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秦汉以来的历代一样，铜钱（清代官方称制钱）是清国家行用最广、最深入的货币。就历代纵向比较来看，在清皇帝看来，似乎也是如此的，康熙五十三年，圣祖就曾自豪地对诸大学士说：“钱法流行莫如我朝，南至云南、贵州，北至蒙古，皆用制钱，从古所未有也！”[1]这不是虚言。不过，支撑清皇帝如此豪迈的，正是清代在秦汉以后空前蓬勃的铜业开发。在圣祖皇帝说出这句话时，清代的铜业开发还未达到高潮，他自豪的铜钱，有不少还是由来自日本的高价进口铜铸造的。清代的铜业开发到达高峰之后，岂止是蒙古、云南，就连新疆、西藏，同样是制钱流布之地，而且全部制钱的材质，也可谓是自给自足的。这种盛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自发的，而是清廷苦心经营的结果，只是在清代，国家诸政中，才出现了所谓“铜政”。“铜政”所指并非简单的铜矿采冶，而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复杂系统”[2]。铜业开发，与其他矿产开发相比，具有最重要的地位、最苛刻而又最灵活的政策待遇。通过这种苦心经营，清廷基本实现了自己的金融目标，也即“钱法”目标。当然，这种目标的实现，客观地还带来了清廷意料之外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一、清代的铜业开发及其历史地位
清代的铸币业是从努尔哈赤建国就开始的，当时铸造了天命通宝钱，但是其可考的铜业开发却是入关之后的事。顺治初，清廷定鼎北京，即开始大规模铸钱，京师户工二部，当时统治所及各省、镇，皆铸顺治通宝钱。但铸钱的铜材来源，主要的应当还是利用了明末矿业滥采获得的铜材。清廷认为明亡于采矿，“鉴于明代竞言矿利，中使四出，暴敛病民”，于是国家放弃组织采冶，“听民采取、输税于官”[3]。国家获得铜材的方式只依靠矿税，但是当时的清廷正在开创阶段，天下纷扰、户口减耗，是难以保证国家铸币用铜的。而顺治初年大开铸局后，“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余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4]，可见当时清廷在尚未征用民间废铜的情况下，其铸币铜材都是充足的，其充足程度甚至达到禁用明崇祯前旧钱的程度，若非接收明廷的现成铜材，断难如此。不过，也就十年后，铜材便耗尽了，官府便不得不强索民间之铜，“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5]。又据《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顺治十八年五月戊午》载户部议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朱之弼条奏中有“钱局宜查铜本，应请饬钱法侍郎，即将各局未完本息严限追完报部”的条目，此时圣祖登基未久，可见专门获取铸币铜材的“铜本”制度，至晚在世祖去世前，已在户部设立专项资金，宣布建立了。但是，尽管如此，清廷对政府性的、大规模的铜矿采冶（也包括其他矿产），也是禁止的，怕的是矿徒聚集生乱，危害刚刚入主中原的清国家，所以当时“每内外臣工奏请开采，中旨常慎重其事”[6]。直到康熙十四年（1675），清廷制定和颁布《开采铜铅例》，才正式宣告了清代铜业开发的开始，该例规定“产铜及白黑铅处所，有民具呈愿采，该督抚选委能员监管采取。若地方官不准，愿采之民赴部控告，查果采得铅铜者，将不准采地方之官革职”[7]，名义上是开禁，实质上便是鼓励了。康熙十八年，户部等奉旨制定钱法，会议十二条上奏，既规定各地关差为京师铸钱局买铜的办法，还明确规定了地方自督抚以下监管铜铅采冶，随后又修改征课办法：“各省采铜铅处，令道员总理，府佐分管，州县官专司，任民采取。