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兼文学翻译家，又是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文艺批评家。他和鲁迅、郭沫若是鼎足而三的文学巨匠，为我国现代文学运动奠定了基础。他对新文学历史的贡献是卓越的，多方面的。1983年3月27日到4月3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首届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在茅盾研究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茅盾研究的崭新局面已经到来。为了响应这次会议“开拓茅盾研究新领域”的号召，我不顾谫陋，想就茅盾对新诗发展的贡献谈些浅见，抛砖引玉，求教于国内的专家和读者。
对初期白话诗的倡导和关注
“五四”时期，鲁迅用他的《狂人日记》等振聋发聩的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郭沫若用他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诗篇，崛起于诗坛；茅盾则是以文学评论家、外国文学翻译家和刊物编辑家的身份，走上了文学道路。除了在文学上各自的主要建树外，他们对于新诗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郭沫若自不待言，鲁迅在1918年也写了一些新诗，为当时寂寞的诗坛敲过“边鼓”；茅盾虽然没有写过新诗，但为了初期白话诗能够在古老的中国扎下根来，披荆斩棘，做了大量的拓荒工作，可以说，他是中国新诗的倡导者之一。
茅盾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开始专注于文学，翻译和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为的是给“创造划时代的新文学”提供借鉴。出于同样的目的，他也翻译介绍了不少外国诗歌。计有：《阿富汗的恋爱歌》、《匈牙利国歌》（斐都菲著）、《杂译小民族诗》、《“假如我是一个诗人”》（瑞典巴士著）、《乌克兰民歌》、《佛列息亚底歌唱》、《塞尔维亚底情歌》、《塞尔维亚底情歌（续）》、《永久》《季候鸟》《辞别我的七弦竖琴》（瑞典泰伊纳著）、《祈祷者》《少妇的梦》（散文诗，阿美尼亚西曼陀著）、《东方的梦》《什么东西的眼泪》《在上帝的手里》（葡萄牙特·琨台尔著）、《浴的孩子》《你的忧悒是你自己的》（瑞典廖特倍格著）、《南斯拉夫民间恋歌（四首）》、《乌克兰的结婚歌》、《花冠——乌克兰的结婚歌》、《乌克兰的结婚歌（二首）》、《恋爱——一个恋人的日记》（丹麦维特著）。可以看出，茅盾很注重弱小民族的诗歌和外国民歌的译介，因为它们既能振奋中华民族的精神，又能为初期白话诗的创作提供借鉴。
茅盾是从1921年元月起负责编辑《小说月报》的。他一上马，就对这个刊物实行全面的革新。在《＜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他宣称“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新之方法”，在“译丛”栏实行“说部，剧本，诗，三者并包”的方针。在他主编《小说月报》的两年内，刊登了不少文学研究会同人和他自己的译诗，还开辟了“海外文坛消息”的栏目，由他负责编写。由于他“采的内容包罗万象，很得关心外国文坛近况的读者的欢迎”。所以，1923年他不编《小说月报》后，接编这个刊物的郑振铎仍然要求他把这一栏目编下去。他一直到1924年6月才结束了这个专栏，共写了206条消息。在这些消息中，有不少是介绍外国诗坛动态和诗人情况的，如介绍了苏联、荷兰等国的情况，报道了勃洛克（苏联）、伐佐夫（保加利亚）、奥斯柴支（斯罗伐克）等诗人的死耗，并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及创作，等等。
此外，他还撰写、翻译了许多文章，评介外国一些著名的诗人和作品，评介的诗人有济慈、拜伦、彭斯、裴多菲、马雅可夫斯基等。1923年发表的《匈牙利爱国诗人裴都菲的百年纪念》一文，是继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之后评论裴多菲的一篇重要文章。前面提到的裴多菲的那首《匈牙利国歌》（即《民族之歌》），就是茅盾第一个把它介绍给我国人民的。鲁迅于1925年也曾经翻译过裴多菲的五首短诗。为什么这两位新文学的开拓者如此推重裴多菲呢？就因为他是爱国诗人，他的斗志“能鼓动青年战士的心”，而当时灾难深重、风雨如磐的中国正需要“富有反抗精神的震雷暴风般的文学”。
