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分到时，任何堤岸都难以阻挡；苦痛烈处，多少才华都不过枉然。笔如枯枝，当梦想成为碎片；怨如潮水，当情潮泛滥如斯。多情徒增忧烦，当魅力所向披靡；痴心空留愁怨，当佳缘如风飘逝。
泪湿缠绵雨润情，
每吟盟誓佳梦中。
才华空有三千丈，
一片伤心画不成。
胡适 多情总被多情恼
胡适掠影
本名：胡嗣
生年：1891年
出生地：安徽绩溪
卒年：1962年
辞世地：台湾
辞世原因：突发心脏病
身份：作家、学者
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先秦名学史》
时人评价：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介石语）
生命中的女人：江冬秀、韦莲司、曹诚英等。
楔子
胡适很矛盾：既是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又是旧式婚姻的捍卫者；既是男女平等的倡导者，又是到处留情的实践者。
胡适很纠结：欲与韦莲司缔结百年之好，却又碍于母命之严，不敢越雷池一步；欲与曹诚英相携终生，却又惧悍妻之威，只得任情心枯萎。
改名为“胡适”、取字为“适之”的本意，原为响应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语，若与姓联系在一起，则另有意味——将“胡”作“胡乱”解，颇能体现其矛盾的心态：思想上自我约束恪守，行为上却屡屡僭越不止。若将“胡”作“为什么”“怎么”解，则恰好彰显其纠结：本意欲适应之，却又看不清方向，更不知为何要适之而不能逾越。
说名解姓，虽为笑谈，却颇为有趣。
矛盾与纠结，不能不折射于胡适的婚姻与爱情里。
张爱玲说胡适的婚姻是一个悲剧，此语甚为中肯：佳人在侧，众星拱月，弱水三千，却只能取其一瓢，伤人伤己，个中苦痛，局外人亦能感受；爱河泛舟，春意偷渡，情心荡漾，誓言铮铮，最终却不了了之，黯然收场，只余下泪飞如雨，肝肠寸断，个中遗憾，又非局外人所能真切体味。
于是，失望之余，只得寄心于学术，跻身于政治，耽溺于遗憾中。
然而，胡适的婚姻又不乏喜剧色彩。
后院稳固，使胡适不致有后顾之忧，可以纵横驰骋于学问中，览书中自有千钟粟之妙；亦可悠游于群芳之间，嗅花间沁人心脾的馨香。有了婚姻的绳束，既使之得到无限令名，又未误其寻觅如花美眷，慨叹似水流年。有江冬秀之贤，有她之周到照顾，方使胡适达到这样的高度：醉心学问而文名如约而至，无意政治而政声若天外飞鸿。
抛开政治立场不说，从这样的角度而言，胡适的婚姻又何尝不是一种圆满的结局。
西服与小脚的婚姻嫁接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1917年6月，26岁的胡适结束了他为期七年的留美生涯，也暂时结束了他浪漫的异国鸳梦回国，7月上旬抵达上海。
回国不久，胡适就崭露了强劲的锋芒：8月，他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门教授，随即成为《新青年》编辑部的一员，开始以该杂志为主阵地，发表了一系列闪烁着智慧灵光和反抗精神的文章。
此次回国，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生大事要办——与江冬秀结婚。
江冬秀，安徽旌德江村人，比胡适大一岁。在胡适13周岁时，二人就已订婚。
江家系当地的名门望族，与胡家有亲戚关系，只是两家平素来往不多。
胡适与江冬秀姻缘的起点，源于江冬秀的母亲对胡适的“一见钟情”，截至完婚之前，胡适与江冬秀尚缘悭一面。
偶然的机会里，江冬秀的母亲与胡适母子不约而同到绩溪旺川串亲戚，他们去的是同一家——胡适的姑婆、江冬秀的舅婆家。江母见到躲在母亲身后的胡适，当即表达了江、胡两家联姻的意愿。
不料，胡母冯顺弟却委婉地拒绝了。
现在想来，我们对冯顺弟的顾虑颇为理解：此时，由于胡父胡铁花已殁，胡家已中落，而江家正家境殷富，门不当户不对，好强的冯顺弟自然不愿高攀；从年龄上来说，江冬秀比胡适大，按当地的风俗，二人是不能结亲的，否则可能会厄运当头；从生肖上看，二人也极不般配，江冬秀属虎，母老虎之威，人人谈之色变，冯顺弟怕儿子会受制于人。
然而，执着的江母慧眼识婿，看准了胡适。于是，二人的一世姻缘便在颇具喜感的氛围中定了下来。
为了促成这门亲事，江母颇费了一番心思：先请胡适的叔叔、曾做过江冬秀私塾先生的胡祥鉴做冰人，在冯顺弟面前极力宣扬这门亲事的好合之处，以其知识分子的权威说动冯顺弟；后央算命先生推断二人的生辰八字，得出二人生肖相合、江冬秀虽大一岁但毫无妨害的绝妙结论，并抛出杀手锏——江冬秀“命带宜男”。然而，冯顺弟仍不放心，又“聘请”了最权威的专家——灶神爷代为挑选。据石原皋《闲话胡适》所述：“胡母又把红纸八字叠好，放进摆在灶神爷面前的竹筒里。那竹筒里原先也放进了几个初被选中的‘八字’。过了一段时间，家中平安无事，没有一点不祥之兆，胡母这才虔诚地拜过灶神，拿下竹筒摇了摇，然后用筷子夹出一个‘八字’来，摊开一看，正是江冬秀的……”
胡适与江冬秀的定亲如此富有传奇色彩，不由人不心生敬畏。
然而，胡适并未因为这桩婚姻凝结着神的意旨而死心塌地地恪守它。对于小脚伶仃的未婚妻，他的感情是复杂的。
有接受。
1914年6月，即胡适出国四年之后，思母綦切的他蓦然收到一张家人的照片，思亲之情便稍为消解。让他深感意外的是，江冬秀竟然侍立于母亲身边，不由题诗于照片之上：“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妇。轩车来何迟，劳君相待久。十载远行役，遂令此意负。”诗中，胡适不仅称江冬秀为自己的妻子，还表达了对她的称赞与歉疚之情，隐隐透出欲与江冬秀结缡的急切。接着，胡适似在对江冬秀郑重发誓：“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筑室杨林桥，背山开户牖。辟园可十丈，种菜亦种韭。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何须赵女瑟，勿用秦人缶。此中有真趣，可以寿吾母。”诗中，胡适勾画了一种温馨的生活，与江冬秀在静谧优美的田园生活中终老一生，在他亲自教授她读书的琅琅书声里和她为他斟酒的温馨和谐里享受着婚姻的小幸福。
诗中固然不乏真挚感人的成分，但却有着浓重的理想化色彩——极为孝顺的胡适久居国外，蓦然见到母亲的照片，欣喜之殷，可以想见；不在母亲身边，难以侍奉，歉疚之切，亦不难理解。江冬秀却代他侍奉母亲，感恩之诚，自然难以自抑。然而，留美多年，学贯中西，莫非只为终老南山？胡适才华横溢，志向高远，莫非真的打算与大字不识几个的江冬秀对酌田园，终其一生？且不说江冬秀和读者不信，连胡适本人也未必会相信。
还应该看到的是，胡适给江冬秀的定位是“朴素”，定位固然准确，但遗憾便蕴含其中了：从外表到内质均已西化的胡适，会甘心与一个朴素的妻子厮守？诗归结到“可以寿吾母”之上，足见胡适接纳江冬秀的本意了。
无论如何，这桩婚事，胡适还是认下了。
1917年1月16日，留美即将归国的前夕，胡适偶染小恙，感情正值脆弱，江冬秀的来信若飞鸿降临，心情愉悦之下，病情亦为之大好。为此，胡适欣然运笔成诗数首，其一曰：“病中得他书，不满八行纸，全无紧要话，颇使我欢喜。”
诗颇直白，意甚浅显，一如胡适的感情。
对于江冬秀，胡适不唯有喜爱之情，且多番表达歉疚之意：“冬秀长于余数月，与余订婚九年矣，人事卒卒，轩车之期，终未能践。”在《胡适留学日记》中，胡适深感江冬秀之贤，深惭她代自己奉母尽孝而自己却无以为报之情：“冬秀时往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吾母倚闾之思，因以少慰……”
更有无奈。
因为无奈，当年，在家里已为他收拾好新房之后，他极力婉拒完婚，留美深造，固然是出于对新知识、新思想的渴求，却又何尝不是对这桩婚事的遁逃？
即便是自美归国，与江冬秀完婚之后，胡适很快便离开了家乡，若脱笼之鹄。对此，胡适曾在《新青年》上发表新诗《新婚杂诗》，其中一首为：“十几年的相思，刚才完结，没满月的夫妻，又匆匆分别。昨夜灯前絮语，全不管天上月圆月缺。今宵别后，便觉得这窗前明月，格外清圆，格外亲切。”蜜月未过，胡适就匆匆离开。再拥孤独之后，却感到窗前明月的清圆与亲切。自由无限大，只因远离了不爱的人，只因将无奈暂时忘却。
之所以接受江冬秀，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母亲的顺从和孝敬。
关于母亲，胡适曾撰《我的母亲》一文，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被作为国民政府教育部编纂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的课文，文章感人至深。文中写道：“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对于23岁即守寡、含辛茹苦养大他的母亲，胡适爱之孝之敬之畏之，为母亲，牺牲自己的婚姻，又算得了什么呢？
对婚姻的排斥与对母亲的孝敬发生冲突之间，胡适最终选择了后者。
“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婚后的胡适这样坦陈他的婚姻观。
然而，学富五车的他可曾为江冬秀想过？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这是胡适《病中得冬秀书》诗中的句子。彤云密布的无奈，如何散得开？
1917年12月，胡适与江冬秀完婚。此时，胡适26岁，江冬秀27岁。订婚13年之后，在推脱未果的情况下，在异国他乡已然激起新的情爱波澜之后，胡适终于走进了婚姻的围城。
南柯一梦，终有醒时；前度鸳盟，暂时搁浅。不管是否乐意，胡适终究与江冬秀共同乘上了婚姻之船；那遥远的美丽，那隐约的悸动，那绵长的期盼，那粉色的时光，都随风去吧！
无果的守望
离开美国，胡适需要下特别大的决心，需要忍受撕裂般的疼痛。这绝不意味着他对母亲不孝，不想回到母亲身边：学业有成，祖国需要他，将西方的先进知识与新潮思想带回；慈母需要他，时刻倚门倚闾盼儿归。也并不意味着他不愿意完婚，以结束那一片桑梓热土上江冬秀十三年的苦盼。
然而，当似箭的归心与炽烈的情心发生碰撞，胡适的心几乎成为碎片。
一切都因为一个明丽的异国女子——韦莲司。
艾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生于1886年，比胡适大五岁，其父是纽约康乃尔大学的地质学教授。
冥冥之中，缘分使然，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时，租住在韦莲司家。于是，两个世界的陌生，倏然消失殆尽；天高地迥的相隔，变成了同处一个屋檐之下。
自此，他们由陌生到熟悉，由倾慕到相知相恋。
这是1914年的夏季，热情蒸腾的季节，恋爱滋生的时令。
韦莲司给胡适的印象是“其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一扫他对美国大学生“大多数皆不读书，不能文，谈吐鄙陋，而思想固隘”的心理定势。宛若一阵清凉的风，韦莲司扑面而来，柔柔地进驻胡适的心灵。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胡适的这首曾被鲁迅讥刺过的《蝴蝶》，即为韦莲司而作。诗虽粗陋不文，情却真挚炽烈。恋人暂时离开他回绮色佳探亲，他自然觉得心空难奈，“孤单怪可怜”。诗写于1916年7月，此时，他们已然相识相恋近两年矣。
早在一年前，胡适就已为韦莲司写过一首《临江仙》：“隔树溪声细碎，迎人鸟唱纷哗。共穿幽径趁溪斜。我为君拾葚，君替我簪花。更向水滨同坐，骄阳有树相遮。语深浑不管昏鸦。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清幽暧昧的树林，细碎多情的溪唱，明亮婉转的鸟鸣，静静流泻的阳光，一切都为恋爱设好了场景；紫红的桑葚，透着酸甜；多情的花儿，像盛开的爱情；好妒的时光加快了步履，软语伴着温香，恋情在二人心间流淌；夕阳西下，坠入情海中的两人浑然不觉……写实的意境，浓稠的柔情蜜意，令人如临其境，细想时，已入词里，化作两人中的一个。
加之胡适“画蛇添足”般的小序，更增添了此词的神秘色彩：“词中语意一无所指，惧他日读者之妄相猜度也，故序之如此。”“情令智昏”，爱情蒙上了胡适的慧心，幸福面前，博学者竟然如此单纯可爱。
两年中，胡适与韦莲司鸿雁往来不断，共计有一百余封信。信笺何短，爱恋何长？一颗情心，胸膛怎么收容得了？
再次相见，已是十年之后。再浓重的岁月尘烟，也可以被冲破，然而最难冲破的是婚姻，它像万座山峦，横亘于二人面前。1926年年底，35岁的胡适由英转美，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纽约、费城等地游历与发表演讲。在1927年明媚的春日里，胡适与韦莲司重逢。当年的痴情女子，仍然痴情，仍然未嫁，仍然保持着自由之身，等待着心爱的人前来相会，曾经明艳光洁的面庞，已由岁月之刀雕刻出细纹，曾经柔顺的秀发，已现斑白；而当年的书生，则已成蜚声遐迩的学者，早已是另一个女子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
年逾四十的韦莲司仍然像个少女，她在信中写道：“亲爱的适……是这个我触摸到了你的躯体和眼睛……我们如何能将这件事公开于众，而不引起别的人嫌恶？要是我们真能完全生活在一起，我们会像两条溪流，奔赴同一山谷……”
然而，生活如湍急的江流，人不过是一叶扁舟，又哪里能说停就停下来？
4月12日，胡适要从西雅图登船回国了，他无比留恋地给韦莲司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无法待得久些”的深切遗憾，而韦莲司也在给胡适的信中表达了对胡适及其家庭的理解，称他与江冬秀同为“一个不合理制度下的牺牲品”。
