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是在旅途中获悉施光南同志逝世的噩耗的。1990年5月9日，我从云南返程途中投宿在重庆出版社招待所，该社有一位编辑同行蒲华清同志来我处闲聊。谈到有些中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这个话题时，他说前两天报上登载了著名音乐家施光南逝世的消息。我不禁一惊，似乎不相信这个消息。这难道是真的吗？我知道，施光南还不到五十岁，正是他精力旺盛、佳作迭出，向艺术高峰努力攀登的年龄；而且，他和我在上海青华小学同过班，是我心中长久钦慕的一个学友，自1980年以来我们之间有过书信往来和偶尔的接触，身体看来蛮结实的。蒲华清同志走后，我独自在房内黯然神伤，沉湎在幽思和遐想之中……
那是1949年9月，我初小毕业转入高小，正值上海解放不久、人民共和国即将宣告诞生的前夕。我们班转来一个名字叫施光南的新同学。他还不到十岁，个头矮小，留个小平头，眉清目秀，嗓音尖细，举止腼腆，像个小姑娘似的。教我们政治课的黄老师讲，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施复亮（当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顾问）。对我们这帮孩子来说，施复亮是何许人我们不感兴趣，只知道施光南的父亲是共产党的“大官”。而作为高干子弟的施光南，表现一点都不特殊，穿着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你能看到他背着一个洗得泛白的军绿色小书包的天真活泼的身影。不久，他的聪慧好学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好感。每次上作文课，他都率先交卷，毛笔字写得很工整。他的作文不但写得快和工整，而且常被老师作为范文让我们学习。第二年清明节，学校组织我们到郊外“远足”，参观了冠生园、少年福利院等单位。回来后我俩在校园玩滑梯。玩累了，他在滑梯的下端斜躺着，我站在旁边问他：“这次作文你打好草稿了吗？”他说：“我已经在肚子里打好了，到时写下来就成了。”原来他事先打好了腹稿，难怪他到时能一挥而就。
我至今记得他的一篇描写初冬的早晨的作文。这篇作文有不少新名词，对于我们这些刚从旧社会步入新社会的十一二岁的同学来说未免新鲜。比如，他作文中描写道：飒飒的西北风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得更刚强，更挺拔。还描写一个报童如何在凛冽的寒风中挣扎着，叫喊着：“卖报！卖报！”我还记得他另一篇题为《秋夜》的作文。文中有一位年老的慈母在暗淡的灯光下为孩子缝补寒衣的描写。母亲不慎将剪刀滑落桌上，发出“砰”的声响，惊醒了睡梦中的孩子。接着有一段母子之间充满温馨的对话。这两篇作文写得短小洗练，感人肺腑，被老师作为范文贴在壁报栏里。学年结束，班长吴钟仪和我清理壁报，我揭下这两篇作文收藏起来，一直珍藏了二十多年。
因为他小我们两三岁，性格又像个女孩，班上一些调皮的同学就常常逗弄他。一次，冯宗琦老师上语文课，正要开讲时，施光南举手报告。经老师同意，他站起来带着哭腔说：“先生，徐匡欺侮我。我在小便时，他用手碰我鸡鸡，把我裤子都弄湿了！”说完，全班哄堂大笑。冯老师也忍俊不禁，强忍着没有笑出声来，连忙严肃地制止了大家的笑声，让他坐下，不准他再说下去了。现在，远在四川的徐匡已是知名的版画家，不知对儿时的淘气还记得否？
相处刚满一年，施光南举家迁到北京。直到我参加工作以后从有关材料得知，建国初期，毛主席和周总理让他父亲留京工作，担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同时又先后任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这原本是件正常的事，没什么好奇怪的。试想一下：我们从小到大，小学中学的同学中还保持经常联系的能有几人？能成为终身知己的又有几人？但我对施光南这位早慧而可爱的学友念念不忘，始终珍藏着他小学时代的手稿，要不是结婚后几度搬家而丢失，我相信自己还会长久地保存下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怀着一个信念：执著地相信他有朝一日会在中国文坛脱颖而出，名扬四海。
“文革”后期，在沉闷的空气中吹过一阵欢快的风。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的歌曲不胫而走，在人们中广泛传唱。那么清新，那么明快，唱出了边疆人民，也唱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对新生活的向往。曲作者为施光南。以后，在风骤云低、举国哀悼周总理的日子里，诗人柯岩的诗作《周总理，您在哪里？》借助音乐的翅膀，飞遍了祖国的江河湖海；粉碎“四人帮”，当全国人民举杯欢庆的时候，唱遍神州大地的《祝酒歌》豪迈激越地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它们的曲作者也是施光南。施光南，多么熟悉的名字！这是否我少年时代的学友？是否我钦慕已久的那位文思敏捷的小男孩？从报刊上见到关于他的报道和照片后，我确信是他，除了他还能是谁呢！不过，他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在文坛崭露头角，而是在音乐园地里长期辛勤耕耘，创作出深挚优美而又风格独特的旋律，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成为一名才华横溢的时代歌手。
