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起在镇北王家路养蒙小学的日子里
应书霆
1937年7月，王烈钧（王起）经组织同意返乡探母病期间，恰逢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他先后在老家附近的愈遇小学组织抗日救亡团。其时，又逢“八一三”沪战开始，王烈钧因不能回上海，而失去与组织联系，决定在家乡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王烈钧愿跟我同去镇北王家路养蒙小学任助教，到校第一天便教学生唱《打回老家去》，从独唱变成合唱，接着教《大刀歌》《救国军歌》等，学生学唱情绪高涨。王烈钧连连教唱了许多抗日救亡歌曲，并组织学生歌咏队到群众中去，还吸引了好些社会青年来校学歌并组织他们出刊抗日宣传画，主要张贴到施公山、庄黄和淞浦车站，以广宣传。此外，我俩于夜晚编印《抗日》壁报。他写短论署名“烈X”（烈钧谐音）和收集可转载的资料。我刻写蜡纸和印刷。篇幅为白报纸八开，两面印，计印发30份，翌日交学生分头去张贴。几个爱绘画的社会青年主动要求在蜡纸上刻写漫画，增加当地群众阅读兴趣，其间有些群众主动来校索取《抗日》周刊壁报去开展宣传活动。
为了扩大影响，烈钧提出利用国民党政府法定的“国庆节”（10月10日）在本校举行盛大集会，立即得到校长俞衡秉、校董（乡绅）王汉庭、王省华等大力支持，由王省华（时任慈溪县交通科长兼汽车运输公司总经理）出面联系上层人士如龙山区区长、国民党龙山区党部及附近乡镇长等，烈钧拟定庆祝规程和他主讲内容；校长主持大会；我布置会场，组织学生歌咏队，联络社会青年演出活报剧以及各校联络等事宜。是日，天不作美，大雨倾盆，想不到到会人数甚众，挤满大厅、两廊，迟到者撑伞伫立在明堂中。王烈钧主讲内容集中在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救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大道理，疾呼最后胜利取决于动员广大群众奋起抗日坚持到底等。全场群众及时高呼口号，热烈鼓掌，接着学生歌咏四起和活报剧激起群心。大会终于在口号和歌声中结束。
从此，例假日也有群众来校学唱抗日歌曲和排练活报剧等，可惜王烈钧不在，这是极大憾事。
因为王烈钧有约在先：如逢周五，离校回到江南大碶、横河、柴桥、扎马等地指导各抗日救亡团体工作，要到周一午刻返校。他任“助教”月得7元（伙食归校供给）经常不敷开支，仍由我月给5元弥补之。
1938年元旦过后，被校长等热情慰留到学期结束，临行前向俞校长讨去一匣镇海县分区地形图准备以后打游击战时使用。
（选自《王起纪念文集》应书霆的《与王起的战斗友谊》，标题为编者所加）
追忆龙山民众的抗日救亡活动
虞天石虞金迅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接着八一三淞沪战起，上海等地一批龙山籍青年纷纷回乡，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有的还亲身参加过这方面的工作），带着满腔热情在故乡这块熟悉的土地上，开展了抗日救亡工作。
当时，龙山镇（原属镇海县，现慈溪市）包括山下、山脚下、李家、后徐、下洪、田央陈、龙头场、凤浦岙、岙底徐等自然村，工作自山下村做起。
一、准备阶段
山下村是个大村，虽较富，却无报纸（包括龙山小学，现山下小学），而抗战的事，大家都很关心，特别是识字的人更希望知道战局。于是自10月起，由两个青年轮流跑2里路到汽车站抄报，回来编写在黑板上，挂在泰平桥侧水龙间门上，风雨无阻，吸引了众多男女老少。
这仅仅是个开头，黑板报受很多人欢迎，为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打下了基础，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及群众的参与，陆续开展了下述工作：
