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改良教育

改良主义的教育活动大体发端于19世纪80年代末，甲午战争后声势渐大，百日维新时臻于鼎盛，此后屡遭清廷的迫害而销迹于海外。改良主义教育是晚清教育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洋务教育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变革运动。

改良派对旧教育的剖析与批判

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人士，在讨论教育问题的时候，采取了比洋务派更为激进的态度。他们主张对中国传统教育进行更为彻底的改造，并对旧的教育制度及其观念，进行了认真的剖析与批评。

首先，改革科举制，废除八股文。科举制度及其八股取士的方式，存在的诸多弊症，早为中国历朝贤达所指摘。洋务派对此虽有感受，但在洋务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却始终采取了谨慎回避的态度，甚至一度攀附求荣，幻想借科甲正途名分为同文馆正名。维新派人士则视科举八股为推进教育变革的根本障碍，主张彻底改造，直至废除。早在1884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考试》中，就指出：八股制艺将中国士人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科举特科保荐，又惟亲是举、敷衍塞责，致使有志之士湮没不彰，这是导致中国人才缺乏的根本原因。他主张参照泰西取士之法，对科举进行全面的改革，以此来带动全国性的教育变革。1895年5月，康有为等人在《公车上书》中又备述科举的流弊，主张改革文、武科目，遍设艺学书院，系统设立西方自然科学课程。以学校内部的考试升贡取代科举入仕之途；康氏视此为振兴教育、富国自强的根本之策。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又多次上奏，称“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人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而改科举，“则莫先于废弃八股”。他指责八股取士不仅败坏了士学风气，而且将中国数百万有用的人才与精力“举而投之枯困搭截文法之中”，“徒令其不识不知，无才无用，盲聋老死，是比白起之坑长平赵卒四十万尚十倍之。其立法之谬异，流弊之奇骇，诚古今所未闻”。康氏认为：八股制艺实为导致中国割地败兵的根本原因，中国今日欲图广开学校，变法自强，废除八股犹如追亡救火之急。在《请开学校折》中，康有为再次向光绪皇帝陈述：维新更化以广开学校为最要，而废除八股又为广开学校之首务。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则称八股制艺的产生，是为了强化极权统治和愚民政策的需要。他说：“秦始皇之燔诗书，明太祖之设制艺，遥遥两心，千载同揆，皆所以愚黔首，重君权，驭一统之天下”。他认为：中国士儒的迂腐保守、孤陋寡闻，正是实施八股制艺的必然后果。在中国面临强虏入侵，被迫开放而面对世界的情况下，欲图富强，首先必须开智破愚，广开民智则首先必须广开学校，而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又“惟变科举为第一义”。科举不改，则中国受病之根不除。为此，他提出了“合科举于学校”的建议，主张“远法三代，近采泰西”，在京师和州县地方，遍设各级学校，为学校内部的升级考试赋予诸生、举人、进士、庶吉士等名分，进而举官论职。梁氏认为：经过这样的变革，“凡自明以来，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积弊，一旦廓清而辞辟之，则天下之士，靡然向风，八年之后，人才盈廷矣”。

在对待科举八股制艺方面比康梁更为激进的，是著名的翻译家、思想家严复。严复早年肄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又留学于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对西方文化及其教育有较全面的了解，因而在分析科举八股取士的弊病时，视野更为博远，见解更为尖锐。在1895年发表的《救亡决论》一文中，他大声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同时指出变法“莫亟于废八股”，八股不废，则中国变法图强的万般良策均无从谈起。严复列举八股祸国误民的三大害：一为锢智慧，二为坏心术，三为滋游手。他称八股之学，“先生教之以擒挽之死法，弟子资之于剽窃以成章”，自命通儒，谬妄糊涂；八股考试，关节顶替，倩枪联号，行弊作伪，尤丧廉耻；苟利一身，凡剿窃诡随之事无所不为，遑恤民生国计？故今日科举之事，其害不止于锢智慧，坏心术，其势自使国宪王章，渐同粪土”。严复比较中国与西方之差异，认为中国将文字一门专属于士，西方则士民工商及妇女走卒之伦，无不识字识书；西方农工商贾皆能开天地自然之利，自养之处，有以养人，独士枵然，开口待哺，故士为民蠹，惟其蠹民，故西方选士务精忌广；中国科举取士，则正恩累举，械朴丛生，中国犹一大豕，群虱总总。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害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志，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八股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全然无益。严复提出：只有“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才是惟一的救亡之道。康有为旧照久的伦理教育观念也遇到了严厉的挑战。

