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功臣优崇的政策，光武一朝的功臣战将，基本上都能“保其福禄，终无诛遣者”。光武帝对诸功臣贵戚在建国后的要求可以概括为八个字：交权，下放，倡廉，习儒。
鼓励功臣交权，“吏事责三公，功臣并不用”，这是与光武帝在厚待他们同时进行的一项国策。在建武二年刘秀发了一张诏文，内容是分封各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但诏文所写的内容却十分值得深思。开头竟有这样几句：“人情得足，苦于放纵，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之义”。接下来也多为双关语：
惟诸业远功大，诚欲传于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其显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鸿胪趣上，朕将差而录之”。
这纸有趣的诏文，形为重赏封功，却又深有警戒之意。这正符合光武驾驭功臣之道：既给予优厚待遇、尊崇的地位，却又不愿意他们握有实权。表现在诏文里，便有两层含意：一方面封赏，另一方面警告他们不要得意忘形。此诏引起了一位名叫丁恭的博士的异议，他上书说：“古帝王封诸侯不过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于雷，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诸侯四县，不合法制”。这位博士大概没有弄懂光武帝的本意，所以反而遭到了一顿揶谕。光武帝说：“占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随即遣谒者授与功臣们印绶，但在策中却仍含有鉴戒之意。策文曰：
“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传尔子孙，长为汉藩。”
高而不危，满而不溢，“长为汉藩”，是这篇诏文的中心思想。根据光武帝的这一思想，他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功臣交权的政策：
首先，让功臣主动交权。吏事责三公，功臣并不用。其实这句话并不是完全绝对的。光武帝一朝，大部分功臣不用来执掌朝政，但也有少数例外。这例外的是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和胶东侯贾复三人。除此三个功臣能得以参预国事外，其他的功臣均以各种办法或提前退休，或遣至地方任职，调离中央。
建武十三年天下略定以后，只有贾复、邓禹和李通三人“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那就是说，绝大部分功臣都不参予政事。
因为这样的政策，就鼓励了一批知趣的功臣纷纷主动交权请求退休。受到特殊荣宠的李通，首先就提出病休：“时天下略定，通思欲避荣宠，以病上书乞身”，后来经过大司徒侯霸等极力挽留，“诏通勉致医药，以时视事”。但李通“生谦恭，常欲避权势”，“自为宰相，谢病不视事，连年乞骸骨”，这样经过几次申请，终于同意了李通的病休请求，“听上大司空印绶，以特进奉朝请”，以后成为顾问一类的闲职了。
重用功臣三位中的另一位邓禹，史称也是“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势”。他早早地就罢去领军之职，“以特进奉朝请”，在这以后就在家颐养天年。“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
重用功臣的第三位贾复，前面已提到他与邓禹带头自削兵权，闭门自养。至于其他功臣，见三位重用功臣都是如此，那还不有样学样。
