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知道刘以鬯，你就可以多认识一个字了：“鬯”。
鬯字怎么读？畅。什么意思？一是古时的香酒，二是古时的祭器，三是古时的供酒官，四是郁金香草，五是和“畅”字通，鬯茂，鬯遂就是畅茂，畅遂。
不过，虽然知道刘以鬯许多年，认识他又许多年，我还是在此刻动笔之前，才从《辞源》中翻查出这许多来的，这以前我只是知道“鬯”读畅，是酒器而已（这并不对）。
不过，不认识这个“鬯”字没有多大关系，重要的是认识刘以鬯这个人，如果你对香港文学有兴趣的话。
刘以鬯，原名刘同绎，宇昌年，是香港真正的作家，真正的著名作家，不仅有名，而且有作品。这样说，是因为香港颇有一些虽有名气却没有什么算得上文艺作品的作家。
和叶灵凤、曹聚仁、徐一样，刘以鬯也是属于上海—香港作家之列。他们都是江浙人（在香港就是广义的“上海人”），都在香港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尽管刘以鬯比他们出生得晚些，登上文坛也晚些。但他今年也已有七十，可以称得上老作家了，虽然他看起来要年轻十岁或不止。多少年操纵着香港金融命脉的汇丰银行，它的中文全名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它的英文名字却是香港上海银行。香港—上海，上海—香港，我有时想，像叶灵凤、曹聚仁、徐、刘以鬯……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叫做“汇丰作家”呢？他们的作品都是丰可等身的。
以刘以鬯来说，他已经写作而且发表了六七千万字了。用七十之年来平均，连娃娃时节也算进去，平均每年要写一百万字，每月要写九万字，每天要写二三千字。一天二三千字不算多，七十年七千万字就不能算少了。
他说过，每天经常要写六七千字，多的时候要写一万二三千字。在香港作家中，这已是多产的。
作品虽多，出书却不多，只有十本左右，两个长篇：《酒徒》和《陶瓷》；四个中短篇集：《天堂与地狱》、《寺内》、《一九九七》和《春雨》；三个文学评论集：《端木蕻良论》、《看树看林》和《短绠集》；以及一本《刘以鬯选集》。此外，还有几本翻译小说。
大量作品到哪里去了呢？作者自我淘汰了。
刘以鬯自称是个“写稿匠”，又自称是个“流行小说作家”。为了取得稿酬，维持生活，他写了大量流行小说给报纸副刊连载，只有极少数后来才出版成书。连载小说一般都是长篇，刘以鬯在出书时不惜大刀阔斧，把它们改写为中篇甚至短篇，大量文字被精简掉，更多的是被他称为“垃圾”而整个地丢掉。不像另一些作者，写一部出一本，每写必书，从不割爱。刘以鬯真是舍得自我割弃的。如中篇小说《对倒》，短篇小说《珍品》，都是由长篇连载改成中、短篇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认真严肃。也可以看到，他自称的“流行小说”的“流行性”有一定的限度，不全是“行货”，删节改写以后，文艺性就突出了。
他认为写作是一种“娱乐”。这“娱乐”可以一分为二：一是“娱乐他人”，像那些“行货”；一是“娱乐自己”，就是那些可以成书的真正文艺作品。
虽然也写文学评论和研究文章，他主要写作的是小说。在小说的写作上，他主张“探求内在的真实”，也就是“捕捉物象的内心”，不要过时了的写实主义。他还主张创新，不断的创新，不要墨守传统的写法。这也是他的作品突出的特色。