当年的少女，早已成熟，是爱情使她的心充满沧桑，使她的思想浸满了哲义。
1933年，又一个夏季来临，胡适再赴美国。在芝加哥演讲的间隙，他再次见到了韦莲司。据陈漱渝先生的《胡适心头的人影》所述，此度重逢，他们的爱情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此前近20年的交往，他们不过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而已：“1933年，42岁的胡适与47岁的韦莲司再度相逢。从精神之恋，到男欢女爱，他们和所有的恋人一样，都在经历着身体的诱惑与沦陷。”
1943年9月13日，韦莲司难以抑制对胡适的思念与灵肉合一的甜蜜，她写信的笔因颤抖而返老还童：“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想念你的身体，我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着你中有我。”
被情爱所困的女子，火山喷发般的倾诉，令人动容，引人遐思。
然而，朱文楚在《胡适家事与情事》中提出了另一个版本，他认为韦莲司与胡适并无肌肤之亲，只有心灵之爱。至于韦莲司所写无数封肉麻的信笺，不过是一个“老处女”渴望爱情的呓语而已。
1933年9月25日，有胡适的《水调歌头》为证：“执手真难放，一别又经年！归来三万里外，相见大江边。更与同车北去，行遍两千里路，细细话从前。此乐大难得，高兴遂忘眠。家国事，《罗马史》，不须言。眼中人物，算来值得几文钱。应念赫贞江上，有个同心朋友（原为‘伴侣’），相望尚依然。夜半罢清话，圆月正中天。”
而就在同一天，韦莲司也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胡适，我爱你！我是个很卑微的人，（但是）你应该爱我——有时，你的爱就像阳光中的空气围绕着我的思想（见不到踪影，但我必须相信它的存在）……这次新的交会，也非不可能放出光芒来！当我看到你的嘴角，你那半闭的眼神，我是个温柔的女人……”
眼眸如火，誓言如山，若有若无之际；情定思情，情究何在？心心念念之间。不论两个人是否真有肌肤之亲，他们的感情是深厚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他们最终未能走到一起。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胡适对自己的名声考虑，或许是忌惮江冬秀之悍，或许是真正走近，激情落潮之后，胡适心已疲累，而视曾经痴爱的女子为负担了。对此，还是韦莲司一早就洞察了恋人的心灵世界，1937年11月11日，她在信中写道：“我没有要和你结婚，也没怪你对结婚所持有的一种恐惧……从你的反应来看，要是我结婚，能减轻你精神上的负担，同时也能给你一些你所缺的自由。”
此前，韦莲司遭遇了两个男子的追求，一个是R。S先生，一个是邓肯先生。然而，当她向深爱的胡适征求意见时，没想到胡适竟然极力支持，大有迫不及待将其推入别人怀抱之意，这让韦莲司很伤心。
最终，韦莲司还是没有出嫁，而是一直默默守望着过往的幸福和无果的爱情，直到去世。
自此，她对婚姻不再奢望，只将深深的遗憾埋藏心底。
但内心里，她的心仍然与胡适融为一体，难以分开。
1959年，在胡适68岁生日的前夕，痴情的韦莲司决定倾其所有，为胡适建立基金：“我想为你重要著作的出版和英译尽些微薄的力量……这笔款子也许不过几千块钱，但如果运用得当，当以用这笔款子作为开始，逐年递增，结果可以成为一笔可观的基金。”爱意拳拳，令人动容。此时，她已经73岁高龄。
韦莲司，曾是胡适最渴望娶的女子，而胡适也是韦莲司最渴望嫁的男子。交往近五十年，最终却空余遗憾；情海浩瀚，横无际涯，令人唏嘘：命运好妒如斯，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魂断蓝桥梦不通
在旧式婚姻面前，胡适之所以不敢越雷池一步，一任韦莲司抱憾终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另一个女子——曹诚英。
曹诚英，就是令胡适决心抛弃旧式婚姻、但又因而被碰得头破血流的那个玲珑女子。
曹诚英，字佩声，1902年生于安徽绩溪旺川，比胡适小11岁，系胡适三嫂之妹。出身徽商之家，家境富庶，自幼浸淫于古文经典之中，爱文学，工诗词，爱浪漫，富理想。然而，命运不济，自小，她亦被父母以爱女的名义许配给一个叫胡冠英的男人。
胡适与曹诚英的缘分始于1917年，是胡适的领异标新新式婚礼促成了他们的相识。
“新郎身穿西服，外套礼服，新娘不尊旧俗，穿黑色绸缎衣服”，这是服饰上的与众不同；礼仪呢，“先由宾客致贺辞，后由新郎致答谢辞，满屋悬挂贺联，伴以留声机播放的音乐”。不仅如此，婚联当然也不落俗套，大门与院门上分别张贴了不像婚联的婚联，均系胡适自撰：“三十夜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远游六万里，旧约十三年”。
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便是邀请了曹诚英做伴娘。
或许，初次见面，胡适便与眉清目秀、气质过人的曹诚英结下了眼缘。
然而，使君已有妇，罗敷亦有夫，新婚燕尔、耽于闺闱之乐以愉悦母亲的胡适，哪有工夫在仅有一面之缘的女子身上过多地分神？因而，曹诚英秋波那一转，未能留在胡适心中。
岁月如波浪，时刻不曾息。1918年春夏之交，江冬秀赴北平与丈夫团聚；半年之后，胡母冯顺弟病逝，胡适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此时，江冬秀已身怀他们的长子；1919年3月，胡祖望出生，胡适又沉浸在初为人父的喜悦之中。这一年多来，除了家务事令胡适应接不暇，事业也让他分身乏术：《新潮》杂志顾问、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陪伴来华讲学的恩师杜威、陪同蒋梦麟拜谒孙文、办《每周评论》并与李大钊展开“问题与主义”论战……胡适太忙太忙了，曹诚英那双晶亮的明眸，并未能激起胡适心湖上太大的波澜。
渐渐地，生活的情节开始转向。
江冬秀已与胡适朝夕相处于同一屋檐下，种种缺陷也就无处遁形了，加之丧母之后，胡适的心伤渐渐平复，与妻子的矛盾日渐凸显。一颗不安分的情心开始为过往激跳，那双明亮的眸子开始清澈如秋水。
胡适结婚之后，与曹诚英的联系并未中断，一是受曹诚英之托，胡适频频从北平给她寄花种至皖，曹诚英酷爱侍弄花草，每当花朵绽放，每朵花里便有了“兄长”胡适含笑的面庞；曹诚英爱吟诗赋词，常寄新作托胡适润饰，胡适在百忙之余，总会及时回复。在多情者眼里，每一个字，都是一颗情心。
在情心暗长的时候，1919年，曹诚英出嫁了。身处围城，心更向往自由；知识如烛，照耀阴霾重结的灵台。婚后不久，曹诚英不顾夫家人的强烈反对，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求学。
对此极度不满的婆婆便以曹诚英未能生育一男半女为由，命儿子胡冠英纳妾。曹诚英愤怒至极，与丈夫离了婚。胡家纳妾的理由，或许不仅仅是曹诚英不能生育，追求新知识也是罪证之一；而曹诚英果断地赴杭读书，又何尝不是在逃避旧式的婚姻？
这是1923年的事情，此时，胡适与江冬秀的感情已岌岌可危。
1923年1月，胡适因病向北大请了一年长假，到杭州烟霞洞静养。4月21日，胡适离开北平，几天后抵达杭州。之所以选择杭州，不唯杭州景色宜人，其深层原因不言自明。
自该年6月起，约三个月的时间里，胡适与曹诚英共同营造了他们人生中最令人心醉的时光。在烟霞洞，胡适租下的三个房间里，他与曹诚英共同居住，共同谈诗论词，共同游山玩水，共同饮酒下棋……对于这段日子，已然32岁的胡适情怀风发，诗兴难抑，写下了《如梦令》一阕：“月明星稀水浅，到处满藏笑脸。露透枝上花，风吹残叶一片。绵延，绵延，割不断的情缘。”
是啊，正因情缘割不断，只落得痛断肝肠。
该年年底，胡适方离开烟霞洞，身疾早愈，心病却生，无限恋恋，谁人可知！胡适在日记中诉说道：“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无情最是烟霞月，偏照离人愁苦颜！
一回到北平，胡适便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意以自由之身与曹诚英再续“神仙生活”。
不料，江冬秀将她的强悍表现到极致，竟不惜以杀子再自杀相逼，致使胡适落荒而逃。
旧式婚姻虽然弃不足惜，但儿子却是他的骨肉，凶悍的妻子好歹也是一条性命啊。
幸福被铁栅阻绝，胡适碰得头破血流之后，离婚之事自然作罢。
与深爱的男人结婚无望，又发觉自己怀孕，绝望的曹诚英只得堕胎。那破碎的心啊，如何拼接？
1925年，曹诚英从杭州女师即将毕业时，曾致信胡适：“……穈哥，在这里让我喊一声亲爱的，以后我将规矩地说话了。穈哥，我爱你，刻骨地爱你！我回家去之后，仍像现在一样地爱你，请你放心。冠英决不能使我受什么影响。对于你，请放心！”
由此可见，当内迫于江冬秀之凶悍，外惧于名誉受损与胡冠英报复之时，对于痴痴爱着他的小女子曹诚英，胡适要抽身退出了。
1934年，在胡适的推荐下，曹诚英远赴美国，在胡适曾经就读的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深造。胡适将曹诚英委托韦莲司照顾，以慰其心。
1937年，曹诚英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安徽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沈阳农业大学任遗传学教授，是我国第一位农学界女教授。
不论在哪儿工作，不论相距多远，胡适始终都在曹诚英的心里。
为了胡适，曹诚英先是屡拒汪静之的苦苦追求，后坚拒曾景贤的一片痴情，又因与一位海归的恋情被江冬秀破坏，绝望之下，欲到峨眉山出家，还是胡适出面，最终才使曹诚英打消了皈依佛门之念。
1938年9月17日，胡适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全权大使。极念无奈，曹诚英寄词一首给心上人：“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眉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
因为一心牵系着胡适，才最终未能忍心出家。曹诚英的心是风筝，绳却牵在胡适手里。
然而，遥在大洋彼岸的胡适的心早已被另外的女子占满：韦莲司、罗慰慈与哈德门太太正围在他周围，而曹诚英，已成为过往。
1943年，曹诚英写就新词三首，托同学朱汝华转交她的穈哥。
其中第一首是《虞美人》：“鱼沉雁断经时久，未悉平安否？万千心事寄无门，此去若能相遇说他听。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痴情在。廿年孤苦月华知，一似栖霞楼外数星时。”
满腹心事无人诉，一片月光，听了她的叙说又有何用？才华纵然再高，情心纵然再痴，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了。
自赴美留学之后，直到1973年去世，曹诚英共与胡适有过四次相见：1936年，曹诚英归国之前，在美国两度重聚；1937年，在武汉再次聚首，此时已是战火更炽，爱情滋生的宁静土壤已逝；1949年在上海的相见是他们的永诀，曹诚英力劝胡适留在内地，莫去台湾，但胡适未听。或许，在他心里，自己的安全要紧，而当年的“娟娟”，曾经的“心头的人影”，已人微言轻了。
曹诚英终身未再嫁人，怀着对胡适的痴爱，走完了她悲剧色彩浓重的一生。而此时，胡适已经去世了11年之久。生前，她以平生的积蓄在她的家乡与胡适的家乡之间修建桥梁；身后，她嘱咐将茔墓建在与胡适并肩走过的路旁。目的只有一个：渴望与她的穈哥重聚，天上地下，永不分离。
这样的愿望，能实现否？
曹诚英，生前痴情，身后感人，一生缠绵对故人，一段传奇感生者。
不堪思量，纷繁过往
胡适在美国时，与之过从甚密的女性中，还有一个人绕不开——陈衡哲。
陈衡哲，1890年出生于江苏武进，祖籍湖南衡山。1914年，陈衡哲赴美留学，两年后与胡适相识。胡适因鼓吹白话文遭人讽刺，唯独陈衡哲力挺。因此，相识不久，胡适便将她引以为知己。
先是诗文酬答，语言还算严肃；渐渐便嬉笑谑浪，无所不谈。比如，对于陈衡哲在信中称呼胡适为“先生”，胡适颇不以为然，便于1916年11月1日写信“兴师问罪”：“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陈衡哲自然不甘示弱，在信中反唇相讥：“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
自此，二人飞鸿相牵，心灵相通，书信之多，半年竟达四十多封。
随后，胡适回国结婚；两年后，1920年的中秋节，陈衡哲也与任鸿隽结为连理。
对于两个人的感情，大多数人都认为是爱情，知己兼恋人的那种。
“相思岂不苦，甘之亦有因。付得相思价，买得少年心。”这是陈衡哲的《相思》一诗，以此赠予胡适；而胡适亦写过不少诗词送给陈衡哲，比如前文所引《水调歌头》，有人考证此诗并非是胡适写给韦莲司的，而是写给陈衡哲的。
即便是陈衡哲嫁给了任鸿隽，持该观点者亦认为她是退而求其次：最适合结婚的那个人去了，绝望之下，只能嫁与他的朋友。
对于这种观点，陈衡哲与胡适均极力否认，陈衡哲曾给胡适写信，表明“名誉是重于生命的，尤其是我这样一个女子”的观点；而胡适亦曾写过一首诗《我们三个朋友——赠任叔永与陈莎菲》：“风全消了，春将到了，只是寒威如旧。冷风怒号，万松狂啸，伴着我们三个朋友……”
诗中，三个朋友所处环境之恶劣，令人恐惧；然而，他们以友谊取暖，并不惧怕，亦不由得令人振奋。
