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苏联核专家涅金、马斯洛夫和加夫里洛夫，在北京滞留期间，应二机部邀请，在很小的范围内，讲了一堂关于原子弹的课，三个人分别讲了原子弹的原理、结构和设计。他们在黑板上画结构图，讲一些基本的原理，但很少透露数据。时间是1958年7月15日，地点在二机部机关宋任穷、刘杰合用的办公室。参加听课的人是二机部的六位领导，即部长宋任穷，副部长刘杰、袁成隆、钱三强，以及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吴际霖和郭英会，还有一名翻译叫朱少华。李觉因为出差，没有参加。苏联专家担心保密问题，刘杰告诉他们，这层楼上，只有这个房间里的我们这些人，又专门安排人在楼梯口守着，别人一律不准到这一层来。
讲课前，苏联专家提出，不要记录。讲课中间，也几次提醒，不要记。实际上他们都记了一些，钱三强和吴际霖记得更多一些。讲完课，苏联专家有些不高兴，提出要把笔记本收上来，当场烧掉。宋任穷反应快，站起来说：“同志们，我是中国政府的部长，上将军衔，也是中共中央委员，你们应该相信我，把记录本交给我处理，你们就放心吧！”翻译把这几句话译过去，三位专家商量一下，勉强同意了。
课后，这6个笔记本锁进了二机部的保密柜里。讲课的事，除了在场的人，其他人都不知情。
应该说，这是一堂比较重要的课。宋任穷后来在回忆录里说：“这次报告对我们研制原子弹初期工作是有益的，起到了引路的作用，加快了研制进程，争取了一些时间。可是他们讲的，毕竟只是一种数学概念，不是工程设计，而且有的数据根本不对。”刘杰认为：除了最后一个数据不准确之外，其余大体都是事实。
这最后一个数据，宋任穷说：“苦了我们用两年左右的时间，经过反复计算才弄清楚。后来的研制工作，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科技人员……”
三位苏联专家讲过一堂重要的课之后，又在邓稼先等人分别陪同下，到几个核工业部门进行参观，他们都提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意见和建议，现在想起来，这三位苏联著名的核武器专家对中国算是很友好的，几十年过去，核工业部门的一些老人还记得他们。9月份之后，他们相继奉调回国，而且是匆匆走的，一去不复返了，没了消息。11月份，郭英会到苏联参观期间，曾要求见一下他们，苏方礼貌地拒绝了。至于什么原因，苏方没作回答。
后来据说是他们三位在华期间，说得太多了。有人回国后还受到了处分。
1957年，艾森豪威尔连任美国总统后，再次策划“两个中国”阴谋，1958年，在美国的积极鼓动下，蒋介石加紧“反攻大陆”的行动，不仅对福建、浙江沿海进行轰炸，而且频繁出动飞机，在云南、四川、西康、青海等地散发传单，空投特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7月中旬，命令解放军集中炮兵和海空军部队，对金门的国民党军队实行全面压制和封锁。
炮声一响，美国口头强硬，但没有直接出兵，只是再次讨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1958年，美国共进行66次核试验，仅台海危机之后的10月份一个月内，就进行了23次。从这个气势上看，的确吓人。
苏联方面的表现，比较微妙，先是责怪中国方面炮击前不事先通报，让他们被动。尔后态度强硬，站在中国一方。
炮击进行几天之后，在一次书记处的会议上，周恩来说：“炮击金门，使我们摸清了美国的底，真打起来，美国人是不会卷进来的。”
周恩来又说：“美国又在叫嚷对我们使用核武器，不管是真是假，嚷出来总有他的目的，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请大家议一议这个问题。”
毛泽东认为，如果真要用原子弹，我们炮击金门，是他最好的借口。他们目前没动，一是在看苏联的态度，看苏联这把核保护伞怎么发话，毕竟他还是有些顾虑的，二是试探我们的反应。
书记处认为，有了不久前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争吵，苏联的态度恐怕不会和过去一样了，至少话说出来不像过去那么强硬了，甚至不排除借此机会敲打敲打中国。
毛泽东认为，苏联不站出来也好，我们就好好看一看没有苏联因素，美国人到底怎么对待我们。
聂荣臻汇报说，在房山的那个“一堆一器”差不多了，这种情况下，搞不搞剪彩仪式？
毛泽东指示，不但要搞，还要搞大些，隆重一些。
按常规，反应堆和加速器这样敏感的东西应该高度保密才对，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这个态度再明确不过了，就是试探一下美国的态度。
1958年9月28日，中国第一座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成移交。陈毅、聂荣臻、林伯渠、张闻天、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等领导人，还有从苏联请来的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副局长叶夫莫列夫，苏联科学院院士阿里哈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以及多位苏联专家，来到房山县的坨里，参加建成典礼，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主持典礼仪式。陈毅、聂荣臻、林伯渠上前剪彩，聂荣臻在验收证书上签完字后，郑重交给钱三强。聂荣臻讲话说：“在今天的时代，原子武器并不是美国所能独占和垄断得了的……”
会后，各大报刊刊登出陈毅、聂荣臻等领导以及苏联专家的照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文台、英文台、俄语台等播放了这条新闻，以及聂荣臻、郭沫若和叶夫列莫夫等人的讲话。
