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子弹计划秘密启动时，后来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正在美国过着囚徒般的生活。
钱学森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1936年获硕士学位，后入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钱学森在美国名气很大，除了科学上的成就，还因为他对美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二战期间，他参加了许多军事科技的研究。1942年，与他的导师冯？卡门等人一起完成了美国“下士”导弹的研究，这是美国最早的导弹。美国的飞机由亚音速改为超音速，他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他还同时担任了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的顾问和火炮研究所的顾问。1945年，德国战败后，他被美国以军人身份派到德国考察。考察团成员都是各个领域顶尖的科学家，回美国后写报告，一共九章，钱学森一个人写了六章。这个报告对后来美国的科学和军事发展影响很大。战后，美国人把他视为英雄，赞扬他对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无法估价”的贡献。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钱学森要离开美国不行，要回中国更不行。
1950年8月，准备回国的钱学森一家被美国移民局扣押，开始说钱学森是共产党。后来把他打包的行李全部撬开了，发现里面有八百多公斤书、笔记、相册，然后就开新闻发布会，说钱学森是间谍，窃取了大量机密准备带回中国。这样就有了理由，拘押钱学森，把他关到了太平洋上的一座叫特米诺的小岛上。
钱学森一案当时轰动了美国。《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大报头版上都登了钱学森的照片。为了收集所谓间谍的证据，美国政府专门召集了一批科学家，一页一页研读他的那些笔记、资料，试图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结果却一无所获。有一位航空专家在审读结论里写下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所有这些书籍、资料，远不及装在钱博士脑子里的东西重要。”
移民局的人来讯问钱学森，有这样一段对话——
审讯官说：“你是否忠于美国政府？”
钱学森说：“我的行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用自己的知识在为美国服务。”
审讯官说：“你不承认是共产党，可是为什么选择在共产党控制中国后才回去呢？”
钱学森说：“选择什么时候回国，是我个人的自由。”
审讯官说：“你信仰共产主义吗？”
钱学森说：“我信仰科学。”
审讯官说：“你的目的地为什么是大陆而不是台湾？”
钱学森说：“我的聂荣臻在大陆。”
审讯官说：“你愿意效忠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大陆的共产党政府？”
钱学森说：“我忠于中国人民。”
审问没有结果，美国当局被迫释放了钱学森。最后给出的结论是：鉴于钱学森有共产党嫌疑，依据美国“国家安全条例”，予以驱逐出境。同时依据该条例中“必须防止具有科技背景的外国人离境，以免为敌国利用暗中破坏美国军事防御能力”的条款，钱学森不得自由离境。
虽然从特米诺的小岛回到了家，但钱学森仍然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他的住所有人监视，不准他离开居住地洛杉矶，每两个月他要到移民局报到一次。有国不能回，令他万分焦虑。
1955年初的一天，钱学森夫人蒋英偶然得到一份中文画报，封面上是1954年10月1日建国5周年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照片上还有一个熟悉的老人——陈叔通，他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这让钱学森夫妇喜出望外。陈叔通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老师，算是钱学森的太老师，两家是世交。于是，他们决定给陈叔通写一封信。
夜晚，钱学森写道：“在美留学生归国禁令虽已取消，然我陷囹圄，住所被监视，电话被窃听，信函被拆，出入有人跟踪，每月尚需到移民局接受传讯。学森犹如身在牢笼，寸阴若岁，恳请祖国助我还乡，以尽人伦，以偿报国之夙愿，切切……”
写到这里，钱学森已是泪流满面。
蒋英后来回忆说：“当时中美不能通信，也不敢直接朝中国发，就把信封好，外面再套一个信封，先寄到比利时我妹妹那儿，请她转给太老师。信封是我用左手写的，模仿儿童的笔画。但还是担心万一信落到他们手里，被拆开，就坏了，我们就想了这个办法。”
蒋英利用逛超市的机会，甩开了跟踪的人，把信投进了信筒。
这封信到达周恩来案头，已是两个月后。周恩来把负责和美国人谈判的王炳南找来，研究对策。周恩来愤怒地说：“美国不是说任何想回中国的人都是自由的吗？这就是铁证，你拿到日内瓦去，让美国人看，他们要是看不明白，读给他们听。”
王炳南说：“总理，关于释放美军战俘的日期尽早敲定下来好，我的想法是，一谈起来，就放人。”
周恩来说：“看到钱学森这封信，我心中实在不安啊，‘先谈判、后放人’的方案，恐怕力度还不够。我的意思是：先放人，再谈判！以表示我们最大的诚意。”