（一）出版壁报。这是一种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内容的通俗的手写小报，主要摘抄报刊，也有自己创作，有文有诗又有画。文章短小精悍，画以漫画为主。一律写、画在16开的纸上，贴在板上。每期出20张左右，约4000字。第一期在 1937年11月中旬出版，开始不定期，由上述两个青年写稿、编辑、出版。后来读者越来越多，撰稿者、编者也越起劲，参加的人多起来，于是，就定期出月刊。龙山小学还组织字写得端正的高年级学生来誊抄。
（二）举办妇女识字班。要把青年男女组织起来，特别是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这在农村是一件困难的事。她们大多困守在家庭里不肯出来，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她们不识字，属于文盲或半文盲，要把她们解放出来为抗日救国效力，就得先从脱盲、提高文化水平和觉悟着手。于是，借小学教室（时间选在下午2时至3时，既不影响她们家庭操劳，又不妨碍学生上课为原则，除上述两个青年之外请老师也参加，办起了妇女识字班。通过个别联系，做家庭工作和连锁法（即甲动员乙、乙动员丙……），有了十几个人就开课，后增至20人左右。从1938年春节后开始，至寒假前结束。后来救亡工作团成立时，就有不少妇女识字班的学员参加。
（三）试办“拉丁化”新文字学习班。1938年初，在妇女识字班基础上试办“拉丁化”新文字学习班，教本用叶籁士编的《拉丁化课本》。后因精力所限，中途停办。
（四）创建龙山书报阅览室。阅览室设在“龙山保卫团”内，团里桌椅少，读者不够坐，有的人只好借了书回家去阅读。书不多（有五六百本，报刊不计），书的来源：从上海寄来的，上海杂志公司后来还寄来宋庆龄的《中国不亡论》、潘汉年的《全面抗战论》、胡愈之的《抗战与外交》、李公朴的《全民动员论》、钱俊瑞的《抗战与救亡》、邹韬奋的《激变》以及可供宣传演出的剧本，如于伶编的《大众剧选》等。还有是我们捐（或借）的书，其中有一部分鲁迅、巴金、茅盾等的小说、散文。
（五）组织歌咏队。根据抗日宣传需要，由喜欢唱歌的人自愿参加。龙山小学作练歌场所，还从宁波请来一位姓洪的老师教歌，队员10余人，唱的歌有：《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热血》《青年进行曲》《自由神》《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松花江上》《锄头歌》《五月的鲜花》《打回老家去》《大路歌》《长城谣》《最后胜利是我们的》等等。
二、正式成立“救亡团”
不久，歌咏队人数增至20余人，由山下村扩展到其他村，在这个基础上，于1938年春夏之交成立龙山民众抗日救亡工作团（下简称救亡团）。团员有虞积英、虞梦秀、洪榴珍、虞和英、郑婉英（以上女）、周恩源、卓嗣禹、姜少泉、卓祥贵、周鉴卿、屠恒年、王松年、虞和坤、陈汉杰、洪品高、虞天石、虞金迅（其中教师5人、电报局职员1人）等。这是龙山区较早成立的救亡团之一。
考虑到救亡团开展工作需要一些经费，还要与本镇和外镇上层人士打交道，争取支持、扩大影响，邀请了当地一个比较年轻，又有民族观念、赞同救亡工作的绅士虞顺根当团长，他一口应允。此后，经费和上层工作就由他负责，我们就一心去搞演出工作。
（一）排演剧目在本地和外乡演出。除上述黑板报、壁报、阅览室继续进行外，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排演抗日救亡剧目上，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夜之歌》《死囚》《吴汉杀妻》（根据京剧《斩经堂》改编成现代剧，杀的是阻挠抗日的日本籍妻子）、《电线杆子》《怒吼吧！中国妇女》和吴祖光编剧的四幕剧《凤凰城》等，并继续学唱救亡歌曲，积极准备演出。
救亡团中有一个学过音乐的，就由他来继续教唱新歌（演出时任指挥），有：《自卫歌》《救亡进行曲》《游击队歌》《歌八百壮士》《军民合作》《到敌人后方去》《九一八小调》《卖报歌》《只怕不抵抗》《黄河大合唱》《开路先锋》和《凤凰城》主题歌《流亡之歌》等。
