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天石
戚铭渠同志逝世了！
逝世讣告到达每个人手中时，哀悼、崇敬、痛惜之情交织在一起！向遗体告别仪式时，在肃穆的气氛中，除家人的哀哀痛哭外，还不时听到竭力抑制的泣声；有的向遗体环行凝视，久久不忍离去，有的在几百里外向上海方向默念鞠躬，泪水盈眶；许多白发苍苍的老战友、老同志都满含热泪……
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离去了！一个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奋斗一生的猛士离去了！一个多好的同志离开我们了！在向遗体告别仪式的悼词中，他所在的上海市出版局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这是党对他一生的总结。戚铭渠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峥嵘岁月，初露头角
戚铭渠，原名寿铨，1914年1月26日生于浙江上虞东乡石溪桥一个中农家庭。原有一兄一弟，后皆亡故，他就成为独子。父务农，有时兼做些生意，母除处理家务外，亦养些鸡、蚕等，一家勤劳勤俭，尚可温饱，这对他后来艰苦朴素的习惯很有影响。母亲对他的成长极为关心，对他的教育也很严格，不许他沾染恶习。母亲念过书，自幼丧母，成了里外粗细一把手，养成了勇敢果断的性格。她曾多次帮弱者说话，使恶人词穷，弱者感激。她还经常将节余的钱、米，接济冻饿的亲友邻居，教育儿子要知足安贫。母亲的这种敢作敢为、助人为乐的品性对他性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0年2月，他在本村集成（后改同成）初级小学上学。后来来了个新老师陈国铨，很有责任心，对学生循循善诱，常讲述古典小说，暇来读《古文观止》，书声琅琅。这给他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引发了他读小说、学古文的兴趣，课堂学习也努力了。在陈老师的引导下，他看了许多古文摘选本，为他后来学习和造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4年至1927年间，中华大地上爆发了一场震撼全国的大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号角和“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也响彻浙东各地，北伐军到达宁波的振奋和蒋介石大屠杀的惨痛，也在他稚嫩的脑海里印下了一道道痕迹，引发了一个个问号。
1927年9月，他转去离家20里外的姚南梁弄镇正蒙小学五年级求学。他刻苦学习，有时暑假也不回家，或学习或随着由知识青年组织的醒狮剧团赴县城演出或参加全县演讲比赛和运动会。在独立生活中，他保持着勤劳俭朴习惯，在寒暑假，总是独自一人，挑着行李、书本，往来家庭与学校间。由于努力，毕业考试名列前茅。在正蒙小学的两年里，他增加了爱国主义和社会活动两种体验。
1929年8月，父母望子成才，拼凑一些钱，送他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住读。这是所较高水准的学校，有大量图书，课余时他便游弋于书海之中，特别对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忠烈之士的史籍涉猎更多，这就进一步培养了他的爱国思想。抗日战争时期，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常常听到他吟诵岳飞、戚继光、文天祥、陆放翁的诗词，就是在那个时候学的。一中的教师里有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有参加过五卅反帝斗争的光华大学学生，还有参加过北伐的黄埔生，他们常常背后骂国民党反动派。这使铭渠同志增加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认识，也萌生了反抗和斗争的意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暴行、国难当头，群情愤激，这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被激发了起来。在参加了救济黄河水灾募捐后，他就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声讨日寇大会、游行示威、读书会、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等，又参加军训3个月，连寒假也未回家。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起，他义愤填膺，捐资支援，不仅积极参加杭州当地的救国活动，也踊跃参加由班主任带领的赴诸暨县城进行抗日宣传的活动。当杭州学联组织赴南京请愿时，他不顾因年轻被别人劝阻，又积极参加了。但这群要求出兵抗日的爱国学生，被蒋介石命令宪兵像罪犯一样押上火车逼返了，这使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情蒙受了耻辱。他深深感觉到蒋介石政府与北洋军阀无异，埋下了将来要推翻这个政府的种子。1932年7月，铭渠同志在省立一中毕业，考入浙江省立高级中学。这时他又读了不少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的作品，对政治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他在一篇文中写道：“是年读到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很受感动，知道社会上有一批青年为革命而斗争着。”此时他的认识领域开始有了“革命”的概念，他的思想已从对一般民族英雄的景仰而升华为对革命烈士的崇敬。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飞跃，成为他后来由向往革命到参加革命的最初思想基础。
翌年，由于浙高中的教师大都是国民党员，压制学生爱国运动，且又生活腐化，在九一八国耻纪念日，叫来“苏滩”演唱“马浪荡”，丑态百出，引起他的极大不满，又因病后孱弱，经济困难，乃辍学回家。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站起来
1933年底，由一个小学老师的介绍，他到镇海县龙山区公所当文书。他对这个工作，并不满意，曾在后来撰文中提到“官吏的丑态和豪绅的作恶都在眼中”“宁愿穿破旧衣服，也不愿接受他们送的衣服”。他的清峻骨气，开始形成并伴随了他的一生。
