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先后向导弹试验基地派出了三批技术专家，总人数达数百人。他们中，大多数对中国是友好的。
有两位苏联顾问，基地的老人至今仍然记着他们。一位叫罗金，一位叫卡瓦廖夫。罗金是专家组组长，上校军衔，他曾担任过苏联火箭学校的校长，对试验这一块很内行。有一天，他悄悄对孙继先说，苏联方面提供的资料有些是有问题的，不能用。孙继先大吃一惊：“不能用，不是白学吗？而且以后还会造成混乱。”
罗金告诉孙继先，以后你们不要在资料上下太大功夫，最好是听我讲课，我讲课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听。
孙继先赶紧和常委通气，派得力的技术干部，一天到晚跟着罗金，把他讲的争取都记下来，当时用笔记不过来，心记，回来马上追记。李福泽为了多学一些组织导弹发射试验的知识和经验，更是想办法和罗金交朋友，罗金也很够朋友，给李福泽讲了不少真正有用的东西。他还提醒说，戈壁滩上有老鼠，老鼠总爱咬电缆，在苏联曾发生过老鼠咬电缆造成短路影响发射的重大事故，防鼠虽然看上去是小事，但问题往往就出在小事上，发射导弹是一个系统工程，哪怕一个微小的环节出问题，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终于有一天，苏联派驻中国导弹系统的总顾问巴托夫大将来到基地，罗金陪同吃饭时，巴托夫大将当着孙继先、李福泽的面，对罗金说：“你准备一下，明天跟我离开这儿，回国！”
这个决定让所有人感到吃惊。正直的罗金饭也没吃就离开了。李福泽去和他告别，他表示，自己不想走，但没有办法。他无可奈何地说：“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
李福泽知道是为什么。苏联专家里面，有些是专门搞监视的，罗金一定是被人告发了。
罗金走了很久，李福泽还在惦记他，不知他回国后，是否受到处分？
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下面搞具体工作的人什么都不知道，蒙在鼓里，还以为中苏关系好着呢，但是总觉得气氛有些怪怪的。
卡瓦廖夫是基地第三试验部专家组的组长。他和罗金一样，经常悄悄在晚上加班给中国同志讲课。到后来，有一个小个子的苏联年轻专家总是盯着卡瓦廖夫，小个子一言不发，眼神却冷冷地望着卡瓦廖夫。每每这时候，正给中国同志讲解问题的卡瓦廖夫就住口不敢讲了。人们都怀疑，这个小个子是克格勃。
罗金走后不久，卡瓦廖夫也被通知回国。卡瓦廖夫对李福泽说：“我也要走了，事情没干完，真令人惋惜……”
李福泽动情地说：“我们俩接触时间不长，你是个好人，我会记住您的，我们这里的人都会记住您的。”
当天晚上，卡瓦廖夫悄悄找到孙继先，神色紧张地说：“孙将军，我有一个笔记本，对你们很有用。您看看吧，天亮前再还给我。”
孙继先一时不知怎么办好。
卡瓦廖夫说：“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协议上规定应该给你们的，我给你们看这个，并不违犯我们的保密规定，只不过有些人把情况搞复杂了。”
卡瓦廖夫放下笔记本，走了。孙继先感到事情重大，赶紧拿起保密电话，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情况。电话那头，周恩来沉思好一阵，才说，他说的没错，这些东西都是协议上规定应该给我们的。是他们做得不对。既然如此，你马上派人，把上面的东西记下来吧。
放下电话，孙继先马上找到基地保卫部长，让他抓紧办理这件事。
23岁的秦小阳是导弹试验基地光学测量站的女技术员。她是浙江大学毕业的，家在宁波，父母都是抗战初期入党的老党员。1959年秋来到基地后，被分到离基地本部约30多公里的一个叫大树里的地方，这儿是光学测量站，导弹起飞后，对导弹进行跟踪测量，然后把数据报给指挥所。
光学设备主要从苏联进口。这天，秦小阳和几个年轻技术人员打开一个集装箱，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把设备搬出来，然后仔细擦拭着，核对着。
一台设备的漆掉了一块，秦小阳心疼地蹲在设备前看着，以为是路上碰掉的。渐渐地她皱起了眉头，在油漆脱落的地方，露出锈迹。秦小阳断定这是一台刷上新漆的旧设备。
她弯着腰走到另一台设备旁，用指甲轻轻一划，又一块油漆掉了，又是一台旧设备。她正想把大伙叫过来，突然看见站里的一位苏联专家在干一件让她吃惊的事情——他趁人不注意，把一台设备上的旧标牌揭下来，换上新的标牌。
秦小阳说：“顾问同志，你这是干什么？”
那人先是一愣，接着镇静下来，有些尴尬地笑笑。恰在这时，李福泽坐车来了，他下车一看，立即明白了，生气地说：“这是我们国家花重金从你们国家买来的，你们把旧的运来也就算了，可为什么还要揭掉旧的贴上新标牌呢？就算糊弄人，在你们家里贴好了再运过来不行吗？为什么要在我们面前贴呢？你们不能这么糊弄人！”
那个专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李福泽回去把这事说给孙继先听，孙继先说：“在朝鲜就有过这样的事，他们把二战时期的旧坦克喷上新漆，当成新的买给我们。老毛子，真要坏起来，比谁都坏。”
基地建得差不多了，却高兴不起来。他们都清楚，真正考验自己的时候，也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