他是最早采用意识流手法的中国作家之一，他的《酒徒》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大体写作于一九六二年）。内地多年来存在着文化上的关闭和禁制，近年才随着经济开放而开放，也有用意识流写小说的了，但比起《酒徒》来，迟了二十年！《酒徒》可以说是首开风气之作。香港有人说，《酒徒》另有值得注视的地方，意识流不过其次而已，这恐怕是没有从港、台以至内地，全面地观察文艺发展的形势。尽管作者借小说主角的口发表了对一般文艺问题和香港文学现状比较深刻的看法，也比较生动地揭露了香港社会某些角落的阴暗面，但正像有人指出，辐射面是不够广的，发掘度也是不够深的，不如意识流的运用那么显得突出。
小说是用第一人称来写的，主角的酒徒是一位作家。做过文艺副刊编辑，办过专业文艺书籍的出版社，到过南洋办报，回香港后为稻粱谋，写起流行小说，写起武侠小说，写起黄色小说来。这样的经历使人似乎看到了刘以鬯自己的影子。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在重庆编过《国民公报》和《扫荡报》的副刊；随了《扫荡报》的后身《和平日报》复员回上海，不久离开，自办怀正文化社，出版了姚雪垠、熊佛西、李健吾，戴望舒等人的作品。一九四八年到香港，进过《星岛日报》、《香港时报》。以后去过新加坡，编过《益世报》，去过吉隆坡，主编过《联邦日报》。一九五七年回香港，重新进国民党的《香港时报》。一九六三年《快报》创刊，他转到《快报》编副刊直到现在，已经二十五年了。
但生活中的刘以鬯并不是酒徒，他不喝酒。有人问过他《酒徒》是不是写他自己，他说他只是把自己“借”给了《酒徒》。一个作者把自己“借”给自己所写的人物是并不值得奇怪的事，作者自借，这是他的文艺观。他不仅不喝酒，也没有写过拳头上的动作，更没有写过枕头上的动作，尽管他写了大量的流行小说。“酒徒”既是刘以鬯，又不是刘以鬯。
刘以鬯说他把自己“借”给了《酒徒》，其实，他也是有所借于《酒徒》的，借那个酒徒之口，发挥了他的文学见解。
回顾过去，“五四”以来的过去，几十年中，他推崇曹禺、鲁迅、李劼人、沈从文、痖弦……（事实上，他还推崇端木蕻良、姚雪垠……）这里面戏剧、小说、诗歌都有了，但是散文呢？
展望未来，他认为，今后的文艺工作者应该：首先，要用新技巧来表现现代社会的错综复杂；其次，有系统地译介近代域外优秀作品；第三，探求内在真实，描绘“自我”与客观世界的斗争；第四，鼓励独创的、摒弃传统文体和规则的新锐作品；第五，吸收传统精髓，然后跳出传统；第六，取人之长，消化域外文学果实，建立合乎现代要求，保持民族气派的新文学。总的来说，“这样的‘转变’，旨在捕捉物象的内心。从某一种观点来看，探求内在真实不仅也是‘写实’的，而且是真正的‘写实”。但是，只重内而忽略外，所写的也就可能是不足够的真实。以《酒徒》而言，内心的意识流从头到尾都是，淋漓尽致，作为外在背景的香港社会，虽然呈现，却不深刻。
尽管如此，《酒徒》依然是十分有特色的香港文学作品，既是香港的，又是有特色的。香港一九六二年就有了《酒徒》和别的创作，二十年后还要说香港没有真正的文学，那就实在太可笑了。
意识流是《酒徒》主要的特色，诗化的语言是它的另一特色。小说也能用诗化的语言来写么？227《酒徒》证明：可以——
“金色的星星。蓝色的星星。紫色的星星。成千成万的星星。万花筒里的变化。希望给十指勒死。谁轻轻掩上记忆之门。HD的意象最难捉捕。抽象画家爱上了善舞的颜色。潘金莲最喜欢斜雨叩窗。一条线。十条线。一百条线。一千条线。一万条线。疯狂的汗珠正在怀念遥远的白雪。米罗将双重幻觉画在你的心上。岳飞背上的四个字。‘王洽能以醉笔作泼墨，遂为古今逸品之祖。’一切都是苍白的。香港一九六二年。福克纳在第一回合就击倒了辛克莱·刘易士。解剖刀下的自傲。蚝油牛肉与野兽主义。嫦娥在月中嘲笑原子弹。思想形态与意象活动。星星。金色的星星。蓝色的星星。紫色的星星。黄色的星星。思想再一次‘淡入’。魔鬼笑得十分歇斯底里。年轻人千万不要忘记过去的教训。苏武并未娶猩猩为妻。王昭君也没有吞药而死。想像在痉挛。有一盏昏黄不明的灯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这不是很像现代诗的句子么？它显得荒诞，不过，一个酒徒醉后的意识流动的就是荒诞。