排练时，许多人废寝忘食背台词、歌词，注意情感；不管刮风下雨，大家按时到达，有时排练时间长了，就饿着肚子进行下去，直到演熟，从无怨言。有的人既是演员又是导演，又是编剧，又是道具服装准备者，赴外乡演出时就成了挑夫、船夫。大家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为了抗日，一定要争取演出成功。
首演于龙山小学礼堂，先歌咏，后演剧。那时农村里还不习惯鼓掌，但演出效果约略可见，如《放下你的鞭子》，控诉了日寇侵占东北后人民流离失所之苦，观众中有握拳愤怒的，也有拭抹眼泪的……
在山下村演了几次后，外出巡回演出。每到一村，我们先贴抗日标语，有些地方还在大墙上刷大标语。先在本镇的龙头场（在龙场小学）、凤浦岙（在红庙）演出，后南至澥浦，北达范市，沿途的邱王、龙山所、西门外、田央黄、庄黄30余里范围内的10余个村子，都表示热情欢迎和接待，帮助安排演出场地，许多村都是第一次接待救亡团的宣传演出，所以观众甚多，情绪极为热烈，看到激动时，也有呼口号的。此时，雁门等地也成立了救亡团，大家互相观摩学习，共同提高。
（二）出版《龙山快报》。《龙山快报》是一份小报，8开一张，用绿色土纸两面油印，共出10期左右。不定期，有重要消息、新闻和记者（通讯员）的采访等，就立即印出来，故称“快报”。如龙山所外张家张主燮，在抗日中牺牲，家中老母生活无着，快报记者得悉后就去访问，并写了《张勇士家属访问记》，在快报登载后，张母获得了一些补助。
（三）出版三本小册子。第一本《救亡小调》。金迅编，1939年2月10日出版，32开油印本，印100册，以“龙山民众救亡工作团工作股文字组”名义出版，每册定价铜元5枚，共16页，刊入10个小调，作者天石、梦秀、积英、德杰、金迅等。10个小调是：《唱春调》——十二月花名，《醒醒吧》——马灯调，《杀尽汉奸》——四季调，《一致打东洋》——五更调，《游击神圣》——五更相思调，《最后胜利属我们》——无锡景，《故乡泪》——哭七七调，《难民十叹》——仿蒋老五，《送郎到前线》——梳妆台调，《女人也要救国》——四季调。编者作序说明：“……编印这个小册子可以让大家都来唱，唱出耻辱唤起人们、挽救危亡……”
第二本《抗战形势图》。林世堂编，共编入8张形势图，图文并茂，其中中国人民抗日形势图6幅，有：淞沪战役、南京撤退前形势、武汉保卫战等，2幅国际反法西斯形势图。同年5月出书，也印100册。
第三本是诗集《我们是中国的》。二首诗组成：天石的《一群孩子》，写的是一群流浪孩子，家庭被毁，父母被杀，饱尝痛苦，最后高呼“我们是中国的”、“叫东洋鬼子死”，走上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场；金迅的《我们是中国人》，写的是沦陷区的学生受尽迫害和奴化教育，最后起来搏斗，叫着“我们是中国人”，发誓“将胜利的旗帜，插上爸爸妈妈造的城”。书的扉页里写着“献给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大人、孩子”。
（四）参加破坏龙山码头、火车路，阻敌登陆。龙山“三北轮埠公司”镇北轮停泊码头，是商界巨子虞洽卿所创，以便于三北商贾旅客、货物往来。码头伸入海中，从码头到客运站的1500米的石塘上铺铁轨，行驶小火车。1938年夏秋之间，驻军恐日寇登陆利用，通知各乡镇派人予以彻底破坏，救亡团团员踊跃参加。有人用力过猛而脱力致病，险些不起，可见团员们抗日激情之高。
（五）组织巡夜队和铁血锄奸团。组织巡夜队时间是在 1938年7月至 1939年2月，每晚在龙山保卫团团部集合，队员10人左右，均自愿参加，每隔一小时半出巡一次。分两组轮流，目的是防盗、防火、维持治安。同时，又组织了铁血锄奸团（实际上是锄奸小组），与公开的巡夜队不同，它是秘密的，并非人人都可参加，旨在防止汉奸、日特活动，由救亡团一个负责者主其事，定期会晤，交换情况，平时一发现问题，便立即报告负责人。这两个组织的成立，使救亡团由宣传工作向组织工作推进了一步，虽然没有发现坏人偷窃和汉奸破坏，却为以后的组织工作开创了一个先例。
三、成立了“战服团”