其次，提前“致仕”退休。东汉开国功臣33人中，建武十三年天下略定前卒于任上或战殁的，有12人，占36%多；12年后卒于任上的有10人，占30%多，确系退休的，有11人，占33%多。而这些退休致仕者，基本上都不到退休年龄都早早致仕了，有的五十多岁，有的才仅仅三十多岁。这种致仕退休潮，给恋位的在职功臣极大的冲击。窦融最感到有压力的一个。陇、蜀平定后，窦融虽因立功，“赏赐恩宠，倾动京师”。“数月，拜为冀州牧，十余日，又迁大司空”。但窦融的内心一直惴惴不安。史称：“融向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令卑恭已甚”。他“久不自安”，数次辞让爵位，请求免职。终在建武二十年获准。后虽又任卫尉等职，融仍不断请“乞骸骨”。这说明当时窦融等受到了很大压力。
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虽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在东汉建国之初，河北立下战功的原钜鹿大姓耿纯，到达京师洛阳后，就对光武帝表示：“臣本吏家子孙，幸遭大汉复兴，圣帝受命，各位列将，爵为通侯。天下略定，臣无所用意，愿试治一郡，尽力自效”。
光武帝对耿纯的这个要求感到十分高兴，笑着对耿纯说：“卿既治武，复欲修文邪？”因拜其为东郡太守。耿纯在东郡任职十分卖力，“视事数月，盗贼清宁”，在东郡作出很大成绩，百姓对他都非常爱戴。以致离任后，有一次光武帝过东郡见到这种情形，“百姓老小数千随车驾涕泣，云‘复得耿君’”。光武帝感慨地对公卿们鼓励耿纯，没想到耿纯年少从军能战，治郡也是如此的有才华。数年后又任他到东郡任职，“吏民悦服”。最后卒于任上。
乐于到地方任职的还有光武帝的姐夫邓晨，本传称他：“好乐郡职”，光武帝拜为中山太守，“吏民称之”，在各州岁课中经常成为冀州第一。后来又调任汝南太守。他在任上，“兴鸿却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因此称邓晨为良吏。从中央下放到地方任郡守，是光武帝提倡的一种处理功臣的既定政策。光武帝“不欲功臣拥众京师”，鼓励他们“剽甲兵”削交兵权。这第一种办法是安排他们早早“致仕”退休，第二种就是鼓励功臣离开中央到地方任职，这样既收回兵权，又使功臣们能适应新形势，学会管理行政的本领。
光武帝根据国政的变化，对功臣在时代的不同有不同的要求，从激烈战争年代的勇武有加，转而责成他们对新王朝的治理作出努力，再立新功，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这一政策的转变就当时情况是合情合理的。光武帝并没有像汉高祖那样对功臣一概杀戮迫害，而是量其适应与否，分别对待。这其中，大部分给以厚赏高位后致仕，加以特进、朝请诸虚衔以保持荣誉，少量三两功臣仍参与国家大事，一部分能适应新形势发展者离开京师下任各地郡守，总的政策是既减轻功臣因拥兵形成中央的威胁，同时也利用他们的威信与才智在地方任职中继续有功于国家，这样的做法最后终于使绝大部分功臣能养老令终，不至于落得诛杀的下场。
要求功臣廉俭自守，俭约的风气，在光武帝一代的朝臣中，历历可见。在文官中，如宣秉，如王良，都是历史上知名的廉吏。在武将功臣中，这样的人也有很多。功高如邓禹，史称他除培养诸子习儒，“修整闺门”，“远名势”之外，在财用上也颇知廉俭，“资用国邑，不修产利”。
与邓禹同名的寇恂，也是“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从吏士”，从不自贪。光武帝的另一大将吴汉，在吴汉出征在外时，听闻妻子在家买田业，结果受到吴汉严厉责斥，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室乎”！并命将妻子所买田地尽数分给昆弟诸家。吴汉只简单修葺里宅，不起宅第。夫人先死，只葬小坟，不作祠堂。
铫期一心为国，临死之前，母亲问他“当封何子”？他对母亲说：“受国家厚恩，常想如何报答，何宜封子也”！在这些人中最令人钦佩的是祭遵。史称：“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身衣韦绔，布被，夫人裳不加缘”。死后困难得连丧葬费都没有，都是光武帝命令大长秋和河南尹联合办理，由大司农出钱的。
因为这个原因，当时有一个名叫范升的博士上书要求表彰祭遵，书中说：祭遵“身无奇衣，家无私财。同产兄午以遵无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于国，不敢图生虑继嗣之计。临死遗诫牛车载丧，薄葬洛阳，问以家事，终无所言”。范升认为，如此“任重道远，死而后已”的大臣朝廷应当大力表彰。光武帝于是将范升奏章令公卿传阅，并常常对公卿们说：“安得忧国奉公之臣如祭征虏乎”？
