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说美国的核威慑、核讹诈是一个梦魇，那么，来自苏联的帮助，却使中国感到了丝丝暖意。
1954年9月9日，彭德怀和刘伯承应邀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联参观核军事演习，同行的高级将领有粟裕、陈赓、许光达、刘亚楼、宋时轮、邓华等。就在赴苏联之前的8月20日，彭德怀特意请物理学家钱三强来中南海永福堂他的办公室，给部分即将赴苏的高级将领讲解原子弹的有关知识。钱三强乘坐的小车刚在永福堂院子里停下，一下车，就看到等在那里的彭德怀大步朝自己迎过来。
彭德怀上前紧握着钱三强的手，说：“我今天拜师求学，老师请进。”
钱三强后来被认为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赴法国巴黎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获博士学位。1946年冬，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在巴黎居里实验室发现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原子核在中子打击下，不仅可以分裂为二，还可以分裂为三乃至四，这个发现引起国际物理学界的轰动，他们夫妇二人也被西方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钱三强夫妇在法国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前途无量，他们却在1948年5月，怀抱刚满半岁的女儿祖玄，回到了随时可能遭战火覆盖的北平。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积极为原子能事业奔走，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拉起一支原子能科研队伍，在中央上层眼里，他是可倚重的人才。
那天，钱三强把自己所掌握的原子弹知识，尽量通俗易懂地讲给元帅和将军们听。他尤其说到，要生产原子弹的原料，应先建一个试验性的原子反应堆。
到最后，彭德怀急切地问：“三强同志，依你看我们中国要造出自己的原子弹，最快需要多长时间？”
钱三强沉思一阵，道：“至少十年。”
彭德怀腾地一下站起来，不悦地道：“十年太长，抗日战争也不过八年，搞一颗弹就花十年工夫，太慢！”
也许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彭德怀歉意地朝钱三强摆摆手，放缓语气，继续道：“三强同志，你去过朝鲜专门搞过调查，比我清楚美国都用过什么武器，你说一旦再有战争，别人再
把原子弹举在我们头顶上，我们怎么办？”
钱三强犹豫着，终于道：“彭老总，我说十年是指技术上，如果没有核材料……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铀矿……”
钱三强摇了摇头，没再说下去。
彭德怀说：“没有？那就想办法找，我就不信这么大个中国就没有这种矿！”
钱三强站起来，看着彭德怀，期待地说：“彭老总，听您的口气，中央决定搞原子弹了？”
彭德怀看着钱三强，没有回答。
军事代表团赴苏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有过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既然是邀请我们参观原子弹爆炸，我看其他问题干脆一个不谈，就谈核的问题。他说：“竺可桢同志对我讲，以我们目前的经济、技术力量，搞原子能很困难，最好是请苏联帮助。”
毛泽东说，这是内行话，实在话，一下子我们还搞不起。我赞成你的意见，彭老总他们这次去不要谈别的，向人家张口，贪多了嚼不烂。只谈核，只摸底，就看愿不愿帮，摸个态度就行。核这个东西太敏感，不宜多谈。
周恩来点点头说：“主席，您判断苏联会是什么态度。”
毛泽东反问：“从你掌握的情况看，我们发展原子能，最难过的关口在哪里？”
周恩来说，首先是经济关，原子能太费钱，但我们可以勒紧腰带，大不了过几年苦日子，这一关难不倒；二是人才，这一关看似我们薄弱的地方，其实不然，目前钱三强同志的原子能研究所虽然只有几十人，但个个出类拔萃，也个个都是老母鸡，一人带一群，几年下来，现在的几百人就是几千、几万！三是技术和设备关，原子能技术复杂，涉及设备多，大到反应堆、加速器，小到精密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没有这些设备，就谈不上技术上的突破，反过来，没有技术就造不出这些设备，苏联能给我们帮助的也就是这一块。
毛泽东沉思着摇摇头：“这和人的问题是一个问题，美国、苏联起头搞原子能、原子弹时有技术、有设备吗？也没有！只要有人，我看技术和设备都不在话下，大不了多用它几年。”
