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虚岁十三的我成了一名初中生。尽管在这个时候我根本都不知道初中生和小学生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的母校就是与丰棉小学一墙之隔的丰棉初中。这所学校将会重点的表述一下，因为我将在这里度过前初中时代和后初中时代共计五年的光阴，并且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也是出现在这里。还有就是我在这个学校里认识了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几个人，最后就是在这五年的时光里，我在这里懂得了很多让我今后必须知道的道理。
我记忆里的丰棉初中是这个样子的。沿着面朝南的大门一直进去是一条相对体面的石子路。刚进大门路两边各有一个通告牌，但是上面从来不会出现什么对学生有益的内容。再过去路的两边是栽满黄杨的绿化带，很少有人打理的黄杨名符其实的黄着叶子几近干枯。绿化带尽头是一个通道，通道的左边是初一的三间教室右边是初二的两间教室。通道尽头对着旗杆和一个圆形的小花园，花园里毫无新意的种的还是黄杨。后面的院子较小房子倒是很多。两层的小楼囊括了办公室初三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和娱乐室。院子的最东边是一间小房子就是我初中三年住校时吃的那个可以称的上饭的东西的来源。院子的最右边是一个车棚，车棚和教学楼的中间有一片不是很大的空地。之所以要着重提一下这个地方是因为五年之后我在这个地方会做两件动作和影响力都很大的事。
开学的第一天和在小学每年的暑假开学一样都是全校大扫除，其实主要就是拔草。把操场的每个角落里在一个暑假里长出来的荒草清除掉，让学校有个学校的样子。通过这个时候都是按照班级分区域的，我们班的区域就是正对着教室一直到南墙根的那一片操场。算是中间地带没有什么草，但是要负责栽一棵很大的雪松。栽树的时候我认识了我们初一2班的班主任也就是我们以后的语文老师于景周。实际上是他直接叫的我的名字然后我心里很诧异的想着他怎么会认识我，嘴里答着到就跑到他面前。他说你是徐德地，语文成绩不错啊你先代理一下班长组织同学们先挖树坑，我顿时受宠若惊的答应了一下马上去安排了。说是安排其实就是我亲自带头干，因为刚刚开学那个时候谁都不认识谁我根本无法安排。好在那时候的孩子都很单纯而且都是农村的孩子对干活不怎么排斥，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勉强挖出了一个一点两米见方的坑。于班主任带着我们慢慢把树立起来之后填土踩实，我又带着几个人打了几趟水浇了一下才算完工。
我们先来说一下丰棉初中的教师配置。全校老师的来源和丰棉小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都来自周边几个村子。但是以当时最大的村子于刘楼村的老师居多，而且几乎都是姓于的老师。于景周、于群周、于龙周、于锋周、于文丽、于文峰、于强这些老师在我读初三的时候都已经是学校的骨干领导。其他的村子里的老师诸如张楼的张献贞、丁得运、张海军，汪庄的汪清恩、汪子虎父子、李继群，李阁的李新政、贺凤琴、李凤英，刘庄的刘路华、刘坡，闫楼的闫功杰、闫艳父女，还有和我母亲同族的訾庄的訾言瑞、訾言柱、訾洪恩，当然还有我们村的杨明金、杨爱峰父子以及前文提到过的我小学玩伴陈胜的父亲陈福群等等，虽然也都是附近村庄上的，但是没有什么集团影响力，所以丰棉初中在当时的校领导都是姓于的。这些老师的好坏暂时先不说，我先来说一下这些老师都有的两点共同之处。第一就是丰棉初中所有的老师无论男女都打过人；第二就是丰棉初中所有的老师无论男女都打过我。这两句话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背后的代表的信息量却是很大的。第一句话说明当时的教育就是以体罚教育为主，而体罚是所有老师管理好学生的一种合理合规的手段，也是他们不容置疑的权利。而第二句话说明我在做学生方面绝对达到了一个丰棉初中建校以来乃至我们砀山县所有的初中建校以来所有的学生都不能达到的境界。这个境界仅仅靠犯错误是绝对达不到的，还要结合了天时地利人和才行，比如刚好我犯错误那天，我遇到的那个老师刚好心情很差。其实上学能上到我这种境界也应该是一种成就，至少从一个侧面让每一个教过我的老师都或多或少的记住我，这就难得了。
接下来详细说一下初一的几个老师。