还有大量的这样写景物的语言——“屋角空间，放着一瓶忧郁和一方块空气。”
“风拂过，海水作永久重逢的寒暄。”
“理想在酒杯里游泳。希望在酒杯里游泳。雄心在酒杯里游泳。悲哀在酒杯里游泳。警惕在酒杯里游泳。”
“烟囱里喷出死亡的语言。那是有毒的。风在窗外对白。月光给剑兰以慈善家的慷慨。”
“音符以步的姿态进入耳朵。固体的笑，在昨天的黄昏出现，以及现在。”
“雨仍未停。玻璃管劈刺士敏土，透过水晶帘，想着远方之酒涡。万马奔腾于椭圆形中脊对街的屋脊上，有北风频打呵欠。”
不抄了，反正都是现代诗的语言，不是旧体诗，也不是一般的新体，而是个现代。
刘以鬯还用他创新的，现代的手法，去写古代中国的故事。《寺内》是写莺莺、张君瑞，（《西厢记》），《蛇》是写白素贞、许仙（《白蛇传》），《蜘蛛精》是写蜘蛛精和唐僧（《西游记》）。这是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后“现代”的故事新编。从古老的传说中变化出来，“探求内在真实”。
当然，他写得多的还是变化中今天的香港。《一九九七》写今天香港一些人的“九七”心态，忧心于“九七”之来，神经紧张中死于车祸。《犹豫》写来自上海的少妇，寄居姐姐家中的种种感情波折折射出香港社会的形形色色。《不，不能再分开了！》写一对被海峡长期分隔了的夫妇，重逢，再分别，终于再相聚。这一切，都是香港人，还有大陆人，台湾人所关心的问题。刘以鬯显得比许多作者都更敏锐地抓住了它们。他虽然提倡“现代”，却并不回避现实。
在《不，不能再分开了！》中，他为自己的理论，“探求内在真实不仅也是‘写实’的，而且是真正的‘写实’，作了一个自我证明。重逢的唐隆和燕花，“尤其是唐隆，几乎每说一句话都要叫一次姑妈的名字：‘燕花，你听我讲’，或者，‘燕花，千万别担忧’，或者‘燕花，你知道吗’，或者‘燕花，事情不是这样的’……开口‘燕花’闭口‘燕花’，他都因为三十年没有唤叫燕花，有意趁此补偿过去的‘损失’”。这不是很深刻，深刻地写出了那种复杂的内心么？
在刘以鬯的短篇中，有些是根本没有人物的。《春雨》没有人物，只写雨势的变化，思绪的流动，让读者从而感到混乱世界的动荡。《吵架》没有人物，只写吵架过后的场景，让读者从而得知人物的个性和事件的始末。
没有人物，没有主角之外，更有以物为主角的。《动乱》甚至有着十四个这样的主角：吃角子老虎、石头、汽水瓶、垃圾箱、计程车、报纸、电车、邮筒、水喉铁、催泪弹、炸弹、街灯、刀、尸体（尸体已是物、不是人）。刘以鬯让它们一个个出来，从十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一九六七年香港“五月风暴”时的动乱。作者在最后一句话中说出了他用十四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做小说主角的用意：“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将来，会不会全部被没有生命的东西占领？”这样的《动乱》又一次证明，刘以鬯并不是回避现实的。
从已经提到的这些长篇、中篇、短篇来看，可以看到他在不断创新，几乎每一篇都有着不同的新手法。
还可以看看《链》和《对倒》。
和《动乱》的十四个物相反，《链》有着十个人，由第一个人带出第二个，第二个带出第三个，一直到最后带出的第十个，一个人一个故事。每个人之间，有如连环串着一般，就是这样的链！