周恩来点头道：“最后一关是核材料，目前我国还没有发现可用以开采的铀矿。”
毛泽东说：“这才是关键，没有它等于零。”
周恩来缓缓点着头沉默了。
毛泽东又说，至于苏联什么态度，不能简单从中苏两国关系看，要从国际和苏联国内形势去分析。从国际形势看，英国、法国这两个美国的盟友，原子能都有一定的基础，发展也很快，英国已经有了原子弹，法国搞核武器我看是早晚的事，这对苏联是个压力，从国内情况看，苏联要和美国分庭抗礼，甚至要压过一头，当然朋友越多越好，中苏两国社会制度相同、两党两国和人民的友谊是经过考验的，帮一帮我们似乎理所当然。但目前世界上真正掌握核技术、尤其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只有美苏英三家，从自身利益出发，谁都不希望看到第四个有核国的出现。因此，帮不帮我们，苏联要看，看美国在核问题上对待盟国的态度。最重要的还得看自身的利益。因此我估计，苏联很可能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既不会答应帮，也不会说不帮。
周恩来说：“只要不把口封死，我们就还有争取的空间。”
毛泽东重重地点了点头。
9月13日，中国军事代表团来到苏联核演习的地区托斯克，观看代号为“雪球”的4万吨级核爆炸军事演习。爆炸形成的冲击波迅即扩展到几十公里外的观看台前，竟然掀掉了彭德怀的帽子。彭德怀一动不动，面无表情，目光仿佛被巨大的蘑菇云凝固了。蘑菇云渐渐消散。参加核演习的苏联坦克部队、空军飞行队和穿着防护服的骑兵部队冲进核爆炸区。彭德怀用望远镜久久地观看着……
演习结束，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将一把原子弹启爆的钥匙模型赠送给彭德怀，但是，当彭德怀提出参观核潜艇等其他核设施时，遭到了婉言谢绝。
回国的飞机上，彭德怀将那个装有原子弹启爆钥匙的木盒打开又合上，不易觉察地一声轻轻的叹息。陈赓看一眼木盒，生气道：“光给把破钥匙，不给原子弹有啥用。”
彭德怀瞪他一眼：“说气话有什么用？你是军事工程学院院长，有本事自己干！”
陈赓小声道：“您这还不是气话。”
1954年9月29日，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率代表团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毛泽东决定再次试探一下苏联的态度。这是赫鲁晓夫上任后第一次访问中国。
中苏两国最高级别的会谈定在10月3日。正式会谈之前，和苏联打交道比较多的副总理李富春，特意找到彭德怀、陈毅、聂荣臻，说，军事上怎么谈，想再听听你们的意见。
彭德怀先转向聂荣臻说，你主管军事工业和武器装备，你有什么想法？
聂荣臻说：“常规武器好谈，还是那个原则：不仅要考虑我们需要什么，还要考虑他们能给什么，人家不同意卖、不愿意帮，根本不想与我们合作的东西，不要纠缠。要谈就谈能成、能签字的，这样才牢靠。不要怕人家不给我们先进的，落后一些的买过来有个好处，便于我们从技术上消化、借鉴、吸收，这样对我国军事工业的发展有好处。”
陈毅接着说：“对头，看家的东西人家不会给的，即使给一两件，技术上的底也不会露给你，对我们没得大用处。”
聂荣臻忧心地看一眼彭德怀：“彭总，难谈的还是原子能这一块啊。”
彭德怀道：“再难谈也要谈，那个什么‘嘴’一定要谈。”
众人一愣，都笑了，彭德怀的湖南话，把原子反应堆的“堆”，说成了“嘴”。
彭德怀说：“宁可削减其他项目，也要把它列上，请苏联给予帮助。我们不要谈，也不要跟苏联的其他人谈，别人做不了主，请主席和赫鲁晓夫谈。”
陈毅赞同道：“是这个道理，两个一把手，当面锣，对面鼓，成不成都一锤定音，省得下面的人绕来绕去打太极拳，白费力气。”
10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一片欢乐的海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部队和群众。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站在一起，鼓掌、挥手、谈笑风生。这种欢乐的气氛一直延续到了10月3日的最高级别会谈现场上。苏联在场的有赫鲁晓夫、国防部长布尔加宁，以及米高扬等，中方有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等，地点是中南海颐年堂。
寒暄几句，赫鲁晓夫就说：“我们都看到了，你们很快就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苏联人民非常钦佩。我们应该互相支持、互相团结。不知道你们对我们还有什么要求？”
中方人员的目光一下子望向毛泽东。毛泽东说：“中国现在的国防还很落后，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一点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而言之，我们也打算搞这项工业。”