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光武在小的时候，往长安受尚书，通大义。到了当皇帝以后，每朝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故樊准谓帝虽东征西战，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是帝本好学问，非同汉高之儒冠置溺也。而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皆多近于儒。
当时与他同学的有邓禹和朱裙等。史载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光武那个时候也游学京师，禹年虽幼，而见光武知非常人，遂相亲附。朱祐也是光武帝少年知己，朱祐“初学长安，帝往候之，祐不时相劳苦，而先升讲舍”。一直到刘秀称帝多年，依然还记得当年这段同学时的情谊，当光武帝驾幸祐第时，对他笑说：“主人无舍我讲乎”？邓、朱二人皆是光武帝开国功臣，可谓儒将。
其他诸功臣中，深通儒学的，也有很多，史称寇恂在汝南太守任上，“素好学，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冯异也是“好读书，通《左氏春秋》”。贾复，史称“少好学，习《尚书》”，年轻时即被人夸赞为：“容貌志气如此，而勤于学，将相之器也”。到了以后，正是他和邓禹一起，在朝中倡导“剽甲兵，敦儒学”之风，并因此受到光武帝的大力赞许。
耿况、耿裙父子，更是儒学世家，耿况明经出身，与王莽的从弟王饭同为著名学者安丘生的门徒。耿裙也是“少好学，习父业”，以后因为世乱才弃文从武。王霸、祭遵，一个曾“西学长安”，一个“少好经书”。
祭遵为光武大将时，大大弘扬儒学：“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虽然还军旅之中，不忘俎豆，在当时是一位典型的儒雅大将。耿纯与李忠，前者也曾“学于长安”，李忠在光武朝任丹阳太守时，在当地“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
光武帝刘秀周围聚集着这样一大批习儒或近儒的将帅，这使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语言。所以光武帝才可能做到“每旦视朝，曰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当时皇太子劝他不要因此而操劳过度时，光武帝对他说：“我自乐此，不为疲也”。
光武君臣，风云际会，十分难得，“本皆一气所钟，教训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儒学，是光武君臣关系的黏合剂、凝聚剂，把他们紧紧聚合成一个群体。
光武帝刘秀对功臣贵戚。除给以宽厚待遇以外、对出格越轨者也绝不姑息，对犯法者更是宽容。而对功臣贵戚中如果有人稍有威胁到皇权和中央集权政策的人，那就可以说不管他位置多高，功劳有多大，也绝不会留情。
严加管束功臣贵戚中不法行为，其中的最明显例子，是强项令董宣格杀湖阳公主家奴一事。湖阳公主是光武帝的大姐刘黄，可以说是刘家在小长安战乱后仅存的两个姐妹之一，和光武帝关系可以说为至亲。在平日里姐弟关系融洽，光武帝还曾专门为新寡的姐姐选宰相大司空宋弘为婿。但当公主家苍头犯法，被有名的“强项令”董宣依法处死时，光武帝却最后倒向董宣一边，维护王法，丝毫不给姐姐情面。
对功臣中的出格、越轨行为，光武帝也是严格限制的，其限度是不能违犯皇权的威严和有碍于中央集权。诸功臣中有两位较为特殊的人物，他们是窦融和马援。这两个人在许多地方有相似之处：都不是最早的元从功臣。他们都是在光武帝平定陇蜀战争中立大功的人物。可以说如果没有窦、马二人协力相助，陇蜀的平定就会增加很多的困扰。就他们本人来说，窦、马二人都属于精明强干的文武双全的人物。他们各有一股随从势力，对时势的了使也都有清醒的独到的见解。如果处理得当，他们就会成为光武帝得力的股肱之臣。
