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在全国和地区社会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革的情况下，北部城市中巨大的教育机会和优越的教育条件对黑人格外具有吸引力。哈佛毕业的黑人教育家，佛罗里达州贝尔格莱德市的奥尔顿·威廉斯下面这段话客观地反映了南部黑人学校的教育状况：“虽然本州的法律规定，16岁之前的儿童必须上学，但那些法律并未得到实施……”
在北部拉力和南部推力的共同作用下，从1940—1942年，大约有100万人黑人涌入美国的城市区、特别是国防工业中心。40年代，仅从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阿肯色和路易斯安那这六个种植园州移出的黑人就达100多万。西部经济性质在美国经济体制中地位的转变：由一个仅为东部提供原料的从附性的落后经济体制转变为一个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军事—工业复合型经济体系，造就了大量就业机会。加之那里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使西部成为又一个移民热点地区。美国西部城市收获最大。<5>在1940—1944年，俄勒冈州的黑人人口由2000人增加到1.5万人，同期加州旧金山和海湾地区的黑人由不足2万人，猛增加6.5万人，南部的许多城市，尤其是造船业中心，如汉姆蒲墩-罗斯、莫比尔、查尔斯顿和萨凡纳，以及辛辛那提、巴尔比摩和华盛顿特区这些北部城市都有大量黑人涌入。
到1950年时，美国黑人人口在全国的分布格局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1530万黑人中约有18%移出了其所出生的南部地区。在其他三个地区，移出黑人人口仅占其黑人的10%。29%的黑人在其出生州之外的其他州定居。
1950年，东北部、中西部和西部黑人人口中一半以上为移入人口，而移居南部的黑人不足南部黑人总量的1%。1940年代，美国黑人的人口增长率为30年代的两倍。到1950年黑人人口增加了17%，达1530万人，占美国人口的10%。
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到40年代末，聚集在南部的黑人人口仍占美国黑人人口总量的68%，但这个地区黑人人口增长率是美国最低的，年增长率远低于1%。西部、中西部和东北部分别为12%、45%和39%。从数量分布上，西部、中西部、东部分别为4%、15%和13%。这种黑人人口布局的变化在一定程度是美国城市化迅速发展的结果。但黑人的城市化进程远落后于白人，直到二战后美国的城市黑人人口才超过黑人农村人口，而美国白人早在1920年时便实现了这一历史性转变。当时，美国白人居于城市的为54%，黑人仅为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1950年，地区性差异也十分明显，在南部，绝大部分黑人仍生活在农村地区，而在西部和北部，93%为城市居民。
进入美国西部和北部这些城市化水平较高的黑人主要集中于西部和北部州的主要大都市区。安·弥勒在1960年对美国人口在25万以上的48个标准大都市统计区(standardMetropolitanstatisticalArea,简称SMSA)的分析结果表明：有4个大都市40年代净增黑人人口超过10万人：纽约市(211,000)芝加哥(166,000)庇特律(130,000)和洛杉矶(112,000)；有3个大都市区净增黑人人口在5—10万之间：旧金山、费城和华盛顿地区；11个大都市区在1—5万之间，只有3个大都市区黑人人口出现负增长，它们全在南部。
移民的主体是年轻的、教育水平较高的成年男性。美国人口调查局1950年的人口统计结果显示，1949—1950年间进行的移民的黑人年龄分布情况为：14—29岁：56%；13岁以下：25%；35—44岁：16%；45—64岁：13%；65岁以上：4%；但这种年龄结构也因移入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偏重于某一年龄段的移民。如移入南部的移民中14—19岁的未成年人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居多，而移往西部的黑人则以30—64岁的中年人为主。但总体而言，年轻的成年黑人是移民的主体。就性别而言，则以男性为多。1950年时，男性移出率为107%，而男性仅占美国黑人总量的93%。但性别的比例也因年龄变化而变化，如年龄在35—64岁的移民中男性的移出率为126.7%，65岁以上的则为89.25%，在40年代末，黑人移民的受教育水平高于黑人的总体水平。如年龄在25—29岁的移民中有12%的人受过大学教育，而美国黑人总人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所占比例仅为7.6%，这种移民模式对地方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即接纳移民的地区相对受益，而移民移出地区则因此损失了宝贵的教育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这对于教育水平本来低的南部的冲击显得更大些。
黑人的第二次大迁徙运动同样对非裔美国人乃至整个美国的历史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首先，1945—1946年间有数百万美国士兵回到美国，白人希望过从前的生活，而黑人则希望以前被歧视，被隔离的状况有所改变，开始新的生活，但他们都失望了。黑人士兵，尤其是来自南部的士兵，在国外为捍卫自由与民主制度流血、奋战，回国后便不能容忍依旧如故的种族歧视现象。他们注定要推动战后重大的社会变革。随着大量移民迁入北部城市，黑人对住房的需求急剧增加了。这一方面造成了住房拥挤的严重状况，本来设计为一家居住的房子被出租给几个家庭共同使用。10个或更多的家庭分居一间或两间房的现象并不罕见。1941年，巴尔的摩市的一项研究表明：该市五分之一的人口居于五十分之一的地方。居住在每平方英里上的黑人超过9万人。而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和习惯则使黑人要找房子几乎不可能。与住房紧张状况相关联的是黑人聚集区的健康环境很差，传染病的发病率很高，犯罪率居高不下。所有这些都使黑人日益感到不满，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提高。
其次，它使黑人的就业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大量黑人在40年代北上和西进，极大地改变了其旧有的就业模式，从事农场劳动的黑人所占比例从1940年的41%下降到1944年的28%，而从事工业生产的黑人比例则由1940年的17.0%增加到1944年的29.7%。其他就业门类则基本上保持不变。
黑人妇女的就业结构也有很大变动，如从事农场劳动的人所占比例为1940年的16.0%下降到1944年的8.1%；从事服务业的黑人妇女的比例则由1940的70.3%下降到1944的62.5%，而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则从6.5%，增长到18%。美国黑人和妇女就业结构的上述变化不仅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提高其受教育水平，而且可以由此获得必要的技术训练，增加向上流动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参加工厂劳动对于提高黑人的政治觉悟、组织纪律性和团结精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争取改善就业状况的斗争中，黑人们严重削弱了就业中的种族主义实践，如主要工业中心推行的雇佣和提升方面的种族歧视政策，及在工种和定期培训上的种族歧视模式。第8802号行政命令的通过则是美国联邦政府首次对黑人就业问题进行干预。同时，美国的统治者也认识到，要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黑人劳动力是不可或缺的。
