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追求学问的人知识一天比一天增长，追求大道的人欲念一天比一天减少。减少又减少，一直到无为的境界。做到不妄为也就无所不为了。取得天下经常是用“无为”的道；如果“有为”，则不足以取天下。
“无为而无不为”是老子提出的极富智慧的命题，它贯穿于《道德经》的始终。表面看起来，“无为”是消极的倒退的，其实质是在前进中避开矛盾的对立面，使其畅通无阻，化被动为主动，从而达到“无不为”的境界。
在老子看来，统治者的“有为”是国家的祸害，老百姓饥寒交迫，是因为统治者的苛捐杂税太多，老百姓的灾难不断，是因为统治者妄自作为，违背规律。统治者本是无德无能的，却偏偏好大喜功，妄自作为，结果使老百姓疲于奔命，劳民伤财，造成人民的灾难。
世间所有事物，都有它自身的意志和精神，这种意志和精神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只有关注它，满足它，顺应它，引导它，发展它，使“其天者全而其性得”，才能让其自然健康成长。因此，老子认为为政者应当能做到“无为而治”，有管理而不干涉，有君主而不压迫，有功而不自居。治国能顺应自然规律，不背离自然规律去追求人为的目的，虽然“无为”，却没有什么事办不成，达到“为无为，则无不治”。
但是，在很多人的眼里，一个国家的领袖责任重大，“无为”又怎么能把国家治理好呢？一个名叫崔瞿曾就此请教老子：“不治理天下，怎么能使人人向善呢？”老子回答说：“小心别扰乱人心就是了。人心这个东西受到压抑就消沉，受到一点激励就高扬，心志的消沉与高扬之间，好像时而让人上天堂，时而让人下地狱。国家的领导人应该清静无为，保持政策和法令的连续性，一切政事和民事顺其自然，让人民安静无扰，扰民就会使国家动荡，虐政更会使国家遭殃，正所谓：‘为者失之，执者败之’。”
老子所说的“为无为，则无不治”和“为者失之，执者败之”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可找到大量的例证。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有为”之君，然而，他创立的秦王朝仅仅维持了15年便被普天下掀起的农民运动倾覆了。相反，高祖刘邦在灭秦建立汉王朝后，总结秦王朝“有为”的历史教训，接受了书生“陆贾”的建议，实行无为而治，采用“希言”、“不言之教”式的管理。其结果，人心稳定，生产迅速恢复、得以发展。高祖死后，惠帝即位，实权操在吕后手中，继续实行无为而治。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文帝时期由屠夫出身的陈平长期担任丞相，崇尚黄老之术，继续推行“无为而治”。文帝的皇后窦氏也喜欢黄老之学，甚至强令其子（包括后来的景帝）研读黄老学派的著作。在文帝与窦氏熏陶下的景帝，继续采用黄老之学，宽松刑法，精简官吏，轻徭薄赋，提倡农桑。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西汉“文景之治”。
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治”，昔日被历代帝王将相用于治国，对于现代经商也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财富。在日本，很多企业家的办公室里都贴有“无为”、“清静”的箴言。
美国有一家贝尔实验室，它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话机、第一台电传机和第一个通讯卫星。贝尔实验室的领导人陈煜德的办公室里挂有一幅“无为而治”的条幅，条幅下面有一条英文注释：“最好的领导人时时不忘帮助下属，但又总不让下属觉得离不开他。”陈博士在谈到他的管理经验时说：“领导人的责任是做到你在领导，但别人并不觉得你在干预他，研究所是在你所设想的方向上迈进，但所里的人又感觉不到你的存在。”
“无为而治”应该是现代经商的灵魂。“无为”并不是无所事事，“无为”与“有为”的区别在于是否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遵循、顺应自然规律就是无为，把个人的主观意志强加于自然的就是“有为”。
被誉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介绍自己的经营秘诀时强调：“我并没有什么秘诀，我经营的惟一方法是经常顺应自然的法则去做事。”
松下幸之助生前曾多次讲：“虽然人类有作为王者的力量，但惟有在适合自然的法理时，才能发挥力量而君临天下。如果违背自然的法理去做，王者就会变成暴君，而不能发挥威力。所以为了行王者之道，就必须服从自然的法理”；“凡是经营者，都必须根据天地之间的自然法理活动，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道理，就如同下雨撑伞一样简单”；“倘使人类以其微小的聪明才智去思考问题，依照自己所想的肤浅方法去处理事务，违背了天地自然的道理，其失败与挫折乃是意料中的事。因此，人类虽然应该运用智慧去行事，但仍然需要遵照超越人类智慧的伟大的天地自然法则与道德去经营，才是获得成功的保证”。
松下企业精神中有很重要的一条，便是“顺应同化精神”。所谓“顺应同化精神”，其内涵是：“公司发展壮大，必须顺应自然规律，想人为改变社会发展趋势是不会成功的”。也就是说，“顺应同化”就是顺应客观规律。把顺应规律提升为企业精神，可见松下幸之助先生对“无为”的重视程度了。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被称为“中国最悠闲的老板”，与很多老板的忙碌比起来，王石的手机甚至可以一天都不会响。王石也对自己的“悠闲”感到很开心。
1999年2月，王石辞去了公司总经理职务，只担任董事长一职，总经理由原来的副总经理郁亮担任，王石不再操作具体事务。此后，王石便经常成为各大电视台座上宾，到高校和各种全国性高层论坛发表演讲，坐上热气球为企业做广告，学习滑翔，攀登珠穆朗玛峰。
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王石这样解释自己的董事长职责：“郁亮他们考虑10年内的事情，我考虑下一个10年的问题。”
刚从总经理职位退下来的时候，王石还是有点不适应。以前见到墙上的画挂得不正都要管的王石发现自己被冷落了。过去他在各种会议上慷慨陈词，拍板做决策，现在人家按照他的指示已经不邀请他参加重要会议了；过去部下都用崇敬的眼光看着他，向他请示各种问题，而现在他要坦诚地告诉他们：“这种事我不了解。”更让王石不好受的是，有的时候凭着经验，他能够看到郁亮他们犯些小错误，但还是要忍着不说，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尝试。幸运的是，王石克制住了。王石要求自己，董事会只决定今年拿多少地，至于范围在哪里，怎么去拿，拿多少，都是郁亮他们自己的事了。
王石是一个很有自制力的人，他强迫自己不要去看地。有时候瘾上来了，他就去帮别的地产公司看地，自家的田却是怎么也不种了。深圳“万科城”从买地到策划，从投标到建设，他都不参与。等到房子都建好了，他都没有去看一眼。直到有人劝他说“房子都卖疯了，你还不去看一眼？”他才下了这个台阶去看了一圈。
在年富力强的时候，48岁的王石选择了一种无为而治的管理方式。尽管很痛苦，尽管曾经一度感到大权旁落，但王石凭着顽强的意志力及早地渡过了这一关。退居二线以后，万科的发展不仅未受到影响，反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很多人也一度为万科的前途感到担忧，甚至有风险投资家准备撤资，但万科稳步发展的业绩很快就消除了人们的怀疑。王石退居二线的1999年，万科的销售额是29.1亿元，2000年增加到38.7亿元，2001年为44.6亿元，2002年为45.7亿元，2003年为63.8亿，利润同样是稳步上升。
与一些老板“两眼一睁，忙到天黑”的状态相比较，王石的“闲”实是一种大智慧，应是中国企业老板追求的境界。
经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无不为”，因为“为”的最高原则是“无为”。秉持“无为”的智慧，天下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无为”并非是要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一种恰到好处，是尊重事物自然而然的发展趋势，保持自然、和谐和统一。这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