与中国的高调宣传相反，美国的反应相当平淡，对这件事没有一个字的回应，只是反复拿投射原子弹吓唬人。这时候，中苏两党尚没有撕破脸皮，在美国叫嚣使用原子弹最凶的时候，赫鲁晓夫出于复杂的目的，终于站了出来，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警告：对中国人民的进攻就是对苏联的进攻。
1958年前后的台海危机，闹嚷了一阵子之后，缓缓平息了。
“一堆一器”的建成，既有它的政治意义，也有它的科学价值。从此，中国有了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这个基地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归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钱三所继续兼任所长。基地汇集了一批顶尖物理学人才，如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朱光亚等，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彭湃的儿子彭士禄、李四光的女儿李林等人，也在这里工作。这个基地在中国原子能事业建设中，特别对是对于原子能科学骨干的培养，起到了“老母鸡”的作用。
“一堆一器”建成仅一个月，就生产出33种同位素。
随着时间的延续，中苏两国关系的裂痕已经很明显了。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的风波虽然过去，没人再提，但各自的心里，都有了死结。到了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紧接着中印关系紧张起来，苏联领导集团不顾事实真相和中方提出的劝告，授权塔斯社，公开发表中印边界事件的声明，有意偏袒印度。这等于把中苏分歧公诸于世。中国方面被迫对苏方展开了适度的反击。
早在1951年，中苏两国关系最密切的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在新德里对美国外交官鲍尔斯预言：“从历史的逻辑和地理的现实来看，中国和苏联注定要发生冲突的。这样的事情迟早发生。”
尼赫鲁又说：“当然，他们今天已经把自己绑在了同一辆战车上，但是。中苏的联合不会持续几年以上……中苏早晚会发生某种对抗。”
尼赫鲁的预言，正渐渐变为现实。
在对原子弹样品的期盼中，二机部终于收到了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供应局长波里雅可夫的来函：“原子弹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958年11月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刘杰根据宋任穷的指示，安排物质供应局局长姜涛负责接运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姜涛安排人早早赶到满洲里去接货，但是整个11月份过去了，还是没有接到，派去的人急得不得了。
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派往中国的总代表名叫索洛维也夫。姜涛找索洛维也夫交涉。进入12月份，索洛维也夫回话说，样品和资料已经到了西伯利亚，他决定和姜涛一起带人去满洲里接运。还说，为了行动保密，火车票都由他安排苏联大使馆买，让姜涛和他的人，随时听候指令，择机出发。
为了怕误事，姜涛不敢回家，每天都住在办公室里，做随时出发的准备。但在出发的前一天，一切都准备妥当了，索洛维也夫却又通知姜涛，说：“西伯利亚气候太冷，不能发运，暂时不能去了。”
1959年2、3月间，索洛维也夫又通知说：准备发运货物，要中国方面去接，并再次由他负责买火车票。但又在出发前的一天，索洛维也夫来了通知，说，莫斯科没有发检验证明，不能发运，让继续等。
又过了两个来月，索洛维也夫紧急通知，说货已到边境，火车票也买好了，让姜涛准备带人出发。这回姜涛等人乐坏了，心想不会再有什么差错了。谁知，结局如出一辙，刚要动身，索洛维也夫打来电话：“先不要去了。”
姜涛已经在办公室睡了四个多月，见是这样的结果，真有点急了，大声问，为什么？
索洛维也夫说：“我们斯拉夫斯基部长感冒了，不能签字，货不能发……很抱歉。”
一拖再拖，就是不给，其中秘密，赫鲁晓夫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道破了：“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一枚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运往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武器的部长向我作了汇报。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中国送去原子弹，中国人一定会指责我们违背协议，撕毁条约，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展开了诽谤我们的运动。并且还开始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
时隔38年之后，涅金写了一本回忆录，他写道，当时，原子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确实已经装车待运，停在某个离中国不远的车站上，只等莫斯科下令。可是有一天，党的领导接到请示后非常愤怒：什么原子弹？运到哪里去？你们怎么了？都疯了？不要运，快点告诉他们，立即将所有材料销毁。这样一来，材料销毁，那列专列开车了，警卫人员也撤走了。
这个时候，中国方面一切都还蒙在鼓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