八分听民发卖，二分纳官，造册季报。近坟墓处，不许采取，事有未便，该督抚题明停止。道厅官如得税铜铅，每十万斤纪录一次，四十万斤加一级；州县官得税，每五万斤记录一次，二十万斤加一级；所得多者，照数议叙；上司诛求逼勒者，从重议处。其采取铜铅，先听地主报名采取；如地主无力，听本州县人报采，许雇邻近州县匠役；如有越境采取，并衙役扰民，照光棍例治罪。”[8]明确了任民采取和官府监管的办法，并将地方官的考绩纳入其中，这就是制度性的鼓励了。但是，之后又有严禁、缓禁的政策反复。不过，终康熙之世，清廷对铜矿采冶的基本态度始终在维护社会秩序与地方政府、百姓的利益之间进行平衡[9]，禁止大规模的采冶，但默许民间寡少、分散，为生存计的采冶。
但是，也有例外。在云南，由于地处边疆，在大规模采冶条件下，动乱发生，国家安全仍有一定保证，而康熙四十年（1701）以后，清廷已无法按额进口日本铜材，所以康熙四十四年（1705），圣祖终于同意官局铸钱可兼采滇铜，于是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滇铜开采由此获得合法地位。政府介入的方式，就是奠定了日后滇铜开发空前盛况的“放本收铜”政策，即由政府在云南省城设立国家注资的官铜店，官铜店出资招募商人组织采冶或贴补既有商人扩大开采，商人所得在正常税课之外，将余铜按官定价格专卖于官铜店，即所谓“官为经理，嗣由官给工本”[10]。这个政策降低了商人投资铜冶业的成本和风险，调动了民间商人和资本的参与积极性，清代铜材供应由此逐渐走上了自给之路。
世宗即位，虽然也禁止采矿，但对云南铜矿仍延续了康熙旧政，并且还令云南代京局铸钱。同时，雍正四年（1726），经过强势改土归流的昭通、东川二府，由四川划属云南，中国川滇铜矿带上铜矿储存最丰富的地区也便相应地获得了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开采待遇。
高宗即位，一改乃祖、乃父政策，首先在乾隆二年全面开放了采铜之禁，“谕凡产铜山场，实有裨鼓铸，准报开采”[11]，然后又以诸矿皆系“天地间自然之利，可以便民”[12]为借口，默许金银等矿的开采，到乾隆八年（1743），经过大学士、九卿会议，高宗批准，矿禁终于全面开放。高宗不仅放开了矿禁，为鼓励采冶，还接受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仲永檀对不同地区不同矿种因时制宜地进行收买和抽课。[13]于是，乾隆朝的矿业政策便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当然，这种灵活性也只体现在攸关鼓铸的铜铅采冶上，这两项是国家必须介入的。对于初开之矿、矿苗不旺之矿，在税收、通商、官买铜价等方面都给予较大优惠，税课可暂免，通商自卖比例也因地因时制宜，甚至高达七分，以便培育商力、培育大矿。即便在京局铸币所维系的滇铜上，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也将贵州铜矿通行的“一分通商”办法推广到云南矿场，“每百斤给厂民通商铜十斤”[14]。正是在乾隆朝灵活政策的促进下，整个清帝国，除满洲、蒙古以龙兴之地，直隶、顺天以京畿重地，山东以圣人故里，皆禁止采矿外，其他各地，西至新疆、南至海南，凡有铜铅之地无不报请采冶。
清代铜业开发的盛景，一直持续到嘉庆中期，之后，随着矿脉的衰竭、矿场周边林木的砍伐殆尽，到道光时期，以滇铜为例，其盛年所产已不足300万斤，不及嘉庆十六年（1811）中衰前夕千万斤的三分之一。[15]咸丰、同治年间，又因太平天国、云南回民起义等的打击，乾隆朝耗时几十年完善的铜政，遂为断绝。同治、光绪间，清廷谋求融入世界潮流，大开矿藏，铜矿采冶已无禁区，密迩京师的直隶平泉州也开铜矿，唐炯以巡抚衔专责云南铜矿，官督商办、引进机器，最终也无力回天。有清一代的铜业开发在竭力挣扎中，最终走向结束。
