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陶渊明《形影神》
当神秘的面纱被揭开后，尘封了近一个世纪，躲避了战争动乱的一大批中国历代文化艺术精品终于显现出来了。有人说它价值连城，也有人说它富可敌国。但拥有这批宝藏的赵泰来却从未对它的价值作过认真的估算。他觉得艺术品就是艺术品，讲钱就没有意思了。
然而这批宝藏的数量确实大得惊人，除了赵泰来本人，没有人知道这座宝藏的真正数量。打个比方说，如果一个人每天从中取出一件，全部取完需要花上两三百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如果每天拿其中一百件来办展览，全部展完需要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从1992年起，赵泰来陆续从伦敦将地窖里清理出来的珍宝运回香港。为了让公众看到他的收藏，从中欣赏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精湛的工艺，他频繁地在香港中国文物展览馆等处举办系列藏品展。出于藏品安全的考虑，他不想让别人参与，全由他一人独自搬运，唯一参与者就是和他结下忘年之交的唐理奎。每次搞展览，赵泰来从楼上仓库一件一件往楼下搬，唐理奎则在楼下货车上清点看守物品。到了展场，赵泰来又一件一件搬进去，连藏品的布置、灯光的调校、标牌的撰写都亲力亲为，从不假他人之手。展览结束后，又如此这般由他一个人搬回去。
看着忙得汗流浃背的赵泰来，唐理奎很是心疼。再看他那些藏品，有一部分是陶罐、陶瓶、陶盆及青铜器之类，应当是商周西汉时期的东西，一般人对此类珍品认识不多，估计博物馆可能爱之如宝，何不劝他将这些藏品捐献给国家博物馆呢？于是，唐理奎对赵泰来说：“小赵啊，你的宝贝这么多，在香港搞展览累死累活也是有限的公众能够看到，还不如把它们捐回大陆的博物馆，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鉴赏。”
没想到话音未落，赵泰来立刻说：“好哇！我一直也有这个想法，如今大陆改革开放，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老百姓日子也越过越好。中国文物只有回到祖国，才是真正的归宿，我早就想有朝一日把这些国宝全部捐给可以信赖的地方，我的心愿也就了了，也能解脱了。”
唐理奎半开玩笑地说：“你不愿当败家子，就让我来帮你‘败家’吧！”
赵泰来想都没想，取来信纸一张，当即给唐理奎写了一份授权书：“兹授权唐理奎先生代表本人（赵泰来）向国内有关部门洽谈捐赠文物事宜，并代表本人在有关捐赠文书上签字。”
唐理奎接受委托后却犯难了。因为他平日很少关注文物方面的事，找谁联络捐赠？又捐赠给谁？一时也不知从何做起。后来他想出两条途径，一是找一位广州籍的朋友吴慧明女士，请她回广州时咨询一下广州市文物部门，看他们对此兴趣如何；另一个途径是找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同事舒格、杨朝岭和袁方正，请他们向北京的国家有关部门联系。结果两条途径的进展都很顺利，都表示感兴趣。
北京方面提出先要一份《捐赠清单》，然后上报国家文物局。赵泰来很快就精选出一批古画并列出清单，国家文物局收到《捐赠清单》后，便决定将这批捐赠品交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接收珍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很慎重，特请故宫国家文物鉴定专家刘九庵老先生由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郑广荣陪同前往香港做鉴定接收。
专家们看到赵泰来捐品中有一幅五代时期石恪画的《罗汉图》都很兴奋，因为据史料记载，石恪一生只画过三幅罗汉图，有两幅已在日本出现，还有一幅一直下落不明。他们对此画的文物价值寄予很大希望，原以为能够填补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一段空白。可最终鉴定结果是，这幅画属于明代仿品，但仍然有很大的文物价值，似可接收。赵泰来说：“这幅画既然是仿品，就不与真品混为一起捐赠了。这次就捐赠已经鉴定的三十二件真迹吧。”