改良派与洋务派的教育观点的分歧

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派苦心经营了数十年旨在富国强兵的事业，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总结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的变革途径，已是当时人们普遍面临的严峻课题。改良主义者在教育领域内也面临着同样的课题。他们在反思历史经验、分析洋务教育利弊得失时，不可避免地与洋务派发生思想交锋。实际上，改良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洋务教育的实践，来验证和深化了自己在教育问题上的认识的。

1896年，一向热心扶持康梁变法的维新派官员李端，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批评洋务教育有五个方面的未尽之处：其一，洋务学堂“诸馆皆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其二，格致制造诸学，非终生执业，聚众讲求，不能致精；而诸馆除湖北自强学堂外，皆为“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其三，格致制造诸学，非试验测绘不能精，或非游历察勘不能确，而诸馆未备图器，未遣游历，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无自致用。其四，科举利禄之途尚通，率以帖括引士子谋取富贵，诸馆所教既非科举帖括之学，无以谋取功名富贵，故虽欲向学，也无出路。其五，巨厦非一木能支，横流非独柱能砥，今天下之大，事变之亟，必求多士，而十八行省只有数馆，每馆生徒只有数十，且功课不精，成就无几，于治天下之才万不足一。

据罗悖《京师大学堂成立论》及金桂荪《李端传略》称，李氏署名的《请推广学校折》出自梁启超的手笔。因此，李端所列洋务教育的五点不足，实际反映了维新派人士与洋务派办学思想的主要分歧。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提出的另外两个主张，最能体现维新派与洋务派教育观点的本质性不同，这就是：普及教育和如何处理中西学关系的建议。

洋务教育旨在造就少数的专用人材，而无意建立普及教育的近代化国民教育体制。李端已在上述奏本中指出了洋务教育的这一未尽之处，并提出：“育才之法，匪限于一途；作人之法，当遍于率士”。他进而主张：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增广功课，变通章程，远得三代庠序之意，近采西人厂院之长。作为辅助手段而可“与学相须而成者”，他又列出：设藏书楼，以广读书之便益；设仪器院，以籍格致实学之试验；开译书局，以广集西书；广立报馆，以知古通今，遍知时务；选派游历，以期大成。李氏的上述系统建议，已远远超出了洋务教育的范围。

梁启超在为李端起草上述奏本的当年，他在《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再次阐述这类观点，指责洋务教育是“离乎中国，而未合于夷狄”，并分析洋务教育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二日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他主张“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建立一个充分借鉴西洋教育长处的中国式的近代教育体制。为此，他建议认真研究西洋学校之等差、名号、章程、功课，并推荐德国传教士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七国新学备要》、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文学兴国策》，认为这是了解西方学校教育制度的必读书。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海外，周游日、美诸国，进一步接触了先进的资产阶级人文思想，并深入考察了日本、美国等国的教育制度，他的上述思想又有发展。1899年，他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谈到洋务教育失败的原因，将其归咎于偏重兵学、艺学，完全忽视了西方的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即使学成，于国民之全部也无甚大益。他认为：日本维新变法的成功，就在于广泛地学习了西方的政治学、资生学（经济学）、智学（哲学）、群学（社会学）等，这些学问“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此后，梁启超从广开学校的一般观点发展成为建立国民教育体制、普及义务教育的系统主张。他在1902年的《新民说》中，倡言“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新民”之涵义在于提高民德、民智、民力，使中国人民首先取得“一国国民之资格”，然后方可以进而谋求国家之富强。同年，他在游历美国后撰写的《新大陆游记》中，再次强调中国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当务之急是发展和普及国民教育。

显然，究竟以培养专门人材为急务，还是以广开学校、普及国民义务教育为急务，反映了洋务教育与改良主义教育的根本分歧。在这一点上，康有为1898年的《请开学校折》、梁启超1902年的《教育政策私议》以及严复早在1895年就已发表的《原强》，可视为维新派人士阐述国民教育思想的典型性文献。

