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曾历任汴州判佐、并州都督府法曹、大理丞、宁州刺史、江南巡抚史、文昌右丞、豫州刺史等职，武则天时两度拜相，深受武则天器重，是为数不多的在武则天手下得以善终的重臣。
狄仁杰出身名门，祖父和父亲都担任过唐朝的高官，但他生性纯厚，从不以出身骄人，因此很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不少长辈的夸赞。在他当并州都督府法曹时，同僚郑崇质奉命出使去一个很遥远的蛮荒之地。偏偏郑崇质有一个年老而且多病的母亲，郑崇质丢下老母只身远行，心里很不是滋味。狄仁杰见状十分同情，便求见作为主管长官的长史蔺仁基，对蔺仁基说：“郑崇质的母亲老弱如此，我们怎么能忍心他在万里之外还为老母担忧呢！”随即便自告奋勇，要求代替郑崇质出使。狄仁杰的举动使蔺仁基深受感动。此时蔺仁基正和司马李孝廉闹矛盾，两人不但在公事上互相拆台，而且平时形同陌路，都以看对方的笑话为乐事。面对涉世未深却如此急公好义的狄仁杰，蔺仁基非常惭愧，于是他硬着头皮找到李孝廉，把狄仁杰的所作所为从头说了一遍，并深有感触地叹道：“与仁杰相比，我们能不自惭形秽吗？”李孝廉果然也深受震动，两人从此和好如初。
不仅对情同手足的同僚如此，即使是对曾经诋毁过自己的人，狄仁杰也能从大局出发，不计个人恩怨，与他们和睦相处共事。
狄仁杰第一次拜相后，武则天有一次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你在汝南当豫州刺史时，干得很不错，但还是有人说你的坏话，你想知道这人是谁吗？”
狄仁杰知道，这个时候只要自己点一点头，武则天便会把那个人的名字说出来。但这除了使自己平白多了一个仇人外不会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不卑不亢地答道：“陛下如果以为微臣有什么过错，微臣请求陛下给微臣改过自新的机会，假如陛下知道微臣没做错事，则微臣万幸，他人的谗言又何足道哉！所以微臣不想知道此人是谁。”
在大臣们之间制造不和，一直是女皇帝武则天行之有效的驭下之道，想不到这一招却在狄仁杰面前失了效。武则天失望之余，却也不得不在心里赞叹狄仁杰的厚道。
对待朋友、同僚乃至政敌，狄仁杰都可以说是一个谦谦君子，但是，在涉及到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时，他却十分固执，寸步不让，甚至皇帝的账也不买，与平时判若两人。
狄仁杰刚到京师担任负责审判罪案的大理丞时，有一次左威卫大将权善才、左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砍了皇帝祖坟昭陵的柏树。唐高宗李治十分愤怒，一定要审理此案的狄仁杰判处权、范两人死刑，但是按照法律，两人犯的这种“罪行”却只够免职的处罚。狄仁杰便如实对李治汇报说：“权、范两人够不上死罪。”李治正在气头上，自然顾不得什么法律不法律，他恨恨地说：“权善才等竟敢砍我祖陵上的树，实在是胆大妄为，狗胆包天，我不杀他，我就是祖宗的不肖之子。”
说到这儿，李治已经面红耳亦，显然是动了真怒，但是狄仁杰视若无睹，他不紧不慢地对李治讲述法律上的有关条文，说明判处两人死刑的不当之处。李治被他缠得心烦意乱，一气之下便要把他赶出去。但是此时，一贯温文尔雅的狄仁杰却变得执拗起来，他神色凝重地对李治说：“犯颜直谏，自古就以为是一件难事。然而微臣以为，碰到桀、纣这样的昏君确实是难，但是遇到尧、舜这样的明君则容易得很。现在，权、范两人法不当死而陛下非杀他们不可，这样法律还有什么权威性，老百姓又如何根据法律来约束他们的行为呢？为了一棵柏树就杀掉两位将军，后代又会怎么看待陛下呢？”
狄仁杰这番话，说得很有策略，前面的两句，其实是在暗示自己之所以敢对李治如此顶撞，是因为把李治看做了尧、舜那样的明君，这样先捧一捧李治，后面的话说得激烈一些也就没有关系了。果然，听完狄仁杰这番议论，李治的怒气消了不少，权、范两人的死刑之议也就由此作罢。
后来，权、范两人被依法撤职，并被流放到了岭南。只因误砍了一棵树便遭此处罚，现在看来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但是，比起掉脑袋来，这毕竟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武后垂拱四年（688年），越王李贞在豫州发动叛乱，宰相张光辅率兵讨伐，很快平定了这场叛乱。此时，狄仁杰正在豫州刺史任上，免不了要和张光辅打交道。张光辅的部将因为平叛有功，十分骄横，常常向狄仁杰提出要这要那的无理要求。这些无理要求都受到了狄仁杰的婉言拒绝。
在狄仁杰那儿碰了钉子的将士便去向张光辅告状，此时张光辅正因立了大功而不可一世，自然容不得狄仁杰如此不给自己面子。他便气呼呼地找到狄仁杰，兴师问罪道：“你小小一个州官，难道连我元帅也不放在眼里吗？”
谁知狄仁杰对他的问题避而不答，却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为害河南者，不过一个越王李贞。现在一个李贞刚死，却又有千万个李贞生了出来。”
张光辅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便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狄仁杰冷笑了一声，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明公带兵三十万，要杀的不过是越王一人。