也有人认为，胡、陈二人之间没有爱情。其一，二人虽以文结缘，以信倾心，文字仗不断，玩笑之间，不乏暧昧之处，但维系他们感情的，恰恰不是爱情。其二，陈衡哲与任鸿隽结婚后，以陈衡哲的本性，绝不愿越雷池一步；以胡适的重视友情，绝不愿夺友人之妻。
1921年秋季即将到来之时，陈衡哲的预产期也已临近。对此，胡适曾写了一首诗给陈衡哲夫妇：“遥祝湖神好护持，荷花荷叶正披离。留教客子归来日，好看莲房结子时。”诗中，对陈衡哲即将临盆，胡适不仅没有纤毫嫉妒，反而盼其早生贵子，祝福殷殷，坦荡之情，令人感动。
感情肯定存在，究竟是友谊，还是爱情，抑或是介于二者之间，当事人已逝，恐怕已无深究的必要了。必须承认的是，胡适与陈衡哲都在对方的生命里存在过、鲜活过，并且，穷其一生，他们各自珍藏着对方，呵护着得之不易的感情。有了对方，他们的生活轻松而充实，他们的生命苦涩而芳香……
胡适丰富多彩的情爱天空里，还有一只名叫徐芳的秀气而多才的鸟儿。她火辣的信与诗，曾在胡适的情海里投下过巨石；她飞过，留下过翅膀痴情的痕迹；她的倩影，永铭于胡适的日记、情诗和心灵中。那是一个在民国背景下上演的师生恋的故事。虽起于崇拜，又归于崇拜，但其浪漫的色调与令人遗憾的成分同样动人。最终，徐芳与徐培根将军结婚，年轻的心终因婚姻有所收拢，但记忆的深处，以往遗留下的种种美好，却永难忘怀。
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享年71岁。他带走了所有的爱恋、崇拜与追随，留下了所有的遗憾、质疑与骂詈。1973年，曹诚英病逝，生前，数十年孤苦缠绕；两年后，江冬秀也撒手人寰，凶悍背后，是一颗屈辱的心；1971年2月1日，韦莲司在满足与恨憾交缠中死去，享年85岁，心如莲花，情终死灰。
爱恋胡适的女子，她们的青春无不打上了痛苦的烙印；胡适爱恋的女子，青春的颜色多为冷色调笼罩；视胡适为蓝颜知己的女子，她们的生命之河不约而同地改道，或者终身未嫁，或者遗憾萦心。
明月悠悠，照着一部民国史，每当此时，总有或灰白或暗红的色彩映入眼帘，它们的背后，都是一个个曾经撼人心魄的传奇。它们并未褪色，或者原本就是如此，不够炫目；或者被时间的粉尘遮蔽，亟待擦拭……
准风月谈
才高八斗，参不透粉色情事；矛盾堆叠，偏肩掮道义大旗。新旧迷幻，真面目难辨真伪；软硬并存，好与坏谁人评说？醉心学问，却总被爱情搅乱；追逐爱情，又常为名声左右。原以为诸事成空，岂不知万事留迹。心无恶意，到头来害人害己；君本多情，惹人怨梦里梦外。
金岳霖 痴心不欲令君知
金岳霖掠影
祖籍：浙江诸暨
生年：1895年
出生地：湖南长沙
卒年：1984年
辞世地：北京
辞世原因：病逝
身份：哲学家、逻辑学家
代表作：《逻辑》、《论道》、《知识论》
时人评价：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那么金岳霖当是哲学界之第一人。（张申府语）
生命中的女人：秦丽莲、林徽因
楔子
金岳霖是哲学大师。
在学术上，他是一个怀着赤子之心的学者，不迷信权威，不屈从陈说，勇于开拓，敢为天下先。他可以忘记自己的名字，也从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学者。
他的心，一半交给了学术。
青年批评家王晓渔这样评价金岳霖：“金岳霖先生是一个‘顽童哲学家’，不管在别人的回忆文章里还是在他自己的回忆录里，他都是一个‘天真汉’的形象。”这样的顽童气，既是金岳霖成为卓然大家的前提，也是他创立独特哲学体系的保证。
金岳霖哲学体系研究专家杨国荣教授则站在哲学研究的前沿，对金岳霖的学术成就进行了评价：“中国近代新实在论的另一重镇是金岳霖。但与冯友兰以人生哲学为目标构建新理学不同，金岳霖的注重点更多地指向认识论与方法论，其理论与新实在论有亲近的一面，也有与之相出入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金岳霖的理论建树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实证主义思潮的逻辑终结。”
金岳霖是爱情圣手。
他的心，一半交给了爱情。具体地说，是交给了那个被他称为“林下美人”的林徽因。
他的眼睛，是美的发现者，尽管他长期患有眼疾，严重畏光。为了美，他的心升腾出强烈的追求欲望，除了学术，世界上没有第二个能够与之比肩的主题让他如此痴迷；在某个特定的时空里，学术，也暂时退居到一个角落，逊位于爱情。
他的心，是悲伤与幸福的收容站：爱一个人是幸福与痛苦杂陈的滋味，心首先知晓；恋一个人是占有与收手的抉择，身为陷入爱情的人，他未忘哲学的思考。最终，为所爱的人，他压抑了积久的渴望，熄灭了炽热的幻想，默默呵护，暗暗相抚，让爱恋成为地下泾流。
一个人的爱恋，独品幸福的滋味，一向被赋予感天动地的伟大。金岳霖不需要伟大，他只有付出。
爱情面前，金岳霖同样是赤子。
谁恋？眼前风景一片
1925年，徐志摩欲与之合办英文杂志《全球季刊》，受好友之邀，功成名就的金岳霖遂结束了他在欧美的游学与任教生涯，于11月回国。
1926年，在赵元任的推介下，金岳霖被聘至清华大学担任教职，创办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与他一同回国的，还有一个异国女子——秦丽莲，外文名Lilian Taylor。
秦丽莲是金岳霖留美时的成果之一，有关他们相识的时间、地点及浪漫史均不详。
关于秦丽莲，历来资料甚少，唐笙在《怀念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对之有过概略的描写：“她是美国人，头发剪得很短，个子高高，说话很响，一点不文雅也不好看，所以我不怎么喜欢她。”文中，作者又写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她重与金岳霖交往的情形：“金先生一直都单身，我曾问过他那个教我英文的泰乐小姐（按：即秦丽莲）哪儿去了，他说早就失掉了联系。以前母亲曾说过，金先生和那位小姐是试验婚姻，试验不成就分手了。”
1924年，赵元任、杨步伟夫妇欧游时，在法国的大街上曾见过金岳霖与两个女子同行，其中一个便是秦丽莲。可见，金岳霖与秦丽莲的情史至少在1924年便已开始。
在清华任教期间，金岳霖与秦丽莲并未住在清华校园，而是住在了北平城内。
置身缧绁外，陶然度喜乐。二人过起了中西合璧的那种小日子。
秦丽莲是西方人，婚姻观念自然与东方人迥异，“她倡导不结婚，但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很感兴趣，愿意从家庭内部体验家庭生活”。虽然如此，但并不影响浓浓的感情流溢于他们之间。
金岳霖毕业于清华，19岁即官费赴美深造，由于长期受西方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他的外表和内质都铭刻着西方的痕迹。西装革履，礼帽领带一丝不苟，加之一米八多的高个子和有型的脸庞，显得西方绅士风度十足。
与秦丽莲同居的时候，金岳霖家里有两名厨师，一名是其桑梓湖南的，精于一手湘菜，以缓解其思乡之情；一名是西方的，能调出一手地道的西餐，以加深他与秦丽莲的感情。这种现状，虽然有对秦丽莲尊重的因素，但亦是金岳霖中西合璧思想与生活方式的折射。
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其自传《杂记赵家》中记载了一件与金岳霖和秦丽莲有关的趣事：
一天，金岳霖忽然致电杨步伟，请她到城里他的住处去一趟，口气甚急，完全不像装出来的，更不像开玩笑——以金岳霖的幽默性格，开玩笑并不稀奇。
身为医生的杨步伟欲将事情问清楚，但金岳霖又不肯明说，又不像是在卖关子，并许下承诺：事情了结之后，请他们夫妻吃烤鸭。
如此神秘，如此急切，如此重诺……凭职业敏感，杨步伟预测，只有一件事能让金岳霖如此失去平时的风度——不小心让秦丽莲怀孕了，必须让她出面为秦丽莲打胎。
于是，杨步伟郑重声明，她绝不做犯法的事情。
金岳霖嗫嚅着安慰她，请她放心，这事或许不会犯法。
怀着狐疑，杨步伟、赵元任夫妇来到金岳霖家。
门是秦丽莲开的。杨步伟凝视了秦丽莲的腹部半天，并未看出她有任何怀孕的迹象。还是金岳霖说明了请他们夫妇来的目的——为他养的一只母鸡“堕胎”。
原来，这只大母鸡下蛋下了整整三天，也未将蛋下出来，痛苦之状，让金岳霖非常心疼，故而盛邀名医杨步伟出山，并许以“重酬”。
金岳霖爱鸡，是出了名的。他曾在东城的隆福寺庙会上特地买了一对黑狼山鸡，把它们当宠物养，公鸡也不负所望，成功重至9斤4两，母鸡自然也不甘落后，也重至9斤多。作家汪曾祺在文中回忆：“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金岳霖的爱鸡之情，宽厚之态，跃然纸上。
杨步伟忍俊不禁，捉过鸡一看，果然有个已经下了一半的鸡蛋尴尬地露在鸡屁股外。她只用手一掏，就解决了母鸡“难产”的“疑难杂症”。在《杂记赵家》中，杨步伟的笔似乎也含着笑：“老金告诉我，他天天喂鱼肝油给它吃，我大笑说和人一样，有孕时吃得太多太油，胎儿太大就难产。”
这件事足见金岳霖在哲学研究之外的单纯，以及其儿童似的顽劣与善良。
结果，杨步伟举手之劳，就为他们夫妇赢得了一顿大餐。
关于金岳霖与秦丽莲同居的情形，1927年，徐志摩在致梁实秋的信里，记之甚详，且饱蕴调侃：“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化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莲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黄花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他们俩，一个穿怪洋装的中国男人和一个穿怪中国衣的外国女人，也是一蹩一蹩的在大车背后跟着！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的注意……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乐！”
金岳霖的异国情缘使他一时间几乎成为“人神共愤”的“过街老鼠”了，但他仍然从容地与秦丽莲走在北平的大街上，睥睨着世俗者的眼睛之刃。
关于金岳霖与秦丽莲，2000年11月8日的《中华读书报》刊发过一篇署名为“苏迅”的文章——《金岳霖真的终生未娶吗？》，该文认为金岳霖遇到林徽因之前曾结过婚，妻子系西洋女子。对此，时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任职的金岳霖的学生诸葛殷曾为恩师激辩：“金先生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时，曾对我同班同学公开承认他曾与一美国在华女士同居过。金先生如此坦诚相告，同学们甚为震惊。据悉此事发生在抗战前夕。金先生后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终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组织上对此事也是了解的。先师隐私，不是我等晚辈应该津津乐道的。今因江苏省无锡市文化局苏迅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提出传言——‘金岳霖先生早年是结过婚的，而且妻子是位西洋女子’，故勉为说明：同居非娶，传言有误。”
虽然不曾结婚，但金岳霖与秦丽莲的爱情却是一道风景。
金岳霖对秦丽莲，够温柔呵护；对于他们的感情，一段时间里，金岳霖曾引以为豪：毕竟，金岳霖与秦丽莲身上，有着颇多的共同点；毕竟，秦丽莲为所爱的男子，离开故国，来到陌生的国度；毕竟，金岳霖是一个重情义、负责任的人。
秦丽莲不愿走进婚姻，金岳霖又何尝不是？金岳霖最佩服的人是英国哲学家罗素，罗素的婚姻观念中有一个颇具特色的“亮点”——极力主张试婚，并且身体力行，试婚不辍。或许，年轻的金岳霖原本已有以偶像为榜样的打算，既然秦丽莲也是如此，金岳霖倒乐得顺水推舟了。
即便如此，在天时、地利、人和兼备的前提下，他们的爱情之舟，在“试婚”之后，有了水到渠成的可能。
然而，自从金岳霖认识了林徽因，一切都发生了剧变，这种可能被瞬间掐断。
随后，金岳霖与秦丽莲分手，一段浪漫的异国之恋，就此搁浅；秦丽莲回到美国，自此，不知所终。
不是金岳霖薄幸，更不是他绝情。自从见到了林徽因，他的心已被霎时涨满，已再无秦丽莲的位置。若再相处下去，不止是对秦丽莲的伤害和不尊重，也是对他自己感情的不尊重，更是对他所爱女子的不尊重。他要腾出所有的心灵空间，等待那个美丽的女子入住；他要节约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爱那个女子；要集中所有的爱恋，向她倾泻！
守望，在青春的渡口
约为1932年4月间，林徽因忽然对丈夫梁思成说：“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说这句话时，林徽因不唯面色凝重，口气亦异常沉重。刚自天津宝坻调查归家的梁思成听后自然吓了一跳。
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他已经知道，妻子爱上的那个人是谁了。
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回忆：“梁思成心里在说，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倒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是和我在一起幸福还是和老金在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了徽因：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