《对倒》又是另一种情景。一男一女，一个是逐渐衰下去的老头，一个是青春骄人的少女，两人并不相识，只不过在故事发展的中间阶段，凑巧地坐在电影院中相邻的座位，彼此转过脸望望而已。散戏后各自东西，各自回家做好梦，老头在梦中和赤裸的少女在一起，当然，两人都是赤裸的。在两人到戏院以前和回家的路上，彼此交叉出现，各占一节，一节又一节地轮流出现，带出了好些香港的都市风暴：打劫金铺，车祸，二十年的变化……在两位主角之间、戏院的座位算得是一个链吧。没有这连环转折，只有不断交叉，但也还是联上了。
还可以从《打错了》看到刘以鬯的刻意求新。同一个故事，不同的结尾。前边大半的故事相同，文字也完全相同，到了后边，一个打错了的电话改变了故事的结尾。一个结尾是：没有听到那个电话，主角出了门，到了“巴士站”，被失事的车子撞死了；一个是听到了电话，延误了出门的时间，挽救了一条性命。如此而已，并没有什么稀奇。但刘以鬯把它写成一头两尾，在《打错了》的题目下，就显得有些新鲜了。尽管没有多大意思，却可以看出刘以鬯一意追求创新。
在不断创新上，在严肃对待自己的作品（表现在大量割弃），刘以鬯都和西西相似。不，应该说西西和刘以鬯相似。从年龄和交往上，应该是西西师法刘以鬯。西西在出书时大量删削的《我城》，就是在刘以鬯编的副刊上连载的。
刘以鬯不仅是一位勤恳的写作者，还是一位出色的编辑人。他在重庆时为《国民日报》编的副刊，就以版面美而著称。后来在香港编《香港时报》的文艺副刊《浅水湾》时，也以版面的形式变化引人注意。更加引起文艺爱好者的兴趣的，是他为现代主义所作的大量介绍，据说，这早于台湾，尽管台湾后来兴起的现代主义热潮高于香港。这是一九六〇年左右的事。
他虽然也干过报馆的电讯主任，主笔以至总编辑，但主要还是编副刊。他从事文艺工作四五十年，和副刊结不解之缘至少有四十年。很少有这样长时期坚持的报纸副刊编辑呢。
他现在是《快报》的副刊编辑，又兼了《星岛晚报》文艺周刊《大会堂》的编辑。
近几年，他又是《香港文学》月刊的主编。这份立足香港，面向台湾和海外的文艺刊物，在华人的文学世界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以往，他也和朋友合办过文学杂志《四季》好像只出了一期。而现在，《香港文学》已经出了四十几期，生命力显得极旺盛，是一棵长春树的风姿。
他年来又担任了香港作家联谊会的领导人，埋头写作不喜应酬的他肯出来这样做，显示了他推动香港文学的热心。
他还不时应邀，担任一些文学评选活动的委员。有时还作文学专题的演讲。
他说过，香港有的是作家，少的是坚强的文艺工作者，他是可以当得上“坚强的文艺工作者”之名而无愧的。也许有人不一定对他所有的作品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对他为文学工作所作的努力和坚持，却不能不有很高的评价的吧！
鬯乎？鬯乎？畅也！茂也！
一九八八年十月无人不道小思贤——香港新文学史的拓荒人朋友在上海参加了中华文学史料学研讨会后对我说：“小思真是有个性！”原来香港的小思和台湾的应凤凰她们都去参加了会议，而且带了重得不能再重的大批资料去，使看到的人都感动。会议结束，照相留念，要女性们蹲在前排，这时小思不干了，“为什么总是要女的蹲？”有些蹲下了的也被她拉了起来，终于改变了局面，蹲下来的是男性，女性们这回用不着“折腰”。“小思真是有个性！”
还不仅仅这样。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一位主任不止一次说过：“你没有看过小思讲课，那完全是另一个人，浑身是劲，简直像一头狮子！”
认识小思的人都不会把小思的形象和狮子联系在一起的。她温文尔雅，瘦小柔弱。然而，当她全身心投入工作时，却显出了别有气势的英姿，使她的同事不由得不为之动容，赞叹。
小思是笔名。她的原名是卢玮銮，另有笔名明川、卢帆。