可是现在越王已经伏法，明公却仍然纵容部下滥杀无辜，为非作歹，你的这些部下和李贞有什么两样？说他们是新生出来的李贞难道有什么不对吗？像明公这样无视法度，我恨不得手中有一把尚方剑架到明公的脖子上，即使因此而死也心甘情愿！”
张光辅本是个欺软怕硬的人，被狄仁杰这么一顶，反而不知说什么好了，只得悻悻而归。但是这口气是一定要出的，不久张光辅便向朝廷告了狄仁杰一状，狄仁杰因而被降职为复州刺史。
狄仁杰一直非常重视人才，尤其是担任宰相后，他更是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向朝廷大力举荐人才，使好多才俊之士脱颖而出。有一次，武则天问狄仁杰：“朕想找一个得力的人来派用场，你看谁比较适合？”狄仁杰回答说：“不知陛下想让这个人派什么用场？”武则天说：“想让他做宰相。”
狄仁杰想了一想，便说了苏味道、李峤、张柬之三个人的名字。但他认为苏、李两人都以文学见长（苏味道、李峤都是着名诗人），而张柬之则是具有罕见的行政才能的人，虽然年纪稍大，却是个当宰相的料子。见狄仁杰说得头头是道，武则天连连称善。第二天她便提拔原为荆州长史的张柬之当了洛州司马。又过了几天，武则天再次要狄仁杰推荐“得力的人”，狄仁杰这次却不急着推荐新人了，他慢悠悠地说道：“上次推荐的张柬之，陛下还没用呢！”这一番话倒把武则天说糊涂了：“不是已经升了他的官了吗？”“微臣推荐的，是做宰相而不是做司马的人。”狄仁杰似乎认了死理，一句话就把武则天顶了回去。这时，武则天才想起自己上次让狄仁杰推荐的确实是做宰相的人，狄仁杰郑重其事地推荐了张柬之，自己却又不明不白地让张柬之当了个州司马，难怪狄仁杰要生气了。于是，她又赶紧下令，再提拔张柬之当了秋官侍郎，总算让狄仁杰消了气。
狄仁杰还举荐过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十多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名臣。有人曾经不无敬意地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无不出自你老的门下！”狄仁杰却毫无得意之色，他很认真地答道：
“举荐贤良是为了国家，而不是满足我自己的虚荣心。”
狄仁杰举荐人才可谓不拘一格，这方面也留下不少佳话。李楷固、骆务整都是契丹的大将，当契丹军队寇掠唐朝边境时，两人曾屡挫唐军。尤其是李楷固，身怀绝技，每与唐军交战，总是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使唐军望而生畏。后来契丹兵败，两人都投降了唐朝，但法司仍然准备治他们的罪。狄仁杰听说后，对身边的人说：“李楷固等人都是骁勇无比的将才，两人打起仗来都很卖命，如果我们能以仁德感化他们，使他们为我所用，两人定能建功立业。”说罢便上奏请求武则天赦免李、骆两人。但是狄仁杰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武则天绝不会赦免这两个杀死过唐朝无数官兵的人，劝狄仁杰不要去碰这个钉子。狄仁杰对大伙的这番好意却不以为然，他说：“只要我做的一切有利于国家，碰不碰钉子又有什么关系呢？”结果，武则天出人意料地采纳了狄仁杰的建议，不但赦免了李、骆两人，而且委两人以重任，李楷固当上了左玉钤卫将军，骆务整则担任了右威卫将军。两人后来都在讨平契丹余部的战斗中立了大功，李楷固还被赐姓武，成了武则天的亲信。
也许是确实被狄仁杰的耿耿忠心所感动，对臣下一贯非常苛刻的武则天对狄仁杰却十分敬重。狄仁杰秉性耿直，喜欢据理力争，有时不免当面顶撞武则天，武则天不但不以为意，反而常常会很爽快地接受狄仁杰的意见，弄得那些暗中为狄仁杰捏一把汗的旁观者啼笑皆非。
武后久视元年（700年）四月，武则天到三阳宫（在洛阳附近）避暑，有一个西域来的和尚邀请武则天去观赏佛教圣物舍利子，笃信佛教的武则天很高兴地答应了。但是她正准备出发时，狄仁杰却跪到了马前，他振振有词地说：“佛不过是夷狄之神，不应凌驾天下之主之上。再说山路险狭，很不安全，陛下此行实在有所不宜。”当时武则天对狄仁杰的话一笑置之，仍坚持上了路。但是走到半路上，她却越想越觉得狄仁杰说得有理，于是又下令打道回府，一边还自我解嘲道：“这是为了成全我这位直臣的气节。”
也是在同一年，武则天准备塑一座大佛像，为了筹集造像的资金，她下令全国的僧民捐款，搞得颇为兴师动众。这时又是狄仁杰上了一疏，指出了佛教泛滥的危害，同时也说明了造像的劳民伤财与佛教本义的相悖之处，既义正辞严又有理有节。武则天读后不由得感叹道：“狄公教朕做善事，朕怎么能违背他的好意呢？”造像之议由此作罢。
武则天平时尊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直呼他的名字，这更是其他大臣望尘莫及的殊荣。狄仁杰晚年腿脚不便，武则天便让他在朝见的时候不要行跪拜之礼，并开玩笑说：“每次见到你跪，朕的身子也会痛起来。”当时的大臣都必须在宫里宿值，考虑到狄仁杰年老体弱，武则天也免除了他的差使，并对其他大臣说：“除非是军国大事，你们尽量不要去麻烦狄公。”与其他许多在武则天手下或被杀或遭贬的重臣相比，狄仁杰实在算得上是一个幸运儿。
狄仁杰还经常被后人写进文学作品中，他像宋代的包拯一样，成为明察秋毫、睿智仁爱的官员的化身。20世纪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以狄仁杰为主人公，写了一套公案小说，英文名字叫《一个中国古代大法官的故事》，中文译名为《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狄仁杰的形象越来越富有传奇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