在如此巨大的信任面前，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哭了。
的确，金岳霖、林徽因、梁思成三人之间是互相信任的，这种信任是维系他们之间稳定关系的神奇纽带。金岳霖评价梁思成是“梁上君子”，颇有君子风度的梁思成后来就此事也对林洙谈起他对第一任妻子林徽因和好友金岳霖的看法：“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
在另外的场合里，三人也惺惺相惜，毫无芥蒂。
金岳霖在1981—1983年所撰回忆录中，如此评价林徽因夫妻：“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林洙在1991年所写的《我所认识的林徽因》中，载有梁思成这样一句话：“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
被两个杰出的男子同时虔诚地爱着的林徽因，1947年10月4日在医院的病房里这样向费正清夫妇以信倾诉：“老金和思成真好。”
或许，正因三个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欣赏，当那个令人感动的春日，林徽因将丈夫的决定告诉金岳霖时，金岳霖才未乘人之危，乘机收获自己的爱情成果，而是感慨至深地告诉所爱的女子：“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他不仅认为自己不该拆散梁思成与林徽因，对于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穷追猛打，金岳霖同样不以为然：“林徽因被他父亲带回国后，徐志摩又追到北京。临离伦敦时他说了两句话，前面那句忘了，后面是‘销魂今日进燕京’。看，他满脑子林徽因，我觉得他不自量力啊。林徽因、梁思成早就认识，他们俩是两小无猜，两小无猜啊！两家又是世交，连政治上也算世交。徐志摩总是跟着要钻进去，钻也没用！徐志摩不知趣，我很可惜徐志摩这个朋友。”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金岳霖认为林徽因与梁思成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珠联璧合：“比较起来，林徽因思想活跃，主意多，但构思画图，梁思成是高手，他画线，不看尺度，一分一毫不差，林徽因没那本事。他们俩的结合，结合得好，这也是不容易的啊！”
于是，金岳霖选择退出。
这一退出，便是漫长的一生。
这一退出，便是天高地迥，情爱苍茫，再没有以爱情的名义靠近心爱之人的时日了。
退出，看似潇洒，看似轻易，已然经过了多么痛苦的抉择，忍受了多少炼狱般的折磨！
失去多少，便拥有多少
金岳霖与林徽因的相识，缘于徐志摩的介绍。
在北总布胡同3号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家里，几乎每周都要举行沙龙，当时的知名人士如徐志摩、萧乾、周培源、费正清、沈从文、叶公超、钱端升、陶孟和、陈岱孙、张奚若、李济、常书鸿等人及其家眷是该沙龙的常客，针砭社会、议论时事、纵谈天下、回味古今、沟通感情是该沙龙的主题。乘冰心《我们太太的客厅》一文之余韵，人们便称该沙龙为“太太的客厅”。
“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的春天下午，温煦而光明。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须思索地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在这里，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向往的一切……”《我们太太的客厅》里，冰心的笔触细腻如绸，似乎又蕴着醋意。
林徽因，自然是“太太的客厅”沙龙的女主人和核心。
经过徐志摩的引见，金岳霖开始出入林徽因家，成为沙龙的座上客之一。
与林徽因的相识，精彩了金岳霖的生命，自此，他的人生开始转向。
而林徽因，她的生命里便多了一份爱慕和呵护，也多了一份牵挂。
林徽因的风度、锋芒、才华、美丽，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瞬间占领了金岳霖的心灵高地，让他无处遁逃。
直到晚年，谈起林徽因，金岳霖仍然难掩自己的“崇拜”：“林徽因这个人了不起啊，她写了篇叫《窗子以外》还是《窗子以内》的文章，还有《在九十九度中》，那完全是反映劳动人民境况的，她的感觉比我们快多了，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在建筑设计上也很有才干，参加过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不要抹杀了她其他方面的创作啊……”
读起林徽因的诗文，已臻米寿的金岳霖依然声若洪钟，表情若童，一股久违的朝气便从单纯的言行中表露出来，令人感动。
而高大的金岳霖，以其不俗的气质，西化的装扮，逼人的帅气，自然引起了林徽因的注意。金岳霖不喜欢言谈，更不喜欢主动与人搭讪，可能是因为不太熟悉吧，思想不由得打上栅栏，但谈兴上来，话锋甚健。这也使他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这些，都搅动了林徽因的心潮。
林徽因便不由自主地接近金岳霖，给他搭话，极力寻找他感兴趣的话题，亲自为他斟茶，甚至不顾别人眼里盛满的嫉妒……总之，尽力不让他落落寡欢，不使他尴尬。
在沙龙的其他常客眼中，金岳霖受到了林徽因的特殊照顾。
其实，金岳霖哪里会郁郁寡欢呢？哪里会尴尬呢？能见到深爱的尤物，他已经满足了；能得到她的眷顾，他既未敢奢望，又颇感压力。
当然，激动还是金岳霖心里的主旋律。
不久，金岳霖结束了与秦丽莲的同居生活，打发她回美国去了；试婚结束，金岳霖的又一段感情该开始了吧？为了林徽因，他宁愿改变自己，放弃西化的婚姻观。
又过了一段时间，恢复自由的金岳霖便搬到了林徽因家的后院。
晚年，金岳霖犹记得他“逐林而居”的情景：“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是单门独户。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
语气里透着得意，颇像个晾晒幸福的小女人。
的确，他感到幸福，因为他离他深爱的美丽女子很近，很近。
1931年11月19日，将林徽因与金岳霖引见到一起的徐志摩撒手西归，他不曾想到，或许是他偶然的一次热心，竟然那么大程度地改变了林徽因与金岳霖的人生！
幸福的萌生或许意味着痛苦的启程，对于金岳霖与林徽因而言，更是真理。
对于耽于爱情的男女而言，他们感到的或许多是幸运，但旁观者看来，或许是另外的光景。
且不论祸福功过，自从金岳霖与林徽因相识，两人的生活便少了平淡，而增加了浪漫。
逐“林”而居，不仅让金岳霖自己的爱火燃得更旺，也点燃了已为人妻、为人母的林徽因的爱情。这才相识一年，如此有定力的两个人就这么刻骨铭心地相爱了。
接着便有林徽因向梁思成坦承爱上金岳霖的事情发生。
其实，爱情早已从林徽因心田萌生了。早在1931年年初，林徽因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已经真情告白：“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庭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有时，我自己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
“另一个爱我的人”，便是“老金”，金岳霖。
或许，金岳霖与林徽因的人生，只如初见；初见之时，互相爱慕的种子已经钻出石隙，已为得到阳光的疼爱与抚摸而庆幸了。
七七事变后，金岳霖与林徽因一家曾有过一段时间的离散。依金岳霖的话说，“一离开梁家，我就像丢了魂似的”。然而，战争的巨手粗暴地将人分开，为了生计，人人都如浮萍，被风吹着，被水冲刷着，哪有左右命运的权力？
只有活下来，方有再见之机，方有继续经营爱情之权，这一点金岳霖与林徽因都非常明白。
林徽因也心内悬悬，生怕金岳霖有什么不测，屡屡向人打听，只求得到有关他的只言片语的好消息。那种牵挂，任何缠绵的句子都难以形容。
后来，终于幸得重聚，相爱者便会产生逼真的破镜重圆之感。此时，林徽因已因肺病卧床不起，为使林徽因得到足够的营养，金岳霖又“重操旧业”，开始养鸡，这次不是为了当宠物，更不是为了与人斗鸡取乐，而是为了攒下鸡蛋给林徽因吃。
爱情，是一把神奇的刀，切割人心之时，痛苦固然尖利，但又隐隐泛出压抑不住的甜蜜来，于是，便任凭其继续切割，不愿回避，甚至，满心盼着这痛苦的降临。
魂魄不知路，何时到卿侧
1955年4月1日，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林徽因最终殁于肺病，她51岁的生命，静静地绽放，又悄悄地闭合，余香袅袅，渐渐消散于染上浓重忧伤的岁月里，只将她爱的人和爱她的人抛于这个世界上，弃于悲伤的深渊。
她不能自主，否则，她一定舍不得她的建筑、她的孩子、她的爱人——它、他们，构成了她精神世界的巨厦。
噩耗传至金岳霖耳畔时，他正在办公室里，巨大的打击令他五脏俱焚，难以自控。当时误打误撞地跑到金岳霖办公室的一个学生，这样描述他目击到的情形：“他先不说话，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他一边说，一边嚎啕大哭。他两只胳膊靠在办公桌上，我静静地站在他身边，不知说什么好。几分钟后，他慢慢地停止哭泣，擦干眼泪，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
早知不是梦，浑欲魂相随。噩耗剜心处，如刀又似锥。金岳霖之所以如此，那一瞬间，魂魄已追随所爱的女子去了吧？
4月3日，林徽因的追悼会在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这天，金岳霖的泪一直不曾干过，那么美丽的生命，说没就没了？那么智慧的人儿，就这么被收去了所有灵光？那如花的笑靥，那温柔可人的种种，那植入人记忆的所有美好，就这样终止？无论如何，金岳霖都难以接受。
金岳霖亲笔题字，与邓以蛰合撰挽联曰“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以此送给林徽因未远走的芳魂。
安葬完林徽因，金岳霖陷入了孤苦与哀伤的深潭。空有一米八几的个子，失去了爱人，还不是被脆弱折磨得痛不欲生？徒然身为须眉，当爱情倏然远离，还不是天塌地坼一般？空自满腹经纶，在痛失爱人之时，还不是无助得哀哀切切？金岳霖，这个具有大智慧的哲人，如泥偶一般瞬时便被击垮。
1962年，在林徽因去世七年之后，梁思成娶了学生林洙。忽一日，金岳霖邀请好友到北京饭店，但邀请的原因并未解释。直到酒筵即将开始，金岳霖才告诉大家：“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仅这一句话，众人便潸然泪下。
此时，与林徽因生活了27年的梁思成正享受着林洙的温柔，且公开表达过新婚后的幸福甜蜜，而苦苦爱着林徽因的另一个男人竟然还记着她的冥寿！世间的感情，相差何啻霄壤？也难怪庆贺林徽因的冥寿时众人竟如此脆弱。
1983年，在林徽因已离世28年之后，福建师大中文系的陈宇和陈钟英找到金岳霖，请他为新编的《林徽因诗文集》撰写序言，已88岁高龄的金岳霖竟然出人意料地拒绝了：“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我们可以想见，孤独袭心之时，金岳霖一定经常同林徽因说话，他深信，林徽因能够听见。
不思量，自难忘
林徽因去世后，悲痛且孤独的金岳霖还有过一段短暂的情感，这段情感几乎发展为婚姻，只是因为政治的风云变幻，才终止了情感的延续。
那个差点儿与金岳霖步入婚姻的女子叫浦熙修。
浦熙修，生于1910年，比金岳霖小15岁，江苏嘉定人，著名记者。1944年加入中国民盟；1945年曾全程采访和报道国共重庆谈判；抗美援朝期间，曾三次赴朝鲜采访；建国前，曾与彭子冈、杨刚、戈扬三人并誉为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教组副组长，民盟第二、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和北京市委常委兼副秘书长。
1956年，民盟中央组织在京的中央委员学习时，浦熙修与金岳霖曾共同参与，并由此相识。
据李文宜在《回忆金岳霖同志生活轶事》一文所载，该次学习会上，61岁的金岳霖人老心不老，身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他在学习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而与金岳霖分在同一小组的46岁的浦熙修，以其热情开朗的性格引起了金岳霖的注意，二人随后便有了较多接触。金岳霖曾多番邀约浦熙修到家里吃饭，浦熙修并未推辞，且对金岳霖家汪师傅的厨艺非常满意。林徽因初逝，金岳霖由万念俱灰到感情渐渐复苏；而浦熙修与丈夫袁子英分开后一直未再嫁，渐渐地，二人均有了缔结婚姻之意。
从相互欣赏到两情相悦，进而升华为婚姻，原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然而，一桩政治事件使二人的婚姻计划搁置：1959年7月初到8月中旬举行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痛写“万言书”而遭到批判。