1935年1月，他离开区公所，到龙山区沙河镇进化小学当教师，任高年级主任及总务主任。直到这时，才开始了属于他自己的比较理想的生活。他认识了一些进步朋友，参加了一个读书会，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学唱了不少抗日歌曲。并接触了一个秘密刊物《镇海呼声》（由地下党员主编），宣传反对内战，一致抗日，使他蕴藏在内心深处的火花迸发开来。他在一篇材料里写道：“我要走一条抗日与革命的路，个人只有与集体的斗争联系起来，才有前途。”于是他积极办暑期补习学校，参加小学辅导会议，响应实施国难教育等等。在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继占领东北、华北之后，又进一步控制察哈尔，而蒋介石政府依然抱不抵抗主义，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今北京）学生发起声势浩大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全国纷纷响应，镇海县龙山区也不例外。1936年春，铭渠同志等带头举行学生抗日救亡大游行，其他地方的抗日群众运动也此起彼落，使一向平静的乡村埋下了抗日火种。这些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注意，6月，在甬江南北大肆抓捕进步分子。铭渠同志幸未被捕。这次事件，不仅没有吓倒他，反使他对国民党反动本质的认识又深了一层，反抗心理更为深浓。有一次，他与另一位教师一起将国民党政府规定的以“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为中心的小学生“新生活运动演讲会”，转变成为宣传国难当头，抗日雪耻，才是现在需要的新生活。结果，博得全场喝彩，并获得好名次。这次的成功，也使他悟出了一条道理：“群众是爱国的，是要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是没有群众的，是可以反抗的。”同时，他又迫切希望有一个集体。他后来说过：当时“很想形成一个秘密组织，或与《镇海呼声》取得联系，来攻击国民党反动派”。这个念头实际上反映了他寻找组织的愿望。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战爆发，这对铭渠同志来说是一个企盼已久的大好事。他立即与其他爱国进步青年一起，组成了“镇海青年救亡宣传团”赴各乡村进行巡回抗日宣传，大声疾呼：“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站起来！”经费困难，他把自己的薪金用了进去。不久“上海职业青年战时服务团一队”来慈镇一带宣传。看到他们的活动，他产生了出去“闯一闯、看一看、找一找”的思想。1938年春，听说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在丽水办“浙江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团”，于是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就去参加。不久，即发现训练团在国民党反动分子许绍棣（浙江省教育厅长）控制下，特务公开活动，抗日气氛很低，许多学员极为不满。他就与同去的人离开了这个训练团，参加“战地服务队”（到浙西前线后改称“浙江省第一区政工队”）。干了一阵，因军政矛盾，工作受限制，领导作风恶劣，无法干下去。碰了几次壁，找不到前进的路，同年8月回到了镇海，任进德小学校长。“镇海青年救亡宣传团”的工作，重又活跃起来了。经过这次经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幻想完全破灭了，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38年10月，他加入了寻找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他逐渐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和劳动人民的公仆。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他把抗日的旗帜举得更高更坚定了。
他不仅与其他人一道把社会青年团结在抗日的大旗下，而且还把学生也引导到抗日救亡的道路上来。他参酌陶行知的教育精神和教学方法，既教好书，也教好人。他引导学生讲科学，做实验，把学生中怕鬼、信鬼火的思想打破了；他创设了一些锻炼身体的工具和方法，把原来弱不经风的学生变得强壮了，并且获得体育比赛的好成绩；他打开校门，组织高年级学生参加校外抗日活动，使有些怕见生人、不善言词的人变得坚强起来，敢于做宣传工作了。他使同学们普遍提高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有些人后来参加了敌后抗日工作。
1939年2月，铭渠同志调任龙山镇东门外思敬小学校长，并为党小组成员（1940年成立支部为支委）。他的到来，使学校内原来的沉闷空气一扫而空。他运用过去的教育经验，通过全体教师的努力，又把思敬小学带上了密切联系社会、联系抗日、生气勃勃的道路，后来又有一些学生投入抗日和革命的队伍。他到思敬后，即参加“龙山战地服务团”，把它作为党联系青年的一个阵地。他的参加，使“战服团”增加了一个生力军。他第一次参加抗日演出的剧本叫《夜之歌》，全剧只有3个人，他演一个“巡警”。演出结束后，群众反映说：“真像！是个警察样子。”孩子们看见他，老远就嚷：“警察来了！”由于他演得好，带动了其他两人，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本来这一带十几个村子和一条南北交通大道上没有墙头大标语，他和老团员一商量，用几个星期天的时间，在各村要道上都写上了抗日标语，使全镇抗日气氛一下子浓厚了起来。5月，龙山镇山下村遭敌机轰炸，毁屋伤人。事后，在他提议下，成立救护队，他任队长，请了一位医生教授救护常识和包扎技术。为了提高小学教师的教学水平，他发起举办教师辅导会议，把他们团结和组织起来，成了党联系群众的又一纽带。后来被教师们称为“进修班”，使教师得益匪浅。为了宣传和组织群众，他在学校内开办妇女夜校、农民夜校，并在这中间发展共产党员，为沦陷后组织抗日武装准备了条件。为了反对投降逆流，他推动镇长在“双十节”举行反汪反投降提灯大游行，镇公所指令各保参加，“战服团”团员动员农民群众，这一晚队伍长达三余里，灯火连绵，锣鼓喧天，口号声此起彼落。还排演了一个《打倒汪精卫》的活报剧，一路演去，大为轰动。这是当地一次空前的壮举，社会效果极好，许久以后，各村群众还谈论它的情景。在青黄不接时，米价高涨，他帮助镇长办平粜，使穷人得到了实益。1940年冬，在农民夜校基础上，在支部同意下，他支持和帮助“秘密雇工会”在春耕即将到来的有利时间，开展了一次向地、富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地富顽固分子曾以暗杀威胁，他一笑置之。这次斗争，虽因日寇在镇海登陆，人心不安，民族矛盾突出，在取得部分胜利后停止罢工，但这次自大革命失败以来，在镇北一带所进行的第一次斗争，对贫雇农的阶级觉悟、斗争意识、组织能力等的锻炼，都是很有意义的。
“血是不会白流的”