已经联系上的广州市文化局对此事也十分重视。当时市政府决定在风景优美的麓湖旁兴建一座艺术博物院，专门收藏展出广东著名画家的作品，筹建工作由广州美术馆负责，具体工作由时任广州美术馆书记兼副馆长的孟大昭先生落实。
一天孟大昭到市文化局开会，碰到文物处苏桂芬处长，她对孟大昭说：“赵泰来先生是香港一位大收藏家，他来广州了，你有没兴趣一块去见见他？”孟大昭正在为艺博院建成后的藏品发愁，听说赵泰来到广州了，正好去做些联络工作，看能不能动员他捐些东西给艺博院收藏，于是就一块来到仓边路的富豪酒家。孟大昭第一眼见到赵泰来的感觉是：这个人很奇怪呀！怎样看都不像一个香港大收藏家，总觉得他缺少一些文化气质。第二感觉是着装上很不讲究，太简单了，他上身一件格子长袖衬衫，下身一条深蓝色裤子，脚上穿着一双休闲鞋，举止言谈和广州的普通市民没有两样。就这么一个人！真有宝物能捐给博物馆？孟大昭很有些疑惑。
万万没有想到，当孟大昭把政府怎样支持、社会怎样关心艺博院的建设，以及博物馆基本定位、展馆设置、对捐赠者的政策一一作了简明介绍后，还没开口谈捐赠的事，赵泰来就主动问：“我能不能捐些东西给你们，你们设一个专馆给我展示藏品呢？”
孟大昭看得出赵泰来的诚意，也就爽快地答应了。整个会谈进展非常顺利，不到半个小时，双方就达成了捐赠意向。事后市文化局向黎子流市长等领导作了汇报，得到大力支持。待把这些程序走了一遍之后，孟大昭接下来最关心的是，赵泰来到底能捐赠些什么东西？
1993年8月，在市文化局领导的带领下，孟大昭等一行五人来到香港和赵泰来继续洽谈并鉴定捐赠的藏品。为了表示敬意，他们总是请赵泰来到好一点的酒楼吃饭，而赵泰来回请政府官员的地方却是最普通的茶餐厅。
坐落在麓湖公园旁的广州艺术博物院，专设十八号馆为“赵泰来收藏馆”。
赵泰来给他们讲了自己的经历和对生活的理念。他说会在大减价时花一千块钱买五件同样的西装，穿烂了就丢掉，以至于很多人都问“你怎么天天都穿同一件衣服”？他在香港坐地铁，如果没有位子就会坐在地上。孟大昭想，香港哪里会有人坐在地铁车厢地上的？这也未免太不修边幅了！赵泰来也讲到他的家族，讲到伍廷芳这条脉络，说有相当一部分藏品由于各种原因藏在英国地窖里。这么多年来他往返于香港和英国之间，不停地整理和搬运这些艺术品。搞到有一段时间，英国海关把他列入了黑名单，以为他是个文物走私贩，对他的监管特别严厉。孟大昭心想：“讲这么多都没用，我们是搞博物馆的，所有的东西还是要眼见为实，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遛遛！”
午餐过后，赵泰来领着客人到他屯门的家去，他住在一座花园洋楼的高层。
当房门被打开后，孟大昭往里一瞧，立即惊呆了：只见这间有一百多平方米的屋子里，不论是客厅还是卧室，都被一只只铝合金做的航空箱塞得满满的，一些大镜框里一层层的画作被叠加在一起；一袋袋用编织袋装得满满的是各式各样的玉器挂件和首饰；一包包各个年代的各国珍贵邮票还未拆封，堆在墙角像一座小山似的，除了一张睡床和一条勉强过人的通道外，所有空间都被挤得满满当当。孟大昭足足愣了好几分钟，心想：“这可真是真人不可貌相啊！”
孟大昭看见屋里的藏品数量和门类，令他十分吃惊。这些藏品中不但有中国各个时期的陶瓷、雕塑、字画、玉器，而且还有欧洲艺术品。由于他在广州美术馆长期工作过，他当时就想，这些东西分类后，赵泰来可能会把字画捐给艺博院。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赵泰来大声说的一句话，像炸弹一样炸开了：“这间屋里的东西统统捐给你们，你们能搬多少就搬多少！”
孟大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试探地问：“你刚才是说这屋里的东西全部捐给艺博院？”
赵泰来笑着回答：“还有隔壁那间屋里的东西，也统统捐给你们！”