清代的铜业开发在广度上，是历代所难以企及的。就深度而言，及于西南重山之中，万里转运以达京局；其动用的人力，虽无确数，但《清史稿》载云南铜矿场“大厂矿丁六七万，次亦万余。近则土民远及黔、粤，仰食矿利者，奔走相属”[16]，而云南铜厂在其盛时，据研究者的统计，同时开采的矿厂基本保持在30所以上，最多时达46所，[17]若再加上全国其他地方，及服务于铜矿采冶相关产业的人口，其数目之巨就可想而知了，当是秦汉以降的历代之最。从铜产量来说，在清之前，中国历代铜产量明确记录最高的是北宋元丰元年（1078）的“千四百六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九斤”[18]，但是仅有一年时间，其他绝大多数时期能达数百万斤就算多了。而在清代，只是滇铜的产量，据王德泰先生“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户科题本等资料考证，云南铜矿年产最高可达1300余万斤，通常保持在1000万斤以上”[19]，这个通常的时间接近60年。不过，若与汉代相比，清代的数据恐怕只能屈居其下。史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20]，据秦晖先生的考证，此处亿即十万，二百八十亿万即二千八百亿[21]。以每枚五铢钱标准重量3.5克计，则共需铜9.8亿千克，即便以元狩五年至平帝元始五年（5）计，123年间平均每年用铜近800万千克，而在清代盛时每年铸钱用铜也还不到600万千克。清代铸币用铜之盛在乾隆朝，自乾隆四年（1739）起，京局铸钱每年用铜6331440斤[22]，加上地方铸局用铜，“岁需九百余万”[23]，清代每斤重580～600克[24]，以其中位值590克计，则合今531万千克，显然是没有汉代高的，加上其他用铜，也当不会超过。当然，汉代新钱中肯定有一部分是废铜重铸而成，因此这个数值并不等于每年的铜产量，但是也须注意，汉时的铜并非全部用来铸钱，车马、兵器、乐器、生活器皿等所在都有用铜处。考古发现中，汉墓中的铜器也是秦汉以降最多的。汉代非铸币用铜，是常常禁用铜器的清代所无法比拟的，仅西汉里123年的时间跨度也是远长于清代铜业开发盛时的，因此即便当时平均每年产铜800万千克也不是没可能的，清铜的产量也难以望其项背。不过，就开采难度来说，清代的采冶技术并不比汉代高，而山深水远、易采铜矿的稀少，也不是汉代可比的。因此，总的来说，清代铜业开发当是秦汉以来的又一个高峰。
二、清代铜业开发的意义
清代大一统的广大和深入程度是历朝所不及的，其行用铜钱之广，也是历代之最，其铜钱供应之充足，也是秦汉以后所无。相较汉代去青铜时代未远，汉以后一千五百年，历朝历代都未如此充足地供应过铜材，清代铜业开发所取得的成就便愈发难能可贵。综合来看，其积极意义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为清代的长久太平提供金融保障。清代的“康乾盛世”是我国历代王朝的治世之最，清代国内秩序的稳定、民生的安定，也是历朝之中最长的。太平时期，国家最重要的职能就是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调配资源、重组秩序，发展生产、传播文化，抵御外侮、拓展疆域，打造升平治世。发展经济中，良好金融制度的保障则是重要的前提，因为一切资源、人力的调配、组织都是以钱撬动的。对此，中国历代代不乏例，可以说每一个治世都是国家在反私铸、盗铸、毁钱的金融斗争中获得胜利才开创出来的。国家金融秩序稳定的长久（在中国古代其实就是货币供应的充足，或者说就是铜材供应的充足）往往决定了治世的长久。比如汉朝自武帝铸五铢钱，并将铸币权垄断到中央后，盗铸、私铸才不能扰乱国家的金融秩序，而相应的，刘氏汉朝的统治长度，汉以来，无朝能及。在清代，乾隆之前，康熙、雍正时期，多次严禁盗铸、毁钱，甚至禁止官民使用铜器，妄图从源头上断绝之，但始终不能如愿。直到乾隆时期，全面开放采铜之禁和使用铜器之禁，铜材供应日趋充足，盗铸、毁钱等弊反而趋于缓解；而高宗自诩的“十全武功”，也无不是海量铜材化作的铜钱所铺出来的；清代极盛和清代铜材供应极盛同时出现在乾隆朝，显然不是偶然的。陈雨露先生的畅销大作《中国是部金融史》，所讲述的其实也是一部铜材供应丰缺撬动的中国古代盛衰史。