与鲁迅和茅盾相反，当时曾经出现一种贬抑翻译的论调，有人说看外国文学作品“不如看原著，一经翻译就没有味道”，还有人认为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等等。鲁迅和茅盾针对这种论调，都先后予以辩驳，阐述了翻译的重要意义。鲁迅指出：“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对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茅盾对译诗的意义作了强调，认为外国诗的翻译可以“感发本国诗的革新”。他说：“我们翻开各国文学史来，常常看见译本的传入是本国文学史上一个新运动的导线；翻译诗的传入，至少在诗坛方面，要有这等的影响发生。”“据这一点看来，译诗对于本国文坛含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将有新兴文艺蹶起的民族，含有更重大的意义。”在外国诗歌影响下，“五四”时期白话诗的兴起，就是一个明证。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们前两年又听到贬抑翻译的老调重弹，有人说，学习外国诗歌“应该去学原作”，通过译作是“学不出什么名堂来的”，翻译诗歌“实属徒劳无益”，云云。此论之谬，无须笔者辩驳。我们的文学前辈有容纳百川、“取精用宏”的恢弘胸襟，他们采取“拿来主义”，汲取他人的优长化为自己血肉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一切在翻译领域长期辛勤耕耘、严肃劳动的同志，都值得我们尊敬。
在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茅盾除了注重外国诗歌的翻译介绍以外，还热情倡导、扶植白话诗的创作。据统计，1921年《小说月报》发表新诗十首左右，其中有叶圣陶的《感觉》、《成功的喜悦》、《锁闭的生活》和朱自清的《旅路》、《人间》等。他在这年的最后一期上发表《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时说，“我们今年虽有戏剧，诗歌却不多；明年起拟多登诗歌”。果然第二年情况大变，共发表新诗一百首左右，数量增加十倍！茅盾在给一位作者写信时说，他“极喜朱自清先生的诗”，并以《旅路》和《星火》二诗为例，说“那中间悲哀，只要地球上尚有人时，总是不灭的”。他在给另一位读者复信时又说：“我并不是单喜欢朱自清先生的诗，其余各家的诗，亦有我所极喜欢读的”。是这样的，比如郭沫若的《匪徒颂》、《凤凰涅槃》等诗发表时，茅盾就同别人议论过，“对于作者这种热情横溢敢于创新的气魄十分钦佩”；《女神之再生》发表不久，他还撰文介绍，称赞道：“对于郭君此篇我不能不佩服为‘空谷足音’。”
新诗草创期，茅盾在诗歌方面主要从事翻译介绍、编辑出版活动，为新诗创作提供借鉴，开阔新作者们的视野，为新诗这枝新花的成长争取园地。在诗歌理论上，尽管他已经感到“评诗自是现在极紧要的事”，认为应该建设“新的诗的评论法”，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主要是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尚无更多时间和精力进行这项工作。据他自己解释，“现在评新诗尚嫌材料缺乏”，这也是一个原因，所以没做出更多的建树。于1922年先后发表的《独创与因袭——对于近年作新诗者的箴言》和《驳反对白话诗者》，是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两篇文章。前者针砭了新诗作者因袭和模仿的弊病，规劝作者不能模仿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要“自出心裁地去‘创作’”，形成自己“独具的风格”；当然，他并不反对接受别人的影响，他反对的是“生吞活剥”，主张“消化”，因为消化以后，它们“已不是谁们的而是我的了”。当时，茅盾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为可贵，这对初期白话诗创作无疑是一帖祛病的良药，对新诗作者是宝贵的“箴言”。后者，对反对白话诗的谬论，如诗应该有“声调格律”，白话诗是“拾自由诗的唾余”，只为“少年”所喜等等，一一加以驳斥，痛快淋漓。诗歌在文艺的各部门中，“一向是最贵族式的”，“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已是非圣无法，罪大恶极，何况提倡白话诗”。因此，初期白话诗所受攻击最多。我们从茅盾的这篇文章和俞平伯所作《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的文章中，可以略知当时新诗成长的艰难。因此，茅盾对于初期白话诗的提挈、倡导之功，实在应该在新诗发展史上留下光荣的一页。
对新诗创作的评论和指导