中苏双方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又集中到赫鲁晓夫身上。赫鲁晓夫显然也没料到毛泽东会亲自提这个问题，一时愣住了。过了好一阵，才说：“噢……搞原子武器，以中国现在的条件恐怕很困难……”
赫鲁晓夫停一停，看着毛泽东，毛泽东点点头，不说话。
赫鲁晓夫继续道：“那个东西太费钱了，社会主义是个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不需要大家都来搞。”
毛泽东听完翻译，轻轻笑了道：“大家打一把伞，当然省事，但是顾头不顾屁股，终究还是要被打湿的。”
赫鲁晓夫听完翻译也笑了，指了指米高扬和布尔加宁，道：“他们知道，搞原子弹需要很多科学家、很多钢铁、很多电，如果中国现在要搞核武器，就是把全中国的电力都集中起来也保证不了。你们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多炼钢，多造拖拉机。”
气氛有些僵住了。
毛泽东委婉地说：“我们是要发展经济，不然人民没有饭吃；但我们也要发展武器，手里没有武器，中国人民就还要挨打。比起挨饿，换打的滋味更不好受，所以我们宁可暂时日子过得苦一点，吃饱半个肚子，也要发展武器。你说的困难都是事实，所以才需要你们的帮助。有你们的帮助，我们发展得就快一些，完全由我们自己搞，会慢一点……赫鲁晓夫同志，您说的是肚子问题，我说的是挨打的问题，我看我们就先解决肚子问题吧，我的问题吃完饭再谈。”
吃罢晚饭，接着谈。几个来回后，赫鲁晓夫还算给面子，也作了一些让步。他说：“考虑到中国同志的意见，如果你们十分想搞原子能这件事，而且是为了进行科学研究，培训人员，苏联愿意帮助中国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这个好搞，也不用花太多的钱，很适合中国的情况。”
毛泽东说：“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会谈就这样结束了。苏方的人走了，中方的人又都来到毛泽东的书房。彭德怀板着脸坐在沙发里，有些不高兴。半天，冒了几句：“我以为主席的面子比我大，能谈出个子丑寅卯来，什么小原子堆，不过是个大模型，能干什么？糊弄人！”
周恩来分析道，赫鲁晓夫说得很清楚，一把核保护伞就够了，中国没必要搞，明摆着是不希望我们有。
彭德怀气呼呼地说：“中国人的脑袋干嘛伸在别人的伞下面？中国这么大，好几亿颗脑袋呢，他那把伞能罩得住吗？”
毛泽东这才发话道：“不是罩不罩得住的问题，而是一旦站在这把伞下面，长期依赖、仰仗这把伞，中国的命运就握在别人手里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彭德怀站起来：“那就下决心，我们自己干！”
却没人接话。
彭德怀又坐下了，咕哝道，在朝鲜，美国他死了人，要扔原子弹好歹还有个借口，台湾呢？关他屁事，他还要扔！事情明摆着，要么我们有，要么就当缩头乌龟！
已是深夜两点了。临别的时候，彭德怀握着毛泽东的手：“主席，下决心吧，我们自己干。”
毛泽东没说话，用力握了握彭德怀的手。
几个人走了，毛泽东独自在书房里来回走着，不停地吸烟。那天天快亮的时候，他坐到写字台前，拿起铅笔，在一张纸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一个“铀”字。
中国的原子能事业，终于迎来了一个至为重要的契机。
1954年秋，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到了中南海——地质部在广西杉木冲发现了铀矿苗头！
铀元素是法国科学家克拉普罗特于1789年发现的，恰巧当时发现了天王星，这种元素就以天王星命名，“铀”就是天王星英文名第一个字母“U”的音译。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主要物质，有没有铀矿，是一个国家能否发展核工业的重要前提。
得知发现了铀矿苗头，毛泽东提出要亲自看一看铀矿石。周恩来打电话找到地质部副部长刘杰，让他第二天就带着“宝贝”来中南海见毛主席。刘杰乘车抱着一个铝箱，如约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室菊香书屋，当时在场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众目睽睽之下，刘杰有些紧张地打开铝箱，然后拿出一块红绸布包裹的东西，再打开，一块拳头大小黄中带着无数绿点的石头，出现在毛泽东等人眼前。众人端详一阵，都很兴奋。片刻，毛泽东的目光从石头转向刘杰，说：“怎么证明这就是铀矿石？”
刘杰拿出一个钢笔模样的东西，说这是盖革计数器，试试就知道了。毛泽东接过盖革计数器，另一只手拿过矿石，两者凑近，盖革计数器立即发出“嘎嘎”的响声，离得越近，响声越快越大。随着距离的拉开，响声又小了慢了。数次反复后，毛泽东把石头放回桌上，点着头笑了。