当然，在光武一朝后期，他们也确为光武帝朝廷一文一武的两大重臣，对建武后期的东汉王朝的建设和开拓，也立下了重要功劳。窦融原籍扶风人，王莽时家在长安，“以任侠为名”。他曾在王莽军中任职，参加过与光武帝对抗的昆阳之战。战乱中窦融觉得中原混乱，因此决定到河西发展。到河西后，团结了酒泉、金城、张掖、敦煌等地方势力据地自雄。因为“河西民俗质朴，而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这样窦融在当地站住脚跟。光武帝即位后窦融经过再三斟酌，“决策东向”，向洛阳献书称臣。
在光武帝平定陇、蜀过程中，河西因为地理位置的独特，造成对隗嚣、公孙述东西夹攻之势，因而窦融在平定陇、蜀之战中立下了大功。在两次战役中，河西诸郡全都出兵响应，窦融更是亲率五郡太守，步骑数万，辎重五千多辆，与汉兵会合，陇、蜀平后，窦融率诸郡来到京师洛阳，接受招封。在那个时候光武帝对他“赏赐恩宠，倾动京师”。到了后来窦融连任冀州牧、大司空、卫尉、将作大匠之职，与兄弟窦友“并典禁兵”，可以说其身份宠贵无比。光武帝还与窦融结以姻亲，他的儿子、孙子和侄儿都尚了皇室的公主。
但是，窦融在位高贵盛以后，和以往相比显得过分张扬。在从河西来到洛阳时，大讲排场招摇过市，“与五郡太守奏事京师，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辆，马牛羊被野”。到京师任职后，又一再任职军事，窦融任卫尉、弟窦友和儿子窦穆先后任城门校尉，从侄窦林则任护羌校尉，可以说都掌有军事实权。此外，窦融一家在生活上十分不检点，在都城中大兴土木，扩大第宅，“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
这种奢侈的作风与光武帝要求功臣贵戚的倡廉务俭的要求有天地之别。窦融对儿孙们教育又不严，史称窦融“在宿卫十余年，年老，子孙纵诞，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轻薄，属托郡县，于乱政事”，不但如此甚至强迫六安侯刘盱抛弃妻子，与窦穆女儿联姻。窦家这一做法扰乱了社会治安，也危及到皇权的威严和东汉王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窦融子孙的违法乱纪行为，让光武帝和继位者汉明帝大为恼火。还在光武帝在世时，就曾因这些事将窦融的大司空职务罢免一次。到汉明帝即位后的第二年，就数次下诏“切责融，戒以窦婴、田蚧祸败之事”，以西汉外戚诛戮事警戒窦融，让他“归第养病”，追回卫尉印绶。最后终于罢去他的儿子窦穆等的全部官职，把窦氏家族全部赶回故郡。
窦融最后之所以仍能在东汉朝善终，全靠他本人头脑清醒，明白在皇权下重臣擅权的危险，所以他总是内心惴惴，唯恐不谦。
窦融始以豪侠之名，拔起风尘之中，以投天隙。遂蝉蜕王侯之尊，终膺卿相之位，此则徼功趣势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满，至乃放远权宠，恂恂似若不能己者，又何智也！尝独详味此子之风度，虽经国之术无足多谈，而进退之礼良可言也。
假如窦融还能以精通官场“进退”之术，并因此获得光武帝谅解的话，马援的所为则恰恰与他相反，尽管功大如山，终于还是触犯了皇权，违越了封建中央集权的轨迹，生前死后遭到了光武帝的惩罚，最后终落得不幸的下场。
史家对光武帝薄待马援，向有议论。光武于功臣恩至渥也，位以崇，身以安，名以不损，而独于马援寡恩焉。这是马援贪功邀名所自取其咎：“抑援自取之乎？宣力以适人之国家，而卒逢罪谴者，或忌其强，或恶其不逊，而援非也，为光武所厌而已矣”。
为什么遭到光武帝讨厌呢？马援之咎在于“将帅贪功”。天下已定，功名已著，全体肤以报亲，安禄位以戴君也就可以了，“奚必马革裹尸而岳为愉快哉”！结果弄得个“身死名辱，家世几为不保”的下场。
马援在光武帝一代是有数的名将。他“少有大志”，原籍和窦融一样为扶风人，后在王莽时代因不守新朝王法而亡命北地郡，在那里经营牧畜，成为富豪，“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但马援并不甘心一生就过这样的生活，把钱财全都散给昆朋故旧。这一点与窦融同样有游侠之风。
王莽末天下大乱时，马援“避地凉州”，后来就留在西州，为隗嚣出谋划策。此后一直往来观察游说于陇、蜀和光武帝政权之间，还向隗嚣对比了公孙述和光武帝的优劣，觉得光武帝比当年汉高祖刘邦还要高明，因此劝隗嚣向洛阳称臣。马援随隗嚣长子隗恂入质洛阳后，便一直在东汉为臣。
