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李善长是朱元璋安邦定国的萧何，那么，刘基便是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张良。只不过这“萧何”与“张良”并不和睦。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曾在元至顺年间考中过进士，做过几任小官。正史本传说他“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所以，人们评论江左人物，谓其为首，以为是诸葛孔明一类的奇才。
严格地说，刘基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物。大半生的坎坷颠簸，并没有消磨掉他的斗志，也没有使他放弃拯世济民的人生愿望。所以，当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年（1343年），几次派人前去礼聘之后，尽管年届半百，刘伯温仍然敛衣出山，陈时务十八策，被迎进了“礼贤馆”，成了朱元璋的首席智囊与谋士。
刘基的确不曾辜负朱元璋的尊敬与倚重，他的恢弘胸怀、神机妙算和性刚疾恶，成就了佐定天下的勋业，为他赢得了神仙一般的声望。
首先，他明确反对朱元璋拥戴韩林儿为帝。某年岁首，朱元璋的中书省设立韩的御座要百官行礼，只有刘基拒绝揖拜，说：“他只不过是个放牛的孩子罢了，遵奉他干什么？”后来，他求见朱元璋，分析陈述所谓“天命所在”和天下大势，促使朱元璋更加明确并且坚定了开创帝业的目标和信心。
其次，是他又进一步为朱元璋制定了征取战略，即先取陈友谅，后定张士诚，“然后北向中原”，成其王业。朱元璋夺取天下的每一步，几乎都是按照刘基的预先规划去走的。
不薄功业，同时又不慕功名，是我们对这位虬髯修伟的文人肃然起敬的另外一个原因。虽然刘基功高日月，却绝不居功自傲。他一方面对朱元璋的加官晋爵几次三番固辞不受，只是在迫不得已时当了御史中丞和太史令之类的官，又在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时被授予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禄俸仅为二百四十石（李善长为四千石）；另一方面，他又忠于职守，勤于政事，无论是对王朝名称的确定，还是上“戊申大统历”，定八股文的规则，鼓励纠劾、整肃纪纲等等，刘基都堪称是在其位谋其政的好官。
也许刘基的执法如山不能不触怒曾经为犯罪的下属求情却未能如愿的李善长，也许刘基的奇才异秉也不能不引起李善长的妒意，总之，二人的龃龉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当朱元璋因事责怪李善长，而刘基却为其讲情，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时，朱元璋都不免十分诧异，以为“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刘基的不以交恶而毁才俊，正如他的不以交善而僭庸人一样，是无时不以国家社稷的大局为重的。他由于自己的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而劝说朱元璋打消任命自己为丞相的主意。同时，他也觉得自己的朋友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办事很难“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汪广洋与胡惟庸则更不值一提。
可惜的是，朱元璋没有听他的话，让汪广洋与胡惟庸先后当了左、右丞相。胡惟庸上台后，始终怀旧怨、挟前憾，对已经告老还乡的刘基仍然穷迫不舍，用上了包括围攻、诬陷、投毒等许多卑劣手段在内的整人方法，最后，终于使刘基在洪武八年（1375年）四月，死于老家青田，年六十五岁。
刘基有一种仙风道骨，拿得起，放得下。和他相比，他的一位老乡（也是浙江人）兼老朋友宋濂，便显得迂腐、懒散，文人气十足了。
宋濂长刘基一岁，出山的年月与刘基大致相同。不过，在“出山”之前，他并没有像刘基那样，做过元朝的官，相反，他是在龙门山闲居着书。
宋濂之所以赢得朱元璋的尊敬，成为洪武朝屈指可数的有名的文臣之一，原因便在他的文章。《明史》本传说他“首用文学受知，恒侍左右，备顾问”，可见，最初，他是以“文学顾问”的身份，出现在朱元璋的军旅之中的。他不但要抽时间给朱元璋讲授《春秋左氏传》，而且，当朝许多重要的诏诰表文，如洪武元年朱元璋的《谕中原檄》等，也多出于他之手。因此，可以说，是他支撑着朱元璋的写作班子，就像李善长掌管后勤部、刘基掌管智囊团一样。
正因为宋濂的学问很出色，为人也儒雅敦厚、诚实可靠，所以，不久他便被朱元璋选中做了太子朱标以及其他皇子的老师。他对太子朱标“孝友敬恭、进德修业”的教诲劝勉，可谓竭尽毕诚，费了许多心血。结果皇天不负有心人，不但朱标为人友爱仁慈，宅心宽厚，而且，自己也因此得以免于劫难。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诏令修元史，让他做了总裁官，事未毕，除翰林院学士，仅为五品。第二年八月，他因偶尔上朝缺席而被降职。直至洪武十年（1377年）致仕回家时，他的官职也还是“学士承旨知制诰，兼赞善如故”，仅仅得到恩宠和信任，却始终没有得到重用。
他告老回家时，年六十有八，朱元璋送给他《御制文集》和绮帛，让他珍藏三十二年，然后再用那帛“作百岁衣”，关爱至殷。不想就在三年之后，他的长孙宋慎坐胡惟庸党，把他牵连进来。朱元璋准备处死他，幸亏有马皇后和太子朱标的恳请，才使他只被流放茂州。
又过了一年，他以七十二岁高龄，寂寞凄凉地死于异乡的颠沛流离之中。
据说，他的死，也是因为朱元璋很快又改了主意，派人前去赐予的。朱元璋终于又一次对老朋友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