，正登着我那首《假如我是匕首》小诗。对的，假如我是匕首，誓以我自己锐利的钢刃剁碎那贪官污吏和野心家的深褐色的心！正是这帮恶势力，不让我们老百姓过太平日子；正是这帮恶势力，今天又扼杀了我们少年儿童的知心朋友《新少年报》！一定要铲除它，不然未来的光明日子就不会到来！我有多少话要跟报社大朋友说呵，得赶紧找到他们去！
当时，我家住在浦东。当天，我就坐上舢板，冒着寒风大浪渡江到了报社。可是熟悉的屋子还在，却是空空的，报社的大哥哥大姐姐，你们在哪里啊！《新少年报》，我们需要你啊！
我明白，《新少年报》被反动当局查禁了。
禁得了《新少年报》但禁不了《新少年报》播在我们心中的火种！我邀来了三个好同学，商议我们自己办一份《少年报》。我们四个人凑了一笔钱，上街买来两大捆印刷用的白报纸，一位热心的青年邻居，答应帮我们去接洽印刷厂。可是谁来当《少年报》的主编呢？我自己只有初中程度，当然不行。于是，我又过江去找《新少年报》小通讯员，一起来筹办油印小报。由于隔江不便，遇上戒严碰头不容易，商谈了几次，也未成功。
灰心了吗？不，我把部分同学召集拢来，讲了《新少年报》已被查禁的事，一起讨论了第一百期上登的《暂别了，朋友！》这篇文章，让大家写一写各自心中的愤怒和希望，编成壁报，挂在图书室前，刊名就叫《心潮》。那天，我特地把报社大朋友教会我唱的“团结就是力量”那支歌教给大家。
歌声唱出了我们心中的愤怒，唱出了我们心中的希望！
乌云遮不住阳光。
仅仅一个多月，正在西湖看书钓鱼的段镇，便接到了返回上海迎接解放的指示。
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发起总攻势，国民党早已是惊弓之鸟，绝不会再允许上海出现一张《新少年报》。地下党组织决定，重新办一种能够吸引少年儿童的丛刊，并以此种方式避开“注册登记”这道反动政府的审查关。
在胡德华领导下，由吴芸红负责，与祝小琬、颜学琴等同志一起编辑了《青鸟》丛刊，段镇、马云连和冯炳成三人则负责丛刊的出版发行工作。青鸟是古代传说中光明的使者。唐朝诗人李商隐曾在《无题》中写道：“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如今，地下党取此美名为孩子们办刊物，不就是新中国的一只报春鸟吗？
《青鸟》丛刊出现在小通讯员们面前了！孩子们马上感觉到清新的气息，亲切的话语，立即扣住了少年们的心。多么熟悉的笔调呀，大家从文章上的小题花发现了秘密，它就是以前《新少年报》常用的呀。有的看到丛刊里的文章，彼此兴奋地相告：《新少年报》回来了，不过她换了个形式。大哥哥大姐姐们通过《青鸟》来召唤我们了！
小通讯员们根据书上的地址，找到了《青鸟》丛刊社，它设在一家小布店的阁楼上。可是，熟悉的《新少年报》大朋友一个也不在，他们并不泄气，轮流不断地在楼下等着，等着。
一天傍晚，一个瘦高的身影出现了，这正是他们最熟悉的段大哥呀！段大哥走过来了，他的两眼直视前方，似乎没有看见站在他身旁的小通讯员们，可他的嘴正轻声地说着话，每个字都清晰地钻进了小通讯员们的耳朵里：“进去吧，还愣在这里干什么？”声音里虽然夹杂着笑意，脸上却毫无表情。孩子们机警地尾随着他步入布店，一个个轻快地跟上了阁楼，这时几乎忍不住高兴得大叫起来，但他们没有叫。他们已经长大了，懂得应该在什么时候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了。
很快，许多小通讯员都联系上了。为了有一个可以公开的活动形式，“青鸟读书会”成立了。按照孩子们不同的学校与地区，分成了好几个小组，除了共同阅读《青鸟》丛刊外，也阅读贺宜、包蕾、苏苏、张天翼等进步作家的书，以及一些苏联少年儿童读物。其中任溶溶翻译的盖达尔的作品最受大家欢迎，他写的《铁木儿及其伙伴》深深吸引了孩子们。他们对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少先队员在后方悄悄地为红军家属做好事的铁木儿行动钦佩不已，向往着自己也能早日成为一名对解放祖国作出贡献的少先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