在光武帝平定隗嚣割据势力的战争中，马援就凭他在陇中的旧关系，说服了许多隗嚣故将：“往来游说嚣将高峻、任禹之属，下及羌豪，为陈祸福，以离嚣党”。隗嚣败后，马援先后又立下新功，为光武帝先后征讨西羌、平定交陆征侧、征贰起兵，最后又以年老之体，率军出征北方乌桓和南方武陵的五溪蛮，最后卒于南征军中。
如果从军功方面看，马援在东汉初年可谓最著，他东伐西讨，南征北战，为东汉大大开拓了疆土，为巩固和发展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可以说立下了不朽功勋。前人对马援的战功，留下许多赞诗，清人观保有一首诗说：
汉时勤异域，新息建殊功。铜柱勋名著，辰溪祀享崇。当年谗薏苡，此日荫梧桐。岭首雄祠在，依然矍铄翁。
新息指光武曾封马援为新息侯，铜柱指在马援死后给他铸立的纪功铜柱。至今在两广湖南一带各地，仍存在纪念马援的伏波庙、伏波祠、伏波墓等遗迹，说明后人对他功绩的追念。
但马援一生的最后结局却是以悲剧告终的。马援指挥的最后一次南征五溪蛮的战役，因指挥失误，士卒疫死者甚众。再加上窦融侄窦固和梁统子梁松伙同耿弇、耿舒兄弟一道进谗言，这一切终激起光武帝大怒，不仅派梁松去前线代马援统兵，撤其职务，而且在马援死后，又“追收援新息侯印绶”。不但如此，大将马武和侯昱又诬奏马援在南征交阯中带回不少“明珠文犀”，贪为己有，使得光武帝听到这个消息后愈益震怒。
因为这些原因马援死后，丧事办得十分萧条凄凉：“援妻孥惶，不敢以丧还旧茔，裁买城西数亩地槁葬而已。宾客故人莫敢甲会”。他的妻子和儿子马严“草索相连，诣阙请罪”。后来幸好云阳令朱勃仗义执言，为马援上书鸣冤，最后才给这一代名将平反，得以归葬故里，明帝时追封为忠成侯。史家对马援的冤案议论颇多，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一生所作所为威胁到了皇权和中央集权。一般封建君主最怕的就是臣下居功自傲，拥兵自树。
而马援则在天下既定之后，光武帝已明白暗示功臣交出兵权，提倡偃武息兵的情况下，一而再、再而三地请缨出征，不但如此，而且屡出大言。在平定二征以后，他大开庆功宴，在庆功宴上对部下说：“吾慷慨多大志”，人生在世，怎么可以“衣食裁足，乘下泽车”，便“守坟墓，乡里称善人”，自行退伍呢？他踌躇满志地说：“今赖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诸君纡佩金紫，且喜且惭”。“吏士皆伏称万岁”。而在班师洛阳之后，马援还想再领重兵，北征匈奴、乌桓，自称“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这些豪言壮语应当说还是让人可敬可佩的，可以为后世有志男儿的座右铭。但马援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皇帝心中，这些全都是犯忌之词。
当时光武帝正鼓励各功臣离开军旅，归田致仕之际，马援的这些要求不正给皇帝制造难题吗？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窦融比马援聪明，自动数次乞求退休致仕，也正因为这样在光武帝一朝他才能保爵禄一生，马援自己却因为不能“自贵”，终致身败。
其次，马援还犯了光武帝的第二忌。在封建中央集权的时代，皇帝最不喜欢的就是臣下结党营私，因此要求他们在这方面也要深自检点。邓禹、李通全都深通此道，一再“避权势”、“远名势”。与之相反马援却“务开恩信，宽以待下，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而已”，都用这样的手段来收买人心，招致“宾客故人，日满其门”。
