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阿里巴巴美国上市成了华尔街的热点，这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IPO（首次公开募股），将于本月19日在纽约交易所登场。此次阿里巴巴美国上市，究竟受到了何等程度的追捧？
9月8日，在纽约进行的阿里巴巴IPO第一场路演，堪比苹果手机发布会，当天慕名前去的投资者挤满了华尔道夫酒店，“光是等电梯就需要30分钟”。首轮路演仅仅两天，阿里巴巴就已获得了足额认购。
按照阿里巴巴的最高预期，这次IPO将募集211亿美元。但若执行超额配售选择权，阿里巴巴可能创下全球最高IPO的新纪录，可达到243亿美元。只有10年前的Google（谷歌）上市的盛况可与之媲美。而且阿里巴巴上市的承销商中，也包括当年谷歌上市的承销商瑞士信贷。
继互联网股破灭之后的2004年4月，谷歌是美国IPO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全世界都注视着这一重大事件。那年谷歌雇用摩根士丹利和瑞士信贷作为主要承销商。到了5月中旬，谷歌又向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出文件修正案，新增加29家金融机构作为它的分销商，准备集资27亿美元。而瑞士信贷预计谷歌上市的交易量将达到平常的三倍。
但是到了8月中旬，谷歌公司一改传统的上市操作规则，决定以荷兰式拍卖的方法出售股票，希望将下赌的舞台留给小投资者，允许感兴趣的投资者们竞相投标，按他们愿意出的价格购买股票，谁的投标高，谁就是赢家。
这下热闹了，谷歌打破常规的股票销售方式，使装满鲜美肉汁的火车出了轨——售出低股票得来的利润被投资者和公司的高级管理层活生生地吞没了，只给华尔街留下残羹剩饭。
假如谷歌这一方法得以成功，将严重损害华尔街投行的势力和影响力，为此华尔街特别愤怒。他们的出击活动包括警告公众：谷歌股价被高估了，投资谷歌不但不增值，反而会缩水。
中国人常说“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在美国也适用。瑞士信贷作为谷歌指定的承销商，参与上市的每个员工都可以通过Greenshoe Option（绿鞋期权，新上市公司给承销商的一种权利，即在上市后，承销商可以用指定价格买入该股票，然后按市场价格出售），购买100股股票。
比如，谷歌给瑞士信贷绿鞋期权的指定价格是100美元，当谷歌市价涨到150美元时，瑞士信贷若执行这个期权，则每股可获利50美元。可是众多参与上市的员工，因华尔街的警告而失去了一次极好的投资机会。
当时我也很看好谷歌的股票，可问遍所有相识的同事，他们异口同声都说不能买。原因有二：首先，那时离互联网股泡沫破灭仅三年，大家在上面亏损的钱还没捞回来，都赔怕了，可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其次，华尔街希望谷歌股票上市失败，各种原因不言自明——谷歌的做法威胁了华尔街的利益。
由于荷兰拍卖法可以使上市公司在拍卖时准确得知市场的需求量，自己做主定价位，将留下最少的钱放在桌面上。如果第二次增发股票，就不一定给承销商喜欢的大客户了，因为它有上升的空间。也就是说，交易的支配权被转到散户手中了，一旦谷歌发现有迹象表明市场还有需求量，公司有预留权增加更多的股票流向市场。华尔街根本就不愿意去设想这种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信任华尔街，太多的利益冲突，使他们失去了说话的可信度。
最后，谷歌上市采用了荷兰式拍卖法，对于普通投资来说，多分得了这块大蛋糕，而整个华尔街，包括当年我这样的华尔街上的小人物，连块小小的奶酪都没捞到。阿里巴巴也是典型的“可变利益实体结构”（简称VIE）的互联网公司，这种结构出现在2000年，用途是规避中国对科技和通信等特定领域的投资限制。如今，这一结构成了公司赴美上市的热门方式。比如说，人人网和百度就都是可变利益实体。像这类使用所谓可变利益实体结构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也是存在投资风险的。这类公司通常在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注册，从而绕过中国对外资进入企业的限制，同时也因为法律的复杂性让投资者承担风险。这种结构创造的控股公司，使用一套复杂的法律合同将外国投资者与中国公司联系在一起，而中国未来很可能不认可这种合同。也就是说，这一结构适合于阿里巴巴的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马云，但是否适合于投资者则有待观察。可以这样说，对阿里巴巴的投资者而言，VIE充满风险。可是，由于觊觎潜在的互联网财富，投资者可能会忽视这些风险。
由于阿里巴巴强大的背景，在短期内这些风险的显现性可能不大，普通投资者千万不要追高杀低，应做到见好就收。大家要谨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的格言。而最关键和富有意义的是阿里巴巴美国上市后，中国将产生新的首富——马云，极个别与房产无关的中国首富，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
因为，互联网思维和房地产思维正好代表了新旧时代的思维交替。房地产思维代表了“拥有”（owning），是过时的、没落的思维方式；而互联网思维代表了“分享”（sharing），是一个崭新的、进步的思维方式。随着全球人口不断的膨胀，寿命又大幅度的提高，而资源是有限的，只有通过分享，才能使人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