1941年4月19日，日军在镇海登陆，随之宁波、慈溪、余姚相继沦陷。中共镇海县工委根据宁属特派员的组织武装、坚持敌后游击斗争的指示，派共产党员李平、沈一飞、林勃、余也萍到思敬小学与支部负责人戚铭渠同志联系，筹组游击队。为了解决武器问题，他和大家商量秘密收缴龙山一个大资本家虞洽卿私家保卫团的枪，以里面有一个党员做内应，在一个晚上神不知鬼不觉地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搞到长枪20余支和一批子弹。这批枪支弹药，虽因在运枪途中不慎落入了慈溪国民党反动派之手，还牺牲了李平、沈邦祺、沈一飞三位同志，但他的机智果断却已显示出来了。他在安排好林勃、余也萍回江南后，对一个同志说：“血是不会白流的，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武装。”他已深感人民武装的重要性了。不久宁属特派员来了，直接领导了他的工作。他通过统战关系，打入国民党龙山区署为指导员。他以这个合法名义，为党办了不少“不合法”的工作，如安排和掩护我党人员；作地方党和“五支四大”的联系人；宣传我军纪律和战例，并帮助开好群众欢迎大会；在国民党军政头目开会准备偷袭三北地区抗日武装时，他巧妙地把情报送到我部，使部队免遭毒手……
为党掌好印把子
1942年初，第一个国民党镇海县政府江北办事处（简称“北办”）在敌伪“扫荡”和群众唾弃下垮了。5月间，国民党又建立了第二个“北办”。铭渠同志通过统战关系被委任为龙山区区长。由于“北办”主任张志飞和我党的密切合作，加上副主任李长来与一个指导员都是中共党员（连同铭渠同志在“北办”内成立了一个支部），执行了我党团结抗战的政策，因此，龙山区署就可放开手脚干了。铭渠同志在国民党的区公所里工作，有实践经验，他清楚国民党政府反人民的弊端，从而知道抗日民主政府应该怎么做。
1943年2月，抗日武装一部随张志飞去镇海江南，在柴桥镇遭到国民党定海部队围击，突围出来，但李长来牺牲，“北办”政治面目暴露，被撤销，张志飞被通缉。铭渠兼管庄市区工作。1944年4月铭渠同志任我党领导的慈镇县办事处主任（群众称县长）。1945年2月，任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镇海县县长，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在这三年四个月里，他在党的统一领导、组织下，夙兴夜寐，殚精竭虑，为慈镇（镇海）县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创立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根据情况经过党委讨论，在群众支持下，把基层政权建设得符合敌后抗战的要求。在三北地区，他第一个给乡镇长颁发了委任状。在我们控制区，乡村政权基本上掌握在党员、进步的群众骨干和开明人士手中，基本上做到廉政和政令畅行，不少人成了群众的带头人，有的还被选作出席浙东敌后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抗日时期，尚未发现乡镇长中有严重贪赃枉法或引敌作恶的事情。即使在接敌区或敌人据点所在地，有不少乡镇也在革命两面派手中；有些摇摆分子，也不敢为虎作伥与我为敌。他常常亲自帮助各区开展乡镇工作。通过狠狠打击流氓盗窃犯和聚众赌博者，使社会秩序安定，坏人不敢为非作歹，如果不是敌伪顽侵扰，真可称安居乐业。他抓救灾工作，使在敌伪顽扫荡、清乡、破坏骚扰下受到损失的人民得到资助，避免流离失所。他帮助山区群众组织打猎队，免遭兽害并成立了防敌防盗的山民武装。他认真救济生活困难的烈军属，妥善安排伤病员，使他们各得其所，避免冻馁，早日归队。
他根据党的“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和合理的征收标准，公平的分担率等原则，确定财经工作和税收政策，使大家比较满意。他也很重视对财经干部的教育，常说：“你把这个工作做好了，就是参加战斗，并有一半的胜利”！他根据海口行商大于陆地肩挑背负的行贩，分别安排力量，但都采取“一税制”，商贩称便。他要求税卡同志掌握政策，端正态度，帮助商贩解决困难，成为朋友，可向我们提供情报，为我们购办必需品。为了向殷实富户、商号、大单帮协商收取抗卫捐，他召开各种会议，反复宣传，在思想动员的基础上，由开明人士一带头，事情就顺利地解决了。对向外地的工商业者收取抗卫捐，他不采取硬性摊派方式，而是与在乡的代理人协商解决，很得好评。在公粮与田赋的征收问题上，他也是先做干部和各类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与减免税、奖励开荒、反对敌伪顽征粮、武装保卫秋收、反蚕食斗争等结合起来，群众在增加收入的情况下，也就愿意完成缴公粮任务了。为了使浙东银行发行的“抗币”顺利流通，他夤夜筹划召开会议，宣讲意义，要求带头使用。又亲自到市场和街上去察看流通情况，使“抗币”使用得以逐步推开。
他对毛主席关于文武两支队伍的建设和知识分子在抗日、革命中不可缺少的作用的指示，体会很深，因此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参与领导在三北地区首先创办的四期小教训练班（研究会），培养了许多教育战线上的骨干分子和民运工作者，有的成了乡、区干部。他积极参与三北敌后第一所由我党倡办的中学——凤湖中学的领导，使不少学生后来成为党、政、军骨干，有的在战斗中牺牲成了革命烈士。他积极倡议成立龙山区教育会，把全区教师包括接敌区教师在内都团结起来，并给予编写教材、组织联谊、调配教师、发放教育谷等的任务和权力，使教师政治地位和积极性迅速提高，不少人入了党，成了地方支部的文化细胞，提高了支部的文化素质。他精心培养区的文教指导员，帮助他们贯彻抗战教育、消除奴化教育。
他以政权名义，积极支持“农会辅导队”的工作，帮助成立农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积极支持开展减租减息、增资及改善妇女政治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等合理斗争，打击反动地主和豪绅的破坏活动。他深刻认识到政权的基础在于群众，建立在群众基础上的政权才是打不垮的。
“三三制”是当时政权工作中的一项基本政策。由于政权建立时间较短，而且战斗频繁，地区分割，游击性较大，没有全面贯彻执行。但在慈镇地区，也采取了其他措施加以弥补，如请民主人士担任区长或主任，乡镇长中不少由开明士绅、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小资产阶级代表或其他非党人士担任，县区干部中也有不少党外人士；“各界代表大会”、“政务扩大会议”，“士绅座谈会”“乡镇长联席会议”等等，都是为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共商抗日大事。所以“三三制”组织形式虽无，但“三三制”的精神是基本上实行了。
铭渠同志为党掌握印把子既是胜任的，也是成功的。他不仅掌好了县的印把子，而且还亲自帮助区里同志掌好区的印把子，他把政权真正与人民结合在一起。四五十年后的今天，当地父老们还在津津乐道“戚县长”的事迹。
为党紧握枪杆子
1942年5月，铭渠同志担任龙山区区长不久，我“五支四大”将从不抗日专扰民的国民党溃散的“游劫部队”那里缴来的枪械，交给龙山区署，成立了龙山自卫队，铭渠同志以区长兼队长。他兴奋地说：“过去因为没有武装，我们把得到的枪失去了，还牺牲了三人。现在有了自己的武装，我们再不能把它失去了！”他从血的教训中，深刻体会到只有武装起来的人民，才能最后打败武装的侵略者和武装的反动派。