再次，第二次黑人大迁徙运动加速了南部种植园经济体制的瓦解和南部经济的现代化。二战前，南部的种植园经济所以能够不进行技术革新而得以维持，靠的是大量廉价的依附性黑人劳动力。同时，南部用于资本投入的资金相对短缺，希图获得最大利益的种植园主必然依赖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这也使得黑人劳动力本身也一直低生产率水平上长期徘徊，自身地位极难提高。二战时期及其之后的大移民运动根本上扭转了这种形势。据统计，1940—1945年间，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和亚拉巴马三州从事农场劳动的人减少20.6%，密西西比，阿肯色和路易斯安那三州减少了23.1%。农场工人的工资也有很大提高。美国劳工部的报告显示，1946年时，摘棉工人的工资为每磅十分钱，而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摘棉工人的工资仅为每磅1分钱。也就是说，移民造成南部农场工人短缺是其工资提高的最直接原因。
黑人的外迁，本地劳动力工资的提高和劳动力的缺乏迫使农场主不得不对传统的播种和收获的方法进行革新，即采用机械的手段来维持农场的正常生产过去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已走了尽头。生产方式的变革首先出现棉花生产领域，集中于如何用机械方法收获棉花。早在30年代一种从技术上讲可以获得的摘棉机业已出现，但由于时机不成熟而未被农场主采用。二战结束后，农场主对摘棉机的需求提上日程。50年代初，一种廉价的摘棉机投入市场后，用棉花的农场迅速增多。
除了收获的机械化外，40年代在棉花生产领域还取得了其他技术进步，如肥料应用上的革新，种植和病虫控制方式的进步等，这些改革和进步在50年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每亩棉花产量提高了60%以上。
40年代，机械化生产方式的采用解除了种植园经济赖以存在的技术支撑。南部农场主面对劳动力缺乏，劳动者工资提高，生产成本逐渐提高的严峻形势，被迫放弃了世代维系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方式，采用大机械生产。这种方式的采用大降低了棉花生产在劳动力上的投入，对大批依附性劳动力的需求下降，从而削弱了南部农业和农村社会中对黑人在机构和文化上的控制和束缚。黑人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解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内战后开始的长达近一个世纪之久的种植园经济终于解体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
但南部劳动力供求环境变化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因为，随着黑人的大批外流，留下的黑人因就业机会的相对增多，而有了更多的选择就业行业的自由。这样，农场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便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人们通过以一棵树或一条索链威胁其工人，以保证棉花等级和将棉花摘干净的日子一去不返了。今天，抵制那类农场主的消息会不胫而走，他知道的头一件事是，他找不到给他摘棉花的人。黑人移民运动还最终根除了美国黑人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从属性，使得仍留在南部的黑人农场工人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平等地与农场主进行集体谈判，以最合适的价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最小限度地受农场主的剥削和压榨。这个过程将最终使黑人依赖白人的传统生活和思维方式得到根本扭转。
总之，二战后，非裔美国人的城市化进程延续下来。居住在城市的黑人人口占黑人总人口的比重到1950年时达到62.4%，1970年时则增加到70%。与此同时，生活在南部的黑人在黑人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950年的接近70%下降到60年代末的50%。也就是说，此时，生活在美国北部和西部的黑人与南部的黑人人口数量已经平分秋色。黑人人口分布格局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将对黑人自身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美国的政治格局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居住在北部和西部城市中的黑人享有远多于南部黑人的政治参与权利和机会，而且他们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也较高。这些人，特别是其中的日益发展壮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将成为黑人民权运动的领导力量，而普通的黑人群众则充当战场运动的中坚力量和主力军。另一方面，北部和西部地区黑人政治力量的逐渐增强，使他们在联邦政府中的影响也渐渐扩大，并具有了与日俱增的发言权。这无疑将有助于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以及黑人民权和政治权利的获得。
黑人从南部落后的农村地区移民入北部和西部的城市的过程，不但是广大黑人群众的经济地位和状况不断提高和改善的过程，而且，这更是黑人的政治觉悟和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和热情不断提高的过程，是黑人群众对自身的处境的认识逐渐深刻，并从思想意识和行动等方面不断积蓄实践经验和力量的、对黑人后来能踊跃投身于争取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民权斗争与民权运动至关重要的历史过程。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黑人的政治力量已经发展到不容许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内的任何一个政治派别所忽视的程度。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领袖们为了赢得黑人选民的支持，都采取了一些改善黑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政策和措施。在整个罗斯福总统执政的历史时期，美国的政治界、思想界、文化界和学术界共同为黑人进行有效的民权斗争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十分宽松的社会环境。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黑人群众的心目中再次燃起变革束缚他们发展的、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乃至每一个美国白人的群体性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的政策和制度的强烈愿望。他们决定投身美国政治这一传统途径来改变自身境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