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系浦熙修的亲妹妹。风云突变，一桩原本简单的婚姻便与政治牵连。李文宜得知金岳霖欲与浦熙修结婚之事，便提醒他慎重一些，等局势明朗了再作决定也不迟。正巧金岳霖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怕自己在大是大非面前犯错误。
随后，金岳霖患病住进协和医院，浦熙修也被查出癌症，二人均无兴致再顾及婚姻问题。于是，一桩或许是建立在和谐感情上的婚姻宣告流产。
此后，金岳霖再次陷入深深的孤独，再也未谈过婚姻问题，只是静静地沉浸于对林徽因的思念之中，直到生命变成流尽蜡泪的短烛，最终熄灭。
即便金岳霖得遂所愿，与浦熙修成为夫妻，也无可厚非。一生挚爱的林徽因已逝，他没有必要为所爱的人殉葬一生；林徽因若泉下有知，也绝不会允许他这样做。
即便结婚，将曾经爱恋的女子放在最重要的角落，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造化弄人，将他送至婚姻殿堂的门口之后，却又残酷地将其拽回。这其中的情感落差，非外人所能勾画。
或许，金岳霖心里始终放置着林徽因，结婚未成并未在他心里激起太大的波澜。
或许，他先有些遗憾，随之泛起的便是温暖：又可以一心一意地想念林徽因了。
我们不是金岳霖，无从准确揣摩他当时的心思，我们只是站在某个自以为合理合情的角度对这位令人敬重的痴情者进行描画。
1984年10月19日，金岳霖也走完了他辉煌与暗淡并存、甜蜜与痛苦交织、满足与遗憾纠结的一生，享年90岁。他非凡的一生，因哲学而卓然不俗，因逻辑学而成就高度，因爱情而充满色彩，因执着而历久弥香。他的赤子之心，他的为人之道，他的恪守理性，不仅让我们敬，也让我们畏。
曾几何时，我们尚知痛恨庸俗与背叛；然而，不知何日，我们已流于世俗与庸常。对于感情，或许我们在渐渐习惯将其物化、具化、量化、庸俗化，而金岳霖的行为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自私与“渺小”来。
准风月谈
誓言是书写在沙上的字，好写亦好消失；幸福是招摇于风中的云，易聚亦易流散。索性不谈誓言，只将爱付出行动；正好忘记痛苦，只用心抓住感觉。家有佳侣，已拥有无价财富；膝下子女，令今生盛满欢乐；更有友谊，常常能雪中送炭；珍惜当下，时时可锦上添花。
戴望舒 爱如潮水梦如霓
戴望舒掠影
本名：戴朝寀
生年：1905年
出生地：浙江杭州
卒年：1950年
辞世地：北京
辞世原因：病逝
身份：诗人、翻译家
代表作：《雨巷》、《我用残损的手掌》
时人评价：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叶圣陶语）
生命中的女人：施绛年、穆丽娟、杨静
楔子
诗人，往往是爱情面前的胜利者。
诗人，往往以其锦心绣口，俘获美女芳心；以其风流倜傥，引得爱情青睐，得到众多少女的倾情爱慕。
他们的多情甚至滥情亦成为他们魅力的砝码。
这样的诗人比比皆是。
然而，戴望舒却是一个另类。
绣口一吐，便是美若珠玑的诗行，却引不来少女的爱情垂青；情重如山，却让所钟情的女子不堪重负，落荒而逃；专情如砥，却留不住流水一般逝去的爱情。
诗人的心，也在爱情的遁逃中，碎裂，难以修复；然而，爱情还是一如既往，汩汩滔滔……
究其原因，或许是戴望舒的外貌不够英俊吧？
戴望舒的朋友纪弦在《戴望舒二三事》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在新雅粤菜馆，我们吃了满桌子的东西。结账时，望舒说：‘今天我没带钱，谁个子最高谁付账，好不好？’这当然是指我。朋友们都盯着我瞧。我便说：‘不对。谁脸上有装饰趣味的谁请客。’大家没学过画，都听不懂，就问什么叫做‘装饰趣味’。杜衡抢着说：‘不就是麻子吗？’于是引起了哄堂大笑，连邻座不相识的茶客也忍不住笑起来了。”戴望舒面庞瘦长有型，大眼高鼻，一架眼镜更为之增加了几分文气。然而，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天花所致，脸上的麻子为他减了分。
在灿然的文采、誉满天下的诗名面前，几粒麻子，竟然如此惹眼，如此具有讽刺效果，如此充满忧伤的味道。
痴情是一柄双刃剑：戴望舒难免在后一个女子面前牢记前一个女子的好，其冲击力不亚于与后一个男子结婚却怀着前一个男人的孩子的萧红。
于是，爱情便被这剑斫伤。
《雨巷》之美，一度照亮中国新诗的天空；丁香之魅，仍在精镶无数人的梦境。然而，那个缔造出如此美丽的诗人，却迷失于幽长而寂寥的雨巷中，淹没于爱情的伤痛里……
丁香，馥郁与消散
1931年的一个秋日，经过了四年的笃诚追求和苦苦等待，戴望舒的第一段爱情终于有了升华之机——施绛年答应与他订婚了！
这一年，戴望舒26岁，施绛年21岁。
施绛年，生于1910年，系戴望舒的同学兼好友施蛰存的妹妹。
他们在1927年相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加大了反共的步伐，大肆搜捕并屠杀共产党，受进步思潮影响已加入共青团的戴望舒亦在被搜捕之列。无奈之下，戴望舒与施蛰存、杜衡只得逃至施蛰存江苏松江的老家避祸。
其间，戴望舒得与施蛰存之妹施绛年相识，一段缘分倏然降临，戴望舒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个比他小五岁的漂亮女子。
关于施绛年，戴望舒含情的笔在其诗《我的恋人》中有所描写：“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她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桃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
诗中并未对施绛年的外貌进行描绘，但能使戴望舒一见钟情的姑娘，应当相貌不差。
对于戴望舒，施绛年是尊重的，对于他的才华，她也是敬佩的，但这些并非是爱情的充要条件。然而，由于戴望舒是哥哥的同学，即便不爱，施绛年也不便直言不讳地说出来。
1905年出生的戴望舒与施蛰存同年，他们不仅是杭州宗文中学、上海大学的同学，还是亲密的诗友，共同的理想及共患难的经历使他们的友情日久弥坚。
这段感情凝结着施绛年的无奈与心酸，因为它是施绛年在完全被动的前提下，由其兄极力撮合、戴望舒疯狂追求而成的。
正因心里不爱才口难开，聪慧的施绛年便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对戴望舒，既不断然拒绝，免得伤了诗人的自尊和哥哥的情面；也不明确答应。霎时，戴望舒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施绛年之美是一种诱惑，他积聚不起抽身离开的勇气，却又前进不得，生怕一不留神伤了心爱的女子，更伤了好友施蛰存。
戴望舒心里始终涌动着一种渴望，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相信，终有一天，他的诚心会打动美丽的施绛年。
在情感的乍阴乍晴里，戴望舒的心像一个囚犯，时刻在等待着施绛年的宣判。他既害怕令自己心碎的结果推出，又逃避不掉也不愿逃避。
这种矛盾的心态驱动着他的诗笔，使它带着不同的颜色。
有冷色调——
远山啼哭得紫了，/哀悼着白日底长终；/落叶却飞舞欢迎幽夜底衣角，/那一片清风。（《夕阳下》）
枯枝在寒风里悲叹，/死叶在大道上萎残；/雀儿在高唱薤露歌，/一半儿是自伤自感。（《寒风中闻雀声》）
作者笔下，远山在“啼哭”，在“哀悼”；枯枝在“悲叹”，在“萎残”；鸟雀在令人心碎地唱着悲戚的挽歌《薤露》……似乎，一切都在哀伤他无果的爱情。
自然有缠绵的——
可是不听你啼鸟的娇音，/我就要像流水地呜咽，/却似凝露的山花，/我不禁地泪珠盈睫。（《山行》）
你看，湿了雨珠的残叶/静静地停在枝头，/（湿了珠泪的微心/轻轻地贴在你心头。）/它踌躇着怕那微风/吹它到缥缈的长空。（《残叶之歌》）
最有名的当然是其《雨巷》：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
丁香在彷徨，意味着诗人在彷徨；诗歌之缠绵，折射着情心之缠绵；意境之美，是诗人爱情世界之美的具化……被爱情击中的戴望舒，季节乍春乍冬，乍暖还寒，心灵的天空阴晴不定……他的心彻底乱了。
再乱，也未失目标——施绛年。
正因如此，可以想见，得与所爱的女子订婚，戴望舒该是多么激动！
他在《我的恋人》里写道：“她是爱我的，但是她永远不说，/她是沉默的，甚至伤感地爱着的，/是的，我很知道，/因为我同一个少女微笑的时候，/她是会背着人去低泣。”
得遂所愿，戴望舒自信满满，他的心也像鼓满了风的帆，要远航了。
然而，可悲且单纯的戴望舒实在高估了自己的魅力和感觉。在巨大的幸福面前，他完全被冲昏了头脑。
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向施绛年求婚之时，他一手拿着戒指，一手拿着安眠药瓶的尴尬了。
不成功，便成仁！原本是用于革命的豪壮之语，却被痴情的戴望舒化用在了求婚上，就这样，仍难以打动姑娘的芳心。这样得来的幸福，究竟掺杂了多少虚假与无奈的成分？戴望舒竟然忽略了。
施绛年与戴望舒订婚是有条件的，她要求戴望舒必须到法国留学。
狂喜之下，戴望舒自然答应不迭。
其实，赴法留学一直是戴望舒的梦想。1925年，他自上海大学转入震旦大学，入法文特别班学习，目的无他，只为恶补法语，赴法留学。当别的同学对枯燥的学习视若畏途之时，当许多人因而潇洒地退学之时，只有戴望舒，兴味盎然，此情不变。
然而，戴望舒的面前，现实却愈来愈骨感——由于家境拮据，他或许永远难以登上赴法的邮轮。
加之时局突变，人如一粒泥沙、一叶飘萍，根本难以左右自己的命运，还遑言出国？
然而，在未婚妻的“严令”之下，1931年10月8日，戴望舒终于筹措到了足够的费用，登上了赴法的“达特安”号邮轮。
而此时已比施绛年为他规定的出国时间晚了一年之久。
虽然并未尝得未婚妻的温存，但内心深处，戴望舒依然恋恋不舍、痴情拳拳。离开他熟悉的故国，到完全陌生的国度，在疏离爱情的前提下，孤单像巨大的章鱼，将戴望舒紧紧吸住、缠住。
“今天终于要走了。早上6点钟就醒来，绛年很伤心。我们互相要说的话实在太多了，但是结果除了互相安慰之外，竟没有说什么话。我真想哭一回。”
耽于痴情的诗人，出国之日无异于死期。离开了挚爱的女友，生有何趣？
他哪里又能想到，施绛年的所谓安慰，所谓不舍，所谓伤心，都别有意味呢？
不想订婚却不得已订婚，不想厮守却只得厮守，不想相见却避之不开。于是，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让一个人走开，或许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办法，既不伤任何人的面子，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让戴望舒出国，施绛年的初衷便在于此。
送别的场面笼上了一层缠绵的色彩，对此，句芒的《民国风流·雨巷诗人·丁香姑娘》中有这样一段颇富诗意的描写：“亲人和好友都到码头去送行，轮船开动时，岸上的施绛年突然大哭起来。戴望舒见此情形，急忙写了一张纸条：‘绛，不要哭。’然后拼命往岸上扔，纸条在空中飞舞，最后还是掉到了水里。轮船驶远后，戴望舒回到船舱，取出施绛年送给他的项链，认真戴上，并在日记本上发誓：‘这算是我的心愿的证物：永远爱着她，永远系念着她。’”
然而，他永远爱着的、永远系念着的女子，配得起他的爱、他的系念吗？
分别的那一刹那，施绛年为何大哭？是“阴谋得逞”后的激动，还是蓦然判袂时的留恋？是“诱人”远行后的后悔，还是前途不可知的忧虑？我们不得而知。
至于戴望舒，爱情是美丽的幕帐，遮住了眼睛，恐怕更不曾想到这些。
两年半之后，即1935年，戴望舒结束了其留学生涯，黯然回国。
之所以说其“黯然”，一是他被里昂中法大学开除并遣返，根本没有了居留的权力。
初入法国，戴望舒先在巴黎大学当旁听生，由于费用日益拮据，阮囊羞涩的他不得不转入学习和生活费用相对低廉的里昂中法大学。然而，即便如此，单靠微薄的稿费仍然难以支撑，他只得放弃听课和考试的机会，利用一切时间翻译和写作，以维持留法的用度。这些与学校规章格格不入的行为加上他曾经参加革命游行的“污点”，戴望舒最终被学校除名。
二是他的感情上。
未婚妻施绛年的来信渐渐稀少，即便鸿雁偶至，也再无当初的火辣与缠绵。似乎一切都意味着他们的缘分已尽。
这座松软沙滩上的爱情建筑，似乎从一开始便预示着坍塌的结局。
回到国内，戴望舒迫不及待地来到施绛年身边，尚抱有一线希望的他很快便被施绛年的坦率击碎。施绛年当面承认了一个事实：她早已不爱他了，她爱的是另一个男人——一个冰箱推销员。
所有的感情都已逐风，所有的信誓都成了笑柄，所有的期盼都成了讽刺，所有的笑靥都成了罪恶……戴望舒怒不可遏，当着众人的面，打了施绛年一记响亮的耳光！
一段感情，就以这么激烈的方式结束，留下的只是屈辱与愤怒。
其实，爱情早已消亡，如果戴望舒足够理性，他应该早就发现；甚至，他应该早就预想到，他们之间根本就不曾有爱情这种东西生长。
如今，爱情双方都重获自由，一方已经坦言告知，另一方何必如此受伤呢？
然而，事实是，爱情的发端可以起于意外，结束也常常不甘落于俗套。
1935年10月，戴望舒的新诗《霜花》发表于《现代诗风》第一册上：
九月的霜花，/十月的霜花，/雾的娇女，/开到我鬓边来。
装点着秋叶，/你装点了单调的死。/雾的娇女，/来替我簪你素艳的花。
你还有珍珠的眼泪吗？/太阳已不复重燃死灰了。/我静观着我鬓丝的雾落，/于是我迎来你所装点的秋。
生命里，春色隐去了，一切萧瑟如秋。诗人笔风扫处，一切死寂如谢幕的爱情，再无爱的洪波涌起。