1942年10月，龙山自卫队扩建为中队，不久，又扩建为大队。1944年4月改称为慈镇县大队（顽强大队），他一直任大队长。1945年5月成立三北特务营，戚任副政委，直至北撤。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在党的领导下，对地方武装的创建、扩展，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在龙山自卫大队上升为县大队后，他又亲自筹建了龙山、庄市、庄桥、沿山等区的常备队和武工队，使人民武装处处生根，对敌斗争处处开花。他也随着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战斗的胜利声名远扬，妇孺皆知。他的领导和指挥能力，既为战士所信任，也为群众所敬他本一介书生，没有进过军校，也没有受过军训。他怎么能带兵打仗？以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从战争学习战争”。他在学生时代，就熟悉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史绩，也许同是姓戚，所以特别崇敬，这就产生了一股学习军事当好指挥员的毅力和信心。他积极阅读有关游击战争的书籍，不断向军事干部请教。有一次林有璋带队来龙山，在谈话中他向林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突然与敌遭遇应如何应付？二是驻地遇敌突袭应采取什么办法？他就是这样，抓住一切机会，把别人的经验讨教过来。他经常跟部队一起行动，体验军事生活，以便在实战中提高打仗本领。与指战员打成一片，也加深了互相了解和战斗友情，增强了指挥效率。
三年多来，在慈镇地区除主力打了几次大仗，帮助打开局面，震慑敌伪外，由慈镇武装单独打或和主力共同打的比较大的仗就有10余次。如骆驼桥歼扰民“游吃队”何九峰部一个中队，何被俘。龙山区施公山袭击宋伪军，以少胜多，杀伤俘30余名，缴武器弹药，救出被俘同志多名；渡江奔袭长山区陈家湾反共害民的邱友三部，敌伤亡约10名，缴轻机枪一挺，步枪若干；袭击镇海城外洪桥伪军据点，俘上校总队长、日顾问等官兵28名；慈东马家桥伏击伪十师一个连，除营长带几个人骑马逃脱外，其余全歼；伏龙山下迎击进犯日寇，在我两面攻势下，敌伤亡多人，狼狈逃去；参加围攻掌起桥宋伪据点，迫使伪军200余人全部投降；团桥头伏击姚伪军，全歼其一个主力中队，除伪中队长带10来个人逃回宁波和死伤不计外，生俘百余名，缴获轻机枪两挺、长短枪90余支，自己只轻伤一人等等。在这些战斗中，铭渠同志都是积极的谋划者、指挥者或参与者。虽不免也有错误和失败，但他善于总结经验，善于接受教训，因而愈打愈内行，逐渐成为智勇双全的指挥员。慈镇地区是敌伪顽勾结与我较量的前哨，碉堡林立，还有敌机场和沿山坑道工事，环境险恶，斗争艰苦，这也锻炼了他应付各种情况的指挥才能。他有两句话：“情况要知己知彼，打仗要有勇有谋。”还有三条原则：“敌退我进，决不忍让；敌少我打，决不仁慈；敌众我避，决不莽撞。”这也许就是他和战友们常打胜仗的“秘诀”吧。
铭渠同志不仅会打仗，也注意贯彻党的敌伪军工作的政策和宣传攻势。在他兼任龙山自卫队队长时，就把宣传品贴到或投入姚伪军据点里。他积极配合敌工部门开展对敌宣传。布置据点里的党员和打入据点里去的同志一起开展交朋友活动，向伪军进行争取教育工作，获得了不少情报。在对敌宣传中先后来降日军官兵7名，后都成了“反战同盟”盟员，发挥了对日军的政治宣传作用。他还注意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争取工作，几次送路费或把他们进犯时被俘获的人枪，在进行了严肃的团结抗日教育后，予以释放和发还，使有的人不敢再来捣乱，有的人以后还做了些好事。
铭渠同志在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教育指战员保持高度警惕性，灵活机动，加强侦察和情报工作，因而部队未发生过被袭击包围而受损失的事。他还十分注意军民关系和部队的群众纪律。他知道这不仅是人民军队的本质，而且是部队力量的源泉和生存的保证。所以军民亲如一家，重伤员不能归队，群众甚至愿意招赘为婿。他在输送干部与战士到主力部队去的问题上，从不搞本位主义或地方主义，总是愉快地坚决执行，并且把强的送去，即使输送整个中队也不说二话。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主力部队的壮大和英勇善战，就没有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就没有慈镇地区。
铭渠同志所带的部队所以比较坚强，比较有战斗力，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每个中队都有党支部，每一个班都有适当数量的党员，在战时和平时都能起模范带头和桥梁作用。同时，思想政治工作，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也都抓得比较紧。定期上政治课、文化课，使战士为国为民勇敢作战的思想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官兵平等，干部以身作则，关心战士，他自己又以战斗作风、责任感、无私无畏的精神影响部队，使战士生活在革命大家庭中，从而转化成为不怕苦不怕死的战斗集体。
慈镇县区武装人数不多，武器也并不很好，但由于指挥
得当，战士作战勇敢，每每以绝少代价甚至毫无损失而取得胜利，所以声势很大，影响较远，敌人不敢轻视，常龟缩在据点内，不敢轻举妄动，而一经接触，往往不战而溃，“戚大队长”震慑敌人，而为人民所赞颂，党的枪杆子在他手里也就握得更紧了。
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统一战线”是我党三大法宝之一。在慈镇地区，铭渠同志就是善用这件法宝的领导人之一。他把统战工作与对敌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并为之服务。
慈镇邻近沪杭甬，交通方便，国民党统治较强，教育也较发达，因此有“五多”（商人和民族资产阶级多、知识分子多、小地主多、地方士绅多、国民党员多），这就指明了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早在刚入党不久的 1939年2月他就开始了“统战”工作的实践。那时他在思敬小学任校长，有一个王姓保长当校董，较年轻，有民族观念，因工作关系他们常相接触。他根据这位保长的特点，一面灌输抗日意识，一面帮助处理保务，使这位保长既佩服又信任，有事就找他谈。后来成为我根据地的一个可靠的关系，帮助购运物资，掩护和输送干部，最后参加革命。