如何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也是洋务教育与改良主义教育区分的要点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洋务派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甲午战争之前，洋务派虽然积极创办各类洋务学堂，但他们深信；西方学术的长处主要在天文、算学、格致及军事技术、制械技术方面，而中国传统的社会伦理、哲学、经史诸学则是最为完美的。因此，经几乎所有的洋务学堂都将中国传统的伦理学说及经史学问置于课程的首位，而西学的课程则基本限于外语及自然科技的范围，虽然一部分学堂开设了“万国公法”的课程，也并非根据外国法律比中国法律更为完善的理由，而是因为了解国际惯例，知彼知己，“不难以矛攻盾，或可稍免俯张”同治九年三月初三日，总办机器制造局冯、郑上督抚宪禀）。惟湖北自强学堂尚称“商务关富强之大计”，于方言、格致、算学之外，另设商务一门。此后学堂又称“通殊方之学，察邻国之政”，其西学所涵的内容已不限于西艺一节。1898年，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主张会通中西学术、广译西书，并称：“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他所列的西政内容包括：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他提倡新旧兼学、政艺兼学；提出广立学堂、设立学制、变革科举等主张，已将洋务派数十年办学的思想加以发展，与前述康、梁等人的主张也已十分接近。

但是，张之洞反对维新派更为激进的改良主义教育主张，他十分反感维新派人士对于封建纲常礼教的批评，认为“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教，礼政之本原，人禽之大防”。他强调：“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具备，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他既指责守旧者因噎废食而不知通，又指责维新者歧多亡羊而不知本，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又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张之洞所称的“中学”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学问，而其核心则是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制度和等级制度，抵制维新派所倡导的民权主义和男女平等的主张。在《劝学篇·明纲》之中，张之洞明确表示：“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由此不难看出：张之洞所倡导的“中学”，与康梁旨在济世匡物的经学有着本质的区别。

对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维新派人士给予了坚决的反驳。1902年，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谈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时，认为这种观点言之未必成理。若“循而用之，其害于吾国长进之机少者十年，多者数纪”。他指出：体用系即一物而言的，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对于洋务派的政本艺末之说，严复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那完全是颠倒错乱的言论，他认为：所谓的西艺，如名、数、质、量，完全是一种科学，西政之善正是因为建立在这种科学的原理之上。“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西政西艺皆富强之实资。严复认为：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公例通理相违背的原因。因此，他强调：“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对于张之洞的教育中西主辅之说，严复认为：假若所取以辅者与所主者绝不同物，则无异取骥之蹄以附牛之项领，责之千里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从而废之。严复倡言科学的精神，批驳了洋务派的“中体两用”说和“政本艺末”说，说明维新派倡导的改良主义教育，不仅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而且贯穿了科学的精神。因此，改良主义教育无疑是清末教育近代化进程中最富于活力和进取意识的力量。

改良主义教育的实施及其后果

早在1879年，康有为就开始接触西方学术和酝酿改良主义思想，并发愿拯救民生之艰难，以经营天下为志；此后又游历香港、上海，广泛收集阅读西学之书，“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1888年，康有为首次上书清廷，上书遭阻之后，决意深入研究变法理论，并意欲通过讲学活动培养变法骨干，宣传变法思想、扩大影响。1890年，康有为移居广州云衢书屋，次年应弟子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设讲席，揭开了改良主义教育实践的序幕。

据梁启超《万木草堂回忆》记载：康有为讲学的内容，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西学、史学为用。康氏讲经主今文经学、斥古文为刘歆伪造，他的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1891年初刊）、《孔子改制考》（1891年始纂），就是在这一时期着手编纂并刊印的。这些著作借孔子之名为维新变法主张正名，并用改良主义思想重新解释儒家学说，将今文经学与改良主义结合起来，以倡行托古改制的主张。康氏讲学虽有所主，而又不拘于一域，他博论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两宋政治，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证明。尤令学生感兴趣的是康有为的“学术源流”一课，其内容是将儒、墨、法、道等所谓九流，以及汉宋学术之源流派别，列举纲要、溯其衍变分脉，内容广博，涉及语言、文学、艺术、宗学、哲学等诸多领域。万木草堂还提倡以读书自学及做笔记为主要学习方法，学生除读《公羊传》、《春秋繁露》等中国古书之外，还广泛阅读西洋诸书，如江南制造局有关声、光、化、电等科学译著，容闳、严复等人的译著及外国传教士傅兰雅、李提摩太等人的译本。除此之外，学生每人还备有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于功课簿上，每半月呈缴一次。康有为治学严谨，热心教诲，每见学生一条简短疑问，必报以长篇批答。学生读书问学之余，还仿书院良法，参预编书，群策群力，相与论习，像《孔子改制考》这样的名著，便是在一二十个同学的协助下完稿的。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为万木草堂制定了“勉强为学，务在逆于常纬”的宗旨，他倡言破积习、通变化，“浩然而博，矫然而异，务逆于常”，将维新变法的精神灿然著于章程，感召和影响了一批后起的志士仁人，不仅为维新变法造就了有用的人材，而且做了重要的舆论准备。在康有为的感召下，万木草堂变成了新学的重镇，一大批士子慕名投奔其门，至1893年冬草堂迁至府学堂仰高祠时，学生已达100多人。

