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这个地方用“辩证法”三个字，好像很滑稽。其实，古今的道理是一致的。所谓辩证法，无非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事物彼此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至于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矛盾的方面组成，我们姑且放下不谈。如果仅就前两个方面而言，我们的古人的确懂得了治国为政“辩证法”的精义。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些事例和论述，就会知道古人在这方面无可企及的造诣了。
【事典】
孔子在汉代就成为圣人，在当时的影响已经很大，因此有很多人假托孔子来说明问题。据说，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溺水的人，那人为了答谢他就送他一头牛。子路事后向孔子讲述这件事。孔子说：“您这样做很好，以后鲁国的人就都愿意救人于危难之中了。”子贡的家奴想要赎身，子贡放了他但并未收取赎金。根据鲁国的法律，家奴赎身是要交纳赎金的。孔子批评子贡的做法，他说：“以后鲁国人再不敢赎人了。”孔子之所以称赞子路，批评子贡，就在于子路做了好事而收了人家的谢金，这是鼓励大家都与人为善，这样可以帮助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子贡不收别人赎金虽表现得慷慨谦让，但别人做不到，因此就堵住了行善的道路，使得有家奴的主人不敢释放奴隶了。所以，这样做对于社会来讲没有任何好处。由此可见，自己的清廉高洁应在该表现的地方表现，不要在公众面前故意炫耀卖弄。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
韩非子不仅是法家的代表，也懂得治国为政的辩证法。他说：“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这是文化知识及武力的负面影响。曹操也曾说：“恃武者灭，恃文者亡。一个国家如果单纯依赖武力立国，或者单独依赖文臣立国，都会导致灭亡。”吴国夫差、鲁国偃王就是很好的例子。吴起也曾说过：“上古时候承桑氏的国君崇尚以德治国，废除军队建设，结果导致亡国之灾；夏朝的有扈民，依仗人多势强，军事力量强大，穷兵黩武，忽略德治，结果也是国破家亡。贤明的君主以此为教训，将‘内修文德，外治武训’作为立国之本，对内加强文明道德建设，对外则加强军事力量建设。这样则强敌不敢犯，百姓文明尚德，君主从容谦恭，哀伤怀念为国捐躯的烈士。虽鼓励人民向英雄学习这种勇敢无畏的精神，但绝不损害到仁爱精神。”《玉钤经》这本书中说：“文中多武，可以辅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备，可住军事；文武兼阙，不可征伐。”
姜太公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了，其实他的话今天听来也是很有道理的。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刑罚太严，民则畏惧，长久下去必生变故。这是刑罚严厉所产生的流弊。如果把任何事都弄得非常清楚，就会扰乱百姓，他们就要迁移。如果大家都想迁移就不能安心居住，这样就容易出现变乱。这是明察的流弊。”姜太公还说：“奖赏过勤容易诱发人们不满足的心理，心里不满足就滋生怨恨。贤明的君王治国理民，不管臣的喜好，而更在乎他们憎恶什么；他不关心民众为何来归顺，而更关注民众为何要离他而去。如果让百姓都安居乐业，这样天下就真正太平了。”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那些被称为圣人的人，也是在为大盗积蓄和看管财宝。从前，齐国在姜太公的治理下很强盛，城邑一座接一座，人丁兴旺，到处都显出一派繁荣富强的景象。方圆两千多里都是齐国的天下，而国内的种种典章制度，城乡规划，无不是按照太公当年的做法。但后来田成子当道，杀了齐简公，窃取了齐国的政权。他所窃取的，哪里只是一个齐国呢？他把齐国先贤所制订的好的政治制度一同窃取了。因而历史上田成子虽背上了窃国大盗的骂名，但是他像尧、舜那样，安安稳稳地统治着齐国，而且周围的小国不敢对他有所微词，大国也不敢来讨伐他。他的政权竟然还传了十二代。由此可见，田成子不但窃取了齐国的政权，而且还窃取了姜太公所制订的圣明政治制度。难道不是这些圣明的制度保护了他这个大盗贼吗？这说明，圣明的政治制度也有其不好的一面。
然而，田氏（陈氏）是怎样得到齐国的呢？从前，晋大夫叔向曾问齐相晏婴说：“齐国将来会怎样呢？”晏婴答说：“现在齐国已经处在末世了，将来怎样我也不清楚。但齐国终将属于陈氏家族。”齐国遗弃了百姓，百姓都投归陈氏了。齐国原来有四种计量单位说：豆、区、釜、钟。四升为一豆，依次按四进制递升直到釜，十釜为一钟。陈家则自设三种计量单位，每级只加一倍，进到钟时，量就比齐国的钟大得多了。陈家用自制的计量标准大斗向外借贷粮食，而收回的时候则用公家标准小斗收，这样百姓都乐于向他那里借贷。齐国的山货木材堆积如山，海盐鱼虾，堪与海比。百姓的劳动收入两成归公家，仅有一成拿来养家糊口，于是大家都拿伪劣残次的东西交公，这样负责公务的人，不得饱暖。贫富分划极为严重，百姓穷得连鞋子都买不起，于是市场上鞋子越来越便宜；而那些富人则争相购买绫罗绸缎，使得其价格飞涨。穷苦人大都贫病交加。陈家派人到处去慰问百姓疾苦。这样百姓人心都归于陈家，大家爱陈氏像爱戴自己的父母一样，归附陈氏亦如百川归大海一样。这样陈家想不笼络人心，也不可能了。