他很重视争取和团结包括地方士绅在内的中上层人士，因为他们与各方面（包括国民党方面）都有联系，敌伪顽都在拉拢他们。因此，他曾说：“团结了他们就能影响整个中间势力以及外地工商业者，就能孤立敌人。”工作中他就把他们，特别是中心人物作为统战工作的重点，最成功的要数对龙山区朱祖燮的工作。他不仅在朱彷徨时，给以政治上思想上的关心，而且在困难时，给以经济上的帮助，不仅尊重其地位，也照顾其处境，不仅支持其工作，还推动其前进，逐步使之成为三北地区完全倾向我党的上层分子之一。朱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担任慈镇姚抗建工作推进会常委兼建设科长，在浙东敌后各界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召开时被选为爱国民主人士代表，因而带动了龙山区一大批唯朱马首是瞻的中上层分子倾向我们。铭渠同志还注意做好中上层分子家属的统战工作，请她们任妇女会理事等，这对中上层分子的争取很有利。经过他和其他同志的工作，基本上把中上层分子和其他中间势力争取过来。或使之中立，从而使敌人失去了农村“以华制华”的依靠，而国民党顽固派在农村的社会基础也基本上被摧毁了。
对原国民党镇海县政府“北办”主任张志飞的统战工作，是三北地区又一个更为成功的例子，铭渠同志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他既以自己的行动推动张进步，又从各方面尊重张的职权，特别在防止特务暗害，保护张的安全和秘密把张家属从国民党控制区接来等方面尽了心，使张很感动。以内因为主的内外因素一结合，张就大踏步前进了，最后参加了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铭渠同志把国民党区分部的党务人员和一般国民党员，也作为统战对象来对待，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态度，只要你不反共，不投降，就不触动，对他们的日常行动也不加干涉，而且都给以生活出路和各种抗日救国的机会。
铭渠同志对知识分子（包括教员）工作，十分重视，他（她）们也大都走上了抗日、革命的道路。也注意对商人、中小地主及帮会势力等的统战工作，把可以团结、争取的力量都吸引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来，经过他的教育和帮助，大都程度不同地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铭渠同志不仅自己重视统战工作，还教育区委干部也注意贯彻。他对一位区干部说：要认真学习有关统战工作文件，认真参加乡镇长、地方士绅会议，熟悉他们，向他们做工作。在他看来，不做统战工作的同志，就是不称职。在他的推动下，区里的统战工作开展起来了，从而也推动了工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总政策，许多具体政策和工作方法都要符合这个总政策。铭渠同志以他自己的工作精神、作风、毅力和对各类人的不同的统战工作，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增强了人民对我党我军的信仰，从而确保了抗战的胜利。
搏浪排险，北上意志如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党中央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我军主动撤出包括浙江在内的8个抗日根据地。9月30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和地方党政干部奉命北撤。
三北特务营和慈镇两县机关、部队为东区渡口最后北撤的队伍。铭渠同志就在这支队伍内。在此之前，他已为北撤的准备做了不少工作，诸如筹款、找船、侦察敌情；以棉粮回收抗币；与留下坚持斗争的同志谈话并作具体安排；对精简遣散人员的动员；对军烈属、伤病员的安置；对群众进行解释教育工作等等，半个月来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他是最后一个离开镇海的。
1945年10月7日傍晚，铭渠同志等登船出海，告别浙东。他和谢仁安、王杰三、毛元仁等干部及地方武装一个排共约40人在一条船上，有船老大4人。还有7条船分载三北特务营和慈镇两县干部和部队。开船不久，即遇大风，乌云奔腾，船身颠簸，船队被打散，联络灯光声响等也失去作用。全船同志呕吐起来，铭渠支撑着到甲板上察看情况，甲板上战士也因晕船而躺倒了，被服全湿。船工们也十分紧张。风愈刮愈大，大雨如倾，船似乎随时有被掀翻的危险。船老大问铭渠：“怎么办？”言下之意想往回走。铭渠疲惫不堪，但仍非常清醒。他斩钉截铁地答道：“船队都在前面，我们决不能后退！”他又是鼓动，又是安慰，又是感谢，把船工们的劲鼓起来了。他送了些干粮和香烟给他们，表示慰劳。拂晓到达一个小岛，已有两艘前哨船在，暂行停靠。三条船百十号人，都被大风浪搅得头昏脑涨。开了干部会，作了各种准备。铭渠仍思维敏锐，怕船老大开船走脱，就安排干部管好船只，优待船工。寒秋夜冷，同志们紧挨而睡。铭渠经常半夜查哨，白天又往来巡视，找船老大谈心，因为他知道此时此地船和老大是前进的依靠和希望。就这样，在小岛上待了三天三夜。
第四天10月11日，风浪平息，三条船即起锚向北进发。下午，突然一艘国民党兵舰向铭渠等所乘的船驶来，避已不及。其他两船已见机驶走。船老大慌乱起来，提出调舵，戚和谢仁安紧急商议后立即制止。一面要船继续前行，说明应付方法；一面命令舱内同志不准上甲板；甲板上的部队立即用东西伪装好，准备战斗；文件等销毁抛入海中；动员全船保持镇静，听从命令，不准乱动，准备为革命作最后的斗争。戚和谢、王等伏在舱口缝里监视敌人行动。船老大见此情况，也镇静下来，觉得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敌舰靠近，炮口对着帆船，敌人居高临下，察看了一番，大概因全船没有惊慌失措，又只有一条船，认为是一条渔船，就放过了。一场生死搏斗就在同志们沉着无所畏惧地应对下避免了，领导干部的决策和态度起了重要作用。
两小时后，船到达浦东马勒港外，只见大船很多。铭渠问老大是不是浦东船，老大说不是。他正在疑虑，大船上突然机步枪向他们船只射来。情况不明，形势紧急，距海塘百余公尺，退已不能。铭渠等立即命令部队涉水登陆，抢占滩头，放出侦察，掩护全船同志上岸。待上岸后，侦察人员报告说是浙东纵队第二旅，因船只不够，想征用民船。铭渠才放下心来。第二天到达奉贤县城，失散的两条船也到了。
铭渠同志素有冷静、机敏之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过去曾有几次都在他的沉着应付下化险为夷，这次海上遭遇，不过是这种品质的继续而已。
为了人民解放转战千里
1945年11月，铭渠同志随部队编入新四军第一纵队（后为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任政治部秘书、支部委员。翌年任秘书科长、支部书记。以后历任敌工部副部长、民运部副部长，一纵赴淮北路东工作队队长，一纵“三查三整”学习营第一营营长，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一支队干部队队长。1949年4月，任民运部部长。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他既拿笔又拿枪。他为首长写过许多文告指示、信件、决定、命令、资料等等，往往深夜还在蜡烛或油灯下赶写，早晨又按时起来，白天工作决不含糊。正如一个同志说的“他睡得最少，工作最多”。他非常注意群众纪律，每次部队转移时，都要在宿营地亲自挨家检查，征求意见，常走在最后。