她做过多年的中学教师，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讲师。
她以写散文著名，近年又以研究香港文学著名。
发表散文时，她是小思或明川，发表有关香港文学的研究文章时，她是卢玮銮。
当然，卢玮銮首先是老师，然后才是作家。由于她的学生不少，叫她“老师”的人因此很多。
但她给我印象很深的事情，却是一边叫人“老师”，一边执弟子礼甚恭地鞠躬如也。那人是她读大学时的教授，是我的前辈朋友，因此我这做朋友的也被她叫做“老师”了。有时和那位朋友在饭馆里吃饭，忽然她出现在眼前，叫起“老师”，鞠起躬来，我就不免暗自好笑，因为她是那样认真地折腰为礼，甚有古风。
不过，我有时也叫她“老师”的，因为我也有年轻的朋友，是她的学生，叫她“老师”，我这就跟着叫了。这还因为她确有值得尊敬之处。
她不仅认真教书，也认真关心学生的生活。当她在中学里教书时，学生病了，她像姐姐般地去照料。学生们不能不尊敬她，爱戴她。只能说像姐姐，因为她教中学时还是青年，现在也还是进入中年不久。她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三九年出生的。
她出生的前一年，日军炸毁了丰子恺的缘缘堂（浙江石门）；她出生的第三年，日军进占了她的出生地——香港。
这里要特别提到缘缘堂，是因为她和丰子恺有着特殊的因缘，还因为我认识她也多少和丰子恺有关。
早从画里识明川，日月楼边文字缘，
话到香江文苑事，无人不道小思贤。
卅年香海便为家，亦有闲情悦岁华，
新月一钩如水夜，明川小品玉川茶。
前两年，写了这样两首《赠明川》的小诗送她。“文革”当中的一九七三年，我忽然接到从日本京都寄来的一封信，询问丰子恺的近况，由于我当时在香港报纸上写了—篇短文，谈到了丰子恺，写信人的朋友把它剪寄给这位远在京都的“丰子恺迷”。她想知道更多的信息，就写信给我。她就是小思。我虽然没有见过她，却已经从文章中认识她了。就是那些发表在《中国学生周报》上后来印成了书的《丰子恺漫画选绎》。那些每篇不过两三百字的短文，文字精致，情致动人，十分可喜！使我早就有了“小思印象”（文章发表时用的笔名是明川）。这就是第一首小诗第一句的由来。日月楼，缘缘堂，是丰子恺的楼堂。
这些《选绎》是一画一文，虽说是“绎”，其实多是作者的自我发挥，并不只是用文字为画图作注解、说明。丰子恺有一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明川配的文字是——
“人的一生，遇上过多少个一钩新月天如水的夜？”
“此夜，可能是良朋对酌，说尽傻话痴语。
“此夜，可能是海棠结社，行过酒令，填了新词。
“此夜，可能是结队浪游，让哄笑惊起宿鸟，碎了花影。
“此夜，可能是狂歌乱舞，换来一身倦意，却是喜悦盈盈。
“但，谁会就在当下记取了这聚的欢愉，作日后散的印证？蓦然回首，人散了，才从惘然中迫出一股强烈的追忆，捕捉住几度留痕。
“聚、散、聚、散，真折煞人了。”
这些显得锦心绣口的文字，是出自只不过二十三、四岁的女孩子之手。小思当时还在读大学，也许是独立的新亚书院，也许是已经并入中文大学了的新亚书院。
当小思还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时，老师送了她一本唐君毅的《人生之体验》。读了以后，她就下了决心，要考上新亚，做唐君毅的学生。那需要努力，要争取奖学金，才能进新亚门。她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受教于唐君毅。一本《承教小记》就是以悼念唐君毅的文章为书名的散文集，书由明川出版社出版，很像是为了纪念这位她最尊敬的老师而自费出版的。