茅盾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有影响的评论家，他以大量戛戛独造、具有真知灼见的文艺评论，阐述了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丰富和完善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总结文学运动的经验教训，促进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他在晚年说道：“自从走上了文学道路，六十多年来陆陆续续写了不少文艺评论……近有热心友人统计一下，竟有六七百篇之多。”其中，专门评论诗歌创作的文章只占很小的比重，据笔者粗略统计仅有二十篇左右，但在其他文章中涉及诗歌创作或与诗歌有关的论述，却数量不少。茅盾对新诗的发展始终是关心的，而且对新诗创作做过认真的深湛的研究。“五四”时期，茅盾的诗评不多，如前所说，主要为新诗的成长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左联”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诗评产生较多，到这时茅盾建设“新的诗的评论法”的愿望才得以实现，像《徐志摩论》、《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诗人与“夜”》、《论初期白话诗》、《叙事诗的前途》、《这时代的诗歌》、《＜诗时代＞》、《＜诗论＞管窥》等力作都写于这两个时期。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偶有诗评，“为诗人们打气”，鼓励诗人“在大众化的路上快步前进”。新中国成立，担任文化和文学艺术部门的领导工作以后，他把全部心血倾注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用理论批评指导文艺创作，培养文学新人，除了文艺理论问题的探讨和擅长的小说评论外，仍继续关心诗坛的动态，发表意见。例如，50年代中期有人乱贴标签，简单粗暴地批评田间的近作，他很不以为然；对《诗刊》刊登的“工人百首诗歌”和“工人谈诗”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论；参加了1958年新诗发展问题的讨论，为新诗的自由体辩护，对新诗的民族形式等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在“大跃进民歌”盛行之际，他有胆有识地指出“把革命浪漫主义误解为浮夸、空想”的倾向，等等。现在看来，茅盾的诗歌评论虽然个别地方论述不够全面、精当，有些文章不免带有时代的历史的痕迹，但任何人都不是完人，不能苛求。茅盾的诗歌评论对新诗运动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略作评介。
第一，《徐志摩论》是新诗批评史上最早的一篇全面探讨徐志摩思想和艺术的诗人论。它对徐志摩不同时期的诗歌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诗人的创作从《志摩的诗》到《猛虎集》，每况愈下：“‘怀疑的颓废’到这时完全成熟，正和那些诗的技巧上‘成熟’了一样。”深刻地揭示出诗人的诗情从“横溢”到“枯窘”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对于眼前的大变动不能了解且不愿意去了解”，所以“遁入艺术至上主义的‘宝岛’”。茅盾认为，“这是一位作家和社会生活不调和的时候常有的现象”。最后的结论是：“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我觉得新诗人中间的志摩最可以注意。因为他的作品最足供我们研究。他是布尔乔亚的代表诗人。他最初唱布尔乔亚政权的预言诗，可是他最后的作品却成为布尔乔亚的‘Swan-Song’！”从茅盾对这个“布尔乔亚的代表诗人”所作的历史的美学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和“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大家知道，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思想和创作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时代局限和两重性。对于他的评价，不仅在当时毁者有之，誉者有之，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存在着分歧的意见，需要继续探讨。但是，不管徐志摩的研究今后深入到什么程度，茅盾的这篇论文自有它的历史价值，因为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它的基本观点还得到多数研究者的首肯和引用。《徐志摩论》所以至今还有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剖析公允客观，就在于它的结论是在全面考察了研究对象的思想和创作之后得出的，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第二，对诗坛新人诱掖劝勉，给以热情的帮助和指导。