经毛泽东同意，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一天——1955年7月31日，中国政府依照法律程序，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
1955年8月1日正式会谈前，双方一见面，王炳南大使就告诉美方负责人亚？约翰逊，中国已经提前释放了11名美国飞行员。这本来是要谈的内容，还没谈，问题就解决了，而且一放就是11个，大大出乎美国代表团的意料。接下来的会谈，约翰逊一再声称，美国早已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禁令，对愿意回国的人不加任何限制，没走的都是自愿留下来的，意思就是说钱学森自己不愿回来。王炳南就把钱学森的信以及翻译件拿出来让对方看。亚？约翰逊当即表示，马上和国内联系。
为了配合日内瓦的谈判，促使美国放人，美军飞行员在香港转机时，中国有关部门通知了所有在港的外国新闻机构，世界各大报、电台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件事。美国再不放人，恐怕说不过去。8月4日，美国飞行员在港转机的同一天，美国政府解除了对钱学森的禁令。
临回国之前，钱学森带妻子蒋英和两个孩子来和他的老师冯？卡门道别。冯？卡门是世界闻名的航空大师，是钱学森的恩师。
钱学森说：“老师，我们要回国了，是专程来向您告别的。”
冯？卡门有些伤感地点点头，又摇摇头，轻轻叹息一声。
刚刚坐下的钱学森又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把一本书递到冯？卡门手上。是《工程控制论》。在被软禁的5年里，钱学森不能继续从事火箭导弹和航空方面的研究，他为了不给自己带来麻烦，独自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集5年心血完成了《工程控制论》一书，后来被誉为系统工程领域的开山之作。
冯？卡门默默翻动书页，慢慢抬起眼帘，看着钱学森，说：“驱逐你，又不让你走，他们的目的是要你所掌握的一切知识变得陈旧过时，而你却变得更加博大、宽广了……在学术上你已经超越了我这个老头子。我为你骄傲。”
钱学森说：“不，老师，谢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
冯？卡门微笑着，目光里充满依依惜别之情。
钱学森的眼睛也湿润了。
1955年10月，钱学森一家终于登上了回国的轮船。他是被驱逐出境的。
这时候没有多少人会把钱学森和中国导弹联系起来，以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水平，不可能搞导弹，而钱学森已经有5年没从事过专业研究了。但有一个人似乎预感到了什么——美国海军次长金贝尔，这位钱学森曾经的朋友，也是扣押钱学森的主要幕后策划人，在得知钱学森最终离开美国后，说了一句话：“钱学森回中国，不是去种苹果的。”
船过马尼拉，美联社一名记者向钱学森提出了一个长期困扰新闻界的问题：“你是否是共产党员？”
钱学森坦率地回答说：“我还不够做一名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人是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
到达香港九龙，有记者用英语提问。钱学森说：“对不起，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
1955年10月8日上午11时25分，钱学森一家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11月5日，在北京饭店，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元帅接见了钱学森，代表周总理欢迎他回来。钱学森谈到，新中国成立才短短5年，变化之大是他没想到的。陈毅感慨地说：“这仅仅开了个头啊，国家让清帝国的辫子拖得太久了，让西洋的鸦片、东洋的铁蹄，糟蹋得太苦了，比起你呆了20年的美国，中国大大的落后了。我们这些人打仗还行，搞建设就是外行了，所以千方百计把你们这些科学家请回来，目的就是要把国家建设得好起来，强大起来。”
钱学森就觉得自己一腔热血奔涌。陈毅建议他多走走，多看看，多了解一些国内的情况。国家安排他到中科院刚成立的力学研究所担任所长，其实他从内心里希望国家早一点开展导弹火箭的研究，这也是他回来主要想做的事情。
无独有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箭专业教授任新民、周曼殊、金家骏3人，直接给中央军委写信，提出了在中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信到了彭德怀手里，彭德怀很重视，却由于导弹是个太神秘的东西，谁也没有见过，所以不知道怎么处理好。
年底，钱学森提出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彭德怀闻此消息，连忙指示在北京的副总长兼院长陈赓，立即乘坐专机飞往哈尔滨，隆重迎接钱学森。钱学森在陈赓陪同下参观了空军、海军、炮兵工程系。
在观看一座风洞设备时，钱学森对在场的人说：“一个国家要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小到枪、炮，大到航空航天，必须要有大量的风洞设备，这是基础中的基础。二战结束时，美国人从德国抢搞风洞研究的科学家，苏联人抢风洞设备，在日本也一样，美国先炸，没炸完的运回国内，运不走的丢在了海里，战后禁止德国、日本发展尖端军事工业，风洞设备被列在首位，就是想从根儿上掐断它！”