有些老同志回忆起这样几件事：行军中，他的肩上常比别人多几只米袋。他身体并不好，但帮助人却是比他的身体更重要，他为一个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找了个对象，又代办了“喜酒”。该同志在战斗中不幸被俘。他几次安慰其妻，要她等待。不久，该同志逃回，夫妻俩非常感激。他有代步工具，但常常让给病号或别人骑，自己乐呵呵地一走几十里。1947年七、八月间，华野为配合刘邓大军南下，与敌周旋在鲁西南，战斗频繁，跑路极多，鞋子很容易损坏，有的战士就赤足走路。他见了脱下自己的鞋子坚持要让给别人穿，自己用布裹了脚走，血泡累累，也毫不在意。诸如此类的事迹很多。有的同志写道：“在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下，他的忠诚、负责、热忱、律己，都使人印象深刻。现在每当念及，总潸然泪下！”
也有一些老同志回忆起另外一些事：1947年3月，宿北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由于铭渠同志在组织群众支援前线、抢运伤员中的出色工作，受到纵队首长记功嘉奖，他成为团以上干部最早受奖的两个同志之一，这是很大的荣誉。1948年年底，砀山战斗中，我军为了攻城，须扫清前沿障碍，不免要危及近城民房店铺。铭渠在前线，为了人民利益，仔细观察研究，积极建议部队减少群众损失。老同志至今还赞扬道：“他为人民的赤诚之心，永放光芒！”
解放战争期间，他和部队转战千里，参加了有名的孟良崮、淮海、渡江、南京和解放上海等重大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上海解放后，他所在的部队负有警备上海的任务，他仍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不骄不躁的作风，曾对人说：“胜利了，居功自傲是可耻的！”他要求同志们严格执行约法八章和群众纪律，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使集体得到好评。当时，上海市民慰劳解放军的物品很多，他是民运部的领导，但从不先取，也不取好的，更不多取，只是在大家分余的东西中分得一些。他在访问亲友和同乡时，从不坐部队里的小车。两位小学里的同学住在离驻地20里以外，他步行去看他，使这两位同学十分感动，也进一步增强了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衷心拥护。从同学口中知道有位老师生活困难，他就把平时积蓄起来的津贴费寄去，使这位老师久久难忘。他在和人们交谈时，只宣传党的政策，从不夸耀自己。在悼词中人们才知道他曾在解放战争中立功受奖和在抗美援朝时获得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1950年铭渠同志兼任人民解放军二十军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后又任二十军复员委员会副主任和党委副书记。11月，在党的号召下，为了抗美援朝，他以带病之身，谢绝一切劝告，赴朝作战，以高昂的战斗热情，带着干部在冰天雪地中步行了17天赶到前线。1951年1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军秘书长，3月，调后勤部政委、党委书记（1952年8月在军党代会上被选为军党委委员）。当时，在现代化战争中如何做好后勤工作，尚缺乏经验。军首长在任命他时，期望他克服困难，赶上战争要求。他也知道这个工作的意义，全军的弹药、粮食和伤病员的运送系于部长和他两人身上（后来部长牺牲，担子全在他一人身上），对夺取战争的胜利关系极大，他决心全力以赴做好这个工作。业务不熟，办法仍是“从战争学习战争”，他发扬集体智慧，明确分工，很快使后勤工作理顺头绪。他先后参加了几次重大战役，后勤工作没有出大毛病。第五次战役胜利后侵朝美军发动“闪电战”，逼近军后勤部兵站与医院，敌人炮击飞机炸，形势非常危急，他临危不乱，发出“与伤员共存亡”的口号，一面组织指战员准备战斗，一面动员一切力量迅速转移伤员、辎重，自己奋不顾身前去与军部联系上，在炮兵支援下，终于全部撤出，未受损失。他连续奋战几日几夜，保障了前线部队的需要。一位亲身参加过第五次战役的老同志说了这样一件动人的事：他们团在完成任务后撤途中遇上熟悉的铭渠同志，知道敌人反扑，敌伞兵在后方降落，前后受敌，须绕道而行，当时形势不利，后勤部保卫力量不足，这位同志提出留下一支部队掩护撤退。铭渠同志坚决不同意，说：“你们已由后撤转为阻击，非常需要兵力，不能再削弱。”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他严肃地说道：“这里是我的任务，你们的任务是保存力量，火速回队迎接新的战斗。”硬是把部队“赶”走了。他的这种大公无私的全局观念和临危不惧的战斗风格，使这位老同志终生不忘。
后勤工作任务紧迫，非常艰苦，同志们都能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和热烈的工作情绪，这与铭渠同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具体帮助、不断教育有很大关系。他常在下面转，只要一发现工作上或倾向、情绪不对头的地方，就抓住不放，直到办好或纠正为止。第五次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时，后勤部遭到敌机轰炸，伤亡较大，思想波动。当时他在军部开会，闻知后立即赶回，安排好一切善后工作后，就组织共产党员和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并深入到各个部门，进行具体帮助，交代任务、方法，迅速把部队情绪稳定下来。
如何维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形象，也是他经常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他告诫后勤工作的同志：“我们是在唇齿相依的友邦，是代表中国人民的，绝对不能容许有侵犯朝鲜人民利益和违反纪律的事情发生。”因此他把部队对群众的纪律抓得非常紧，经常亲自一家家进行检查，有时亲自打扫搞清洁工作。后勤部朝鲜族同志有牺牲的，必亲自过问，隆重悼念，立碑纪念，朝鲜人民看了也感动不已。1952年10月，志愿军要换防回国时，朝鲜老乡拉着指战员依依惜别，有好些人痛哭失声。由于铭渠同志在抗美援朝中卓有成效的工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他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朝鲜战争中，美国长期占着空中的优势，飞机狂轰滥炸，使后勤运输工作受到极大威胁。靠着朝鲜人民和全体同志的忘我工作，使运输线始终保持畅通，保证了前线部队的弹药、粮食等物资供应，保证了伤病员的安全转运和治疗。“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条运输线是建筑在人民军队与中朝人民群众之间的，因而是一条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它保证了每次战役战斗的胜利。