1894年春，康梁赴京会试。草堂于八月被禁，《新学伪经考》也被毁版，康有为遂应门人龙泽厚的邀请到广西桂林风洞山景风阁讲学，并著《桂学答问》，诋击古文经学，倡言孔子改制，主张博通圣道王制及古今中外学术，并列西学书目，供弟子肄习，维新变法思想较万木草堂讲学时期更为恢张。

康有为在粤、桂两地的讲学活动，为其后改良主义教育的进一步实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开创了良好的先例，并加强了改良主义教育的实践基础；康氏所倡导的博通中外古今、维新求变的思想，也无疑向腐朽闭塞的旧教育世界吹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不仅使康门弟子受其教而懔然怵惕，也引起了朝廷中一批较开明的官员的注意，这为改良主义教育的进一步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康有为的激进言论，也引起了朝野守旧势力的强烈不满，他的学说被斥为异端邪说，“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以致康有为著作被毁，学会遭禁，这也意味着改良主义教育的实施过程，将是十分艰难的。

1895年之后，改良主义教育实施以全国各地学会、报刊的创办及湖南新政中的教育改革为主要内容。1895年5月，康有为联合十八省应试举人一千三百余人请愿上书。此后，康有为在殿试策及朝考卷中又备述变法图强之道，并多次上书清廷，要求实行自上而下的变法，他的主张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响，并得到光绪皇帝及帝党首领翁同和的赏识。

1895年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除了刊登介绍有关世界各国的兵制、商业、矿务、邮政、铁路、农业、报馆等情况的文章外，还刊登了《各国学校考》、《学校说》等教育文章，宣传学校之盛为“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等观点。同年十月北京强学会也正式成立，并设址于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此后，上海强学会也于同年十一月创办。在维新变法思潮的鼓动下，风气渐开，学会林立，已有不可抑制之势。其中影响较大的除北京、上海的强学会之外，尚有北京的知耻学会（1897年，寿富等发起）、关西学会（1898年1月，阎乃竹等发起）、粤学会（1898年1月，康有为等发起）、闽学会、蜀学会、保国会、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以及张元济等人于1897年创建的北京通艺学堂；江苏省则有上海农学会、新学会、算学会、不缠足会、蒙学公会、译书公会、中国女学会、苏学会等等；此外如湖北的中国公会、质学会，广东的农学会、群学会、时敏学堂，广西的圣学会、福建的不缠足会，浙江的兴儒会、兴浙会，陕西的励学斋，贵州的仁学会，四川的蜀学会等等。这些学会虽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其思想宗旨也不尽相同，但大多具有文化教育团体的性质，往往通过翻译新书、演讲、讨论和近似书院讲会的形式，鼓吹变法、倡导实学，正是维新派人士所热衷的一种新的社会教育形式，在传播新思想方面成为补充新式学堂及书院教育不足的重要手段。对此，康有为在谈到组织学会的动机时，曾明确指出：学会的组织在于“开知识”、“开风气”、“大合群”。梁启超也称：“先生又以为凡讲学莫要于合群，盖以得知识交换之功，而养国体亲爱之习”。显然，学会的创办旨在合群力以促进讲学风气，是兴学立国的根本措施之一。像北京知耻学会疾呼的知耻“莫如为学”；关西学会《学规》标榜的治经术以言变法，治国闻以学西学；通艺学堂《章程》规定本学堂专讲泰西诸种实学；中国女学会声称“专教中华女子学一切有用之学问”，“采仿泰西东瀛师范，以开风气之先”等等。均是力图促进中国的教育事业，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但是，在维新变法思潮推动下出现的这些学会，并非都能真正贯彻维新派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和教育主张。例如：北京强学会的人员构成就很复杂，既有维新派人士，又有帝党人物，还有张之洞、李鸿藻等清廷重臣的亲信，以及像袁世凯、徐世昌这样善于钻营投机的人物和英美传教士，见解难以一致，内部矛盾重重，以后又被李鸿藻改为官书局，实权被李鸿章和张之洞系的人物把持，连梁启超也排斥在报务之外。学会存在的时间也不过三个月而已。再如上海强学会，存世也不过三月有余便遭查禁。在这三个月间，学会也主要由张之洞系统的人物所把持，改良派能够发挥作用的也只是编发了三期《强学报》而已。在学会宗旨方面，双方相差也甚远。由康有为主持拟定的《上海强学会章程》，强调“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专为联人心，讲学术，以保卫中国”；而实际主持学会业务的汪康年却主张以“讲求实用为主”，为有用之学，出有用之才。康有为等人强调学会以译书、刊行报纸、开大书藏、开博物院四事为最要，意求广泛学习西方文化；汪康年则主张将学会办成一个讲求学术、探讨中国贫弱原因的纯学术团体。康有为等人主张“以孔子经学为本”，旨在“托古改制”；汪康年也主张“讲明孔圣之教”，却旨在“以端心术，守圣教为主”。由于维新派人土既不能控制学会，学会内部又政见不同，且屡遭朝廷守旧势力的弹劾和诋毁，维新派意图通过创办学会、报刊讲求学术，合群力以求治国之道的主张，实施不久便遭挫折。连一向由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也逐步落人汪康年等人手中，既不允许报上文章称引“康学”，又“日日以排挤侮弄、谣诼挖酷南海先生为事”，梁启超也终被推挤辞职，失去最后一块有影响的阵地。