几十年来，茅盾在文坛辛勤地浇花锄草，以培育新的文艺战士为己任。对青年诗人的培育也有生动的事例。1933年正当新月派、现代派的诗歌风行之时，臧克家的第一本诗集《烙印》出版。茅盾很快发表了《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予以很高的评价。他说：“我相信在目今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因为“他不肯粉饰现实，也不肯逃避现实”，“只是用了素朴的字句写出了平凡的老百姓的生活”，“作者的创作态度是够严肃的”。茅盾不溢美，也不护短，通过对作品的具体分析，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指出作品有“无可奈何聊以自慰的情绪”，“缺乏一种‘力’，一种热情”。并帮助找出原因，认为作者在观察和描写劳动者的时候，“他是超然的第三者的风度”，关键是“对于现实还没有确切的认识”。希望作者接受“前进的意识”，写出“在生活上真正有重大意义的诗”来。像这样分析精当、批评中肯的评论，确实能给作者以切实的帮助，对今后的创作有指导意义。
林庚的《夜》和蒲风的《茫茫夜》出版后，茅盾也及时撰写《诗人与“夜”》一文，评论了这两部“同是以‘夜’题名，然而形式内容完全不同的作品”。通过分析比较，他指出：“倘说《夜》的作者有其缠绵忧悒，则《茫茫夜》的作者是刚健而朴质；前者如苍黄暮色中‘一缕青烟飞荡’，后者如闪电雷鸣。”他认为这不同，“是根源于各人的生活背景”。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蒲风是中国诗歌会最活跃的诗人，他有着痛苦的生活经历，“在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爪哇，以及其他各地，领受过‘移民厅’的滋味”，“眼中的人间是动荡的肉搏的向前进展的”，表现在作品里，“诗人的世界观和对于时代的认识，是广大而且健全的”；林庚没有蒲风那样下层生活的经历，他是在清华园里开始吟唱的，“眼中的人间是‘古墓’似的”，诗中表现了他“对于‘二十世纪’的迷惑”，流露出“‘世纪末’似的情感”。精辟的见解通过散文诗般的笔调传出，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不明说，让读者和作者自己判断，是这篇评论的独特风格。再如，对《诗时代》创刊号刊登的一些诗人作品的评论，也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体现了茅盾实事求是、褒贬得体的一贯作风。
第三，总结诗歌创作的经验，特别是对叙事诗的创作提出不少建设性的意见。这里着重介绍《论初期白话诗》和《叙事诗的前途》这两篇综合研究的论文。
先谈《论初期白话诗》。茅盾写此文时，新诗创作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初期白话诗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有“三代以上”之感。茅盾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初期白话诗还有值得青年诗人取法之处。为此，他用一些佳作说明初期白话诗的三个特点，也就是它的好处：第一是力求解放而不作怪炫奇，第二是注意句中字的音节的和谐，第三是它的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他还举例说明初期白话诗“病在说尽，少回味”，“明快有余而深刻不足”等缺点。今天看来，茅盾的评论有不够全面、不够精当的地方，但他的研究是个很好的开端。对初期白话诗，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新诗创作，以及各个重要流派的诗歌创作，我们都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新诗发展到今天，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固然要继续继承本民族诗歌的优秀传统，借鉴外国诗歌的长处，但是也不能忽视自身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我们应该在前辈诗人已经取得的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再作新的探索。这就是《论初期白话诗》给我们的启迪。
