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结束初期，交通领域的隔离制并未广泛蔓延。到了1881年，田纳西州颁布实施了美国第一部要求在有轨电车上实行种族隔离制的法律。1887年到1891年间，除了三个州外，其他南部各州都通过了类似的种族隔离立法。1900年后，几乎所有南部州都通过了要求在市区有轨电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立法。随着纺织厂发展到山麓地区，一些州为保护低收入白人免受黑人的竞争，要求在工厂实行隔离。从1910年开始，包括巴尔的摩、新奥尔良、路易斯维尔、亚特兰大、奥古斯塔和里土满市在内的许多城市通过了住房隔离条例。至此，种族隔离制已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遍及教育、交通、公园和其他公共娱乐场所，及住房等各个领域。种族隔离行为由此成为美国南部白人的一种群体行为。
种族隔离制在南部扩展的进程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在“普莱西诉弗格森”(Plessyv.Ferguson)一案的判决使“分离但平等”的种族隔离制原则首次得到认可。这一判例对黑人的未来命运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1890年，路易斯安那州议会通过了“路易斯安那铁路运输法”，规定“凡本州在其旅客车厢乘载旅客的所有铁路公司应为白人和有色公民提供平等但分离的座位。”1882年6月7日，霍默A.普莱西<3>在新奥尔良买了张车票，乘坐东路易斯安那铁路公司的火车去路易斯安那州的卡温顿。他在白人车厢坐了下来。当普莱西拒绝服从乘务员的要求，去吉姆-克罗车厢后，他被逮捕，被指控违反了吉姆-克罗车法。普莱西的辩护律师阿尔比恩·W.图尔基和詹姆斯·C.沃克认为，普莱西被控违反的法律与美国宪法相冲突，因而是无效的。但新奥尔良市刑事地区法庭的约翰·H.弗格森法官驳回了他们的诉讼。于是，普莱西向该州最高法院起诉弗格森。这即是此案的由来。
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维持了新奥尔良地方法院的判决，认为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要求铁路公司向黑、白种族提供“分离但平等的座位”，并不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有关条款，也就不与美国的宪法相冲突。图尔基和沃克又将此案上诉了美国最高法院。四年后，美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亨利·B.布朗于1896年5月18日宣布了最高法院对此案的裁决。他在判词中提到，美国国会为哥伦比亚特区建立隔离制学校的行为得到了支持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激进共和党人的认同，并由国会保持下来。而且，类似的法律也为许多州议会和法院所接受。布朗大法官认为，这时，隔离法的合法性在于其“合理性”(reasonableness)。
在确定合理性时，各州议会“在参照人们已经约定俗成的作法、风俗习惯和传统，设法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舒适，并力图保持公众生活的安宁与良好的秩序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决策。”除了引证司法先例和为人所承认的实践外，布朗大法官还从更加不确定的历史、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论证其理论的合理性。他在其判词的最后提出，“对于清除种族本性或者因为形体差异造成的区别的问题，立法机构是无能为力的。试图这样做只能使当前的形势变得更加艰难。如果白人和黑人的民权和政治权利都实现了平等，人们就不能在社会和政治上有优劣之分。如果一个种族从社会的角度讲劣于另一个种族，美国宪法就不能将他们放在同样的位置”。也就是说，在美国施行种族隔离制是符合美国宪法的精神，因而是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的！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使“分离但平等”的原则成为美国宪法的组成部分。在此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美国联邦和州的各级法院在维护新的种族隔离制法的宪政性时无不充满自信地、一遍又一遍地从“普莱西诉弗格森”的判决中寻找依据。这也无形中一次次地增加了其权威性。但奇怪的是，在最高法院的判词中没有宣称在该提供平等设施的地方允许种族隔离制存在的言辞。普莱西案件中的情况是，法官们将其所相信的东西视为路易斯安那交通法的合理性，而没有为必须在随后的种族隔离案件中作出裁决的其他法院提供指导。1896年时七位大法官所建立的原则，即各州可以强制实行它们认为“合理的”种族隔离制，严格地讲是一条法官制定的法律。它使第十四条修正案失去了意义”。“分离但平等”原则逐渐成为美国南部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896年裁决使吉姆-克罗立法具有了护身符，并使美国的种族主义实践机构化了。美联邦最高法院对普莱西案的裁决使黑人享有平等的民权和政治权的权利，几乎完全失去了宪法和法律的保护，黑人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另一方面，这一判决也在某种意义上反应了当时整个美国的声音：经济上压迫黑人，政治上剥夺黑人的选举权，社会上对黑人进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