没有了爱情，一如诗人在《古意答客问》中所言：“孤心逐浮云之炫烨的卷舒，/惯看青空的眼喜侵阈的青芜。/你问我的欢乐何在？/——窗前明月枕边书。”
爱情，成不敢触碰的伤；所幸还有好友，还有窗前明月枕边书。
在咖啡的滋润下，在电影的抚慰下，在舞曲的麻醉下，在“打野狗”的刺激下，戴望舒的心灵在慢慢复苏。
关于戴望舒沉溺于打野狗之事，1935年夏，穆时英在致施蛰存的信中曾经谈及：“老戴这几天，天天到我们这里来，来了就到乡间去散步。我到近来才发现他在写诗以外，还有一种特长与嗜好。他打野狗的本事真不错！在这一礼拜中，他至少打了十七头野狗。”
打野狗，或许是打施绛年耳光的延续：盛怒壅心，无处发泄，跳舞、看电影等放浪形骸之举不够直接、不够刺激，还是打野狗痛快。
爱情的副作用，便是将一个人的风度沦丧。对于戴望舒而言，则无意间造就了一个比前几年的“虐猫事件”的女主人公更疯狂的病人。
在这样的情绪沦陷中，一位更年轻也更美丽的女子——穆丽娟，便轻易地走进了戴望舒的生命。
自此，《雨巷》一诗的触发点、被人视为丁香姑娘原型的施绛年彻底隐入戴望舒的生命深处，由生活的前景变为背景。
由前景到背景的转变，其中包含着当事者的多少无奈与伤痛。
美梦，彩色与黑白
1936年6月，戴望舒与穆丽娟在上海新亚饭店举行了婚礼，婚礼颇为隆重。此时，新郎戴望舒31岁，而新娘穆丽娟则年仅19岁。
担任婚礼傧相的是当时已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徐迟，据他回忆当年婚礼的情景，“新郎官仪表堂堂，从照片上看不出来他脸上有好些麻子。新娘子非常之漂亮……婚礼进行得隆重和热闹”。
想想也是，为情所伤的戴望舒娶了更年轻、更漂亮的女子为妻，自然会扬眉吐气，在婚礼上铺张一番；而对于家中唯一的女孩穆丽娟，穆家出于对掌上明珠的爱与呵护，也不会让婚礼寒酸。
旧人甫去，新人已来，戴望舒意气风发，幸福难掩。
写于1936年年底的新诗《眼》中，徜徉在甜蜜中的新郎这样写道：“在你的眼睛的微光下，/迢遥的潮汐升涨：/玉的珠贝，/青铜的海藻……/千万尾飞鱼的翅，/剪碎分而复合的，/顽强的渊深的水。”
心里没有了忧伤，笔底便没有了忧郁；生活充满了甜蜜，诗的翅膀便张开得更远，更美丽。
“我是你每一条动脉，/每一条静脉，/每一个血管中的血液，/我是你的睫毛/（它们也同样在你的/眼睛的镜子里顾影），/是的，你的睫毛，你的睫毛，”诗末，诗人不由得感慨：“而我是你，因而我是我。”
他们的相识、相爱，则是基于戴望舒与穆时英的友情。
失恋之后，戴望舒寄居于刘呐鸥的公寓。当时，在此暂时栖身的还有杜衡、穆时英等诸友。见戴望舒痛苦不堪，穆时英便拔刀相助——将他年仅18岁的妹妹引见给了戴望舒。
见穆丽娟确实年轻而且美过施绛年，加之戴望舒正处于感情低谷，难免会对穆丽娟一见倾心。随后，受兄长影响、酷爱文学、颇具浪漫气质的穆丽娟便应邀为戴望舒誊写稿子——誊写稿子只不过是个由头，是使爱情师出有名的开始罢了。数月之后，杜衡便受好友之托到穆家提亲。巧合的是，穆母因丈夫新丧，心理正值脆弱，加之一向开明，便答应了这桩婚事。至于年龄，她便忽略了。
1936年年底，他们的女儿戴咏素降生，生活的幸福里又加上了更多的糖分。
幸福，总是流逝得飞快，有的是因为自作孽，有的则是天作梗，有的则兼而有之。
戴望舒与穆丽娟则属于兼而有之的一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起，三个月后，日军占领上海；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告迁都重庆；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开始，30万鲜活的生命惨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偌大的上海，原来的平静被日军的炮声撕碎，戴望舒的写作和翻译失去了保障，一同丧失的还有他与穆丽娟的安宁生活。
次年5月，戴望舒夫妇、叶灵凤夫妇和徐迟夫妇不得不离开熟悉的上海，转徙于香港。
在香港被戴望舒命名的“林泉居”里，享受暂时的宁静与幸福之时，戴望舒与穆丽娟的幸福渐渐地被他们亲手打破。
穆丽娟曾对他们的婚姻进行过回顾：“我们从来不吵架，很少谈，他是他，我是我。”有时，吵架也不失为一种沟通方式，但如果连吵架的机会或力气都没有，婚姻生活便一潭死寂。这主要是戴望舒的责任，他忙于写作与翻译，忘记了妻子，忘记了家庭。孟子曰，鱼与熊掌不能得兼。然而，事业与家庭，却都是熊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遗憾的是，戴望舒未能处理好。
“从小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孩子，家庭和睦，环境很好，什么时候都不能有一点点不开心。”这便是穆丽娟的不当之处，组织家庭、为人妻为人母之后，仍难以忘怀少女时的优裕生活；时局动荡，流离失所之时，却沉溺于寻求当年的宁静，势必会破坏来之不易的生活之美。
“看戴望舒看不惯，粗鲁，很不礼貌。我曾经警告过他，你再压迫我，我要和你离婚。戴望舒听了也没有说什么，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跟施绛年去了。”至此，夫妻二人已经缺少了基本的尊重和信任，丈夫开始谩骂甚至殴打妻子，妻子开始怀疑丈夫有了二心……在这样的矛盾里，爱情的甜蜜便渐渐稀薄了。
让夫妻感情彻底破裂的契机不在内部，若仅有以上的龃龉，或许会渡过困难，走进感情的阳光地带，但穆时英的被暗杀直接导致了戴望舒与穆丽娟的婚姻触礁。
以小说著称、被人誉为“中国新感觉派圣手”的穆时英，自1939年起，任汪伪政府名下《国民新闻》的社长，并主持《中华日报》的文艺宣传工作，以知名文人身份，行汉奸苟且之事。1940年6月28日傍晚，穆时英在上海三马路福建路195号附近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狙击杀害。兄长惨死，穆丽娟自然会回沪吊唁，但心怀正义感的戴望舒不许妻子动身。于是，夫妻间发生了结婚以来最严重的争吵。
之后，穆丽娟带着女儿离开。
数月之后，穆母辞世，穆丽娟受到的打击更大。
由于忙碌，由于忽视，由于距离，不管是由于什么，戴望舒并未安慰妻子受伤的心灵，他像个陀螺，在事业这个轴心上疯狂地旋转着。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和英文刊物《中国作家》主编等职，使他无暇他顾。1941年年底，日军占领香港，戴望舒曾以抗日罪名被逮捕，此时的他，更无暇兼顾穆丽娟。
1940年冬，穆丽娟寄来信，请求离婚。
然而，由于离婚曾经像“狼来了”的恐吓一样太过频繁，戴望舒并未在意。
数月之后，穆丽娟爱上了一名年龄相仿，共同语言颇多的大学生，穆丽娟尝到了爱情的滋味，这是一种平等、呵护与尊重交织的甜蜜。戴望舒知道后，立即自港返沪，欲挽回这一切，甚至不惜以死相逼。
什么都无法让穆丽娟改变初衷：“今天我将坚持自己的主张，我一定要离婚，因为像你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自始就没有爱过你！”爱情，既让穆丽娟的心轻软似绵，又使之坚硬如铁。
“从我们有理由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有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破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按：他们的女儿戴咏素的乳名）已经五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
遗书写好之后，绝望之下，戴望舒服毒自杀。所幸被及时救治，才不致丧命。
戴望舒似乎特别钟情于自杀，关于他的这种心态，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萍曾这样解释：“戴望舒是一个特别爱美的人，可是他长了一脸麻子，他就感到特别自卑，这种性格就影响他后来与女性的交往。他和别的女性交往的时候，总是不成功。这个时候他真的就要自杀，觉得死是唯一的办法。”
死能解决一切问题，死能挽回妻子的心，死能使他们的感情峰回路转……然而，在戴望舒以死相逼面前，穆丽娟并未妥协。
即使与穆丽娟分居之后，戴望舒依然对她照顾有加，深情款款。在1941年9月8日的《林泉居日记》中，戴望舒这样写道：“一早就到邮政局把丽娟八月份的港币一百元保险寄出，心里舒服了不少，可是她收到一定要在二十号光景了。她一定要着急好几天了。为什么要让她着急呢，想着想着，我又不安起来了。以后还是多花一点汇费电汇给她吧。”一早就将穆丽娟需要的钱寄出，却又埋怨自己没舍得多花汇费，以致她可能等得焦急。心细如发的丈夫，柔情似水的男人，完全是体贴入微的亲密，一切似乎与毗离无关。然而，谁能想到他们已经形同陌路？
为什么直到已难以挽回，才想到细心眷顾，才想到柔情款款，才想到宽容待人呢？
1943年元月，戴望舒与穆丽娟的婚姻正式结束，六年相守，一朝永离。无数个相携的晨昏，无数次心灵的龃龉，牵挂与怨恨，默契与裂痕，全部交给岁月保管。
对于过往的幸福，数年之后，戴望舒依然念念不忘，他在载于1944年3月12日《华侨日报·文艺周刊》第7期的诗作《过旧居》中，以极平易的笔触，表达了对这种幸福的缅怀：
这样迟迟的日影，/这样温暖的宁静，/这片午炊的香味，/对我是多么熟稔。
这带露台，这扇窗，/后面有幸福的窥望，/还有几架书，两张床，/一瓶花……这已是天堂。
我没有忘记：这是家，/妻如玉，女儿如花，/清晨的呼唤和灯下的闲话，/想一想，会叫人发傻……
载于同年《华侨日报·文艺周刊》第19期的诗作《示长女》中，他也同样表达了对这种幸福的重温与留恋：
记得那些幸福的日子！/女儿，记在你幼小的心灵：/你童年点缀着海鸟的彩翎，/贝壳的珠色，潮汐的清音，/山岚的苍翠，繁花的绣锦，/和爱你的父母的温存。
我们曾有一个安乐的家，/环绕着淙淙的泉水声，/冬天曝着太阳，夏天笼着清阴，/白天有朋友，晚上有恬静，/岁月在窗外流，不来打搅，/屋里终年长驻的欢欣，/如果人家窥见我们在灯下谈笑，/就会觉得单为了这也值得过一生。
当年的幸福，已尘封在岁月里，却鲜活在记忆里；当年的温馨，在失去之后，却涌动在诗行里了。
甚至，失去了的，才是珍贵的，才是值得永藏的。于是，过去曾经平常的美好便有了夸张的美丽。
然而，戴望舒不曾想到，这样的鲜活，这样的涌动，这样的夸大，是致命的。因为，对它的回味，又伤害了另一个女子。
爱情，沙的纸与风的手
空白的诗帖，/幸福的年岁；/因为我苦涩的诗节，/只为灾难竖里程碑。
即使清丽的词华/也会消失它的光鲜，/恰如你鬓边憔悴的花/映着明媚的朱颜。
不如寂寂地过一世，/受着你光彩的薰沐，/一旦为后人说起时，/但叫人说往昔某人最幸福。
该诗是戴望舒的《赠内》，载于1944年9月10日《华侨日报·文艺周刊》第33期。诗中所赠之“内”，指杨静。
1943年5月，戴望舒与杨静结为连理。
此时，戴望舒已38岁，而杨静年仅17岁。
比施绛年大5岁，比穆丽娟大12岁，比杨静大21岁，戴望舒的婚姻愈来愈打破年龄的界限了。
然而，这样的打破常规，是幸福的征兆吗？
相识之时，戴望舒刚出狱不久，与杨静同在大同图书印书局担任编辑，经戴望舒的朋友、老板胡好介绍，二人相恋，并最终步入婚姻。
相恋的起初，戴望舒尚未与穆丽娟正式离婚，只是签订了分居协议。于是，一个在香港重揽更年轻、更漂亮的女子入怀，一个则在上海享受新一段爱情的抚慰。
此时，戴望舒尚不知道，入大同图书印书局的这段经历，不仅使他在爱情上再添创伤，更在他的政治履历上留下了疑点。
抗战胜利后，戴望舒携妻子杨静和两个女儿回到上海。
此番回沪，戴望舒的主要目的是申辩：因为曾在大同图书印书局工作过，而该印书局系日本文化部所辖，因而，他便有了文化汉奸的嫌疑。
将心托上天平，将自尊踩在脚下。在夏衍的周旋下，戴望舒最终洗清了“汉奸”的嫌疑，得以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任教。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洗去冤枉，妻子杨静又耐不住寂寞，出入于风月场所，两个人的感情出现裂痕。
在打闹里，裂痕愈来愈大，温馨全无。
1948年5月，戴望舒携妻女再往香港：这次是被国民党通缉，不得不逃亡的。
之后的几个月，戴望舒没有工作，没有安全感，没有健康，只能靠少得可怜的稿费度日，生计之艰，可想而知。杨静再也受不了如此困顿的生活，便跟着隔壁的一个年轻人私奔而去，将山一样的尴尬、羞辱与沉重的生活负担丢给了戴望舒。
对于这段婚姻，或许戴望舒一开始就有了一种难以善终的预感，或许正因如此，他才在《赠内》一诗中隐喻相劝：再美丽的青春，也会白发苍苍；再迷人的光华，也会被岁月打磨得普普通通。以此提醒年轻的妻子，莫辜负他期望的幸福。
然而，年轻、性情、阅历的巨大差距，岁月的魔手纵然再神奇，又如何能够抹平？
1949年，戴望舒携女儿辗转由港抵京，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由于精通法文、俄文以及他丰硕的翻译成就，戴望舒被安排在了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1950年2月，戴望舒的生命河流即告干涸，终年45岁。由于哮喘病发作，他自行注射麻黄素，在此前这是家常便饭。然而这一次，他注射严重过量，在送往医院的途中终告不治。
“满帘红雨春将老，说不尽，阳春好。问君何处是春归，何处春归遍杳？一庭绿意，玉阶伫立，似觉春还早。”这是戴望舒《御街行》一词的上阕。45岁的年龄，看似“春将老”，其实“春还早”，无论是在灵气上还是在志向上，都正值高峰期、多产期，多少园圃亟待开垦，多少梦想亟待浇灌，多少传奇亟待书写……然而，愿望虽殷，祝福虽美，遗憾虽切，怎奈生命无情，仿佛转瞬之间，伊人只余背影。
