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即位以后,始终抱有与金求和的打算。就在各地抗金斗争接连取得胜利的时候,高宗派出求和的使臣仍络绎不绝。绍兴七年(1137年)年底,宋使王伦从金朝带来了议和条件,金朝要求南宋称臣、交纳岁币,作为交换,金朝答应废黜伪齐,归还徽宗帝后棺木和高宗生母韦氏,归还河南地。
高宗得到这个消息,欣喜异常,屈膝求和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再派王伦使金,与金朝商量具体的和谈事宜。
高宗议和的决定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其中几位手握重兵的大将的意见,对于和议能否顺利签订至关重要。绍兴八年八月,高宗召韩世忠、张俊与岳飞入朝,希望说服他们至少不反对和议。张俊向来害怕金兵,在历次对金作战中都极力避免与金兵交锋,其为人又善于逢迎,所以马上表态支持议和。而韩世忠与岳飞则坚决反对,岳飞更是对高宗明确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这番义正词严的话不禁使高宗对岳飞心生嫌。
其实,在此之前,岳飞已经在两件大事上冒犯了高宗。
这位抗金最坚决的大将个性耿直,在战场上有勇有谋,而在政治斗争中却显得缺少心计,太不善于保护自己。
绍兴七年三月,宋廷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刘光世的兵权。高宗本来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岳飞信以为真,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兵力大增,兴奋之余,立即提出要带兵十万出师北伐,这正犯了高宗的大忌。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队交给岳飞。
对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离开本军驻地鄂州,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在高宗看来,这种行为分明是要挟君主,但当时金兵的威胁尚在,解除岳飞兵权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诏,对岳飞好言抚慰,敦促其下山。六月,岳飞返朝,向高宗请罪,高宗表示对其宽恕的同时,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言语之中已经暗藏杀机。
第二件事发生在同年八月。返朝不久的岳飞好心建议高宗早立太子。
高宗的独子赵旉八年前夭亡,高宗又在扬州溃退时受了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但高宗时年才三十岁,内心仍抱有生育的希望,此时立太子,在他看来无疑是向天下暴露其难言之隐。宋朝的祖宗家法也规定武将不得干预朝政。
所以,岳飞的建议一下又触犯了两大忌讳,更加深了高宗对他的嫉恨。
这两件事以及在抗金上毫不妥协的立场,为岳飞日后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绍兴十一年(1141年)正月,兀术统领近十万大军卷土重来,直攻淮西。高宗命驻守鄂州的岳飞率军增援淮西,但岳飞援军尚未赶到战场,杨存中与刘锜、王德等已在柘皋大败金兵。张俊准备独吞战功,便打发岳飞等回军。不料兀术命孔彦舟回师攻陷亳州,并重创前来救援的杨存中和王德军,当岳飞率领的援军赶到时,金兵已安然渡淮北上。
岳飞两次赴援淮西,行动似乎都慢了一些,他向以用兵神速着称,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究其原因,第一次据说是当时岳飞正患感冒,第二次则是军队乏粮,其中是否夹杂着对高宗阻挠他北伐的不满情绪,就不得而知了。但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这件事还是成了后来秦桧陷害他的口实。
绍兴十一年四月,高宗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名为升官,实际是夺去了三大将的兵权,三将所辖军队从此直接听命于皇帝。七月,秦桧死党万俟卨秉承上意,弹劾岳飞。他抓住岳飞曾经擅离职守、私上庐山以及没有及时应援淮西等事大做文章,并把张俊撤除淮东防务的事情栽赃到岳飞头上。岳飞意识到自己处境险恶,上书辞职,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能放过自己,但高宗对岳飞的厌恶由来已久,根本不打算手下留情。
在高宗看来,除去岳飞,既可以使和谈顺利进行,又能震慑其他武将,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真是一举两得。因此,他不惜违背“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亲自下旨,以毒酒赐死岳飞,张宪、岳云被斩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