刘杰后来回忆说，那天，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发现铀矿了，现在还没有大规模勘探，我相信我们中国会找出很多的铀矿来，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让刘杰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是，他告别的时候，毛泽东亲自把他送到门口，握住他的手，郑重地说：“刘杰呀，好好干，这是决定命运的呀！”
“这是决定命运的！”——毛泽东这句话，至今铮铮有声！
其实，地质人员在广西发现的这个铀矿，是个次生矿，开采价值不大，它只能证明中国土地上有铀。尽快找到原生矿，便成为“决定命运”的重要一着。
从1954年冬天开始，由军人、科研院所的工程师和多所地质大学尚未毕业的大学生，组成数万人的探矿大军，在湖北、湖南、云南、广西、西北的大山中，开始大规模寻找被毛泽东称为“决定命运”的铀矿。
差不多这个时候，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一座简陋的实验室里，一台加速器设备正在安装，四周的几十个木箱里还装着各种部件和仪器，很多科技人员在忙碌。所长钱三强特意叮嘱著名的物理学家赵忠尧，室里其他工作都停下，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台加速器装起来。
和钱三强相比，赵忠尧属于老一辈的物理学家，1946年，他作为国民政府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以观察员的身份，被派往美国观摩一次新的原子弹试验。之后，他设法来到自己1927年至1931年攻读博士的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加速器设计与制造知识，幻想有朝一日在这方面为国家效力。两年时间里，他利用国内筹措来的12.5万美元，秘密采购了一批器材，打算回国后，自己组装一台加速器。国民政府败退到台湾，新中国成立，赵忠尧拒绝了台湾方面的邀请，决定回新中国参加和平建设。他冒着极大风险，携带一批物理实验器材踏上了回国的轮船，途中，他历经磨难，尤其是途经日本时，被驻日美军非法扣押，经国内多方营救，才得以回国。后来，正是利用赵忠尧带回来的这些部件、器材，中国装配完成了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它成为早期物理所进行教学、科研的最好设备。
李政道曾经说过：赵忠尧先生192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就发现了正电子，后来同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的安德逊，因为观测到宇宙射线中的正电子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其实赵忠尧先生本该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应成为第一个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国人。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是吴有训，钱三强是第二任所长。1948年，钱三强就是抱着为国家做一件大事情的决心回到祖国怀抱的，一件大事情——说白了就是为中国搞出原子弹来。最初几年，近代物理所条件很差，基本没什么设备，但钱三强却想方设法网罗人才，除了老资格的赵忠尧，他从清华要来了在英国曾经获得哲学、科学双博士学位的彭桓武，从浙江大学要来了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又邀请放射化学家杨承宗来所里工作，当然也包括他的夫人何泽慧。还有被称为“娃娃博士”的邓稼先，也被他要来了，还有一些当时不太知名的大学生。正是这些人，参与了近代物理所的创建，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物理学家，聚到了一起。
由于外国封锁，缺乏器材，钱三强发动大家到北京的旧货市场找零件，自己动手制造了一批简易仪器。有一次，彭桓武到天桥的垃圾箱里翻找零件，竟被警察误认为小偷，给扣了起来，闹了一个大笑话。
这个时候，没有人告诉钱三强中国要搞原子弹，此时，他甚至不知道已经发现了铀矿苗头。钱三强完全凭着一种直觉，预感到要发生什么，悄悄开始了部署。
中国要想征服原子弹，钱三强当所长的近代物理所，责无旁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