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在北京南苑的七机部一分院，巨大的导弹装配厂房里，正在对“东风二号甲”进行总装。聂荣臻特意来看了一次，钱学森以及七机部的多位领导，还有张爱萍、张震寰以及国防科委的人，陪同观看。
火箭，作为一种运载工具，可以用来进行科学实验，可以运载人造卫星上天，又可以成为远距离的杀伤武器。杀伤威力的大小，完全在于其头部运载的是什么样的爆炸物。只有当它成为核弹头的运载工具时，它才真正可以称之为战略武器。见到新型导弹，聂荣臻很兴奋，因为有了它，两弹结合的事，可以大步往前推进了。
这时候，由于“两弹”战线，都是各干各的，互相保密保得很严格，导弹这边并不清楚二机部那边，是不是研制出了可以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张爱萍告诉众人：“应该差不多了。”
聂荣臻透露说，为了安全起见，下一步两弹结合，先准备搞“冷”试验，并说周恩来也倾向这个方案。
所谓“冷”试验，就是弹头上不装核燃料，发射的是模拟弹头。
两弹结合试验，迫在眉睫。钱学森认为，搞两弹结合，首先应该从两支队伍结合入手，因为导弹、原子弹两支研制队伍长期在隔离状态下工作，互相不摸底，两弹的研制规律又大不相同。怎么办呢？只有先相互了解了情况，才能具体实施。
而这时候，导弹方面的情况，七机部基本上毫无保留地向核专家交底了，但由于实际执行中原子弹的保密等级比导弹高，有时导弹这边只好拐弯抹角地去摸原子弹那边的底。有人说，核那边，说什么都是吞吞吐吐的，我们和他们打交道，就像猜谜一样，费事！
据此，聂荣臻提出，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先从组建机构入手。双方是不是各派一些人，成立一个技术协调机构，搭个桥，互相交交底。聂荣臻指示张爱萍和国防科委，抓紧协调这个事。他还讲道：“进行带有原子弹头的导弹全射程飞行状态下的核爆炸，要慎重考虑，不要轻易下此决心。你们的意见，我会提请中央专委会议讨论。”
青海金银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这个时候的条件已经改善了不少，房子全都盖好了，所有人都住进了暖房。刚刚松了口气的李觉，又得打起精神，带领研究人员投入到小型原子弹头的研制。
一天下午，李觉和郭永怀在一片大草滩上散步，头顶上的天空湛蓝如洗，阳光明丽，高原景物依稀可见。因为郭永怀担任研究院场外试验委员会主任，负责核装置的武器化，所以李觉对他的意见十分重视。他问郭永怀，对下一步要进行的两弹结合试验，有什么看法。郭永怀说，美国人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两弹结合成功，用了13年，他希望中国大大缩短这一时间。
李觉说：“对两弹结合，上面有些担心，担心万一失败，事情太重大了。有人提出来，先在地面上进行一次小型核弹头的爆炸试验。”
郭永怀却不同意，他说，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核弹头总要装到导弹上。如果只是在地面上进行核弹头的爆炸试验，根本无法检验原子弹头在实际飞行状态下的参数是否符合要求。因此他建议，先进行飞行状态下的“冷”试验，在确有把握的基础上，再进行飞行“热”试验。而且从实战出发，飞行“热”试验最好是按全当量、全射程来安排，以达到实际考验两弹结合技术是否过关的目的。
对郭永怀的意见，李觉表示赞同。
正散着步，郭永怀突然一阵咳嗽，鼻子流出血来。自然还是高原反应引起的。李觉说起他在西藏工作时，由于高原反应，经常整夜睡不着觉，太阳穴疼，把人折腾坏了。但这儿海拔比拉萨低，所以他现在反而能适应了，比别人都强。郭永怀从小在山东半岛生活，那里海拔极低，甚至零海拔，一下子来到这海拔三千多米的地方，提拔得太快了，整天晕乎乎的，像喝醉酒一样，因此，他很不适应。
把原子弹装到导弹上，弹头比起从飞机上往下投的核航弹来，其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这是第一步要做的。导弹起飞前要有起竖、粗瞄、垂直测试、火工品安装、燃料加注、精瞄等一连串的震动，而原子弹却怕热、怕冷、怕潮、怕振动、怕过载、怕冲击、怕静电、怕雷电，等等。怎样让核弹头经得起这些“考验”，是第二步要做的。即使以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那么，飞行过程中，导弹出了问题怎么办？比如它中途掉下来。这就是天大的问题了。
