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择主”之风最为盛行的时代，那时候，人们并没有什么爱国观念，“朝秦暮楚”是“择主”的方式。
当时的有识之士，没有一个不在择主。而当时在政治舞台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如商鞅、苏秦、张仪、乐毅、李斯等人，无不是经过“择主”之后，才得以大展身手，显功于当时、垂名于后世的。
齐国有一户姓李的人家，他有两儿子，大儿子是文人，二儿子是武夫。好学的儿子用自己的学问到齐侯那里去游说，齐侯就接纳了他，他成了皇子们的老师。好战的儿子到了楚国。用自己所学的东西去向楚王游说，楚王很高兴，让他做了管理军事的官吏。两个儿子得来的俸禄使他一家人衣食富足。
李家有一位邻居，姓孔，也有两个儿子，所学的东西也与李家两个儿子一样，一个文人，一个武夫。但是他们家却很贫困，在向李家请教方法后便也决定照着做。
孔家大儿子来到了秦国，用自己所学的儒学向秦王游说。秦王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命武士们把他打了一顿就轰走了。
二儿子用他所学的武艺向卫侯游说，宣传好战思想。卫侯也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胆小的卫侯命令手下人砍断他的脚，把他送回国去。
孔家人求福得祸，痛哭不已，孔氏的两个儿子不是没有才能，而是没有分析形势，结果拜错了门。他们的失败在于没有为自己的才能找到合适的买主，当然也得不到欢迎。
李氏二子怀揣学识才能，都分析透彻所投人员的性格，投对方所好，因而都有好的结果。
范雎是战国时期一位十分着名的政治家、外交家，而他走上政治舞台却历经坎坷。
他原是魏国人，早年有意效力于魏王，由于其贫困交加，只得暂时委身于中大夫须贾的门下。
有一年，他随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知范雎之贤，馈以重金及美酒等物。须贾得知此事后，以为范雎一定向齐国泄露了魏国的秘密，非常生气，回国以后，便将此事报告了相国魏齐。魏齐不问青红皂白，令人将范雎一阵毒打，幸亏他机智应对，才算逃脱。
范雎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秦国都城咸阳，改名换姓。此时的秦国正是秦昭王当政，而实际上大权旁落他人，受制于太后，昭王形同傀儡。
但范雎看出，在当时战国纷争的时代，秦国是最具实力的国家，秦昭王也不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国君，他更相信，在这里，他的抱负一定能够得以施展。于是，几经周折，他终于见到了秦昭王。
他以其出色的辩才，向昭王指出秦国政策的失误及孤立无权的地位，并提出了自己在内政外交方面的一系列主张。
听了范睢一席话秦昭王悚然而惊，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废太后，驱权臣，重新独撑大权，并封范雎为宰相。范雎所提出的外交政策，便是闻名于世的“远交近攻”。秦昭王在范雎的帮助下，秦国后来威行天下，无人敢与争锋。此时的范雎，位高权重，言出令随。魏齐吓得仓惶出逃，终于被迫自杀，其他国家也畏于秦国的兵威，谁也不敢收留他。
三国时期，有一位谋士郭嘉。郭嘉当初是投奔袁绍去的，但相处一段时间后，发现袁绍“好谋无决”，难成大业，后又去投北方向曹操纳言。他与曹操议论天下大事，深得曹操的赏识。
曹操高兴地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以后，郭嘉为曹操出谋划策，帮助曹操占领北方大片领土，成就曹操霸业，实现自身价值。
假使范雎、郭嘉坚持在须贾、袁绍的手下，很可能默默无闻，遗恨终身。
眼界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但是没有眼界，要想获得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看来眼界的确是人才的必备要素。
经历中所见、所闻、所感，是人的智慧的重要来源。人的经历既包括社会实践，也包括人的眼界和见识。社会实践和人所经历事世沧桑有关，而眼界和见识更多地是与学识、思考等有关。智慧与眼界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人的智慧程度与人的眼界是成正比的。
具体来说，要成为有智慧的人，必须具备宽广的世界眼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敏锐的战略眼光。同样，我们在识人问题上，只有从全局、从长远出发，才能有一个清晰透彻的认识，而只有眼界高远，能从大局着眼的人，才能找到真正识你的明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