在这条运输线上与铭渠同志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在得知他逝世的消息后写道，我们流着泪呼唤：“戚政委，我们永远怀念着您啊！”
解甲编书，雄风不减
1953年铭渠同志自朝鲜回国后，上级强令他到南京军区总医院治病及疗养，其间他又参加和领导了所在部队的“三反”运动。1955年，中央军委授予他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军衔，获得二级解放勋章。1957年2月，因身体关系转业到上海飞机制造厂任党委书记。12月转入上海市出版部门，先后任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支部书记、副主任、副总编辑；新华书店上海市店负责人；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辞海》编辑室主任、支部书记；上海市出版局党委委员、监委委员、副局长兼上海古籍出版社党委书记、总编辑等职，直至 1983年12月离休。在长达26年的编辑出版工作中，他经历了学习的艰苦，创业的艰辛，文化大革命中的艰难，重建的喜悦，为我国古籍的发掘、整理和出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过去虽爱好和接触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作品，但毕竟没有广览博采和深入研究，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担任上述工作，自然困难重重。但他有一颗为党的事业勇往直前的赤诚之心，屡经困难，从未低头。他的作战方法仍是：“从战争学习战争”！向书本学，向行家学，向同志们学。他比别人多用一倍甚至几倍的时间，汲取古文知识，钻研出版业务，逐渐使自己从外行步入内行之列，使专业者也为之折服。他逝世后，一个同志在纪念文章中写道：“他是一个值得人怀念的有良好素质的总编。”这个从外行到内行的艰苦学习过程，也就是他从不完备到完备的艰辛创业过程，许多规划和设施等，都是他和同志们一起搞起来的，他对这个事业充满着感情并为之鞠躬尽瘁。
他肩负党务和业务两副担子，和同志们一起千方百计把古籍出版工作向前推进。他既抓人事管理，又抓编辑发行；既重视提高，又重视普及；既注意古典文学，又注意史学、哲学。他常采取了解（把有关方面弄清楚）、调动（把干部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发动起来）、组织（力量配备好）、坚持（完成预定目标）等群众路线的方法开展工作，卓有成效。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遭受迫害，在很长时间里处境十分艰难。但他保持党性，沉着应对，在力所能及的地方，为党的出版事业做了不少在当时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他鼓励和他一起劳动的同志要坚信社会主义、坚信党，曾说：“谁要开除我党籍，我就要拼命！”他冒着风险请“靠边”的老同志出来工作，在“四人帮”的爪牙追查时，他独自承担责任，掩护了其他同志。他几次义正词严地拒绝造反派外调人员要他证明某人为“叛徒”“变节者”，虽遭胁迫，不为所动。在为有些老同志作证时，从不说违心的不实之词。他还为老区受诬害的已牺牲的老战友大声疾呼，要求恢复名誉，恢复墓葬。在《辞海》编辑所工作时，面对“四人帮”的淫威，他绝不随声附和。对于“四人帮”以他们的尺度故意贬诬或吹捧的，就采取拖着不办的策略，无声抵制。他曾对人说过：“《辞海》似海，堕进去就别想洗清。”虽然如此，也不免受到种种限制。在清理所谓“黑书”时，他不怕引火烧身，把许多好书以各种借口保护起来。
“四人帮”垮台，他十分喜悦，被压抑的思想和心情得到了真正的解放，他重新挑起了领导担子，对党的决定指示坚决贯彻，特别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拥护。在清查复查工作中，他摒除一切错误的思想顾虑，把党的政策和本单位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果断地实事求是地使不少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使一大批同志获得平反，错划“右派”的也得到纠正，平反的人都得到妥善安排，使党的威望重又深植于群众之中。与此同时，他还为许多受冤屈的老战友写证明，作呼吁，并救济生活困难的家属。在业务联系上，他倾全力于纠“左”和肃清“四人帮”的遗毒，这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大工程，许多地方被“四人帮”搞乱了，都要正本清源。他排除“畏难”“余悸”心理，坚定地提出：“不碰不行，既然看出了错误，就得纠正过来。”他的坚定态度使人们勇气大增，敢于工作。他又任劳任怨，亲自动手苦干。在领导和群众两个积极性结合下，许多看似困难的工作就开展起来了。其中，他特别重视的就是坚持出版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把好政治关，这是出版质量方面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他重视中青年干部的培养工作，采取各种可能和有效的办法，如学习、讨论、讲座、传帮带、查书、评议、把好审稿关等，推动青年们成熟起来。他要求青年党员加强党性锻炼和组织观念，他自己处处带头，组织生活从不无故缺席。他与其他同志一起，努力造就了有一定水平的作者和编辑两支队伍。
他重视编审人才和知名人士的团结工作，竭诚相见，热情关怀，以自己的公心与自律，协调上下左右关系，使人尽其才，一起前进。
他在审核取舍稿子工作上坚持原则，绝不徇私，不管是谁写条说情，一概不予通融，即使受恶意中伤，也不改变态度。
他克己奉公，专门利人。不要作者、编者赠书，不搞任何特殊享受，分房不及己（两间破旧公房住到去世），取暖坐车想到别人，电话也让大家使用（理由是“不充分使用就是浪费”）。从来没有以权谋私，为亲属谋利。别人有正当要求，又热情帮助，例如为旧交审阅一部专著，他花了3个月时间，写了2万多字的修改意见，使这位旧交非常感动。有人评价他这种做法：“绝非矫揉造作，而是性格使然。”
他生活节约，清廉自守，从不居功自负。他饮食简单，穿着简朴。他对自己近于“吝啬”，对别人却很慷慨。他对己如此，对公更为节约。“革命本色一以贯之，到老不变”，这是人们的一致赞叹。从事出版工作几十年，经历过许多艰难，他锻炼得更加坚强和成熟了。他主持编辑的许多古典书籍和当代学术著作等以及其表现的风格，做过的事情也已无法用笔墨来尽述了。一位熟悉他的同志这样给他概括道：“他处处以革命的精神对待革命的工作，几十年一贯制。”“他过目的文稿不下数百万字，他是个不是著作者的著作者，不是编述者的编述者”。
几十年的病号
