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二号导弹重新研制的过程，充满了曲折和波澜。
导弹研究院在钱学森的带领下，组织落实几项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大型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全弹试车台、超声速风洞等。
时任导弹研究院中尉技术员、后来担任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总设计师的王永志，接受采访时说：“对于这么多庞大而复杂的设备，我们很多人不要说见过，听都没听说过。怎么办呢？只好去找钱学森请教。钱院长来给我们讲了一课。后来我们一帮年轻人就是根据钱院长的讲课，根据他在黑板上画的几条曲线，解决了全弹试车台的设计，特别是导流槽的设计问题。”
施工是个大问题，为了抢时间，聂荣臻又亲自找了北京市长彭真，请他派北京市最高水平的工程队，抢建全箭地面试车台、振动塔、风洞等大型地面设备。
东风二号试射失败后，不能再搞冒进，多数专家主张全面审查设计，不是小修小改，而是从发动机到各个分系统，都重新设计。总体设计方案，由钱学森主持制定，总设计师由他担任，任新民担任副总设计师兼发动机总设计师，梁守盘、屠守锷、黄纬禄、庄逢甘等专家，负责各个分系统。研制过程中，需要在地面进行发动机试车等17项大型试验，这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因为再也不能失败了。
陈毅也惦记着导弹，百忙中要来导弹研究院看看，聂荣臻亲自陪同他转了一圈，他们又一起和专家们见面座谈。聂荣臻语重心长地说：“今天我想说，一发导弹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凡参与的科学家、干部、工人，每个人都要为国家，为人民负责任，心里要装着这个责任。科学探索允许失败，但要尽量减少。”
陈毅带头鼓掌，然后他声音宏亮地说：“那我也讲几句。我今天来，是表示我陈毅对导弹事业的关心。我当外交部长，成天和国际上的对手打交道，深感国防的重要。我希望早一天，你们把东风二号、三号、四号等等，成功地打上天，让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都知道中国的导弹响当当的，中国人不好欺负啦！那时，我陈毅还来看你们，来谢你们！”
陈毅极富煽动性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一年多之后，在北京远郊，终于建成了发动机试车台，远远看去，像一座近20层高的楼房，下面是装着数千吨水的水池，气势宏伟。但是，新研制的发动机经过几次试车，在预定的推力下，总是不过关。任新民很着急。
经过多次改进之后，一台发动机再次竖到了试车台上。任新民到现场指挥试车，随着“开始”的口令，有人按下按钮，隆隆的声音由小变大，随即震耳欲聋。任新民专注地盯着高速旋转的发动机和一些相关仪器仪表……
突然，发动机传出刺耳的声音，接着钻出浓烟和火苗。众人大叫停车，人们手忙脚乱地灭火。一阵混乱之后，火终于熄灭了。但是，发动机发生烧蚀，这台凝聚了人们心血、凝聚着全院希望的发动机，显然已经损坏了。
这不是小事情。钱学森和院里几个领导接到消息，马上赶来处理。任新民作为发动机总设计师、这次试车的现场总指挥，他作了自我批评，表示愿意接受组织上任何形式的处理。
随后，钱学森等人赶到聂荣臻那里进行汇报，钱学森率先作了自我批评，并表示愿意承担失败的责任。近段时间，上上下下有很多反应，主要是针对专家们的，聂荣臻也陆续听到了。反应主要是，自从东风二号首发失败后，一年多过去了，需要的大型地面设备也陆续建好了，条件都满足了，可是还没拿出成功的导弹，地面试验一次次地总是不过关，问题百出，人们开始怀疑，我们这些专家，到底行不行？甚至有人指名道姓说，钱学森到底行不行？
聂荣臻问钱学森，是不是听到了这些议论。钱学森坦率地说，他听到了一些，人们普遍怀疑自己的科学家，目前这种情况，诸事不顺，人们怀疑也是有理由的。聂荣臻又问：“学森，你是怎么想的？”
钱学森沉默片刻，说：“我也很苦恼。聂总，今天我说句实话，要是知道导弹这么难搞，当初我给中央的那个意见书，是不会那么轻快地递上去的。”
聂荣臻目光炯炯望着他：“你想知难而退？”
钱学森一笑：“不会。开弓没有回头箭。聂总，我只是觉得，压力太大了，有时真是度日如年。”
聂荣臻动情地说：“学森，我们请你回来，就是相信你，国家已经把最机密的导弹交给你负责，这是最大的信任。你呢，一定相信国家，相信党。我希望你记住，不要怕失败，真金不怕火炼！”
听罢聂荣臻这几句话，钱学森的眼睛湿润了。
这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钱学森可以说铭心刻骨。1989年末，聂荣臻要过90岁生日的时候，已经快80岁的钱学森给聂写了一封信，又提到聂对他说过的“真金不怕火炼”这句话，信中说：“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您的鼓舞，我永远不会忘记。”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他听父亲说过，最难的时候，可能就是东风二号发射失败，重新设计的导弹，老是出问题，怎么也不过关，上上下下都着急，他父亲那时候的压力，应该说是最大的。当然还有任新民，他搞发动机，压力也很大。国家把这一大摊子交给你了，你老拿不出合格的导弹，怎么交待呀？
曾任钱学森秘书的涂元季将军也说，钱老晚年的时候说过，最难的时候，就是东风二号导弹发射失败，然后再到成功之前那两年。第一次发射失败，对大家打击很大，此后一直拿不出新的来，这就不好交待了。钱老后来说，要知道搞导弹这么难，当初给国家的那个意见书，他可能不会那么轻易递上去。
但是，那个时候，包括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儿子钱永刚在内，钱家的人并不知道钱学森是搞导弹的。钱学森回国以后，他公开的职务是科学院力学所的所长，对外参加社会活动，一般也都冠以“著名力学家”或者“著名科学家”这样的头衔，钱家人直到1980年5月，中国向太平洋打的那一发洲际导弹成功之后，才确切知道他是负责搞导弹火箭的。钱永刚对父亲说：“原来你是搞这个的呀？”父亲反问他：“你真不知道？” 钱永刚：“有过一些猜测，具体的，真不知道。”
90高龄的钱学森夫人蒋英先生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共产党的保密工作那做得真是太好了。我们呢，也因为经常受教育，钱学森做什么，我从来不问，他也从来不说。有时他在家办公，看完了文件，顺手这么一扣，我帮他收拾桌子时，从来不去动那个文件。”
我们问：“他经常到大西北出差，您知道他是干什么去吗？”
蒋英回答说：“一点不知道。一走就是几个月，连个电话都不打，更不要说写信了。我只知道，他在为国家做大事情。不该问的不问，我从不问。”
钱学森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家人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只看到他在书房里久久的沉思，在小院里孤独的散步，他房间的灯光，时常亮到深更半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