维新派在全国范围内创会办报的努力失败之后，湖南方兴未艾的省政改革，却为维新派提供了省级范围内实施改良主义教育的难得机会。湖南本来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闭塞而封建保守势力强大的内地省份，但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却聚集了一批具有政治改良思想倾向的官员主持了省政，如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1898年徐仁铸继任），均在不同程度上对省政改革持有热情。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也对省政范围内有限度的改革给予支持。加以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志士的积极提倡，湖南省的维新改良活动得以迅速开展，且声势夺人，就连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这类守旧士绅的核心人物，也参预创办火柴厂、募资修建连接两湖的轮航路线，并得到政府贷款开设宝善成公司、计划修建连接汉口、广州的铁路。

在湖南新政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教育领域的变化。早在1895年，谭嗣同在代江苏学政龙湛霖的上书中，就指出：“讲明今日之时势与救败之道”，当以教育为急务，以“作育人才”为根本；他建议朝廷从1896年起，“凡遇岁、科、优、拔等试，除考制艺外，均兼考西学一门”。为此，他列出广泛涉及西方自然科学、历史地理、法律、税制、军事、化学、电学、船学、农学、工商学、医学等方面内容的14门课程，主张：应试者“必须果真精通一门，始得考取，不兼西学，虽制艺极工，概置不录”。他认为：变法必先从士始，从士始则必先变科举，变科举则必促动教育变革，“使人人各占一门，争自奋于实学”。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谭嗣同在学政江标的支持下，克服了顽固士绅的重重阻挠，于1897年将浏阳南台书院改建为浏阳算学馆。浏阳算学馆的建成，对于开通湖南教育风气、设立新式学会和学堂，确实起到了创为先河的作用。

时务学堂和南学会的创办，标志着湖南省政的教育改良运动进入了高潮。1897年9月发布的《湖南时务学堂缘起》声称：“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并倡导“广立学校，培植人材为自强本计”。其目的是要通过湖南一省的教育改革，开民智，育人材，进而带动全国范围内的改良运动；其雄心可嘉，显然是受到了日本江户末期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率先变法进而推及全国的启发。

