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规划和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要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由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里就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困难谈一点看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 卷中曾说过，“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extensive）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intensive）上扩大。”所谓经济的增长方式问题就是从马克思的这个论点引出来的。在苏联和中国，60 年代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外延的经济增长又称为粗放的经济增长，它是靠增加劳动的投入而实现的，内含的经济增长又称集约的经济增长，它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实现的。进一步说，增加要素的投入而实现的经济增长是外延的经济增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实现的经济增长是内含的经济增长。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来看，经济的增长方式逐渐地由以外延的增长为主向以内含的增长为主转变。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主要地甚至完全地依靠增加要素的投入，特别是劳动的投入；在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则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后者则是靠技术进步、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管理的改进等等因素实现的。中国近来在讨论经济增长方式时，许多人不仅从上述意义上理解外延的（或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内含的（或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进一步把浪费资源、生产品质低劣、污染环境等等不良的生产和经营都称为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其实这两种理解是有区别的，而且其意义也是不同的，我已在别的文章中谈过，这里不论述，只想从前一种理解谈谈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困难。我之所以要谈谈这个问题，是因为近来在中国谈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文章很多，读后使人感到，似乎中国在短时间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得很快，但它主要是依靠增加要素的投入，特别是劳动的投入而实现的。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大约60%～70%左右是靠增加劳动的投入而实现的。依靠增加劳动和其他要素的投入来实现经济的增长，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外延的经济增长与内含的经济增长相比，一般地说耗费资源多、技术进步慢、经济效益低、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慢。因此，为了使中国实现现代化，逐渐赶上发达国家，必须逐渐地由以外延的经济增长为主转变为以内含的经济增长为主。但是，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需要经历相当长的过程，其主要困难是：
第一，中国人口众多，人口的增长率至今仍达每年10.55‰（1995年），每年净增1300 万人左右（1994 年净增1333 万人，1995 年净增1271 万人）。解决就业是中国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不仅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要就业，而且还有为数巨大的已有的劳动年龄人口要就业，仅今后10 年在农村需要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的劳动者就达2 亿人，在城市的国有企业单位中也有大量潜在的过剩的劳动者要就业。人口的这种状况注定了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以外延的方式为主来实现经济的增长。与此相适应，中国必须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下，虽然从一个一个企业来看劳动生产率很低、难以提高，但从全社会来看，仍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在农业、国有企业中过剩的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甚至是负数，如果这些劳动力能够转移出来就业，摆脱潜在失业的状况；如果那些新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或城市中现有的失业人口得以就业，即使他们就业于劳动生产率低于本产业平均水平的企业，这些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由零甚至是负数变为正数，从全社会来看也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说，从全社会来看，外延的经济增长中包涵有内含的经济增长的因素。在中国，有些人在谈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时，无视中国的这种实际情况，看不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这一巨大的困难，这是不对的，也是有害的。我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轻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意义。中国要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即使为了增加就业也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就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产品用于增加人民的消费和增加积累以扩大生产。各个企业都应该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无疑的。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能限制甚至排斥建立和发展一些在某个行业中低于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企业。因为这有助于增加就业。由此可见，在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虽然是必要的，但却不能操之过急，实际上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
第二，中国是一个资本严重短缺的国家。要发展经济必须投入巨额的资本。如果不考虑管理的因素，一般地说，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内含的经济增长要求投入的资本比通过增加劳动的投入来实现外延的经济增长要求投入的资本要多。因为，在这两种增长方式下，劳动者所需装备的资本的数量是不同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一般地说，要求增加更多的资本的投入。但是，中国恰恰是一个劳动资源极其丰富（这里先不考虑劳动者的素质）而资本严重短缺的国家，中国大量引入外资，外资在中国兴办了大量技术层次低和劳动密集的企业就说明了这一点。资本的严重短缺，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巨大困难。中国必须发展一些占用资本少却能增加更多的劳动者就业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其所属产业的平均水平。当然，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建立和发展一些占有资本多、且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但与此同时，却不能不顾资本短缺和大量劳动者需要就业的现状。中国要实现由外延的经济增长为主向以内含的经济增长为主的转变，需要经历长时期的资本积累的过程。