汉朝的匡衡很爱进谏，他曾经说：“孔子曾感叹道，礼让可以用来治国吗？天下有这样的例子吗？孔子之所以这样感叹，是因为，若将国家比喻成一棵大树，那么朝廷就是其主干之躯，其举动将直接影响天下百姓。朝内的公卿大臣相互间如果都很礼让谦恭、上行下效，百姓也不会彼此争斗不止；朝廷上的人好善乐施，下面的民众就不会粗暴犯上；朝廷上的人品德高尚、仁义守节，社会上也会出现这样的良好风气；朝廷对民宽厚温和，于民有惠，那么百姓之间也会很友爱。上面所提到的四种好风气，并不是靠圣明君主严厉的命令而形成的，而是靠其自身的实际行动感化教育万民而形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朝臣相互争吵不休，影响到百姓就有可能产生殴斗的祸患；朝臣若独断专行，民众中就会出现彼此争恶，互不相让的局面；朝臣若趋于争名夺利，下面的百姓可能为了私利而伤害别人；朝臣若唯利是图，下面的百姓就会偷盗成风。朝廷是影响社会风气好坏的根源。所以说，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人。”
战国时法家的慎子说：“忠诚虽好，但若是在政治混乱的时候，却未必能救治这种混乱，相反还正是这种混乱的一种表现。”怎么理解这种道理呢？舜的父亲瞽对舜很坏，曾多次想置他于死地。但他却生了舜这样一个孝顺的儿子，每次大难不死后都原谅了父亲。夏桀暴虐无道，他有很多忠臣进谏都被残杀了，这更显示出他罪恶滔天。因此，孝子不会生在慈父之家。
汉朝的京房与石显同在朝廷为官，他们因政见不同而产生矛盾。后来京房被贬到魏郡做太守，而石显仍在中央为官。京房害怕遭石显陷害，就上书给皇帝说：“我的学生姚平曾对我说，我对您只是小忠而算不得大忠。因为从前秦始皇在位时，赵高掌权，他的狼子野心被正先觉察到。正先就对他进行非难、讥讽，结果被赵高假以罪名杀害了。从此赵高在朝中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一手遮天，飞扬跋扈。后来秦朝出现混乱，可以说正先负有一定的责任。现在我奉命出京为官，希望陛下您不要让我落得忠臣正先那样的下场。如果这样，我的学生姚平就要嘲笑我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正先的这种所谓的忠诚，才最终导致了秦朝后来奸臣当道乃至亡国的祸乱。正先的这种忠诚有什么可好的呢？
晋朝的名臣刘颂曾说：“负责监督稽查的官吏往往只注意大案要案，而对那些细小的违纪违规现象不予过问，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些小过失、小缺点，产生于人偶尔的疏忽，这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如果把这类微不足道的瑕疵也都归于违法乱纪，依法严加制裁，那么朝野上下就没有一人能免罪。这样做，目的虽为社会安定，实则造成社会的混乱。”
春秋时齐国的名相晏婴曾说：“大臣对国君过于忠心，就会变成专权，反倒不忠；儿女孝顺太过头，只显出自己的孝心，反倒显示不出其他兄弟姐妹的孝心，这就成了不孝；作妻子的如果太爱恋自己的丈夫而独专其房，容不得其他妻妾，这就成了嫉妒。”因此，“臣专其君，谓之不忠，子专其父，谓之不孝，妻专其夫，谓之嫉妒”这是忠孝走上了其反面。《吕氏春秋》中说：“阴阳和合，化育万物，不遗一草一木。甘露雨水，普泽天下，不弃一沟一隅。一国之君，恩被万民，对男女老幼，同等对待。”申不害曾说过说：“一妇擅夫，众妇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因此，嫉妒心太重的妻子很容易导致家破人亡，权力欲太强的臣子很容易使国家灭亡。因而，贤明的君主，对待臣下，就像车轮上的辐条一样，平等对待，从不让其中的某一根单独起作用，这样专权的事就可以杜绝了。”
【评议】
实际上，无论是治国为政，还是齐家做人，都要懂得这个辩证法。老子言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就是说只有在家庭出现变故时，孝行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忠臣不会出现在明君时代。只有在国家出现昏乱时，忠臣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因而圣明的君王对其臣下，既要求他尽忠，但这种忠心只能限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而不能超越其职权去管理别的事务，来显示其忠诚，而他的职权范围又不能超过其官位。如果超越了这一限度，就走向了忠的反面。这恐怕是十分符合所谓的现代辩证法精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