第二，在开发边疆、巩固边疆，促进边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清代铜业大开发，主要集中在西南边疆滇黔川桂地区，其供应了清国家90%以上的铜铅资源。而这些地区，山高水深，交通艰难，民夷杂处，经济文化落后。铜业大开发的前奏，就是国家行政资源的强势介入，雍正时期，西南规模空前的改土归流就是国家行政资源的主要介入方式，而行政资源本身是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综合资源。行政资源的强势介入，至少为改土归流地区开垦出了先进文明生长的土壤。但是，如果没有后续的先进文明的主动而持续的大量进入，则还是可能“由夏变夷”。对西南边疆而言，铜业大开发正是确保内地先进文明主动而持续大量进入的吸引内核。当时西南地区人流涌入的盛况，官员都是感到触目惊心的，如贵州按察使介锡周奏贵州米贵之由所云“黔省崇山峻岭，不通舟车，土瘠民贫，夷多汉少……自雍正五六年以来……加以银、铜、黑白铅厂，上下游十有余处，每厂约聚万人、数千人不等。游民日聚，现今省会及各郡县，铺店稠密，货物堆积，商贾日集。又如士庶一切冠婚丧祭，争趋繁华，风俗日奢。且新疆大村小寨，暨各处僻乡，酿酒日多，是皆川、粤、江、楚各省之人，趋黔如鹜，并非土著民苗”[25]；而在铜产最盛的东川府，其府治会泽县至今仍保存下来闽、黔、鄂、赣等八大会馆，并各寺观庙堂一百余所，昔日喧嚣繁华游客睹想。同样产铜且为京铜运输所必经的昭通府（今云南昭通地区），虽深处乌蒙大山，但铜冶繁兴为之留下的是至今人口稠密、华夏古风全滇首善的悖论奇迹。与东川、昭通类似，由于铜业大开发，西南产矿之地，大多一跃成为比肩内地的文明之区。人流、文明的进入，必定伴随着交通状况的改善，交通状况的改善也必会促进各色人流裹挟着诸文明因素进入，因为采铜、运铜而留下的西南地区的道、桥修建记录，也是史不绝书。如乾隆五年至十三年（1740—1748），在张允随主持下，一度修通了金沙江航道，使滇铜、川米能够自由上下；在陆路上，乾隆十七年（1752），为运铜之便，在牛栏江建成大木桥，并在腊溪河、硝厂河各建成木桥[26]，当时修建的桥道，至今仍有保存。桥道的修通，对于保卫边疆也具有重大意义，高宗时期征讨缅甸，其调兵、运粮大多利用了铜运道路。就是在保卫西南边疆上，不仅运铜道路可供利用，该地所产铜材也被就地运往前线，铸造铜炮。不光在西南边疆，在新疆，从事铜业生产的兵丁，也常被临时调来防守城池，为中央政府安定新疆、抵御外侮发挥了积极作用。到清代后期，开采边疆铜矿（也包含其他诸矿）也被上升到了“杜他族之窥伺，实为裕国筹边至计”[27]的高度。
第三，为消化激增的人口，缓解土地和人口的矛盾，收纳游民等，开辟了重要途径。清代是我国人口大增长的时期，从康熙末到乾隆末的八十余年间，据周源和先生的研究，我国人口增长了三倍，人均耕地也从康熙时的接近6亩下降到乾隆时的不足4亩[28]，而“清代生产力水平下的“温饱常数”在每口4亩上下。此线之上社会就兴平，此线之下社会就动乱”[29]。高宗在其末年也感受到这份压力，不禁感叹道：“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若再因岁事屡丰，粒米狼戾，民情游惰，田亩荒芜，势必至日食不继，益形拮据。”[30]到道光年间，人均耕地甚至下降到不足2亩[31]，但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清国家的安定秩序基本还是维持住了的。