抗战初期，黄绍竑主政浙江省，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政策影响和推动下，政治形势比较好。1938年初，颁布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在省和各县成立“抗日自卫委员会”（抗日动员委员会），救亡运动蓬勃开展，救亡工作团（或其他类似名称）纷纷成立，镇海县就有近30个。但1939年国民党反共逆流再次掀起，制定了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政策，下达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密件，浙江省政治形势也随之恶化起来，大批政工队被解散，捕杀政工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镇海县政府和县党部为了加强和便于对乡镇的统治，限制和扼杀救亡运动的存在，便有合并乡镇、合并救亡团和一律须以“战时服务团”（下简称“战服团”）命名之举，意思是平时不能搞抗日救亡活动，只要战时为军队服务就行。
1939年3月，龙山、龙城、雁门3乡镇合并为1个龙山镇，一个乡镇只准有一个“战服团”，原来的3个救亡团就被砍去2个，这样，全县就被砍掉大半。
合并后的“战服团”，由镇长朱祖燮任团长，副镇长虞顺根、邱青山任副团长。国民党政府认为这样就可以加强控制了，幸亏朱祖燮是一个开明的、富有爱国民主思想的年轻士绅，“战服团”的一切活动他完全支持，因此，我们的抗日救亡工作得以照常进行。合并后的团员三四十人，能想起来的有：戚铭渠、贾德裕、乐溪影、邱焕勇、叶清章、郑婉英、关漱珠、虞振若、郑稚候、林世堂、方欣然、郑卓、王松年、洪榴珍、虞和英、虞梦秀、虞和珍、虞天石、虞金迅等。
合并后的“战服团”继续办了以下几件大事：
（一）创设龙山图书（室）馆。以原龙山书报阅览室的书刊为基础，又征集了部分书刊，在巩院右首大房间里创设了“龙山抗日图书室”。之后，镇海县社会文化推进委员会陆续发给“龙山社会文化服务处”（主任为朱祖燮）一批批图书、杂志，经挑选，将适合镇民、团员阅读的，分别陈列在书架上；不合适的，放在书橱里。图书室更名为“龙山社会文化图书馆”，由团员虞和英、虞梦秀、虞和珍等轮流值班服务。后来，我们有人到嵊县一带办粮食，在嵊县一家小书店里购到一批好书，其中有《大众哲学》和关于抗日游击队的战略战术（如何爆破、如何侦察、如何打伏击）的书等，图书馆由此得到充实。
（二）出版铅印的《龙山呼声》。《龙山呼声》创于1939年，4月出版第一期，不定期，16开本，每期约3万字，印1000～1500册，共出4期。前二期由林世堂主编，后二期由虞金迅主编。是一份综合性宣传抗日救国的刊物。在第四期出版之前，山下村遭敌机轰炸，虞甫荣家被炸毁，新婚才几天的大儿子顺安和一位邻居被炸死，顺安妻子受轻伤，另有三四人受伤。为痛斥敌寇暴行，鼓起群众同仇敌忾之气，突击组稿赶出“追悼死难同胞特辑”刊物在宁波印刷，是林世堂托在宁波邮电总局供职现在台湾的罗志道先生代办，还通过他将刊物按期寄往外地（主要是上海）。
（三）成立救护队。救护队成立于 1939年5月，设在巩院，由戚铭渠任队长，请龙山惠乡诊所邱惠明医生任技术指导，传教救护技术；以后，队长又带队去澥浦学习基本功。因此，山下被炸时得以迅速带担架等奔赴现场，使受难者得到及时救护。
（四）继续抗日宣传。原来3个救亡团各具特色，合并后继续演出最受欢迎的保留剧（节）目外，又加上练唱《洪波曲》《在太行山上》《星光映着汾河湾》等新曲和《汉奸末路》《东北是我们的》《上前线去》等戏剧。原龙城救亡团那出笑声过后千夫所指怒斥日寇汉奸的《流寇队长》也是能为观众接受的剧目。“战服团”最后一次演出的剧本是《凤凰城》，地点是巩院，观众比过去几次多，镇上头面人士及其家属都来观看，反映也较好。“战服团”演出次数不多，基本是在龙山镇范围内。
为什么“战服团”由3团合并，演员增多，演出却反而减少、范围也缩小呢？这是因为国民党党政机关有规定：1.剧本要送审；2.经费要上报；3.只在镇内活动。在这种干预和限制下，就不能放手干了，只好把精力放在其他方面，特别是组织工作方面去了。
（五）组织儿童宣传队。儿童宣传队有一二十人参加，从山下村开始，向外扩展至西门外、龙山所和龙头场、田央陈等村，在下午日落之前（学校已放学），每人手举标语小纸旗，穿街走巷，边走边呼口号，都是抗日内容。到了有资敌可疑行为的奸商门口，就站下来多喊上几句。一路上往往吸引了一些儿童跟随在后面喊，不少妇女、老人立在门口看着儿童宣传队行进。