第三，中国面临技术进步的障碍。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实现经济的增长，往往要求技术的改进和创新。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改变目前技术落后的状况。中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会遇到技术进步的巨大障碍和困难。这种障碍和困难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机器难以取代劳动者的困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精辟地论述过，资本家只有在使用机器的费用比使用工人的费用更低的条件下才会用机器去取代工人。在中国，要用机器取代工人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困难在于，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几乎是无限的，因此工人的工资很低；相反，机器设备的供给是短缺的，价格高昂，在此条件下，有不少企业（特别是那些更多依靠工人技巧的企业，产品质量不高的企业）宁愿多用工人，而不愿多用机器设备。即使是外资在中国举办的企业，也有不少宁愿多雇工人，不愿多有机器设备的。这种状况自然会改变的，工人的工资会提高以致劳动力变得昂贵起来（在沿海一些地方正在发生），机器设备会变得越来越便宜，但对中国来说，要使机器能大量地取代工人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以内含的增长为主，尚需很多时间。
（2）资本的短缺。这点已如上述。需要补充的是，技术进步有多投入资本的技术进步，也有节约资本的技术进步。例如，电子计算机的飞速发展不仅使计算机本身变得越来越便宜，从而越来越节约投入于采用计算机上的资本，而且它又推动了采用计算机的各种产业的资本的节约。这种技术进步无疑会促进用机器设备去取代工人，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作为后进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现代技术进步的成果加快先进技术的采用，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一些产业部门和企业来看，这种进程正在发生，但是，也应看到巨大的就业压力仍是难以克服的障碍和困难。
（3）劳动者的素质低。采用先进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求劳动者具有相应的素质，能够掌握先进的技术。中国劳动者素质低，则是采用先进技术的一大障碍。中国成年人中文盲和半文盲为数仍不少（在1990 年农村就业人口中占36%）。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短时间内大多只能从事一些技术要求低的工作（如缝纫、建筑、原料的简单加工等），鉴于劳动者的这种素质状况，即使不考虑其他条件，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非易事。
第四，中国的经济体制尚在改革中，尚未建立起能促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在中国已有很久了。60 年代讨论过，改革以来更是反复强调其必要（有时并不是直接运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虽然，如上所述，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是短时间所能做到的。但确实我们也看到，在一些有条件或者应该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的产业，企业往往技术进步仍然缓慢，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经济效益低的状况未能改变。这里的最大障碍和困难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
我们看到，原苏联经济的增长一直都主要是依靠增加劳动的投入、或者进一步说主要是依靠增加各种要素的投入，而主要不是依靠技术进步、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者说全要素生产率。当苏联的劳动力资源和其他要素充裕时，这种增长方式曾使苏联的经济得以高速增长，而当要素短缺越来越严重时，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大幅度下降了。从60 年代起苏联就想改变这种状况，但都未能成功，其主要原因也在于计划经济体制。
这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制，就企业来说，企业自身没有努力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力，因为企业没有追求最大资本收益率的激励机制，企业外部不存在迫使企业努力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压力，不存在关系企业生死存亡的竞争机制。在其他方面也不存在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制。
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经济机制正在形成。但真正形成这样的机制还要经历较长的时间。首先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展缓慢，至今还未改革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自身的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激励机制尚未形成。这同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历史上形成的各种制度的难以改变有密切关系。其次是尚在建立中的市场还很不完善，对国有企业来说尚未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再次是政府的行为尚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是中国的重要的投资主体，但政府并不对其投资决策承担风险，其中不少投资是低技术水平的重复，或者是低效益、零效益甚至负效益的投资，不仅无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甚至也无助于就业的进一步增加。经济体制的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重要前提。在这方面还有许多事要做。前面谈到的一些困难中有些（如技术进步）也与来自经济体制方面的困难有密切关系。
我在前面谈了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种种困难，是为使人们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困难有清醒的认识，从而能够制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逐步地推进这种转变。看不到这些困难，或者提不出正确的政策和办法不仅无助于此，而且会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造成损害。
1996 年6 月28 日晚10 时于北京飞往洛杉矶的旅途中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日本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部于1996 年9 月9 日在北京举办的研讨会上的发言，收录于《立命馆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纪要No。66，现代日中经济结构的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