不了解铭渠同志身体的人，看着他工作的劲头和说话的精神，谁会相信他是一个患病几十年的病号呢？但只要仔细审察他的面色，就又会发现他是满脸病态！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已脸色黄黑，肝部有病。解放战争时期，肝病加重，有人见到他常用手按着肝区工作；白天行军有时从马上摔下来。抗美援朝期间，有人这样描述他的病体：“身体越来越虚弱，腰不能挺直，走路连脚也提不起来。”“望着他拖着沉重而疲乏的脚步匆匆离去，我真担心他会随时倒下来！”同志们劝他回国看病，他却又笑着拍一下胸脯说：“这里面的机器运转得不是蛮好吗？”从朝鲜回国后，上级强令他住医院，那时肝硬化已很严重，医生曾预言他只能再活三年。他却仍毫不在意，一心要求工作，不愿休息半天。后来又增加了肾结石病，脸部浮肿，照常超负荷工作，绝无沉疴缠身、萎靡不振的神态。他要别人注意身体，却对自己毫不在意；他非常关心别人，却从不关心自己，病假单锁在抽屉里一叠（逝世后才发现）。大热天他带队外出调查、开座谈会，别人劝他休息，他笑笑说：“我与肝病打了几十年交道了，积几十年之经验，深知它欺软怕硬，对它硬，它就奈何我不得了。”后来又患小中风，手脚不灵活，但仍力疾从公，毫不松懈，慢慢总算有了些好转。后来又患了前列腺癌（一发现已到了中晚期），他依然谈笑风生，乐观如常，忙于工作。直到动手术后，他才在一位老战友面前吐了一句：“早些休息，不至于这样快！”这种长期与病魔作斗争的毅力和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精神，是他的极可贵的革命品质的一部分。他在一篇材料中称自己“永远是战斗队的一员”。他是贯彻始终的。
是什么力量支持他患病几十年却战斗和工作几十年呢？是党赋予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为谋取祖国强大和人民幸福的责任感，是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的坚定的革命人生观。这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是一个值得老、中、青年们学习的硬汉！
“我的时间不多了”
1985年，他因癌症先后动了两次手术，才不得不离休。人离休了，思想却永远未离休，他开始了新的工作历程。几年来，他先后写了20余篇革命斗争回忆录、党史资料和纪念文章，有20余万字。帮助党史办和别人修改的稿子、纠正的错误、提供的资料和建议，就更无法计数了。他修改稿子总是一丝不苟，能够看出别人所不易看出的问题。他不仅自己写，还提出题目发动大家一起写，他说：“我们不写没人写了，应当珍惜革命史绩，它也可以创造明天。”受他影响开始写党史资料的不乏其人。为了弄清一个历史资料，往往多方面调查核证，直到解决了才罢休。有时他搞错了，等到查明就立刻纠正，并承认错误。这种真诚负责的作风，使几位老战友都赞赏不已。为了支持党史办的工作，他以病弱身体，带着急救药品赴镇海参加党史座谈会。他对浙东几个县的县志工作也竭尽其力，写了和提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和建议。所有这一切都对立好立准立全党史和县志起了积极作用。他去世后党史办同志难过地说：“是党史工作的一大损失！”
人虽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依然关心着出版工作，按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会议，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在出版物中一发现差错就立即指出，决不偷闲。他天天看报，有时不免有些差错，重要的他就写信给报社予以指出。他把一切党的工作都看作自己的工作。他把自己的生命和时间、兴趣和爱好都和党的工作融合在一起。
他对老战友说：“我的时间不多了！”他对儿女们说：“我活着是以天数计算的”，言外之意就是：所以要加倍工作，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多干一些。多年来他极少旅游，就是为了可以多干一些。这是他一生的胸怀。他常为国家大局考虑很多，他给一位老同志的信上写道：“几年来有些人乘改革开放之机，贿赂成风，浪费惊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实堪痛心！党内有些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也头脑昏沉，谬论百出。如何结合整党吸取教训是个大问题。”可见他已经预感到危机的存在了。他的心，他的喜怒哀乐是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脉搏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一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
1990年2月10日上午7点，铭渠同志逝世于上海华东医院。奉献了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的一生。
逝世前一天，他还惦记着一位去世的老战友的纪念集子尚未印出来，还计划着出院后的工作。他是带着为党继续工作的愿望而离开人世的。
逝世时，他没有一件好衣服，脚上还穿着打补丁的破袜子。他留给儿女的只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几箱书籍和一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火红的赤子之心。革命先辈方志敏曾有这样一段话：“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他始终践行这样的精神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生前，人们赞佩他的生；死后，人们又痛惜他的死。许多唁函、挽联和话语都表达了这种深深的感情。他是人民的儿子，他给人民留下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人民的儿子”，这是一个平凡的称号，但它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的崇高的感情。历史将永远为毫无二心的人民的儿子歌颂！
鲁迅说过：自古以来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们现在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新的中国的脊梁，铭渠同志就是这样的一个。让我们活着的人和未来的人都能像他那样成为新中国的脊梁，肩负着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使命前进！向着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坚定地走去。
1991年12月
（选自《风范——戚铭渠同志纪念文集》，作者系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镇海县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