首先就是我的伯乐，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于景周。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其实还真不是让我当上班长，而是他的教学方法让我真正体会到了语文的乐趣。这对我以后对于文学的热爱有着很重要的关系。他当时在课堂上不像其他老师一样只是讲课，而是会抄一些有趣的对联、课外的文学常识、生活中的群闻给我们。那个时候信息摄入方式不像现在互联网这么强大，也没有手机电脑这样便利的查阅工具。在当时想获得知识只能靠老师教授和自己阅读积累。而于景周老师的这种方法无疑让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去阅读，也增加了课堂的兴趣性。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我把他每节课抄的诸如“中国十大名茶”、“中国历史上十圣”等这些东西，一字不落的抄在我挪用公款买的一个当时很体面的硬皮本上，并且命名为百科全书。那上面的内容其实在以后我也都通过阅读学到了，但是在刚升初中的时候却是我炫耀的资本，可惜后来不知道丢哪里去了。景周老师看到我学习语文这么认真，也了解到了我升学考试时语文成绩很不错，就很照顾我。正式开学一周后我就从代理班长直接转为正式班长，这是我从上学以来的最高职务。我必须得感谢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于景周慧眼识珠。正是由于他给我的这个班长的职务激起我极大的好胜心和虚荣心，我不但不认为我没有分到优等班是一个遗憾反而觉得是一个幸运。我的成绩在好胜心和虚荣心的刺激下虽然缓慢但还是稳步上升的。如果不是父亲在“宁做凤中鸦，不做鸦中凤”的错误思想，认为在那种环境之下我始终都不会跻身优等生的行列，非要在一个学期后找关系把我弄到所谓的优等班里，我想我的初中生涯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虽然我当时的个头很小但是班主任对我的信任及照顾，让我在班级里的权利很大。当时我们班的管理方法就是经济制裁，上课及早晚自习说话一次，罚款五毛、迟到早退一次罚款五毛、值日不做一次罚款五毛。除了这些，各科老师也会因为作业不交或者上课犯错开出罚单，让他们把钱交到我这里。我们数学老师訾言柱在一次改过作业以后竟然宣布错一道题就罚五毛钱。
因为我是班长所以很大程度上，我说谁说话了谁就说话了，只要一记上名字就必须要交钱。那时候经济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是贫穷怕的农民是很少花钱的，所以孩子们手里并没有多少零花钱。男孩子在那时候正是好动的年龄，自制力好的还好一些自制力差的可就惨了。特别是贺静和李建村他们几个特别调皮的，都恨我都恨的牙痒痒。但是我有班主任撑腰他们根本不敢来硬的都是私下的哀求我。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权利带给我的虚荣和满足。我开始的时候还是很大公无私的，就算是和我一个村子的贺静犯错了我也从来没有讲过情面。他妈妈（按辈分我的叫姑奶奶）知道之后直接跑到俺家把我骂了一顿，在母亲的说情下我才放了他一马。李建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我经常记过他说话之后就每天找他要钱。终于某一天我记了他三次说话之后他恳求我未果选择了一条偏离正道的路。他让读初三的他哥和他的堂哥在操场里截住我威胁了我一顿，说我要是再敢记他弟弟的名字的话就在我放学的路上揍我。我当时满脸含笑的说
：“我知道了，知道了，早知道他是你弟弟我说什么也不会记他的名字的。”他听了我的话很是高兴喜笑颜开的就回去了。我回到教室里就直接记了李建村一次上课说话，敢威胁我。我那时候就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而且运用的恰到好处实在是难得啊，而我回头就采取报复措施的行为也映射出我笑面虎的性质，这可不是一个好现象。