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对湖南省政革新尤寄以厚望。他要求青年学生“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己任”，并亲自为学堂拟定《学约》十章：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在《经世》一章中，梁启超制定了学堂课程设置的指导思想：“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在《传教》一章中，梁启超则进一步发挥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及大同思想，强调：“今设学之意，以宗法孔子为主义”。并主张“取六经义理制度、微言大义，一一证以近事新理以发明之”，“当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他在时务学堂讲学，还重印了康有为的《长兴学记》，并在序中提出“推孔教以仁万田”的主张。在《读西学书法》中，又要求学生“当知六经皆孔子改定制度以制百世之书”，“当知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

在时务学堂学生的课卷中，经常可以看到梁启超等中文教习的批语，这些批语指摘君主极权专制，鼓吹民权，见识敏锐，一针见血，大有发聋振聩之气势。例如：课卷中谈到民权，梁启超便批以：“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盍取、六经中所言民权者编集成书，亦大观也”。课卷中提到议院，梁启超便加批语：“议院虽创于泰西，实吾五经诸子传记随举一义多有其意者，惜君统太长，无人敢言耳”。再如课卷提到废拜跪之礼，批语便说：“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废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

在时务学堂蜚声湘省内外之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又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组织成立了著名的南学会（1898年2月21日）。南学会虽然是一个志在“振国匡时、济世安人”，以“联群通力，发愤自强”的救亡团体，但却取鉴了中国书院讲会的形式，以“讲论会友”，以定期的演讲和答问为主要活动形式，因而还是一种社会教育的组织形式。

南学会的讲学宗旨，是“欲将一切规制及兴利除弊诸事讲求”，以“通民隐，兴民业，卫民生”。著名的今文经学家皮锡瑞被推举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巡抚陈宝箴也曾两次亲临讲席。南学会的演讲共举办过13期，其内容涉猎颇广，而其宗旨却无过于讲求救国救亡之道。诚如皮锡瑞在南学会的首次讲演中所说：“今中国微弱，四夷交侵，时事岌岌可危，迥非乾嘉以前之比，皇上政府群众，深知变通以开民智，求人材为急务。”“今开立南学会，愿与诸公讲明大义，共求切磋之益。”皮锡瑞还再三强调“读书穷理”，讲明切究有体有用之学，通过学习，将圣贤义蕴，古今事变，中外形势，了然于胸中，方为救国救民之正学。谭嗣同在《论全体学》的讲演中，则称“今日救亡保命至急不可缓之上策，无过于学会”，并主张将各府州县的书院，一概改为学堂学会，“一面造就人材，一面联合众力，官民上下，通为一气，相维系协力会谋，则内患可以泯矣，人人之全体以安矣”。由此可以体现：南学会的创办，反映了维新派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之际的强烈忧患意识及其主张教育救国的历史选择。

在时务学堂及南学会的影响下，湖南教育领域风气大变，不到半年间，讲堂林立，学会纷设，可谓“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对此，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附录，《湖南广东情形》及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十一日《国闻报》所载《湖南学会林立》诸文，均做了生动的描述。尤值一提的是：在新风气的影响之下，湖南地方各级的科试、岁试及其府州县学考试，也被注入新的内容。

改良教育除旧布新措施列表类别除旧方面布新方面时间

（一八九八年）文教方面命总署议奏南北洋设立矿学学堂。六、二十诏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音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六、二十三将上海译书局改为官督商办。六、二十八创设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及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七、三命名省学堂广译外洋农务书籍七、四奖堂士民著作及创作新法，有能创建学堂者予以七、五命嗣后一切考试，均著毋庸用五言八韵诗。七、六谕必将各地书院为兼学中学、西学之学校；民间祠庙之不在祠典者，由地方官晓谕，必将为学堂。七、十诏举经济特科，命各省长官名举所知，保荐人才，于三个月内送京，然后定期举行。七、十公布科举章程，命此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借法取士。[3]七、十九谕变通科举，嗣后一经殿试，即可量为授职，并停止朝考一场。七、二十一颁发张之洞所撰《劝学篇》七、二十五改《时务报》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七、二十六命名省兴办中、小学堂。七、二十九谕开经济特科，严禁滥保，不得瞻徇情面。

