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仁安
“独中”在 1941年10月28日于青峙突围后，处境险恶，宁属特委决定撤到三北与浦东南渡的五支四大相汇合。根据这一决定，我们即派王剑君回江北五里牌老家，于晚上隔江以红灯或绿灯为信号，示意江面日敌汽艇活动情况，以便接应部队的行动。同时做好准备，找好向导。天将黑时，由我率领已经集中起来的“独中”队伍包括政工队员共约50人，从王贺乡出发，往北挺进。我带一支手枪与政工队队员唐慧珠两人走在离队伍前面20步路侦察前进，途经小港镇时，遇到巡夜队的查问，我说我们大部队要经过这里，你们立即让开道路。他们即缩到门洞里去了。部队到达沿江的戴家蓬渡口，已由白天派出的同志准备好一只大渡船，战士们上船渡过甬江，到达江北的五里牌。
闯过了江上封锁线，大家的心里平静得多了。可是谁知部队到达贵驷桥镇时，与国民党的游击队姚华康部遭遇，把误入他们警戒线的两个女同志俘去（几天后由五支队交涉释回）。部队得知这情况后，立即散开占领有利地形，将子弹上膛，准备战斗以营救被俘同志。姚华康部问我们是什么部队？我回答是五支队四大，是攻打镇海县日寇回龙山去，并出示四大队大队长林有璋名片，姚部一见名片信以为真，怕黑夜被缴枪，立即逃离贵驷桥镇。我们等候半小时，不见动静，经侦察又无任何异样，才重新集合自己的部队通过贵驷桥继续前进。天拂晓时到达邱王附近靠山的弥陀庵，部队紧张地彻夜行军，已疲劳不堪。我把部队安顿好后，又立即向西出发，经过邱王、龙头场、田央黄、施公山，到海甸戎家才找到五支四大办事处，报告了江南的游击独立中队已经到达弥陀庵宿营，请求五支队领导方面给予指示。办事处同志答复立即把情况向领导报告，要我先回去。我又从海甸戎家回弥陀庵，时已傍晚。我不停步地奔走了一昼夜，计程100里，人已筋疲力尽，心想任务已经完成，今晚总可安安稳稳地睡觉了。谁知刚躺下，五支四大派人来见，是一位不相识的同志（后来才知道是龙山区中共党员虞天石）。他说五支四大领导得悉，驻澥浦的国民党镇海县警察大队已在白天派人到弥陀庵附近侦察过，今晚将缴你们的枪，应立即离开，由我带你们走。我们高兴地应命。虞天石指导部队不走大路而是走北边的圩塘小路，到施公山以北，然后再一直向南经过施公山村子到达沿山一个小村——方家河头。四大队的步哨喝问了口令，天石答“胜利”，而哨兵的回令是“归来”。这是他们事先拟定的口令。我们全体队员与主力老大哥部队会师，心情是多么兴奋啊。村子小，老百姓处搞不到被子，我们抱了许多稻草当被盖。时值11月初，寒冬腊月北风刺骨，战士们夜半三更在梦中被冻醒，但为革命大家感到虽苦犹甜。此后每天有“独中”余部三三两两从江南渡江来此找到部队，人数增加到70人左右了，党支部书记曹赤鸿也来了。有一部分同志如王博平、赵舟、韩毅等奉党的指示未到江北来，仍留当地坚持斗争。
我们部队与四大队一起行军宿营好几天。有一天四大队领导林有璋、蔡群帆等来找我和曹赤鸿商量说，五支队四大根据党的隐蔽精干方针，是用了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支队的番号的。“独中”部队虽小，政治面目很红，而今两者合并在一起，就容易过早暴露政治面目。为此，商定一个假缴枪的方法，以应付局面，改编部队。翌日，双方把部队各自拉开，“独中”单独到潘岙宿营，党支部召开党的会议说明情况，各级都由党员掌握队伍，步哨派了可靠党员担任，免得五支队冲进宿营地假缴枪械时发生误会而开枪误伤自己的同志。晚上10时许，当五支队队伍冲进来“缴枪”时，双方无一伤亡。五支队刚从浦东搞到一挺机枪，趁机在潘岙山上实弹打了几梭子试验，使外面听到枪声似乎真的发生战斗。这样从我们领导人起以绳子绑左臂，5人一串都成了“俘虏”。
演出这一场假缴枪，除党员心中明白，战士们却不明究竟，十分气愤：“老大哥怎么缴小弟弟的枪，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怎么互相并吞，真是岂有此理。”五支队那时办一期教导队，队员大多是宁属各县地方党参军的中共党员，“独中”的“俘虏时”就由教导队看押，当他们看到我们几个人原是熟悉的老党员、老领导竟成了“俘虏”也大惑不解，群起向五支队领导质问，说这些都是共产党员，是好人呐，怎么把他们抓起来呐。因当时时机还未成熟，假缴械还得暂时保守秘密，林、蔡两同志只是笑笑而已，未作解释和回答。“独中”几个领导人在当“俘虏”关押时，晚上行军宿营与被俘战士同样待遇，也被绑着手臂一起行军，同样在一起睡觉，而在白天，名义上叫去提审，其实是在林有璋大队长处一边吃着毛蟹，一边商量着如何整编部队的军事问题。经过十几天的工作，部队情绪日趋稳定，时机成熟了，就解除看管，“独中”部队正式编为五支四大新四中队。中队长钱俊，政治指导员张政，都是由主力部队派来的，原“独中”的支书曹赤鸿任副中队长。改编任务完成后，我奉宁属特委指示，调回地方工作。
（选自《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