孟大昭顿时觉得热血上升，头脑嗡的一声，心脏都快停止了跳动。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幕是真实的，直觉告诉他，这些藏品比艺博院馆藏的东西还要多。当时第一个是量的震撼，第二个是种类的震撼，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孟大昭当天晚上就急急忙忙赶回广州，马上向局里汇报。市文化局认为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于是立即向市政府报告。市府领导在与有关文物专家会商后，决定在筹建中的艺术博物院做一个专馆来陈列赵泰来的藏品。在政府这个意见下达后，艺博院和赵泰来签订了《捐赠协议》，协议中写明赵泰来是无偿捐赠。
1995年11月，在市文化局一位局长带领下，孟大昭组织了美术馆十位工作人员来到香港，根据国家博物馆接收文物藏品的规范要求和海关报关的规定，所有藏品在入境进馆典藏前，应对藏品的年代、品名、作者、规格及质地逐件记录建档。抵达香港后，工作小组一开始曾提议在香港地区租用一间面积适合的地方，把文物铺展开来进行清点造册，但由于时间短，且安全隐患大，只能放弃了这个方案，并决定所有的工作就在赵先生的家宅中进行。开始的两三天，工作小组还循规蹈矩地按规范要求进行登记和整理，然而丰富的藏品很快就打破了这个计划。由于工作小组人员居停香港的时间受限，为能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运回更多的藏品，工作小组在取得广州方面主管部门指示后，毅然决断采取直接搬运回广州后再行清点整理的方案，决定第二天就把赵泰来先生捐赠的藏品全部装运回广州。
清晨六点多钟，孟大昭等人就早早来到赵泰来家。他们雇了两辆六十尺货柜拖车停在楼下，赵泰来在楼上向对方清点交接，然后装箱往楼下搬运，唐理奎也赶过来，在货车旁登记大件物品的数量。
那时皇岗口岸还没有实行24小时通关，货车最后到达香港口岸落马洲的时间必须是晚上12点前。为了确保这批文物顺利过关和运输途中的安全，广州政府方面知会了皇岗海关给予协助，又向广东省公安厅报告，请武警负责运输接应和安全，还派出两部警车在皇岗待命。
当时整个请点装运工作十分紧张，但不管大家如何努力，到晚上八时许，也只是清点装运了三分之二的藏品，照这样的进度肯定是装不完了。孟大昭再和赵泰来商量，是否不再清点，整箱整盒运回去后再清点，赵泰来同意了。到晚上十点基本装运完时，孟大昭已累得筋疲力尽了，唐理奎在货车旁对他说：“这些东西都是赵泰来用蚂蚁搬家的方式一个人搬上去的。”孟大昭愕然了：“我们十几人是从上往下搬，都累成这样，赵泰来是一个人从下往上搬，有些大镜框进不了电梯，只能一级一级地走楼梯，他是如何做到的？这真是个奇人！”
据广州艺博院后来统计造册，赵泰来分两批捐赠各类藏品共计四万余件，其爱国义举引起社会轰动，也引起世人对广州艺博院的关注。这批藏品已请广东、广州的一些专家看过，但其中有些门类如唐卡、佛像、西洋工艺品、杂项等尚未有合适的专家鉴定，故此，广州艺博院向广州市文化局汇报后，与国家文物局社会文物管理处联系，请他们组织国家高层次的专家到广州进行认真鉴定。
国家文物局文管处专门组织了杂项鉴定专家李久芳（故宫博物院），唐卡、藏佛鉴定专家吉美桑珠（藏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书画鉴定专家刘光启（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来广州艺博院开展鉴定工作。
吉美桑珠是西藏一座寺院的活佛，不但藏、汉文字语言兼通，通晓西藏佛教历史，而且曾经直接管理过寺院中的唐卡画工，熟悉唐卡绘制过程。因而每件唐卡、铜佛像的命名、制作年代、真伪、质量、内容甚至制作的地区，他都能一一详细讲述，令行内人士叹服。
广州艺博院举行“赵泰来收藏馆”开幕仪式。左起：广州市市长林树森、赵泰来、广州市委书记黄华华、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广州市委副书记朱小丹。
经吉美桑珠鉴定，赵泰来捐赠的这批唐卡，年代从唐朝至民国的都有，其中属国家一级文物的有三件：1.释迦牟尼佛及其故事唐卡（属于公元八九百年古格王朝时代，相当于唐末宋初）；赵泰来捐赠的释迦牟尼佛及其故事唐卡属于公元八九百年的古格王朝时代（相当于唐末宋初），国家一级文物。