一代诗才、翻译家，正值英年，却遗憾谢世，令人扼腕。多少才华，都已随风飘散；多少抱负，都已逐水漂转；多少情，多少爱，都留在了昨天；多少赞誉，多少倾慕，都交给了记忆……
准风月谈
人生如桥牌，起点迥异，高度相去霄壤；爱情若苗圃，种瓜种豆，结果截然不同。只道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料却希望愈殷，失望愈切。当爱已成为往事，切记莫再时时提及，免得伤人伤己；当情已融入记忆，无需再处处晾晒，导致误尽青春。珍惜眼下，是对往昔最好的纪念；遗忘畴昔，是对眼前最大的尊重。
卞之琳 浮萍一见慰平生
卞之琳掠影
祖籍：江苏溧水
生年：1910年
出生地：江苏海门
卒年：2000年
辞世地：北京
辞世原因：病逝
身份：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
代表作：《断章》、《人与诗：忆旧说新》、《莎士比亚悲剧论痕》
时人评价：诗国大师，译坛宿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袁可嘉语）
生命中的女人：张充和、青林
楔子
著名诗人卞之琳写诗含蓄蕴藉，感情丰沛，耐人咀嚼；经营感情亦如此。
爱恋张充和15年，思之慕之，无朝无夕，情郁于心，诉之于诗。然而，直到1948年11月张充和与汉学家傅汉思结婚，卞之琳的爱情仍处于暗恋阶段。
在追求感情上，卞之琳是一个另类。
腼腆如沈从文，在追求张充和的三姐张兆和时，尚且能放下身段，敛起自尊，亲往张兆和的苏州老家，展示自己；为张家姐弟讲故事时，一改内向的秉性，夸张地手舞足蹈，甚至不顾别人的白眼相加。张充和在《三姐夫沈二哥》中写道：“晚饭后，大家围在炭火盆旁，他不慌不忙，随编随讲。讲怎样猎野猪，讲船只怎样在激流中下滩，形容旷野，形容树林。谈到鸟，便学各种不同的啼唤，学狼嗥似乎更拿手。有时站起来转个圈子，手舞足蹈，像戏迷票友在台上不肯下台……”
为了“讨好”张家姐弟，以达到追到心爱女子之目的，沈从文可谓“厚颜”极了。当发现张充和睡着了时，沈从文的做法似乎更离谱，更“厚颜”。张充和回忆道：“我迷迷糊糊中忽然听一个男人叫：‘四妹，四妹！’因为我同胞中从没有一个哥哥，惊醒了一看，原来是才第二次来访的客人，心里老大地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这时三姐早已困极了。弟弟们亦都勉强打起精神，撑着眼听，不好意思走开。”
卞之琳若有沈从文的勇气，又何至于十余年痴恋，60年苦寂？
写诗，卞之琳习惯“规格本来不大，却偏生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然而，他对爱情也如此，这样则太被动，太滞后，太凄苦了。
到最后，空余怅惘。
所幸，失意之中的卞之琳得遇青林，感情最终有了着处，但那一段苦涩的记忆，却永远蹲踞在岁月的最深处，冷硬硌人。
才子佳人主题不明的缘分
1933年秋，刚自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的卞之琳与张充和初识。
或许命运这一并不经意的安排，彻底改变了年轻诗人卞之琳的人生轨迹。
是缘分，也是宿命：1933年9月9日，沈从文结束了在国立青岛大学的执教生涯，与张兆和在当时北平中央公园的水榭结婚，一段爱情长跑终于圆满结束。在这场没有结婚仪式的婚礼中，新郎新娘的幸福人生自此开始。他们的新居——位于北平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子，那个被沈从文欣喜无限地称作“一枣一槐居”的地方，不仅成为新婚夫妇演绎甜蜜的温巢，也成为张充和暂时靠岸的港湾。
年轻的卞之琳即将成为这个温馨小院的常客。
沈从文夫妻刚迁至北平，张充和刚刚在姐姐、姐夫的温窠里寄居，卞之琳就来了。他瘦削的身影首次出现于这个小院，便引起了张充和的注意。
在姐姐、姐夫的隆重介绍下，热情大方的张充和得以与腼腆矜持的卞之琳正式相识。
对张充和而言，所有的动作都不过是她自然而平淡的表露，并无深意，但对卞之琳来说，则已具石破天惊的意义。在他想来，眼前的美丽女子或许对自己有意，否则，又如何会如此热情？
1979年，卞之琳的自选诗集《雕虫纪历1930—1958》出版时，他仍然相信，46年前的那一转秋波，是一种爱情的信号。在这本书的《自序》中，卞之琳坦言：“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是值得珍惜而且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
对于一个美丽的女子而言，她的一个眼神或许能牵动一个男子的终生。
初识张充和时的卞之琳，年仅23岁，而张充和则未满二十岁。在北京大学英文系读书时，卞之琳有幸遇到了他素来崇拜的徐志摩，在无限欣喜地聆听徐志摩的讲课之余，他将自己的习作呈于老师面前，请他指教。不料，爱才的徐志摩竟然非常喜爱这个学生的小诗，不仅倾心修改，更热力推荐，使之得以在当时的知名报刊上发表。来到一枣一槐居之前，卞之琳的诗集《三秋草》已经出版。卞之琳，这个尚且青涩的年轻人，这个14岁时开始怀着虔诚的心阅读冰心《繁星》的诗歌天才，不经意间已成为处于童年期的中国新诗的天穹中一颗璀璨的诗星！
然而，卞之琳留给张充和的第一印象并不好。
应该是卞之琳的表现“招惹”了张充和，给了她“有点爱卖弄”和“不够深沉”的印象。由头再简单不过：言谈之间，卞之琳的口中经常会出现法国象征派大师保尔·瓦雷里和法国前期象征派诗人、曾与另一青年诗人兰波搞同性恋的魏尔伦的名字，卞之琳对他们的崇拜让张充和非常反感。
张充和还关注过卞之琳发表的新诗，在她眼里，这些被徐志摩推介、被她三姐夫沈从文评论过的诗很是肤浅，缺乏应有的深度。
而卞之琳，其实是一个内向的、沉默寡言的人，之所以如此反常，究其原因，当为见到心仪的女子之后，在青春的怂恿下产生的想表现自己以引起张充和注意的举动。
可悲的是，这种表现的欲望，这种一反常态的“表演”，竟然为卞之琳减少了太多砝码。
对于张充和而言，她之所以对卞之琳表演的处女航如此反感，是有理由的。
1914年，在张充和于上海出生之前，其母陆英和其父张武龄已经被三个女儿——元和、允和与兆和的相继出世消磨了几乎所有的信心，原本以为第四个孩子一定是个男孩的，结果张充和打碎了他们所有的梦想。所幸，张充和的叔祖母收养了她，将她自风尘味颇浓重的上海带到了合肥老家。此时，张充和才8个月大。
张充和三岁时，颇有学识且思想开明的养祖母便延请私塾先生为之开蒙，学习唐诗、《三字经》、《千字文》等中国古典启蒙书籍。
张充和11岁到16岁时，养祖母更是不惜重金，诚聘前清举人左先生教她吟诗填词，由考古学家、吴昌硕的弟子朱谟钦亲自教授张充和《史记》、《左传》、《论语》等经史著作。
16岁时，张充和在合肥老家的生活和学习均倏然而止，因为养祖母的不幸病逝，她只得回到父母身边，此时，父母已由上海迁至苏州。
来到新环境中的张充和，对一切充满了不适应：除了生活环境上的不适应之外，还有读书。进入父亲所创的乐益女中读书之后，原来熟悉的学习内容和时间被全部打乱，多得可怕的各种活动搅扰了她潜心读书的心境，还有学习的课程，也让张充和无比排斥，却又不便反抗。
所幸，她得以接触昆曲，并疯狂地爱上了这门艺术。这不仅使她与亲人的感情日进，更为她的生活增加了许多色彩。
然而，不适应同样存在。于是，逃离的念头渐渐产生。
恰巧，三姐张兆和结婚给了她机会。以参加姐姐婚礼为借口，她离开了苏州，来到北平。
受传统熏陶颇深，性格倔强独立的张充和难怪会对言必称“魏尔伦”与“瓦雷里”的卞之琳不屑一顾。
这样说来，痴迷于中国古典诗词且有颇深造诣的张充和，认为新诗不深刻，就不难理解了。
而卞之琳不过是想在喜欢的女子面前“卖弄”一下自己，完全不曾想到，这样的卖弄恰恰撞到了枪口上。
这似乎已经预示着，他们之间的感情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般的不对等。
当然，张充和的“不屑”，卞之琳此时并不知晓。他更不知晓，开头时一切似乎已经注定，像情节单一寥落的故事片。直到数年之后，卞之琳依然兀自沉浸于自得里，将自己的感情吸进笔管，为她写出含情的诗句，欲叩开她宁谧的芳心。
而对于芳心的屡叩不开，卞之琳则归之于自己不够真诚，或缘分未至。
或许，这的确是一种缘分吧。
被诗才戕害的初恋
对于卞之琳而言，在爱情上“屡试不第”的尴尬似乎是必然的：对一个女子一见钟情原本无可厚非，紧接着绽放感情，以己之长对心仪者展开攻势也足可理解，但遗憾的是，他并不了解对方，未免失之贸然。
比如，张充和喜欢新诗吗？对于他炽热的新诗，她能否看得懂？即使能够看懂，以他的诗之蕴藉甚至晦涩，她又是否能够倾心阅读？
比如，写于1935年10月的《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该诗写于与张充和相识两年之后。自该诗诞生，数十年来，对于其主旨，历来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是一首爱情诗，有人则认为是一首哲理诗，而有人则认为它不过是一首诗的片断，并无完整的主旨。细品其字句，深觉美则美矣，哲义则哲义矣，然而，若说该诗是为张充和所写，则颇为牵强。如果，诗人以此作为轻叩张充和芳心的温柔之手的话，难以达到目的，恐怕不难想见。
难怪，张充和见到该诗，在称赞完它美之后，便一笑置之了。
即使是这样的称赞，又有谁能知道是否发自内心？
还有写于1936年的《鱼化石》：
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我往往溶于水的线条。/你真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
若用这首诗向张充和示爱，恐怕不唯令她莫名其妙，甚至会引起反感。爱情虽拒绝太过直接，但却是要明白如画的。太过直接与晦涩难懂一样，过犹不足，均难以达成夙愿。
更何况，此时的张充和正因肺结核病发，而处于感情脆弱与心灵颓丧之中。
趁着黄昏，我悄悄地行，行到那薄暮的苍冥。一弓月，一粒星，似乎是她的离魂。她太乖巧，她太聪明，她照透我的心灵。
趁着黄昏，我悄悄地行，行到那衰草的孤坟。一炷香，一杯水，晚风前长跪招魂。唤到她活，唤到她醒，唤到她一声声回应。
此诗为张充和16岁时所写，为纪念一位逝去的保姆。感情真挚，明白如画，既富古典之美，又不乏新诗的韵味。
至于张充和的代表作《桃花鱼》，更是集中国诗词的古典美与眼前生活的现代美为一体的佳作：
记取武陵溪畔路，春风何限根芽，人间装点自由他。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
描就春痕无著处，最怜泡影身家。试将飞盖约残花，轻绡都是泪，和雾落平沙。
能写出这样诗歌的女子，又岂会欣赏太过隐约、闪烁其词的诗风？
婉约而清新，蕴藉而明了，这便是张充和的心灵之美与诗境之美。如果真爱张充和，就应该了解她，了解她对美的趣味。
对卞之琳而言，爱情当如是，爱情诗亦当如是。
当然，我们仅仅是从爱情的角度而言，而非从诗歌的艺术性的角度。
从心理的角度来说，爱已经在卞之琳心里萌生，爱情的青苗正在疯长，而张充和正是抚慰与滋养这青苗的空气、水分与养料，只有如此，爱情方能茁壮为满园春色。然而，由于性格所致，如卞之琳本人所说的：“人非木石，写诗的更不妨说是‘感情动物’。我写诗，而且一直写的是抒情诗，也总在不能自已的时候，却总倾向于克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的动物’。”血并不冷，心也敏感而多情，但遗憾的是，诗却将原本炽烈的感情冷却，最终造成遗憾的结局。
或许，真情告白也未必会有善果；但为感情穿上如此厚重的甲衣，则无异于缘木求鱼了。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卞之琳引为自豪的诗才，无意间戕害了他的初恋。
人事何黯然？总是擦肩
张充和久留于三姐家，除了“避难”——避对环境的不适应之难，避对新式学校的排斥之难——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考北京大学中文系。
欲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学子，需要考过四科：国文、历史、数学和英语。
四科中，英语张充和没有太大问题，国文和历史也把握十足，她最大的障碍是数学。这门学科，不唯张充和在合肥读家塾时不曾学过，即便在乐益女校读书时也极力排斥。然而，数学不考又不行，因为任意一科零分都会被北京大学拒之门外。
此时，沈从文正在北京大学任教，为不给姐夫脸上“抹黑”，张充和化名“张旋”，参加了考试。
考试结果与她的设想几乎完全一致：国文满分，但数学却是零分。
最终，爱才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破格录取了张充和。
虽然成为一名大学生的梦想得以实现，但若能遇到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恋情，更是19岁的张充和的梦想。
这个梦想，自她读《诗经·关雎》的时候就萌生了，自读《蒹葭》的时候便愈发丰满了。
于是，卞之琳来到她面前，带着他的腼腆，也带着他的“肤浅”。
很显然，已成知名诗人的卞之琳的爱情并未将少女张充和的心打动。
与此同时，卞之琳也没有闲着，他辞去保定育德中学的教职，回到北平，专心从事写作与翻译工作。正好，章靳以与郑振铎正在筹办《文学季刊》，卞之琳以其诗才和愈来愈大的名气为人所知，被吸收为编辑之一。
出于对卞之琳的推重，1934年1月1日《文学季刊》正式创刊后，巴金、章靳以将一个重要的文学阵地——《文学季刊》的附属刊物《水星》交给了他。
卞之琳的爱情处女航，一开始便流年不顺，但他的另一翅膀——事业，却颇为健劲。
张充和的大学梦并未做太长，很快便被惊醒。