由于有太多的罚款项目以及太多的罚款对象，所以我手中的现金一天天大幅度的增多，多到至少能让当时的我不再心平气和。某一天怀揣着在当时看来已经是巨额现金的我，看到两个做买卖的人在为换不开一百块钱而苦恼时，我很自豪很霸气的说：“我来给你们换。”当我真的掏出一大沓票子，看到他们的眼神从怀疑转变成惊讶并且一起说：“呀！你这孩子怎么会有那么多钱”，的时候，我的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权利再一次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于是我开始想炫耀，抓住一切机会让别人知道我有很多钱，即使那不是属于我的。父亲看到我虚荣的表情，狠狠的训了我一顿并告诫我，那些钱一分都不能动。虽然父母的言传身教让我知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而上次偷钱交学费挨打的教训也让我心有余悸，但是面对我生平都没有见到过的那么多的现金我再一次人穷志短。我第一次找出来几百个理由从公款里面拿出五毛钱买了一包瓜子，然后以最快的速度销赃完毕后心里并没有什么不安。班主任不知道每天到底罚了多少人，也没有安排人监督我，而同学们也没有人敢查我的帐，只要把罚款单中的名字去掉一个这一切都神不知鬼不觉。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有第三次，我就这样今天划一个名字，明天划两个名字让自己每天都沉浸在有零食吃的幸福感觉里。一直到学期末我离开初一2班，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挪用了多少公款。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是不对的，但是面对诱惑我根本忍不住。我不知道这事最终都没有被发现是该庆幸还是该悔恨，我只知道在某一天晚上我对着窗外明亮的上弦月时对自己说：“徐德地，你以后绝对不能从政，因为你要是当官了绝对是一个贪官。”还好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周围的人都给我灌输了很多正能量，让我没有最终走到了社会的对立面去，也最终守住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做人底线。
景周老师虽然看着很和气对我也很好，但是不代表他不打人。上文说过了其实当时的老师就没有不打人的。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刘庄的刘双喝醉了来上课，在教室里吐得昏天暗地。正在上课的他把刘双叫到前面来，直接就是两个边脚就把刘双踢到教室外面去了。让他在外面站了一上午并且要求他写一份检讨书。下午上课他让刘双当着全班同学念检讨。但刘双念到：“我在教室里yuě了一地之后”，他又扇了刘双两巴掌说：“我教这么多年语文了都不会写yuě这个字，你怎么写出来的？”刘双捂着脸，留着眼泪说：“我是用拼音代替的。”景周拿过检讨书看了一下后，又踹了他一脚说：“都上初一了，拼音都能注错还有脸哭。”他也打过我但是下手很轻。那是我上作文课写好作文之后在下面看课外书，他发现了拿起书看了看又敲了一下我的头说下课看就走了。我当时就想，如果是除了我之外的任何一个学生做这件事，我敢打赌结果都不会是这样的。这也让我仿佛回到了三年级留级后的那个待遇，很感慨。
最后一次和景周老师合作是初一那年的元旦。那天大早上他一脸严肃的找到我，上来就问：“我们又多少班费？”当时所有的罚款充当班费，是他开始就定下的。我吓了一跳心里突然就紧张起来，心跳就加剧了。我当时还以为是自己挪用公款的事东窗事发了呢。我小心翼翼的说：“有一百五十元多点。”他惊讶的说：“这么多啊？”这句话顿时让我的心放进了肚子里，我一脸平静的解释说：“各科老师都罚钱再加上违反纪律的罚款，所以就多了。”他点点钱只是扫了一眼账本就说：“等下放学我们一起去集上买点晚会用到东西去”我开心的说了一个好字就回去了。
放学之后我们去了礼合集的供销社买元旦晚会用的东西。因为钱太多的缘故，而且当时所谓的班会也只有在元旦晚会时才会用到，所以我们瓜子、糖果都是买的最好的。晚会的东西买好之后他又专门买了一些其他的零食递给我说：“你多抓点放起来自己吃，剩下的我带回家给小孩吃。”我一看都是好吃的而且也知道这些都是公款买的所以我也就没有客气，把四个衣兜都装的满满的才算。然后我们就去他家拿录音机，这是那个时候的元旦晚会必备的，也是当时很上档次的东西，不是每家都有的。晚会很简单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吃瓜子糖果然后随便唱歌，由于我当时还没有发现自己有太高的唱歌天赋，所以当时也没有上场。只是记得那个时候班里几个男生都在唱小虎队和刘德华的歌。而女生的记忆就没有了，或许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女人都比较害羞吧。我们班的晚会当时与会的老师是全校最多的，直接的原因是我们班的零食是全校最好的，间接原因毫无疑问这一切要归功于我作为班长平时的大力罚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