对于叙事诗的创作，茅盾似乎给予更多的关注，在不少文章中都针对叙事诗的创作，发表了很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叙事诗的前途》一文，对田间和臧克家叙事诗的分析，就很有独到之处。他认为田间的《中国·农村底故事》好像“一部剪去了全部的‘动作’而只留下几个‘特写’几个‘画面’接连着演映起来的电影”，有气魄，但是“不能近瞩”，把以前作品“只见勾勒未成间架”的缺点“加倍地凸现了”，“然而生活的图画也应该确是图画，不能只有勾勒”。而臧克家的《自己的写照》与之相反，“随手翻出一页或一段来读着，很好，铸词练句，没有什么败笔，然而就全部来吟味时，总觉得缺少些什么”。茅盾认为，这缺少的是“壮阔的波澜和浩浩荡荡的气魄”。最后他说：“田间太不注意的地方就是臧克家太注意的地方”，因而主张取长补短，指出，“长篇叙事诗的前途就在两者的调和”。这个意见多么新颖精辟！他在其他文章中，还对叙事诗创作谈了一些颇中肯綮的看法。例如，他说叙事诗表现繁复的现代生活“有胜场独擅之处，然而亦有难尽如意之苦”。也就是说，它有自己的所长和所短。虽然不能像小说那样对人物和场景作细致的描写和刻画，但它“宜于抒情”，应当“以抒情为其基本任务”；并且要注意发挥自己“韵文”的优点，注意语言的音乐性，“倘无音乐之美，便会变成分行写的小说了”。我认为这些意见深得诗歌创作三昧，对我们当前叙事诗创作很有指导意义。
第四，提倡诗歌的大众化、民族化，为建立新诗的民族形式发表一系列宝贵的意见。在三四十年代关于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两次讨论中，茅盾都发表过许多文章，探讨了如何实现大众化与创造新的民族形式问题，这其中就有不少关于诗歌的意见。茅盾认为诗人是“新时代的鼓手”，不但要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不断地“充实自己，改造自己”，而且要将诗歌“换装”，“挤进泥腿草鞋的群中”，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抗战开始不久，诗歌创作很为活跃，仅半年时间他就读了八种诗集，为诗歌出现“步步接近大众化”等特点感到由衷的欣喜，撰文欢呼“诗坛的暴风雨”的降临。当时武昌出版的诗歌半月刊《时调》以其热烈地提倡诗歌朗诵运动，深得茅盾赞赏，认为“诗歌朗诵运动就是大众化的一个方式”。后来，他在总结抗战时期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时，肯定了诗人们“大胆地尝试、勇敢地创造”的精神，认为抗战诗歌运动“紧紧抓住了大众化的方向”。他对今后的新诗寄予了厚望，说：“在大众化路上与其姊妹们赛跑时它捷足先登的希望最大。”
茅盾认为民歌“质朴，刚健，有音乐性而又容易传唱”，是我们“光荣的文学遗产”。他多次强调新诗要向民歌学习，热情鼓励学习民歌做出成绩的诗人。对于在诗歌大众化方面成绩斐然的蒲风，他一再给以赞许，对柯仲平、田间、马凡陀等人的探索也表示赞赏。他认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是一个“卓绝的创造”。
对于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他有一系列宝贵的意见，并且有一些独特的见解，比如，不同意把民族生活内容看成是构成民族形式的重要因素，认为民族形式包含文学语言（这是主要的）和表现方式（这是次要的）两个因素。这样的意见，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就建立诗歌的民族形式来说，他在1940年说的一段话，虽然是针对整个文艺而言，但对新诗同样有指导意义：“新中国文艺的民族形式的建立，是一种艰巨而久长的工作，要吸取过去民族文艺的优秀的传统，更要学习外国古典文艺以及新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的典范，要继续发展五四以来的优秀作风，更要深入于今日的民族现实，提炼熔铸其新鲜活泼的质素。”是的，新诗应当走民族化和群众化的道路，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形式。可是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有些同志过分地强调学习民歌和古典诗词的重要性，以至到了只此一端的不恰当程度，而对学习借鉴外国诗歌和发展新诗自身的优秀作风，有不同程度的忽视。这有失偏颇。我们应该继承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诗歌遗产，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新诗运动的优良传统，深入我们今天两个文明建设的现实生活，坚持双百方针，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创造出新诗的民族形式。
关于茅盾对新诗的贡献，可作多方面的深入研究，本文限于资料的缺乏和笔者的水平，只能略举荦荦大者，如能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和研究的兴趣，我将感到莫大的荣幸。
（载《宁夏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