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群是我教过的学生。
她四年前毕业了，一年后考回本校（北京语言大学）成为研究生；现在又毕业了，已经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了。
在是本科生时，她表现出了对于写作的热爱，渐至于痴迷。那时她已发表过几篇散文，我觉写得挺好——因为即使也和她一样对写作表现出不同程度兴趣的同学，所写大抵是初恋。而她写了她的外婆，写了她家乡湖南凤凰城一带侗乡里的一些人和事。以真情怀和情愫写他者之命运，写使我们人情变得温良的事物，是我一向对学子们强调的。那么，我当然多次鼓励她，肯定她的习写意义，并称赞过她。
这一部小说是她的长篇处女作。是她在本科毕业以后，工作极不稳定，承受着生存重压的情况之下写完的。
我如果不是第一个读者，起码也是最早读到的人之一。
我对这小说的初稿很不满意，给予她的看法几乎是否定的。因为在初稿中，基本内容是一名文科大学女生毕业之后漂在北京，为了生存而与三个男人之间的纠缠不清的关系。我认为北京不是大学毕业生唯一的生存地。所以，即使主人公香兰有值得我同情之处，但我的同情是大打折扣的。一名女大学生为了留在北京而与三个男人发生性的关系，与她为了生存而那样，是两类不同的事。这两类不同的事，体现两种不同的人生观。故我对香兰这一人物评价是批判式的。而这与杨燕群的创作初衷是相反的，她要唤起的是读者对香兰的大的同情。
那时这一部小说似乎已很可能出版。
我写了一篇序是《中国病人》，在序中坦率地阐明了我的看法。这一部小说后来却没有出版，而我的序却收入了我自己的一部集子。
那对杨燕群是一件伤感的事——她似乎认为我的序等于是对她的处女作判了死刑。可想而知，她笔下的香兰这一人物，肯定写时已赚足了她自己的泪。她往学校为我们每位老师设备的信箱里投了一封信，一封长信——毫不讳言地承认她觉得受了严重的打击……
她成为研究生后，我与自己名下的研究生见面时，每让别的同学通知她。往往，并没通知她也到，如同也是我带的研究生。
我几次当着别的同学的面提到她这一篇小说，并且几次问她——难道北京是大学毕业生唯一的生存地？
她承认不是的。
又问：那你笔下的香兰为什么不肯回到家乡省份的城市去？难道全中国除了北京之外其它一概城市都必将埋没人才？
她承认也不是那样。
于是我下结论——我认为你笔下的香兰病就病在这一点。她与三个男人的不清不白的关系，与其说是苦难，莫如说是一种宁愿的选择。
在她读研的三年中，各二级市地级市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也逐年严峻起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从前是，从北京高校毕业的学子不屑于回去；现在是，连家乡省份的省市也回不去了。因为在那些城市，大学生找到工作的机会比北京更少，也是更难之事了。
故我有次对她说——把你的小说改出来。你不是将它定名为《漂泊的女儿》吗？现在对于香兰，漂泊在北京的命运，差不多是无奈的了。
我希望她能在小说中加强香兰这一人物与家乡与家族人物的关系；要表现这一人物在北京和家乡之间进退维艰的心灵与难有立足之地的处境……
现在我读这一稿，觉得她还是听进了我的意见的，并且努力那么修改了。
尽管如此，我依然觉得，她写到亲人和家乡时的文字，远比她写香兰和三个男人的关系时更好。大约因为，前者是从心里流淌出的文字，而后者是为写那么一类关系而写的文字。
但我现在开始认为——香兰这一名来自僻远农村的姑娘与一个北京已婚男人的那一种真真假假纠缠不清的关系，未必就没有表现的意义和价值。
众所周知，那确乎也是北京的一种当下世相，当然也可以说是北京的一种病症。
至于香兰这一人物，我依然觉得她是一个“中国病人”。她在北京被感染上了心灵的“SARS”。但这不是因为她体质弱，而因为她是贫困农村的女儿。更主要的是——她没了退路。倘退回去，她使外婆过上好生活的愿望，将更加成为泡影。
那么对于她，大学白上了。
这样的香兰，我认为，不但值得同情，而且对于观察社会病态，也体现着某种病例特征。
所以我此一篇序，还是要在标题中写出“中国病人”四个字。不但香兰是“中国病人”，那三个男人也是。
患的都是“中国颓迷时代综合症”。此症极具传染性，对人精神的危害大于对人身体的危害，最终使人灵魂坏死，变成行尸走肉。
香兰一再说：我只不过想有个家……
其实是寄希望于此点——也许一个家能保障她的灵魂不至坏死，或坏死过程慢些。
所以，当我此序的标题中依然写有“中国病人”四个字时，已不包含有对于小说的否定的意味。
并且，我肯定的也正是——小说呈现了香兰这样一名漂在北京的女大学生逐渐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病人”的病理过程，以及她的无奈、放任自流和恐惧……
一部小说有这样一种思想性，对于初写者，我认为便算有了创作的意义。
我觉得杨燕群经由这一部小说的修改，以后是完全可以驾驭长篇小说之创作了。
而这当然是我替她感到欣慰的……
2010年11月19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