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休利特和帕卡德在加州帕洛阿尔托市爱迪生大街367号的一间狭窄车库里创建了惠普公司，声频振荡器是他们的第一个产品。后来有人把这里称为“硅谷诞生地”。37年后，斯蒂夫?乔布斯和搭档成立苹果电脑公司，同样，他们的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就诞生在乔布斯家的车库里。除惠普和苹果外，硅谷地区还造就出英特尔、思科、太阳、甲骨文、硅谷图像、雅虎、eBay、谷歌等一大批知名企业。硅谷地区总面积约3800平方公里，在大小40座城市中生活着260万人，其中有1/10的人从事IT、计算机等高科技行业。据2008的统计，硅谷地区创造的GDP占美国总GDP的5%，而人口不到全国的1%。硅谷人均GDP达到8.3万美元，在全美也居第一。在硅谷，企业把自己当成最强的竞争对手。很多人都会重复seagate技术公司董事长舒格特的一句话：“有时候我在想，没准哪一天你早晨宣布一个新产品，晚上就会宣布淘汰它。”
硅谷的成功有很多因素。提到硅谷，不能不提始建于19世纪末、校园面积全美第二大的斯坦福大学。正是一项不经意的“创新”让硅谷与斯坦福大学紧密相连。1959年，斯坦福大学将1000英亩的校区以非常低廉的价钱长期租给工商业界或毕业校友创建公司，这不仅成为斯坦福大学的转折点，也使当地逐渐形成科技尖端、精英云集的“硅谷”。硅谷的成功，不仅斯坦福大学功不可没，也与加州地区数十所大学在相互竞争中为硅谷造就新鲜血液有关。
《硅谷传奇》等美国电影都热衷于讲述苹果、微软等企业的崛起和成功。但很多人也许没有注意到，其实让整个硅谷成名的是无数人的失败。英国广播公司曾报道说，“失败是硅谷成功的钥匙”。美国知名科技博客网站“风险节拍”也说，“对硅谷的企业家来说，失败是个可选项”；甚至美国科技新闻网站“连线”形容说，“在硅谷，失败是必修课”。百度总裁李彦宏则在他的《硅谷战争》一书中对硅谷模式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除了强调当地“民主的管理结构，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密切的公司与公司间的关系，极其快速的应变能力和艺高人胆大的工作作风”外，还“要允许失败”、“要容忍有创造性的混乱”。曾在硅谷打拼多年的李彦宏说，“要让那些敢于冒险的人得到回报，而不能惩罚敢于冒险却失败了的人”。
从苹果公司到惠普，从甲骨文公司到雅虎，许多成功的硅谷企业，当年都经历过形形色色的艰辛与失败。为了彰显失败与创新的重要关联，首届硅谷“失败大会”于2009年10月召开，会上的主讲人都是愿意讲述自己如何吸取失败教训的成功人士。美国用户最多的互联网支付工具———贝宝（Paypal）的创始人之一麦克斯?拉夫琴就在会上谈起他坎坷的成功之路。在来到硅谷以前，拉夫琴就有过多次失败创业的经历。他在硅谷创立的首家公司本来拥有领先的核心技术，然而，就在他推出主打产品的同时，另一家名为“双击”的企业也推出了极为相似的服务。拉夫琴的公司在竞争中失败，他本人也负债累累。拉夫琴不是怨天尤人，而是认真总结教训。他发现：自己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创业团队中没有能够帮助他适时调整公司发展方向的合作者。他毫不气馁，终于与他人合作创立贝宝。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主办的《美国参考》评论说，硅谷人学会接受“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道理，他们不是为一连串失败的创新感到羞愧，而是把这种经历当作荣誉勋章，并知道他们会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一些在硅谷的华人工程师说，在硅谷的大多数公司里，一个人只要技术足够强，善于创新，就能赢得饭碗和尊敬。除了敢于承担风险，勤奋也是硅谷人成功的基本要求。10年前，德国洪堡大学一位计算机科学系教授在对硅谷进行追踪调查后说，硅谷成功的一个秘密在于硅谷人辛勤甚至疯狂的工作，很多人可以每天工作12到18小时，每周工作7天。
对创新的无上追求以及对失败的包容，始终是硅谷最看重的精神，融进了每一个人的血液。也正是这种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地维持着硅谷的活力。
难以复制的硅谷模式
硅谷在过去几十年，不仅是美国青年向往的就业地，也是来自世界各地人才的竞技场和淘金场。据加州硅谷俄罗斯商人联盟预计，大约有6万名俄语人才在硅谷就职。而据德国媒体报道，硅谷这些年挖走了5000多个德国精英人才。在硅谷，华人控制的公司曾达到2000家以上，占公司总数的1/5。
正如一些人喜欢把中关村比作“中国硅谷”一样，印度人也把本国高科技公司聚集的班加罗尔称为“印度硅谷”。此外，俄罗斯等国也在积极打造本国的“硅谷”。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访美时头一站去的就是硅谷，他将硅谷视为俄罗斯可以效仿的一个榜样，并期望在莫斯科郊区小城斯科尔科沃打造俄罗斯版“硅谷”。不过，对于“俄罗斯硅谷”的设想，俄国却有人质疑说：“政府又试图将一些工程师和科学家束缚在一个所谓的创新城里”，“俄没有能力和条件复制美国硅谷”。而几年前前，《美国参考》就在《不仅仅是半导体：硅谷及创新文化》一文中说，“任何人，凡了解硅谷怪异而复杂的历史，都知道要在美国其他地方或国外复制硅谷的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
3次考察过硅谷的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则认为，硅谷的创新是美国文化科技制度创新的一个产物，因此其他国家想复制硅谷模式并不容易。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美国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这是很多国家无法比拟的。
此外，与那些华尔街贪婪的银行家不同，硅谷的工程师更喜欢去解决问题，甚至为此乐于相互交流自己的创新“点子”。比如，苹果创始人乔布斯说过：“为我们大众而设计电脑”；eBay创始人说：“帮助有共同兴趣的人相互交流及做生意”。正是这样的梦想和热情使那些企业克服重重困难，最终获得成功。据了解，硅谷地区的房价在全美都是相当高的，但硅谷的企业不会急着从事房地产，这是因为它们把创新看成是公司发展的核心，认为只有高科技才能带来高的经济增长点。不仅硅谷高科技公司很少像中国的一些企业那样投资商业房地产，而且很多企业连自己的办公场所都是租的。
在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通过“星球大战”计划，搞了包括太空、生命科学、互联网和信息、新材料技术一系列大工程。很多项目在此基础上向民间扩散，并且与大学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政府主导新科技为硅谷的创立打下了基础。尽管如此，硅谷的成功主要依靠的融资依然来自民间，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产物，政府很少插手其中，因此在商业领域，硅谷的拥有强大的竞争力，像俄罗斯那样希望通过政府投资人为打造一个硅谷显然不可能成功。
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硅谷是美国政治、经济、科技多方面因素结合的产物，想要轻易复制并不容易。何况与其东施效颦地去复制一个已经成功的模式，不如从硅谷的创新精神中寻找启示。可惜，对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创新却恰恰是最难突破的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