他又不能团结同僚，而且居功自傲。有一次马援生病，梁统子梁松前来看望他，拜在床下，马援竟不答礼。梁松走后，马援家人问他：梁统是皇帝女婿，贵重朝廷，在公卿中很有地位，大人为何如此无礼。马援却说：我是梁松父亲之友，他虽贵为帝婿，我怎能失其序乎？这一点让梁松记恨在心。在平常的时候，马援也常倚老卖老，常常正色教训梁松、窦固等，告诉他们“凡人为贵，当使可贱”，要“居高自持”，才能免祸。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马武、耿舒等十二郡将士由马援率领出征时，马援又对他的朋友表示：最害怕那些权要子弟跟在左右，“殊难得调，介介独恶是耳”。“介介”是“耿耿于怀”的意思。心中怀着这样的心情出征，必然要与诸将部下发生矛盾，以致最后终于遭到这些贵戚权要们的中伤。所以马援之败，从这些事看也是意料中事。除了这些以外，马援还常常自作聪明，锋芒毕露，史称他：“为人明须发，眉目如画。闲于进对，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辅长者，下至闾里少年，皆可观听。自皇太子、诸王侍闻者，莫不属耳忘倦”。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马援在平定二征之乱后班师回朝，又将一面交耻铜鼓铸为马式，献给光武帝，并为此上表说：“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建议以此马为法，选择好马。光武帝虽然表面上同意将此铜马置于殿前，以为名马之式。但对马援好战兴兵的言论，在内心中定是不以为然的。建武二十四年，马援年已62岁，仍请兵征五溪蛮。这时光武帝对马援已经有些生厌，表面装作“愍其老，未许之”。但是马援依然不知趣地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光武帝见到这种情况不得不夸奖说：“矍铄哉是翁也”！结果正因为是此战失利，使东汉南征军伤亡惨重。马援最后的几次战争，都使东汉兵力大受损伤。他在征羌战争中，已因年老而显得指挥不力，自己中了敌矢。
羌战耗费多年，很多朝臣都建议放弃羌地。后来所幸马援建议在当地“开导水田，劝以耕改”，才使湟中问题得以解决。平定交耻战役，马援所部军“经瘴疫死者十四五”，那一仗也算损失惨重。最后征武陵五溪蛮，马援虽老年壮志未衰，无奈毕竟年老精力所限，指挥作战时已经大受影响。耿舒等告他：“伏波类西域商胡，到一处辄止”，马援固执己见，不听诸将劝告，终致败绩。
最后，马援子侄们的不检点，惹是生非，这些也使光武对马援失去恩宠。史称：马援的“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轻通侠客”，因此得罪了许多贵戚高官。马援征平二征后，特地从交阯带回一车当地特产薏苡实，本来想在内地种植，以胜瘴气。可是结果“时人以为南土珍怪，权贵皆望之”，有人上书谮之为“所载还皆明珠文犀”，惹得光武帝对马援的不满总爆发。
以上种种，可以看出，光武帝对马援的芥蒂是由来已久，最后对他罢官追爵，并非一事一言之因。这种事可以看作是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下君与臣复杂关系的一个缩影，可以说是封建皇朝不可避免的悲剧。
光武帝的功臣贵戚政策，他处理君臣关系，虽是以优容柔道为主，给以高位，厚其赏赐，结以姻亲，使他们晚年大部能颐养安度。但此政策不是无条件的，其条件就是一方面要求他们交出大权，让他们去适应新建王朝的形势，习儒术以和国策相容，务俭养廉以保持晚节；在另一方面则绝不容许妨碍中央集权的强化和皇权的加强，若有违背，则不管官高位隆，也绝不宽贷。
光武帝对待功臣贵戚的总方针还是养起来的政策，也就是王夫之所谓的“恩至渥”的政策，“位以察，身以安，名以不损”。他的大部分功臣最终结局都是这样的。但是有一条重要原则是，决不“授以权”。这是光武帝所特意注意的，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朱浮所向光武帝上疏所说的：“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覆案不关三府，罪谴不蒙澄察”，政权决策愈归于下层百石之吏，这样做才能让光武帝刘秀放心。这方是光武帝建立新朝、大力强化皇权的本意。所以即使功臣与三公中有十分聪明干练可以治国的重臣大吏，光武帝也并不重用，王夫之分析得甚为透彻：任为将帅而明于治道者，古今鲜矣。而光武帝独多得之。来歙刺伤，口占遗表而不及军事，而亟荐段襄，曰：理国以得贤为本。此岂武臣之所及哉！歙也，祭遵也，吴汉也，皆出可为能吏，入可为大臣者也。然而光武终不任将帅以宰辅，诸将亦各安，而不欲于鼎铉。呜呼，意深远矣。故三代以下，君臣交尽其美，唯东汉为盛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