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亚素口述林峰整理
参加革命队伍
那是1944年初夏。这天，大清早就很热，我从我父母的眼皮底下溜出来，在屋外的柴篷边向四周张望了一下，赶紧拿出昨晚已经准备好的一个碎花蓝布包和一把旧布雨伞，蓝布包很小也很轻，里面是我几件换身的衣裳，我把布包穿过手臂背在肩上，把布雨伞夹在腋下，匆匆地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太平闸村。那年，我刚满16周岁，已是一个铁心要参加革命队伍的瘦丫头了。
路上，我无心欣赏田野景色，也没空去想我离家以后父母的惦记，只想快点看到小毛同志的身影。他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海防大队张大鹏大队长的通信员。昨天，我是从小毛处知道队伍今天离开太平闸去洪魏村的，并向小毛讲了投奔三五支队的想法，最后小毛同志答应给我带路，但他只带路，到了驻地参加队伍的事还得我自己去跟张大队长说。因为以前父亲带我只到过范市，后面的路根本就不认得，我必须在到达范市前，追上小毛同志。还好，追了五六里地就看见小毛了，他有意远远地走在大队伍的后面，看到我满面大汗赶上来，对我招了招手，我心里一下子就轻松了，隔着一段距离跟上前进的队伍，这个时候许多往事又涌上心来。三五支队来太平闸已经有几年了，这支队伍打日本鬼子，和老百姓很亲热，我的父母和哥（其实我哥叶浩昌已经是中共党员了，只是我并不知道）也像亲人一样待他们。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张大队长，他讲话文文气气，写起字来却落笔飞快，让我看得好羡慕。我喜欢给三五支队做事情，洗衣、烧饭、照顾伤员等样样不落后，太平闸村成立妇女会，我还是个妇女小组长呢。但是，这次跟队伍跑出来，张大队长肯不肯收下我，我心里真没有底。
快中午时，队伍进了洪魏村，摊牌的时间到了，心里挺紧张的。我跟着小毛同志找到张大队长，大队长看着我说：“你来干啥？”我也看看他说：“我要参加队伍。”“家里知道吗？大妈来找怎么办？”“这我不管，反正我要参加队伍。”“小丫头决心还蛮大的啊！先吃饭吧！”中饭后，张大队长没把我撵回去，把我带到一个脸色黑黑的中年男子身边，“亚素，这是慈姚办事处吴建功主任，等会儿你跟他去，到他那儿去工作”。“我……”“小鬼，你个儿小，又是女的，跟作战部队不合适。听话，好好去办事处工作啊！”没办法了，我只好点了点头。实际上我心里在说，只要肯留下我，干什么都行。
下午的太阳比上午更猛，吴主任戴着草帽走在前面，我按事先约定撑着雨伞在后面远远地跟着，汗流浃背地翻过长溪岭，接着还是一个又一个地翻山头，傍晚时分才来到一个现在已经记不清叫啥名字的小山村。其实，我母亲也是在下午的猛火太阳下赶到洪魏村，她不放心她瘦小的女儿去外面闯荡。是张大队长做了许多工作，消除了母亲的顾虑，才被劝回去。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母亲告诉我：“革命队伍里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我们都是您的孩子，大妈您放心。”就是张大鹏的这句话，让她放弃了寻找，把她的女儿交给了革命队伍。在小山村的那个晚上，我住在老乡家里。吴主任的爱人也在这村里“打埋伏”。第二天，吴主任的爱人陪我又走了一个小时的山路，终于到了慈姚办事处的临时驻地——上王村。一个姓杨的科长接待了我，问我想做炊事员还是做通信员。我想家里每天烧饭，烧得烦了，就说做通信员吧。杨科长点了点头，又很耐心地向我讲了一些办事处的情况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就在我对办事处的一切感到十分新鲜，沉醉其中时，又一个考验正等着我……
下午2点左右，上王村外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杨科长对办事处的四五个同志喊了一句：“有情况，快整理好东西撤离！”可能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同志们都很利索地把重要的物品拿好，从后门穿过一条小路向山上跑去。我也顾不上别的，只把杨科长交给我的明天要送的一包印刷品拎在手上，跟着同志们到后门。就在这时，我前面最后跑出来的那个同志，已经被敌人发现了，不远处传来“站住！站住！”的吆喝声。后门不行了，我赶紧转身，把印刷品塞进灶洞里，自己跑到前门，一看没人，马上跑进前面的一个毛竹园里，躲藏在竹园内的一个小灰舍中。灰舍下部是用乱石砌出来的，上面是茅草围起来的壁和顶，大小不足一平方米，离大路不过六七米。我侧着身、弯着腿静静地躺在灰堆上，眼睛从茅草缝里看外面，看见“黄衣裳”拿着枪走过来，他们没有注意到路边竹影下的灰舍，直接闯进我们的办事处，我听得到里面翻箱倒柜的声音，又看见他们离开……鸡飞狗跳折腾了个把小时，敌人走了，村子又恢复了平静。
太阳落山时，办事处的同志又回来了，他们见到我一下子把我围住了，亲热得不得了。杨科长微笑着说：“把第一天来的新同志丢了，你看我心里有多着急！你是怎么脱险的？”我把情况说了一遍，同志们听了都夸我机灵。我又说：“你们看，房子都整清爽了，饭也烧好了，大家吃饭吧！”这一下大家更高兴了。就这样，我参加了革命队伍。