陈赓边听边点头，若有所思地看着风洞：“没想它还是这么个宝贝，看来咱们要搞导弹还离不了它呀。”
钱学森笑道：“这只是个教学风洞，搞导弹它可不够格儿。”
陈赓问：“钱先生，那种风洞我国什么地方有？”
钱学森摇摇头：“据我所知，即使这种教学风洞，我国也只有北大、清华和你们这儿有，加起来不过三五个，能用于武器型号研究的目前还是空白。抗战前南昌有一座，一开战日本就把它炸了。”
陈赓着急地说：“那就赶快建呀！”
钱学森点点头：“是要建，不仅军事工业，国家和平建设也急需呀，比如航空工业。”
钱学森说着拿起一个火柴盒大小的飞机模型对众人道：“这座风洞目前只能研究这样的模型，模拟风速只有每秒几米、十几米。美国的跨音速、超音速风洞里已经能做我们人这样大小的模型了。苏联在这方面比美国还有魄力，能把一整架飞机开进低速风洞里做试验。”
钱学森一席话，让众人大开眼界。
陈赓忍不住上前握住钱学森的手，问：“钱先生，你看，咱们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钱学森毫不犹豫地回答：“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钱学森的话令陈赓顿生豪气，连声说：“好！我就要你这句话。”
应该说，陈赓大将是最早为导弹积极奔走的高级将领。彭德怀住在医院里，想见钱学森，陈赓于11月26日上午陪同去了。一见面，彭德怀紧紧握住钱学森的手，急切地说：“欢迎啊！我们太需要你这样的火箭专家了。我请你来，是想向你请教的。恕我直言，射程500公里的导弹，我们自己能造出来吗？造这样的导弹需要什么样的人力物力条件？”
钱学森一一做了回答，彭德怀十分满意。
1956年2月上旬的一天，叶剑英请钱学森到位于景山公园附近的家里吃饭，又是陈赓作陪。餐桌上，三人如同老朋友一般。叶剑英对钱学森开玩笑说：“陈赓这个人难缠得很，你可离他远点。自打从哈尔滨回来后，打着你的招牌，找彭总，陈老总，找聂帅，说钱先生说了，我们自己能造出导弹来。今天我可没请他来，是他一听说你要来，自己跑来的，我看他是把你给缠上了。”
钱学森笑说：“陈将军为人坦荡、直率，我们是一见如故。”
叶剑英说：“坦荡直率不假，想拉你搞导弹也不假。陈赓，我没说错吧？”
陈赓笑着点头道：“叶帅，难道您不想啊？”
叶剑英说：“我当然想，不过，你说钱先生答应你搞导弹，我还是想亲耳听听钱先生意见。”
陈赓道：“叶帅，您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钱先生？”
二人望着钱学森。钱学森于是说：“叶帅，学森说那句话，决非一时冲动。”
叶剑英点点头道：“你不是一般的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贝，不只是一个导弹需要你呀，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陈赓急忙道：“这事我替钱先生想过，事有轻重缓急，我看导弹就是眼下最重最急的事。国家宝贝，就应该干国家大事，这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叶帅，这事您可不能含糊！”
叶剑英说：“陈赓，我看你这颗脑袋里只剩下导弹了。”
陈赓一挺胸：“本来就是嘛！”
钱学森又说：“叶帅，学森回来就是为国服务的，自从踏上祖国的那天起，就把一切交给国家了，无论安排我做什么，学森都会倾尽全力，决无怨言。但正如陈将军所说，现在的中国急需搞出自己的导弹，而这也正是学森所长。如果能参与这件事，干成这件事，学森一生再无它求。”
叶剑英大声说：“好，好。导弹这东西集现代科学于一身，技术复杂，工程浩大，其难度不亚于打一场淮海战役。技术上有你领头来抓，再合适不过了。你这个人选，彭老总、陈老总、聂帅，我们几个是早就认定了，等的就是想亲耳听你说出来。”
陈赓端起酒杯：“这就对了，喝酒，喝酒！”
三人越说越来劲，末了，陈赓提议，立即去找周恩来拍板。叶剑英知道这时候周恩来正在离此不远的“三座门”参加一个舞会，借着酒兴，同意去见。于是，三人也没要车，甚至没带警卫，步行直奔“三座门”。
“三座门”是军委办公厅所在地，就在故宫的西北角，景山西侧。到了那里，陈赓进了舞厅，二话不说，就把正在兴头上的周恩来叫出来。周恩来责怪说：“你又搞什么名堂？”
陈赓附着周恩来的耳朵：“我们把钱学森先生拉来了，想跟您谈导弹呢。”
周恩来轻轻地“哦”一声，朝门口张望一下，急忙走了出来。这是周恩来和钱学森第一次见面，钱学森异常激动地伸出手来，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一时有些语塞。
周恩来热情地说：“学森先生，我是周恩来，欢迎你啊！”
钱学森说：“总理，谢谢您，谢谢祖国帮我实现回家的愿望。”
周恩来说：“你在外受苦了……”
说罢，二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两人的眼睛都有些湿润了。
外面很冷，四个人找了个小会客室坐下。主要是钱学森在讲，他说，火箭、导弹集现代科学于一身，技术上的突破，可以直接为航空服务，带动材料、电子、计算机等科学的发展，对带动我国科学技术的整体发展大有好处。
周恩来听完后，郑重地说：“学森先生，把你对火箭、导弹发展的设想，尽快形成一个书面的报告，好不好？交由中央讨论。”
钱学森重重地点点头。这是周总理的嘱托，这副重担就这样压在了他的肩上。让他至为感动的另一件事是，分手的时候，周恩来叫了他一声“学森同志”。这是回国后，头一次有人称他为同志。
他成了共产党人的“同志”。他没想到会有这么快。
中国导弹火箭的宏伟蓝图，也就这样开始了描绘。钱学森堪称绘制这个蓝图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