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讲一讲司马谈对《史记》写作的贡献。要知道，《史记》这部著作，最初的题目是“太史公书”，这个题目，是司马谈定好的。司马谈不仅定好书名和纲要，还定下了全书的上限和下限，他认为书的上限应起自陶唐，即三皇五帝中的尧帝统治时期（传说中的唐尧担任氏族大酋长的时代），书的下限应止于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为什么司马谈要从陶唐氏开始着笔呢？他这是效法孔子，孔子编《尚书》，就是从唐尧时代开篇的（《尚书》第一篇是《虞书·尧典》）。为什么司马谈要以元狩元年为下限呢？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汉武帝捕获一个动物，据称是白色的麒麟，可能是长颈鹿，明朝的永乐帝就将长颈鹿当成麒麟，这样的事情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算不了什么大事，但古代人认为麒麟是珍异灵物，它能出现在凡间，就象征天下已经太平。因此汉武帝大喜，为了此事还作了一首《白麟之歌》，并且将那年的年号改为元狩元年。太史公司马谈为撰写“太史公书”花费了不少心血，他把这书结尾于获麟之年，是从他的道家思想出发，图个吉祥。
上下限立好之后，从定为下限的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算起，到司马谈去世的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这中间还有十二年，司马谈还有相当的时间写作，他一定亲自写《史记》的若干篇章，只是因为抱着十分慎重的态度，没有完成全书而已。该书经他儿子司马迁加工、整理、修订和扩充，才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这模样。
“太史公书”这个司马谈定下的题目，原来一直是这本历史书的书名，直到东汉桓帝（公元146年—167年在位）和灵帝（公元168年—189年在位）时代，书名经过一番演变，才成为《史记》这个书名。因此，唐朝的史学家司马贞认为，《史记》一书，是一部合著，经汉朝的太史官司马谈、司马迁两人之手不断增补才完成。
但《史记》这部名著，有五十二万多字，至少有一百三十篇（后人增补不计），内容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可在这洋洋五十二万言中，究竟其中哪些篇章是司马谈的原作，哪些是司马迁后来增补的呢？
现代人经过对比研究，认为至少有三十七篇出自司马谈之手，其中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四篇，书四篇，世家八篇，列传九篇。但这只是推测而已，不一定完全正确。我们只能这样假设：这三十七篇或许是由司马谈写出初稿的，后来经过司马迁增补、修订、润色而成，并且司马谈已经动手写初稿的篇章，也许不仅仅有这三十七篇。另有一些篇章也保留着司马谈的痕迹。例如，《文帝纪》这一篇，读起来觉得有很浓的道学色彩，特别在篇末的赞语中说：“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如此推崇封禅的口吻，司马迁写不出来，很可能出自司马谈之手笔。再有《赵世家》这一篇，其中包括丰富的史料，司马迁难以采集到，可能是司马谈根据冯唐父子的口述写成的。还有《晋世家》《李斯列传》两篇，不避“谈”字讳，司马迁不会这样写，可能是据司马谈的原稿一字不改地照录。
司马谈对史学的功绩还在于，他病重之际，儿子司马迁远道回到洛阳，司马谈见到儿子，十分激动，而且气愤，老泪纵横，他拉着儿子的手，嘱咐他一定完成写作“太史公书”的任务。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详细记叙了父亲临终前将写书的任务交托给他的情景。司马谈当时说道：