七、三十命京城劝办小学堂，俾京外举、

贡生、监等一体入学，以备升入大学堂。八、四京师大学堂成立。八、九命筹议铁路矿务等专门学堂。八、十命南北洋大臣及沿海督抚妥议海军学堂事宜。译书局成立命名省选学生赴日本留学。废朝考之制，一切考试诗赋概行停罢亦不凭楷法取士。八、十九例如：1898年浏阳县特科试题，县令示牌：“值此风云更新之会，何敢拘守常格，使多士怀才莫展。”正场考后，另场考试中的经学考试，出题有《素王改制论》、《六经皆正书论》，史学出题有《古机器考》，掌故之学出题有《伸民权所以尊君权说》、《罢谏官设议院议》、《浏阳兴利策》等等。学政徐仁铸按试宝庆府属，试题中有《通经致用论》、《拟设游历公会论》、《问德国占据胶州青岛其蓄意在于何时》、《立学会开民智以卫国保教说》等等。这些考试内容的主题显然反映了维新派改良主义教育的宗旨，与以往的科举制艺大相迥异。湖南省士学风气的转变，由此也可以见其一斑，这说明改良主义教育在湖南的实施是颇有建树的。

但是，维新派人士倡导的民权学说和其他激进的变法思想，引起了守旧势力的不满与骇恨。梁启超为时务学堂学生课卷所做的批语被劣绅叶德辉持至王先谦处，王先谦指斥这些批语“悖逆连篇累牍，乃知其志在谋逆”。岳麓书院斋长宾凤阳也上书王先谦，指斥康、梁以民权、平等惑世，“是率天下而乱也”。1898年六月，王先谦纠集湖南守旧士绅上书陈宝箴，指责梁启超等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诋诬谭嗣同、康常才等人“胸无主宰”，“语言悖乱”，要求陈宝箴严加整顿。此后，叶德辉又著《今语评》、《长兴学记驳议》、《读西学书法书后》等文章，攻击维新派的民权学说，称“中国自古为君主之国，其权不可下移”，并诬诋康有为为“乱民”、梁启超为“谊士”。在守旧势力的激烈攻击下，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被迫辞掉中文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用等康门弟子，梁启超也离湘赴京。南学会也同样遭到王先谦等人的围攻，被诬为“逞其邪说，放厥淫词”，就连学政徐仁铸颁示学宫的《轩今语》，也遭到叶德辉等人的驳斥。在此恶势力压迫之下，南学会的骨干人物皮锡瑞被迫离湘赴赣，邵阳分会的会长樊锥则被扣上“乱民”的帽子驱逐出故乡。至此，维新派在湖南发起的改良主义教育运动宣告失败。

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的戊戌变法，为改良主义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提供了机会。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等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良主张，均通过上谕的形式，得到朝廷的推广和实施。教育改革是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光绪皇帝《诏定国是》的上谕中，便着重提到“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上谕并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上见《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18）。在此后一段时间中，康有为等人频繁上奏，而其中有关改革科举和教育的奏本就达13部之多，其内容包括：废除八股，试士改用策论，鼓励士人专研有用之学；专设经济特科，选拔通才，请饬各督抚设立专科学堂；废止武试弓、刀、石艺，广设武备学校，仿照德日学制；劝励工艺，开工厂兴实业，广开专门学校培养工艺人材；广译日本书，派人留学日本；在各省府州县乡广立大中小学校，普及教育；改造旧式书院、社学、学塾，废淫祠为学堂，公产充为学堂经费等等。

康有为的这些建议，几乎全部被光绪皇帝采取，并诏谕实施。

（一八九八年）文教方面[3]命各省迅办学堂。八、十九奖进绅富之有田业者，在少府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工学、商学事宜，亦著一体认真督办。八、二十一命各驻外使节劝导华侨创办学堂，兼译中西文章。八、二十一命荣禄在直录赶办中小学堂。八、二十二准设立编译学堂于上海。八、二十六命孙家鼐详拟设立医学堂办法进呈。九、九命各通商口岸及出产丝、茶各省，筹译茶务学堂、蚕桑公院。九、十一将江阴南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九、十二准在京师筹设报馆。九、十二在京师设立首善中学堂。九、十九但是，这些改良教育的措施，虽获得“上谕”的合法形式，仍然遭到守旧势力的顽强抵抑，并未得到认真的贯彻。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除京师大学堂幸存之外，其他均被一笔勾销。维新派人士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改良主义教育实验，从此宣告彻底失败。改良主义教育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条是维新派既无力量也无勇气取消封建专制制度本身，却又必须进行有损于这个制度本身利益及其宗旨的改良活动，因而在新旧势力较量中始终处于劣势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