将她从梦中拉出的手有两只：一只手是肺结核。由于病魔侵袭，加之是令人谈之色变的“肺痨”，即便她本人愿意留在学校，学校和她的家人也未必同意。因此，她唯一的归宿便是回苏州的家中，毕竟那儿的气候更适宜养病，且能得到家人最悉心的照顾。另一只手是张充和对北京大学教育体制的失望。有史以来，北京大学便一直是革命的前哨、新思潮的前沿阵地，而这些，都是张充和极不适应的。虽然不乏大师级的人物给她授课，但频繁的政治活动，各种让她难以理解的集会，都在将她往校外的自由空气里推。
终于，张充和放弃了读大学的初衷，退了学。
读大学期间，张充和经常到杂志社做客。自此以后，卞之琳工作的地方将再无那个熟悉而令人心动的身影。
卞之琳可以频繁接触所爱女子的美丽时光，也已经到了尽头。
这是1936年。一切似乎都在三年前开始，但种种迹象表明，一切又都在原地踏步。甚至，爱情若溯流而上之舟，不进反退。
张充和在苏州养病期间的这一年里，卞之琳与她有过一次见面的机会。
母丧之后，悲痛的卞之琳回北平之前，取道苏州，看望张充和。
这便是他本人在《雕虫纪历·自序》中所载的那次重逢：“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
可以看出，这次与张充和的重逢，他的心情是复杂的，落差是巨大的。或许，这次相见后，他得以渐渐醒悟，对于张充和的爱情，是注定要变成水中之月、镜中之花了。
水月镜花尚有真实之物可视可闻，而他的爱情，则纯乎是一个梦，既难以捉摸，又难以克制。
我们不难揣想张充和的心情，人在病中，情绪难免低落，蓦逢故友重逢，欢欣是肯定的。作为终身伴侣，卞之琳或许并不合适，但作为一个谈心的朋友，以他的人品、学识则绰绰有余。
因此，病中人难免有夸张了的喜悦，这喜悦成为一种希望，甚至成为一种无意的挑逗，使原本怀有热望的卞之琳生出格外巨大的期盼来。
然而，随即他便发现张充和的态度不过如此，并未突破原来的瓶颈，幡然醒悟后便有五首《无题》诗自笔端汩汩而出。
五首小诗，以纪念无果的爱情，也以之安慰被失望攫住的心。其第一首为：
三日前山中的一道小水，/掠过你一丝笑影而去的，/今朝你重见了，揉揉眼睛看/屋前屋后好一片春潮。
百转千回都不跟你讲，/水有愁，水自哀，水愿意载你/你的船呢？船呢？下楼去！/南村外一夜里开齐了杏花。
又到春潮带雨的时候了，然而，如今的春水里所载的不再有快乐，只有愁与哀了。即便不久前的那一片笑靥，也随水远去，难以追寻。
于是，诗变得愈加晦涩，或许是因为情愈加难以捉摸吧。《无题》之三曰：
我在门荐上不忘记细心的踩踩，/不带路上的尘土来糟蹋你的房间，/以感谢你必用渗墨纸轻轻的掩一下，/叫字泪不沾污你给我写的信面。
门荐有悲哀的印痕，渗墨纸也有，/我明白海水洗得尽人间的烟火，/白手绢至少可以包一些珊瑚吧，/你却更爱它月台上绿旗后的挥舞。
来到心仪女子的房间里，满怀痴情，不忍让纤毫的污垢玷污她；一如她为他在洁白的信笺上写信，当最后一笔收起，便自然地用渗墨的纸轻轻覆盖于信笺之上，让它吸去多余的墨汁，免得弄脏信面，更免得弄脏心情。然而，这样的感情，可能持久？又有谁来收容过往的幸福？此刻，它正在路上幽幽哭泣，无家可回。
每一首诗，都有一个特定的片段，既都有一团温馨，也都有一段忧伤。时过境迁，温馨已被风吹散，幸福已然被流放到不可知的地方。
这五首《无题》，加上另外写就的十八首诗，卞之琳将其收集到一起，命名为《装饰集》，亲手抄写一册，欲在戴望舒主持的新诗社付梓，以此献给张充和，也献给他曾经的爱情。
然而频繁的战事，最终摧毁了卞之琳的计划。
以五首小诗作为爱情的纪念，又如何能做到？多情的诗人，早已将爱情装入胸膛，也装入记忆。之所以给诗集命名为《装饰集》，当为告诉所爱的女子，告诉世人，也告诉自己，当爱情来过，即便无果，也已经装饰了当事者的梦境和生命，一如天上的那轮圆月，或许轩窗前的人未及欣赏，但它已为他洒下清辉。
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点点
从1936年匆匆相聚后的一别，直到1943年，卞之琳也未能与张充和再见面。
国土沦丧日，生民类转蓬。忙碌中，卞之琳将个人情感放在了次要位置，在四川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西南联大担任教职，足迹在延安、成都、晋西南等地转徙。这段时期，卞之琳的笔，更多地将阳刚与热血纳入，浸入他的诗行。
1942年，卞之琳的《十年诗草》由明日社出版，所收诗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便是五年前欲出未出的《装饰集》。
战火纷飞中，当年的夙愿终于得遂，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吧。
在战乱中，张充和的脚步也不曾停歇。病愈之后，先在《中央日报》副刊“贡献”从事编务，后随三姐一家漂转流徙，直到于重庆教育部下属礼乐馆谋得事做。
1943年，在西南联大工作的卞之琳乘暑期之暇，到重庆看望张充和。转眼间，十年已过，回首往昔，似乎一切历历。当年的19岁少女，风采依旧，但仍然掩不住岁月的巨轮碾过的印痕；而当年的腼腆少年，已变成成熟男人矣。
虽然多年未见，但联系并未中断。《十年诗草》的书名为张充和所题，便是明证。
劫后余生的重逢，令人不胜唏嘘。
在这样的感慨中，再谈情说爱，似乎成为赘余。
或许，那一个话题，太过敏感，太过刺心，二人都不曾触碰，只将十年的感情放在心里。
金安平的《合肥四姐妹》一书中说：“卞之琳最近以九十高龄辞世（卞于2000年12月2日在北京去世），大家都知道，他对充和一直不能忘情。他早就知道自己无缘成为充和的意中人，但还是给她写了许多信，直到充和婚后，仍然继续。他还搜集充和写的诗歌、小说，拿到香港去发表，事先并未知会充和。”
究竟需要有多么深切的感情，才会发自内心地为对方考虑？究竟有多么无私的爱恋，才能不计得失地成全对方？卞之琳为所有人提供了答案。
诗人周良沛在悼念卞之琳的文章中说：“他与张家小姐诗化的浪漫，在圈内早是公开的秘密……有次，偶尔讲到《十年诗草》张家小姐为他题写的书名，不想，他突然神采焕发了，不容别人插嘴，完全是诗意地描绘她家门第的书香、学养，以及跟她的美丽一般的开朗、洒脱于闺秀的典雅之书法、诗词。这使我深深感动于他那诗意的陶醉。”
时过境迁，是什么让记忆历久弥新？青春老去，是什么让爱恋逃脱遗忘的可怕规律？是爱情，无私的、不求回报的爱情。
对于卞之琳对张充和的痴情，黄裳先生有这样的评价：“历久不衰的钟情，珍惜对方的文字留痕，千方百计地搜寻并张罗印出；对方的一颦一笑，都永不会忘记，值得咀嚼千百遍的温馨记忆永远留在心底。这一切，都在淡淡的言语中隐隐约约地透露出来了。”
1948年11月，张充和与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喜结良缘，此时，他们仅仅相识了短短八个月，与卞之琳长达十五年相比，实在是太过匆促了。然而，爱情似乎从来不愿遵从先来后到的规律，偏偏喜欢后来者居上，打破常规。此时，卞之琳正应邀在英国牛津大学讲学，动身前，他还专程看望张充和，距那次看望不过一年时间。
让卞之琳不曾想到的是，八个月的短暂相识竟然抵得过他十五年的倾心相爱。
两个月后，张充和随丈夫赴美。几乎与此同时，卞之琳自英返回，但二人未得见面。
得知张充和匆匆出嫁且已出国的消息后，卞之琳的心情之恶劣，虽无翔实资料可资佐证，但局外人亦可以想象得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段自青春年少时就倾心编织的感情，到头来不过是绚梦一场，卞之琳受的伤害，任谁都能感受得到。
正如他的《无题》（之四）所写的那样：“昨夜付出一片轻喟，/今朝收你两朵微笑，/付一支镜花，收一轮水月……/我为你记下流水账。”
刻骨之情，化作一声叹息；浪漫之梦，晶莹成两行眼泪。
诗，是卞之琳的池塘，他所有的眼泪，都流到那里去了。
我的手掌，你的温存
1955年国庆节，45岁的卞之琳与青林结婚，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婚姻。
对张充和的爱恋，暂时告一段落。
此时，青林34岁。
青林，本名青述麟，成都人，生于1921年，早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化学系，因酷爱文学，故来到上海，入上海戏专学习中文，初识卞之琳时，青林是《工人日报》副刊编辑。
关于青林，资料甚少，其子文斯的《也谈我父亲的年龄》中有零星的信息可窥一斑：“家母（按：指青林）秀外慧中、气质脱俗，时常以一笔秀丽的小字写出一篇篇清新的文字，据说当年戏专之中，有很多学生以及年轻的教师追求家母。略显成熟的家父（按：指文怀沙），最终在众多追求者中脱颖而出，与家母确定了恋爱关系。”
卞之琳与青林的相识是在1949年，卞之琳与张充和擦肩而过的半年之后。契机是青林的约稿，这种行为对于青林而言是家常便饭；但这一次，她并不知道，除了稿件之外，还带上了更重的东西。
见到青林的第一眼，卞之琳的眼前不觉一亮，心里颤了颤，面前的女子眉眼之间颇像张充和，尤其是气质。
揉揉眼，便明白过来，不是，那个人已到迢遥的大洋彼岸去了。
更重要的是，他与那个人已隔了岁月的重重风烟。
青林已经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婚姻成为她不敢轻易触碰的伤口。但这一次，她又一次将自己交付了出去。
相谈的时间刚开始很短，仅限于稿件，渐渐地，范围开始扩大，已与稿件无关。
渐渐地，青林知道了卞之琳的痴爱故事，不知怎么的，她被感动了。
渐渐地，她也谈起了自己的婚姻，伤口自行撕开，却不怎么疼痛。
自离异之后，青林一直视婚姻为畏途，不料却又入婚姻，而且还心甘情愿地。
结婚之后，青林便辞去了编辑工作，在离家很近的一所学校当了一名教师，目的无他，便于回家照顾丈夫。卞之琳是个痴迷学问的人，工作狂，工作起来往往将自己忘却。
卞之琳不曾想到，年近五十之后，他终于尝到了爱情的滋味和婚姻的甜蜜。
女儿青乔的出世更为这个新组成的家庭带来了无尽欢乐，自此，这个家便沉浸于家常的幸福里。谁说家常的幸福不是更亲切、更让人留恋的珍宝呢？
这样的幸福，持续了40年，既令人艳羡，也令人为诗人卞之琳备感欣慰。
晚年的青林身体不好，卞之琳与女儿卞青乔对她悉心照顾，直到1995年初夏青林去世。
据沈文冲《卞之琳年谱简编》所记，青林去世之后，85岁的卞之琳“无比痛苦与悲伤。由于心情不好，连续一年余闭门谢客”。
妻子的谢世，几乎抽去了他的肋骨，这种疼痛感丝毫不亚于当年初闻张充和与傅汉思结婚并移居海外的消息时的感受。
关于卞之琳与青林的相识，另有版本。文斯所撰《也谈我父亲的年龄》一文中这样写道：“后来，家父与家母又各自再婚。家母的第二任丈夫就是家父的好友卞之琳叔叔，据说，卞叔叔早年就是家母的追求者之一。卞叔叔为人老实木讷，是一位一心钻研学问的学者、诗人。家父与家母离婚后，卞叔叔和家母结合在一起，并陪伴她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卞之琳叔叔出生于1910年，与家父兄弟相称，并曾经一起追求家母……”
文斯系青林之子，正常情况下，当不至于记错一些重要的细节，尤其不会故意歪曲父母亲。如果如他所说，卞之琳曾与文怀沙共同追求青林，则卞、青二人的相识时间要早于1949年。据文斯所说，文怀沙与青林相识于1946年的上海，当时，文怀沙在上海戏专任教，该年，卞之琳确实两度在上海盘桓，但时间不长，更不曾在上海戏专担任过教职。这样的话，他与文怀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起追求青林的，便有了巨大的疑问。
但若沈文冲的《卞之琳年谱简编》准确无误的话，卞之琳与青林的初识是在1949年。当时，青林尚未与文怀沙离婚（文斯在《也谈我父亲的年龄》中称青林与文怀沙的离婚时间为1952年），二人产生感情便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恋爱，加之卞、文二人又系朋友，这样，卞之琳便不免有了“欺朋友妻”之冒天下之大不韪之嫌。若果真如此，卞之琳对张充和的一片痴情便会大打折扣。
爱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发乎心、形于色、直观于行的爱情尚易捕捉，那些刻意隐藏的爱情，让人觉得扑朔迷离，又何奇之有呢？不论如何，最后，卞之琳与青林结婚是不争的事实，他们的幸福一直持续到青林生命之河干涸。
往事并不如烟。1980年，卞之琳赴美访问，见到了张充和，并将27年前从苏州张充和的故居偶然得到的经沈尹默修改过的张充和诗作返还给了她。六年之后，张充和应邀回京参加纪念汤显祖逝世370周年演出活动，她兴致勃勃地亲自出演了《游园惊梦》，卞之琳被张充和邀请亲临观赏。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伟人的感叹正好可以用在卞之琳身上，屈指而计，自张充和与丈夫赴美，到《游园惊梦》演出，正好三十八年！这三十八年的风烟，忽然薄如蝉翼，又蓦地被一只无形的手指轻轻捅破……
然而，未待演剧结束，卞之琳就悄悄离了席。老妻青林正等待着他的照料，当年的痴情再殷，毕竟已经太过遥远。
2000年12月2日，一代诗人卞之琳仙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90岁。遥在海外的张充和得闻噩耗，托人送来了花圈。相识六十七年，山海样的感情自非花圈所能涵盖。至今，《断章》的余韵袅袅，绵亘不绝；痴恋依依，芳香依旧。只是，爱恋的那个人已经不在。
准风月谈
爱为何物？未必关乎生死，只潜藏于点滴日常；痛自何来？未必斧钺加身，或受伤于一个眼神。爱情不喜莽撞，但也不喜晦涩，心里盛满蜜意；幸福不愿远离，但也不太主动，追求自有章法。无限感动，系于天长地久；无边忧伤，缘于瞬间错过。莫让人猜，有爱请大胆说出；休令人悔，无情才闪烁其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