这与马铃薯、玉米等土地适应强、产量又高的农作物大量种植有关，但是，其间失去土地的人民必定还是很多的，他们也需要生存。同时，民间还有大量不愿从事耕作、经商的游民，他们也需要生存。而为他们中的多数提供了生存空间的其实就是以铜矿采冶为主的矿业开发。实际上清廷能最终开放矿禁，也是大量矿民反逼的结果。清代矿场所聚集人员之巨，前引《清史稿》已能概见。而从高宗对行川陕总督事尹继善奏报四川乐山铜矿事所发的一道上谕中，我们更能看出清廷最高决策层对矿场吸纳消化流民的基本态度。其云：“向来京外鼓铸，洋铜而外惟仰给滇铜，艰于采运，诚令多得数处旺厂，广资接济，地方穷民，亦得藉以佣工觅食，于民生大有裨益。若谓川省向有啯噜子为地方之患，恐开采铜厂，或致滋事，不知此等匪徒，即不开厂，任其流荡失业，尤易为匪，惟在经理有方，善为弹压，不致生事滋扰。俾铜斤充裕，鼓铸有资，将来钱价亦可渐平。”[32]这是一种通过矿场把游民的破坏力转化为生产力的态度。显然，清代铜业大开发在消化流民，尽可能保持安定秩序上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
三、清代铜业大开发的弊病
凡事有利必有弊，清代铜业大开发，固然在多方面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但是，其负面影响也是存在的。略言之，有两大端，其一是在错误的历史时机竭力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其二则是对生态环境的大破坏。
首先，我们说第一点。清代的货币体系，是实质上的银-铜复本位制，应该说这迎合了当时世界金融潮流中货币贵金属化的趋势，但是其银的提供，根本上对外依赖海外的进口，对内则仰给于银商的兑换，这就注定了其金融体系的脆弱易动。每一次白银供给的丰缺变动，都会引起整个银钱比价的波动，从而带来金融秩序的紊乱。同时，当时世界金融还存在货币信用化的趋势。我国自宋代以来，国家金融体系中就流行信用货币中较高级的钞法，甚至清顺治初国家也还行用，因此这种趋势在国内还是存在的。但是，面对国内经济恢复、商业发展，需要更多货币时，清廷决策层却决然地摒弃了钞法，而在提供充足铜钱上费尽心思，滇铜的开采则使这种心思成为可能。但是，清廷虽然成功地供应了充足的铜钱，凡政府一切征收却又需折合为银，银钱之间的兑换，便无一日可缺。而本无自主控制的白银，虽然国家规定了与铜钱的兑换比率，但在实际中，却是按供求关系和实际重量进行兑换的。这样的金融货币体系，面临近代以来先进国家的金融入侵时，就无法发挥金融系统对资源的吸收和调配能力，从而无力为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改革垫付成本，最终阻碍了我国的近代化进程。
其次，我们说第二点。我们知道清代的矿冶技术和两千年前相比，几乎没有进步，这从与湖北大冶铜绿山的先秦采矿遗址的对比中不难看出。矿石冶炼的燃料，几乎全部来自燃烧木材的炭薪，这就需要砍伐森林。根据时人的记载，“得铜百斤，已用炭一千数百斤矣，此煎铜之大略也”[33]，按照这个比率，据研究者计算，清代每年生产1000万斤铜材，需砍伐7100公顷，即71平方公里的森林[34]，以达到1000万斤的60年计算，则要损毁4200余平方公里森林。这个问题，凸显得也很早，还在滇铜盛时的乾隆后期，王太岳即发现问题，严厉指出“硐路已深，近山林木已尽，夫工炭价数倍于前”[35]。于是，就此长久下来，原本“幽箐深林、蓊荟蔽塞”的东川府快速地沦为童童秃山，至今仍是世界泥石流地质灾害的样本地区。
（原文载于《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作为序略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