导弹那边，担心的是万一掉下来，核弹头在地面发生爆炸。为此，要确保即使导弹出现故障自行炸毁，或者万一掉下来，我们的核弹头也不发生核爆炸。这是重中之重。
根据国防科委的要求，双方联合成立了技术协调小组，谢光选是代表火箭这边的，由他担任组长，副组长是龙文光，他代表核弹头那一边。
俗话说，没有恋爱就没法结婚，所以要成立一个协调小组。当时人们形容，把原子弹装在导弹上，好比一个“哆嗦汉”丈夫，娶了个“娇滴滴”的小姐。因为导弹它是要乱动的，原子弹头怕这怕那的，像个娇贵的小姐那样。这两个东西结合，在当时来说，真是太难了。
但是这一关，又绕不开，必须要做，而且越快越好。张爱萍有一次说：他要当“哆嗦汉”和“娇小姐”的介绍人，硬要把他们撮合在一起，欢欢喜喜拜天地，他要当他们的证婚人，给历史做个见证。钱学森提出：只有追求永远的成功，这一对“夫妻”才会和谐美满。
实际操作中，两家配合起来，磕磕碰碰的事情不少，互相都给对方提了不少要求。核弹头经常要在火箭舱里跟别的设备争地盘。李觉有一次开玩笑说：“不管怎样吵嘴，最后总是钻进同一个被窝，不是冤家不聚头嘛！”
聂荣臻主持召开国防科委、二机部、七机部领导参加的会议，他在会上提议，这项工作，由七机部抓总；由钱学森、钱三强共同主持。但是随即有人告诉他，钱三强不在北京，到河南农村搞“四清”去了。聂荣臻问，为什么不把他叫回来？有人回答，派干部下去搞“四清”，是党中央定的，这可是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据说聂荣臻听了，很不高兴，摇摇头说：“钱三强可是国宝呀。他到农村能干什么？”
事实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64年10月18日，钱三强就到河南信阳农村参加“四清”去了。为了工作方便，他化名“徐进”，徐是他母亲的姓，“进”则是他平时喜欢用的一个字，寓意进步、进取、前进等等，1951年他和何泽慧喜得一子，便起名为钱思进。
到信阳农村后，工作队的人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大家都叫他老徐同志，还有的叫他老徐头。老徐同志帮五保户挑水，开始时不会挑，水经常把鞋打湿，热心的老乡就教他，很快他就学会了挑水。
一次，他和农民一起劳动。牛拉着石磙子轧谷子，一头牛蹶起尾巴要拉屎，他发现了，大声地喊：“哎哎，慢着，慢着！”他一时找不到接牛粪的器物，放下木杈，情急之下，伸出双手接住臭哄哄的牛粪，笑嗬嗬捧到场院边的泥土上，然后在泥土里搓手。一同干活的社员们冲他笑：“老徐同志，你可真行呀！”
这样的生活也是快乐的。
而他的夫人何泽慧这个时间段，正带领30名原子能所的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配合核武器研究院进行氢弹理论研究。经过四个月的攻关，何泽慧等人终于拿到了第一套可靠的轻核反应数据。于敏对此非常满意，认为这对研究氢弹途径的选择起了重要作用。彭桓武认为，拿出这套反应数据的时间，一般正常情况下需要两三年时间。而何泽慧领导的攻关小组，只用了四个月就完成了。
发射火箭，造成事故，在美苏两国历史上，都有过惨痛的教训。最典型的就是1960年10月，苏联拜科努尔发射场发射洲际导弹时，火箭在发射台意外爆炸，当场炸死了在现场主持发射的国防部副部长兼火箭部队司令涅杰林元帅，以及数十名将校级的火箭专家，损失惨重。
苏联的那次爆炸，还只是普通弹头，而中国要进行的试验，是导弹和原子弹加在一起的双重威力，如果出问题，那就是难以预料的场面。所以，周恩来最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
有一天，周恩来把火箭和核弹头的两个领军人物——钱学森和李觉叫到了中南海西花厅。一见面，周恩来劈头就问：“怎么样，二位？”
谁也不敢百分之百打保票。钱学森挠挠头皮说：“我们保证导弹不掉下来。”
李觉也咬咬牙说：“我们保证，就是掉下来，也不在地面爆炸。”
周恩来听了，并没有显示出欣喜，而是口气沉重地说：“我总是不放心，真怕掉下来。万一失败就是天大的事，等于自己给自己扔一个原子弹嘛！这个决心，难下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