2.金刚持佛唐卡（700年前，约宋末明初）；3.密宗大威德金刚唐卡（元末明初）。
二级文物18件，三级文物29件。
吉美桑珠感慨地说，“可以这么说，赵先生捐赠的唐卡大部分都是上等级，唐卡在一个博物馆内数量这么多、高质量比例这么大，由唐末至民国各个时期都有的情形，可能除布达拉宫之外，无出其右。”
经吉美桑珠老师鉴定的铜佛像及专项中，一级品也有一件。这是一尊84厘米高的錾金刻花纹白度母铜座像（明宣德年）；在场的广东省文物鉴定站专家李久芳、叶其峰（原故宫博物院鉴定专家）的鉴定意见也一致认定为一级品，而且少见。二级品有两件：明末鎏金绿度母铜像和清初镀金宗喀巴大师铜像。三级品有6件。
刘光启对书画作出的鉴定为，二级品有5件；清代吴昌硕画1件、傅抱石画3件、张大千画1件；三级品有11件；还有一部分是清代、民国广东书画家作品，都是真迹，但未给定级。
李久芳对杂项作出的鉴定为二级品2件：明代钞票和清代凌云阁烟墨，三级品26件。
这次国家级的文物鉴定，使广州艺博院赵泰来藏品馆的陈列有了较明确的定位，即富有特色的唐卡、铜佛像将占相当重要的位置。
一石激起千层浪！赵泰来捐出四万件藏品的行动即刻在他的家族中炸开了锅，掀起了一股来势汹汹、沸沸扬扬的遗产风波。
妻子陈卓宜虽然理解丈夫的行动，也觉得这么多艺术品一个人收藏意义不大，捐给国家博物馆让更多人能够欣赏是件好事。但在家族一片反对声的压力下，陈卓宜也觉得丈夫过分了一些。特别是当她听到家人背地里骂赵泰来是“吃碗面反碗底”、“拿家族珍藏去博出风头”的议论后，自己觉得很没面子。在一段时间里，陈卓宜都不愿意和赵泰来外出，即便外出也不像从前那样手挽着手了。
赵泰来后来回忆说：“自从我捐赠出了名，太太死都不肯和我一起出街。连两个人喝早茶，都是她先去我后到，走不同的路线，坐下来就吃，也不说话，吃完各走各路，像搞地下工作。她对我的朋友说，别人以为我们多有钱，其实这个人把东西都捐了，万一我被绑票，他都没钱来赎我。”
赵泰来大哥和弟妹们说的话就更难听了。不仅骂他是“反骨仔”，说他是“胳膊往外拐”。他最小的妹妹还做出一个样子，把两只手掌朝外摆动来形容赵泰来的捐赠行为。家人反对赵泰来这样做也不无道理，“家族的遗产为什么不能分点给兄弟姐妹，而要统统捐献出去呢？”
赵泰来捐赠的明宣德刻花铜白度母坐像，属于国家一级文物。赵泰来认为这些东西是祖传文物，运回祖国再捐赠社会，其目的是要让这些宝物敞开面对老百姓，让更多的老百姓从中能够学习中国传统的文化，提高文化修养。自己仅仅是个暂时的文物保管员而已，人总有一天会走的，而文物是带不走的。取之于社会，该回馈社会就要回馈社会。
这些东西你要我怎么分？哪件给哪个人？都会出问题。要是把一件好的给了哥哥、差一点的给了弟弟，那么他们两个同样会有矛盾。我觉得还是给老百姓好。老百姓能看，你们兄弟姐妹也一样看，这是最公平的。
赵泰来拿自己的想法试图说服兄长和弟妹们，但效果甚微。这段时间是赵泰来最苦闷、最烦躁的日子，兄弟姐妹们一见面就“嗌跤”（广东方言，意思是吵架）、翻脸，还说要跟他脱离关系，甚至要把赵泰来从家族中开除出去！
一向独来独往、独断独行的赵泰来终于发火了：“这批遗产是我的就是我的，关你们什么事？我捐出来，一不为名、二不图利。如果自己留着卖钱又有什么用？你看我从来不着名牌衫，不戴名表，连车都不买一部。我图的是什么？我就是希望推广中华灿烂文化！”赵泰来在家里阅读姨妈收藏的经书。这些经书后来全部捐赠给广州艺博院收藏。妻子陈卓宜在姑嫂妯娌之间极力为丈夫说好话，从中斡旋，试图把弄僵的局面扭转过来，缓和紧张的家族关系。
后来，家人知道赵泰来是贴钱去做这些事，也看到这位兄弟依然那样简朴，坐车都是乘公交，搭地铁，怨气也逐渐消减了。有不少人见到赵泰来的兄弟都情不自禁的赞扬几句：“你兄弟都挺历害喔，那些展览好多人看，大家都说你兄弟做了件大好事啊！”兄弟们听到这些赞誉后，心理才平衡一些。后来赵泰来拿出一点藏品，帮助经济困难的弟妹们，也安排子侄们到一些藏品馆参加筹建和管理工作。
在赵泰来执著精神的感召下，一场家族“捐赠风波”终于平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