（六）举行“讲卫生预防传染病”宣传活动。在夏秋之间传染病易发季节，用大张白报纸画了许多幅图画，写上一些字，一张张按内容进行宣传，因图文并茂，颇吸引群众，一直宣传到澥浦大街。其中夹入“身体强，打东洋”的抗日爱国内容。
（七）组织群众举行反汪提灯大游行。1939年10月10日，经党组织研究，准备进行一次大的活动。在戚铭渠（思敬小学校长）建议下，由镇公所、各小学出面，在“双十节”发动了有20几个村20个保1000余人参加的反汉奸汪精卫的提灯游行，队伍长达3里，沿途演出反汪、反投降的街头节目，一路上灯火辉煌，锣鼓口号声震天，观者如潮。还举行报告会、出墙报等，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创举，轰动全镇，时隔许久，人们还津津乐道。
（八）建立盘查哨和晨呼队。盘查哨设于交通要道，如雁门岭、上凉亭、南门凉亭等处，由团员轮值，盘查目的是防奸防谍，也包括防奸商走私资敌。曾破获一起奸商将桐油和铜锡器出口资敌案件；将他们未及运出的资敌物资予以没收归公。奸商曾威胁“战服团”负责日常工作的人“要刀刃相见”，使他每夜带匕首睡觉，出门也带，后未发生事故。参加盘查哨任务的有邱焕涌、郑婉英、虞梦秀、虞和珍、虞天石等。
晨呼队设在西门外，每天在街上，特别在有资敌活动嫌疑者住处附近高呼口号，提醒这些人不要“落水”。
（九）创办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这两个以提高农民群众文化和抗战意识为目的的班、校，都设在东门外思敬小学，除戚铭渠外，贾德裕、乐溪影分别在班、校中负责，时间大约在1939年至1940年之间，还吸收了一些积极分子入党。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群众运动的骨干。
（十）协助镇公所举办公益事业。（1）调查全镇人口，特别是贫苦居民人口，以作为平粜、救济的依据，时间在1939年五、六月间。（2）镇公所呼吁旅外工商界人士（包括虞洽卿在内），在青黄不接或歉收时使贫穷农民免受高价剥削，举办平粜、救济，团员帮助到购粮地办粮，运到后协助平粜，还有一些团员则协助按大人、小孩口粮数分别计算给予救济。（3）发动疏浚凤浦湖。集资与派工的工作由镇公所负责；“战服团”主要是宣传、动员，时间在1939年秋收后，疏浚后，湖中杂草大减，储水量增加不少，逢旱年至少可以多放一次水，使农田受益不浅。
（十一）捐款慰问新四军。皖南事变后，曾秘密在少数人中间自愿捐款慰问新四军。这是“战服团”最后的一次活动。
（十二）慰问雁门岭驻军。1939年，“战服团”团员由戚铭渠带队携慰问品慰问驻雁门岭部队，目的就在于进一步推动和激发他们的抗日爱国思想。部队里有一个较年轻的军官，有抗日意识，后来与我们建立了友谊。
四、被迫停顿
1940年下半年，因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加强控制、干预，即使如上述活动，也遭到百般阻挠，加上镇长兼团长又受到“上头”压力，准备辞职。年底，“战服团”工作已陷于停顿状态，但从镇北地区来说，还是坚持最久的一个。这是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搞好统战工作，并紧紧依靠群众的结果。
龙山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虽然被扼杀，但团员们3年多的工作没有白做，它为沦陷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打下了群众的思想基础，并使一些青年男女走上抗日和革命道路。有的同志至今还在说：“抗日救亡活动是一个思想转折点，使我们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在抗击敌、伪、顽的斗争中成长起来。”
（选自《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