1877年，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总统选举问题上达成妥协。北方的最后一批军队撤离南方，南方从此再次落入南部人的控制之下。重建时期，仅有一小部分黑人得到自己的土地。绝大部分黑人仍处于无地无农具的状态。1877年后，他们不得不继续受南部普遍实行的分成一租佃制的沉重剥削。
为了建立白人与民主党人的专制统治，南部白人想方设法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密西西比州与南卡罗来纳州分别于1890年和1895年率先对本州宪法进行修改，实际上剥夺了所有黑人的选举权。1898～1903年间路易斯安那、北卡罗来纳、亚拉巴马和弗吉尼亚州也加以效法，紧随其后的是俄克拉何马州和佐治亚州，它们分别于1907年和1908年修改了本州的宪法。这些修改后的州宪法基本上都要求参加选举的选民交纳人头税，通过文化测验和/或具备一定的财产资格。这些条件，尤其是文化测验的结果完全是由负责此项事务的白人选民登记官员控制和掌握。因此，黑人的命运可想而知。一些州宪法还规定了所谓的“祖父条款”，即年满21周岁的男性公民，其祖父或父亲在1867年参加选举者，可不必受上述条件的限制，直接获得选举权。
“祖父条款”实际上剥夺了几乎所有在内战后获得公民资格的黑人的选举权。它使宪法第十四、十五修正案有关平等地给予黑人选举权的规定归于无效。如1898年，路易斯安那州在其宪法中首先加入了“祖父条款”，详细地规定了本州公民参加选举的资格。其第197条第3、4款分别就选民所应具备的文化水平、财产资格(300美元以上)作了明确规定。该州宪法的第5款规定，1867年1月1日前依据本宪法或美国任何一州的宪法之规定获得选举资格的公民，或其儿子，或在本宪法生效时达到21周岁的男性公民有权不受本宪法规定的文化水平和财产资格等条件的限制，直接参加选举。但是，它在第198条规定，所有参加选举的人都须缴纳人头税，这不仅剥夺了许多黑人的选举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剥夺了许多贫苦白人的选举权。
1896年～1915年期间，所有南部各州都通过宪法，允许民主党宣布只有白人有资格参加初选。1889年，路易斯安那州宪法之第200条规定，除了当时已经登记的选民，任何人不得参加所有旨在为公共部门提名任何候选人的初选会议、或政治集会。这些法律和措施的效果是极为明显的。1890年密西西比州新宪法实施时，该州的选民由25万多人降到不足7.7万人。在新奥尔良，黑人选民由1896年的1.4万人减至1908年的408人。在路易斯安那州，1896年总统选举时，登记的黑人选民为130,344人，到1900年选举时仅剩5,320人，即1898年新宪法的实施剥夺了96%的黑人选民的选举权。同期白人选民数也由164,008人下降到125,437人，减少了24%。，据估计，在亚拉巴马州1900年时181,471名达到选举年龄的男性黑人中仅有3,000获准登记，即不足2%。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南部各州上述明目张胆地剥夺公民权，尤其是黑人选举权的违背宪法的行为一直采取姑息和纵容的态度，直到1915年6月21日，美国最高法院才在“弗兰克·吉恩和J.J.比尔诉美国”(FrankGuinnandJ.J.Bealv.UnitedStates)一案的判决中宣布俄克拉何马州宪法中有关“祖父条款”的规定违反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的有关规定，因而是非法的。同一天，最高法院在“迈尔斯诉安德森”(Myersv.Anderson)一案中，宣布类似的法律违宪。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方各州风起云涌地剥夺黑人选举权的运动，以及美国政府、国会和最高法院在此问题上明显的放任态度，南方黑人参与政府活动的积极性大大受挫。
在司法领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和压迫的现象。尽管最高法院坚持黑人有权参加陪审团，出庭作证。但在实际上，黑人几乎被完全排除在外。严重侵犯黑人经济权和人身权利的“有罪裁定租借制”在重建之后非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大大扩散开来，种植园主和工业家从中大获其利。私刑是南部白人赖以维护其种族至上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手段。遭受私刑的人数(大部分在南部)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达于顶峰，平均每年为150人。1892创下了最高纪录，达235人之多。私刑主要是一种农村现象，在南部日益增多的城市中，群殴现象则更加普遍。1898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1906年在亚特兰大市还发生了种族骚乱。这样，到20世纪初，无助的黑人被一点点地推向政治权利被剥夺，社会生活上被隔离的种族服从地位的悲惨境地。
三、黑人的初步反应
面对19世纪末日益恶化的环境，黑人中间的主流思想逐渐由抗议转向适应，这种转变在南方表现得尤为明显。黑人的思想转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部分黑人领袖趋于弱化政治参与的价值。在19世纪80年代，他们甚至公开号召支持民主党。更多的黑人则认为自己该接受剥夺其选举权的新宪法，较保守的黑人更倾向于接受文化测验和财产资格等限制条款，只要这种条件平等地适用于黑、白两种族即可。但即使是客观地实施这些限制条件，被剥夺选举权的黑人也远多于白人，更何况制定这些限制条件的初衷即是剥夺黑人参与选举的机会。其结果必然是，大批黑人失去了选举权。但这种措施还是保住了黑人的面子，让他们抱着这样的企盼：一旦他们有了财产和知识，就能得到选举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