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爆炸原子弹，就原子能工业本身来说，从铀矿的开采，到生产出合格的浓缩铀，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牵涉到全国许多厂矿，要经过数万人的劳动。然后还要有设计、试验方面的一系列工程。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原子弹的炸响。因此，从西花厅回到部里，刘杰深深感到，现在应该提出一个比较肯定的目标，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是预测性的目标。但要提出肯定的目标时间，确实需要一个非常周密的计划，以便上下衔接，环环相扣，各单位都要有一个时间表，谁也不能拖，这样才能保证原子弹在规定时间内炸响。
让周恩来、陈毅一逼，刘杰想出了一个编制计划的办法，叫做倒排暴露矛盾，顺排落实措施。
紧接着，二机部把相关单位的主要领导叫来，由刘杰和钱三强当面敲定各个单位的计划安排。
先是核武器研究院，李觉和朱光亚来了。刘杰问道：“原子弹六四年响，李觉、朱光亚同志，你们有没有把握？”
二人愣一阵，也是不知怎么回答。刘杰要求他们必须回答。朱光亚负责技术工作，李觉让他来说，朱光亚咬咬牙，道：“原子弹理论已经突破，正在进行原子弹工艺设计。我们能按时完成。”
刘杰让他们把困难统统都说出来。李觉说：“原子弹设计出来后，需要大型爆轰实验来检验，而大型爆轰实验只能在青海金银滩进行，到现在，青海的工程，完成不到一半，我需要尽快完工。”
刘杰说：“我们会想办法，帮你们加快工程进度。还有吗？”
李觉说：“六四年五一之前，只要你把铀部件给我，原子弹总装，我就有把握。”
朱光亚提醒说：“还有点火中子源，也不能少，尽量往前赶。”
刘杰：“好！五一前给你。今天说清楚，五一给不了你，责任在我们。给了你，搞不出来，你要负责！”
李觉豪气顿生，站起来说：“我负责！”
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厂长周秩来到了刘杰和钱三强面前。周秩曾经是一位战斗英雄，在东北剿匪时，缴获过大土匪谢文东的战马，1957年他从解放军总后勤部宣传部长的职位上，来到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当厂长。这个企业其实设在玉门，叫酒泉是出于保密需要，该厂厂区方圆100平方公里，周围都是戈壁滩，因为厂子太大，工人都是坐火车上下班。那里条件也是苦得一塌糊涂，周秩刚去时，当地人告诉他，这里风不多，一年刮一次，一次刮一年。人住在帐篷里，一刮大风就得起来拽着帐篷，不然帐篷会被吹跑。这个厂的任务是在兰州铀浓缩厂生产出铀-235之后，在这里进行凝固，然后按照尺寸加工出合格的裂变材料，装到原子弹上。
刘杰对周秩说：“周厂长，我问你，六四年五一前，你能不能加工出合格的铀部件？”
周秩认真思索片刻，又掐着手指头算了算，说：“只要能在六四年一月底前拿到合格浓缩铀，我就敢打这个保票！”
刘杰与钱三强小声商量一下，然后对周秩说：“行！六四年一月底，让你拿到。我代表二机部党组答应你。”
周秩神情庄重地点点头。
刘杰又问：“周厂长，你还有什么困难？”
周秩说：“还缺一个化工专家。南京的化工专家姜圣阶一直调不来。其它困难我们自己解决。”
刘杰说：“那就这样定了。调人的事，我们来解决。”
接着是兰州铀浓缩厂厂长王介福，他来到了刘杰、钱三强面前。刘杰说：“王介福同志，你们六四年一月底前，能拿出合格的浓缩铀吗？”
王介福思考片刻，说：“只要给我电，就能！”
刘杰：“电？”
铀浓缩厂的几千台设备一启动，需要大量的电。当初苏联不同意援助中国原子弹的理由之一，就是中国电力不足，耗不起电。
刘杰告诉王介福，电的事情不用担心，甘肃省和兰州市会鼎力支援，宁可关掉别的工厂，也要保证铀浓缩厂的电力供应。
刘杰又问：“你还需要什么？”
王介福说：“我最迟要在六三年十二月底之前，拿到六氟化铀。还有分离膜，也得拿到。”
刘杰就这样按照倒排计划的办法，一层一层往上追溯，从六氟化铀到四氟化铀，再到二氧化铀，从点火中子源到铀分离膜，一一让负责人列出了计划，把最后的期限都定好了。到这时候，他心里也基本有底了。在二机部党组会上，刘杰说：“按现在的工作进度，看来1964年响，问题不大。可是研制原子弹，不光是我们二机部的任务，它涉及到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900多家工厂，里面不可预知的因素太多。因此，我建议，我们给中央报：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
钱三强同意这个计划。因为前面有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攻不下，千军万马都会受阻，留点余地也好，更有把握。
1962年9月11日，二机部正式向中央提出了争取1964年，最迟在1965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这被称作二机部给中央正式立的军令状。
几天之后，罗瑞卿代表国防工办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原子弹研制的情况，刘杰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刘少奇说，1964年能爆炸很好，如努力了还不行，1965年也是好的，但不努力就不对了。
后来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怀国模，当时参与了“两年规划”的制定。他接受采访时说，假如当时不下“两年规划”的决心，原子弹计划很有可能会拖延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工作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未知数。你不要说别的，就青海那么大的工程，后来做大型爆轰试验，要没有两年规划的话，那再拖一年是肯定的，那工程太大了，李觉为了那个工程，费尽了心血。
这个时候，压力最大的人是刘杰。他回忆说，那时候时间特别紧，工作特别紧，心情特别紧。实际上，原子弹不光是一个专门的科学性的东西，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大的工程问题，组织管理问题。他说：“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带领广大群众全身心地投入，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攻关夺隘，把计划变成现实。
1962年，刘杰一年累秃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