一定要把信送到
在慈姚办事处当通讯员是我参加革命后的第一个工作。当时，我在杨科长的领导下，每天要做的工作就是送信，每天头脑中一个念头——“一定要把信送到”。
其实，送信不仅仅是体力问题，很多情况也需要动脑子的。送的东西有很多种，单张纸的信、一叠宣传品、一个布包裹等都有。如何拿，用什么方法伪装？如何走，大路、小道？遇到情况以什么身份来对付？许多问题事先都有思想准备。记得有一次，我把宣传品藏在小竹篓里，盖上些山货送出去，半路上与国民党一个巡逻队相遇，距离百米左右，双方都在山路上一个凹进的弯道口上，敌人一看见就喊：“那一个，站住！”“被敌人发现了”我心里一惊，我知道带着的宣传品可藏不住啊，搜出来就完了，我就按事先想好的办法，先站住迷惑一下敌人，然后突然转身就往回跑。敌人也跑着追过来了，我利用他们跑进凹道看不到我的机会，钻进路边的柴缝里躲藏起来。初夏季节，山柴茂密，敌人在我面前顺着山道追过去，“站住！”“跑哪儿去？”“看见了，出来！”的喊声、恐吓声渐渐远去——一切都静下来了，我再向前走。
有时候必须通过敌占区，信就要仔细藏好，扎在发辫里、缝在衣裳里、纳在鞋底里怎么放心怎么来。可以避开敌占区，绕道走安全性高一点的路线，多走十里八里那是常事，还要熟记堡垒户的情况和保长、甲长的姓名，必要时伪装成某某亲戚应付敌人。还好，送信一年多，虽有惊险，也很辛苦，但我送信没有出过事情，每次都完成任务。这一点我自己也感到很自豪。
在被服厂做手工
1945年8月，组织上派我去三北被服厂工作。浙东第二次反顽战争已经结束，根据地形势很好。为了适应部队军需发展的需要，浙东的三北被服厂和四明被服厂合并为浙东游击纵队后勤部被服总厂，并陆续抽调了一批同志充实到厂里。我到杜徐岙被服总厂报到是比较迟的，我的记忆中，厂长是蔡鹤鸣，厂里分工很细，有裁剪组、车工组、手工组、打包组等，缝纫机、摇袜机等设备都有，还设有仓库，很有样子的。被服总厂的主要任务是赶制军装。我因刚到，分配在手工组。
同组有个阿芬姐，她是鄞县人，来被服厂一年多了。她告诉我，早期的被服厂条件很差，人也不多，当时的任务主要是做绑带、子弹袋、米袋、饭碗套等简单的军需用品，工人睡地铺、盖稻草不说，还经常自背米袋、背包，抬着机器转移驻地。她又是我的师傅，锁纽扣的活就从她那儿学会的。
在被服厂的这段时间很愉快。每天吃得饱，睡得好，听到的都是前方打胜仗的好消息，当时干活的劲头很足，大家都想为自己的部队多贡献一份力量。工余的时间还学文化，我的原名叶雅素，“雅”字写起麻烦就自己改成“亚”了。现在想起来，父亲给我取“雅”字，还是挺不错的。
北撤时留了下来
我在浙东游击队后鄞部被服总厂工作不到两个月。部队奉命北撤，被服总厂宣布关闭，人员由组织确定安置方案。上级考虑到我是本地人，动员我回家等待通知。领导对我说，部队北撤要行军打仗，战争环境部队带妇女干部不方便，再说撤退是暂时的，三个月后就回来。当时我展开了思想斗争，考虑结果，认为短短三个月时间仍能回来，在家等待也好，就留下来了。不想这等待如此漫长，饱尝了渴望参加工作的煎熬。
部队北撤后，白色恐怖笼罩三北大地。蒋子瑛、朱洪山、陈爱中等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主要领导人在一年左右时间相继牺牲，三北地区的革命转入低谷。在这段时间里，我和组织已经失去了联系，直至1946年秋，沈宏康同志通知我去宁波江北岸一家袜厂工作，才又回到组织的怀抱。
江北岸袜厂原是三五支队的一个后勤供给点，我过去时只作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站，规模很小，只有十来个人，大多是雇来的，并不知道内情，袜厂设备陈旧，经营也很困难。年底，袜厂几乎陷入难以维持的困境中，为克服困难，当时我把身上仅有的一只韭菜辫金戒指也捐给了组织。来袜厂的地下工作者，都以生意人、或亲戚的名义来的，来去匆匆。1947年6月，袜厂因负责人杜永年（中共党员）被捕而被迫解散。
从上海返回家乡
袜厂解散了，那时环境恶劣，不敢回家，后经竺冠玉同志介绍到镇海横河小学烧饭。不久家里知道，特派我兄来叫，因此在校只9天就回家。我的家太平闸村也不太平。
由于敌强我弱形势严峻，组织上考虑到我参加三五支队的情况知道的人多，又不能随武工队行动，驻范市的敌人常下乡清查，住在家里怕有危险，要我离家去上海隐蔽一段时间。这年9月下旬，我再次按组织要求离家去了上海，在外滩里马路给人家做保姆，隐蔽起来。
1948年底，三北的形势有所好转，组织上通知我回乡工作。我离乡一年多了，回家后帮父母做了几天家务，陪父母过了年。1949年2月，我由许梅生同志介绍，到慈东联络站工作，担任通信员。同年4月经励夏娣、胡玉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庄桥解放后调任庄桥区区公所汶溪乡政府保管员。9月份下乡学习做农村工作。1950年5月我调到庄桥区做妇女工作，同年6月份调任慈溪丈亭区妇女主任。从此心情舒畅地工作在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上。
（选自《三北风云》第十四、十五期，两文合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