“我家的先代，本是周王室的太史官，不仅如此，早在上古唐尧和虞舜的时代，我家的远祖就做过南正和北正，功名显赫，夏禹（夏代的禹王）、商汤（商代的汤王）的时代，我族祖宗继续担任天官。可是这个担任太史的祖传事业，中途曾经衰微了好几代。到我手中又继承下来，现在我日夜担忧的是，自己一死，这祖传的伟业恐怕又要中断了。如果你能摆脱各种欲望的缠绕，断绝高攀仕途的杂念，愿意接我的班，继续担任这冷清的太史令职位，就可以延续祖业，承担家学了。”
司马迁是个纯孝的人，自然点头应允，父亲见儿子答应，稍放宽心，但又嘱咐说：
“我离开这尘世以后，你一定要摆脱各种庸庸碌碌的俗务，全心投入太史的工作。人的生年有限，唯有珍惜年华，抓住一分一秒，你才能继续完成我想做而已经没机会做的写完《太史公书》的计划。”
这时，司马谈似有所思，便起身搬弄那些已经刻好的竹简，这些是《太史公书》的初稿。他拿起刀笔，用颤抖的手在上面改动了几个字。说道：
“这本书尚未成型，许多地方需要增补，修订，我原想一一改好，但被封禅等事务耽误了我大半时间，现在这本书完全交给你处理了。”
最后，司马谈又说了一大套理论，司马迁将其原原本本记入《太史公自序》中：
“孝道的表现首先是奉事父母，其次表现在奉事国君，最后是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刚强铁汉，流芳万代，使得父母也能分享一分光荣。所以，传扬名声于后世，以显耀父母，这是孝道中最主要之点。”
“你如果能完成这部史书，对我个人而言，等于是已尽了孝，我可以瞑目了。而落到你肩上的这份工作，若站在弘扬民族文化的立场上来看，其意义更大，甚至不可衡量。”
“周公之所以崇高伟大，不仅是因为他能辅佐成王，振作周室，而更因为他能追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德行，宣扬周公、召公二人的风范，使人懂得太王（古公·父）和王季（季历）的思虑，乃至于公刘和始祖后稷的功业，他以《尚书》和《诗经》的形式使以上祖辈的事迹能流传千古，使后世永远尊崇他们。所以孔子称周公为通贯古今的大孝子。
可是到了幽王、厉王以后，平治天下的王道没有了，礼乐教化也式微了。这时，周公后代建立的鲁国产生了一个大圣人孔子，他把几乎要沦亡灭绝的周朝文化和历史，整理成《书经》《诗经》《周礼》《乐经》等典籍，流传于后世，还创作了《春秋》，学术界到现在，仍奉此书为宝典。
但《春秋》绝笔于‘获麟’（指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西狩捕获一头麒麟的事情）。从那次获麟以来，屈指一算，至今已有四百余年（当时是公元前110年），这期间列国相互兼并、秦灭六国、陈涉起义、项羽和刘邦灭秦，楚汉相争，一直以攻战为能事，没有人有心思研讨历史方面的事情。
可是汉朝开国，海内已经统一了。回顾从‘获麟’起至今的四百余年来，涌现了多少明主、贤君、忠臣和死于道义的人士啊！我身为太史，却没有尽到职责，对这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缺乏记录，断绝了天下的历史，我非常恐惧，内心时刻不安，对这事你该仔细考虑考虑吧！”
从司马谈的这番临终嘱咐来看，他交待给司马迁的后事，不仅仅要求儿子光宗耀祖而已，而是要他延续民族的文化，是希望他做孔子一样的文化巨人。
司马迁平日也常常听父亲讲述自己的工作和对他的期望，但都当做耳边风，过后就忘了。但这次的谈话可不同寻常，要知道这是生离死别的时刻呀！父亲的话句句都能使他感到深刻的震撼，每一个字都能使他刻骨铭心地记在心头。
司马迁当时已过了而立之年，有三十六岁了。他听了父亲的这一番庄严而郑重的遗嘱，俯首面向父亲，痛哭流涕地说：“儿子虽不才，但我知道你留下的竹简是你毕生心血的结晶，我一定将这些极端宝贵、非常重要史料整理成一部史书，不敢阙漏一丝半点。”
这天和父亲诀别后，司马迁就成了另一个人，他不再是一个爱浮华、好游乐的公子哥儿了。他的肩头承担起父亲遗下的艰巨任务，从此不敢有丝毫懈怠；他的心头已埋下了一颗坚实的种子，这颗种子中既包藏着传播文化的使命，又蕴含着他父亲的激愤不平和对专制皇权的反抗，以后，即使他遭逢一般人无法忍受的最大的灾难，他也没有自暴自弃，永远沉沦，因为这颗种子能够继续燃亮他的生命之火。
§§第三章 二十岁万里壮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