1980年，我从报刊中得知，他从天津歌舞剧院调到北京中央乐团工作，曾给他发出一封信，很快收到他热情的回信并告知家庭住址。同年，利用出差到北京的机会，我到中央乐团找过他。团里人告知，他去天津参加演出活动了。1981年5月，我去京组稿。一天晚饭后，我去了他家。电梯把我送到了七层楼，轻敲他的房门，开门的是一位个头与我相仿的中年人，一看便知是施光南。当我自报姓名后，他高兴地将我迎进了屋，向他的夫人介绍了我：“这位是我小学的同学，叫何光汉！”谈话过程中，我仔细地打量了他：身量魁梧，嗓音浑厚，戴着一副宽边的近视眼镜，不像浪漫的音乐家，倒像一位严谨的中年学者。从他的言谈举止、面貌神情中，我还是依稀看到了他少年时代的影子。我说，我们全家都喜欢你创作的歌曲，并问他怎么走上音乐创作之路的。他说，来京后上了101中学，以后考上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留校专门攻了两年钢琴。他很怀旧，问及几位老师和同学的情况，还说前两年去了趟上海，专门去常熟路（他说的是旧名善钟路）寻找过青华小学。我说不在常熟路，在安福路（旧名为巨泼来斯路），我老家就在那条街上。我们相约，日后有机会一块去旧地重游。1985年元月，我第二次拜访了他家。他不在，他爱人洪如丁接待了我。后来他给我来了封信，说继歌剧《伤逝》之后目前正全力投入另一部歌剧《屈原》的创作，甚感劳累云云。过些日子，我收到他寄赠的一本薄薄的《施光南歌曲选》，不是出版社出的正式出版物。我心中涌上一阵悲哀和内疚：像施光南这样遐迩闻名的人民音乐家，我们为什么不正经八百地像像样样地出他一本作品专集呢？
现在，施光南离我们而去快三周年了！对于他的早逝，我们感到格外悲痛和惋惜。他应该也完全有条件活得更久长；假如他还活着，从他的心中到笔端，将会流淌出多少世上美好的声响和高尚的情思所化成的令人喜爱的音乐形象和绚丽多彩的旋律？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多少年青有为、富有才华的人过早地凋谢了。就拿我们熟知的前辈音乐家来说吧，中华民族的伟大歌手、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病逝于莫斯科时年仅四十岁；我国无产阶级音乐的先驱者聂耳逃亡日本，一次游泳被鹄沼海滨的浪涛吞没，才二十三岁！他们的逝世是我国革命音乐史上无可挽回的损失，他们的早凋有着一定的社会原因。听到施光南逝世的消息，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竟怀疑这严酷的事实的真实性，因为当代人活七八十岁并不希罕啊！
“九歌传四海，一死足千秋。”（见郭沫若：《挽张曙诗两首》）真正的人民歌手是不会死的。施光南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创作了上千首抒情歌曲和多部大型音乐作品，为祖国的音乐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音乐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他走后，人们似乎重新发现了他的价值，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全世界人民播放了施光南声乐作品演唱会的盛况；他的作品专集终于正式出版；他的代表作出了录音带，供人们永远欣赏、传唱……这些都可告慰于他的在天之灵。在他走后三周年的前夕，我有幸得到一次去京开会的机会，专门抽空去探访了他的亲人。他夫人洪如丁一如往常，热情好客，仍在一家大公司搞业务工作；他天真可爱、容貌酷似他的女儿洪蕾已长大成人，成为一名外语学院的大学生；他年近九旬的和蔼可亲的母亲，这位历经坎坷、意志坚强的革命老人钟复光已于去年仙逝。我谈此次的来意，他夫人表示感谢，并赠我一盒名为《施光南之歌》的录音带，说：“你迟来两天，这盒录音带就送出去了！”这盒录音带，我视若珍宝，它留下了施光南最优美的旋律和乐曲，如《伤逝·序曲》、《奉献给亲爱的祖国》、《多情的土地》、《打起手鼓唱起歌》、《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九寨沟的风光令人醉》、《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演唱者几乎是当代的一流歌手。回到招待所后，我即取出自己的小录音机放进磁带，偌大的房内响起了我熟悉的歌声。每首歌前的朗诵词也写得那么好，那么感人，如同一首首文采斐然的散文诗，我一字字地记录下来。朗诵词说道：“……正如你的夫人洪如丁所说：‘你和你的旋律，永存在我心上。’”是的，你和你的旋律，永存在你亲人的心上，永存在你友人的心上，永存在你所钟情所热爱着的人民心上……
1993年3月30日
（载《民族艺林》199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