新亚毕业后，她读了一年师范学院，使她成为中学教师。教了七年书以后，她在唐君毅的推荐下，到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了一年的研究工作，这一年使她后来成了研究中国文学、香港文学的学者，成了大学的老师。她原来准备去京都两年的，谁知预算做错了，没有把买书印资料的费用打进去，带去的钱一年就用完了，平日省吃俭用，看到好吃的虽然口馋，却不敢去买，临到要回香港，还是靠向朋友叫“救命”才有了盘缠，才不致流落异国。
回香港后，她又教了四五年中学，才任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然后转到中文大学中文系，而助教而副讲师而讲师。一九八一年，以《中国作家在香港的文艺活动》的论文，取得了港大的硕士学位。这就宣告了她对香港文学研究的正式开始。
香港，长时期被人认为只是“沙漠”，没有文学，更不要说香港文学的研究。其实，文学是有的，新文学也早有了。倒是香港文学的研究才真是直到近十年才有，要说香港新文学史，小思就是拓荒人。她的一本《香港文纵》，写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就是第一本这样的书，尽管她自己说，这只是史料，还不是史。
在京都的日子，她意外地发现，京都大学藏有非常丰富的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书刊，她立刻被吸引住了，每天去看，每天去抄，抄下了三大本笔记。这些资料使她感到，中国作家有过两度“南渡”到香港，以香港为基地展开大量文化活动的事实，这些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页，而一直没有被人好好重视、研究、写作。从这出发，她更感到这也是香港文学史的重要一页，不仅要写入中国文学史，而且可以写出单独的香港文学史，当然，这还需要以香港本地作家的创作活动和别的文化活动为主。她把研究的兴趣放在这上面，就这样，她展开了艰辛的拓荒工作。
她把自己称为“掘文墓的人”。她有一篇自道甘苦的《掘文墓者言》。“发掘文墓者和揭开文墓者”，这是钱钟书给专门翻出湮没了很久的文章的人的称号。流离和动乱，使许多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湮没了；作者为了“悔其少作”或别的原因而放弃一些作品不编入集子，也可以使它们湮没。小思说——
“……这些消失了的文章，就埋在世上不同的‘文墓’里——图书馆里浩如烟海的报纸杂志，得等待有人去发掘。
“我不知道这样子‘掘’，会不会引起作家的不快，但在我自己，却是兴味愈来愈浓。从尘封发黄的纸堆里，翻出一篇名字不为人所知的作品，那‘眼前一亮’的快乐，那‘唯我独得’的成功感，恐怕只有同道的人才能理解。
“多少年来，坐在故纸堆前，细心一页一页翻阅，有时连续翻了五六天竟一无所获。擦了几回倦眼，舒了几次因久坐而酸痛的筋骨，仍旧坐下来，继续工作，而又不肯言休的坚持，恐怕也只有同道的人才能理解。”
在这样发掘的甘苦外，还有丰收的苦恼。她说：“枯坐几天，找不到十条有关资料，或忽然发现一个资料群，那种苦乐，真不足为外人道，而回到家里，身陷资料卡片大海中，一时无法整理出头绪来的苦恼，更有‘以有涯逐无涯’的惘然。但我依旧做下去，就是对自己订下的目标，坚定不移。”
她说，她的坚定、坚持，一个原因是无法摆脱。开始没有预计到发掘所触及的层面有那么庞大，等到资料愈来愈多，才感到力量单薄，时间不足，“可是那时已经无法‘自拔’，只好硬着头皮做下去，直到现在，却又已达到‘欲罢不能’的境地了”。
她的发掘不仅是挖“文墓”，而且也挖向活人，从香港到上海以至南京、北京，她还访问或接触了二十多位作家或作家的亲友，取得生动具体的口头资料。
这样不倦地发掘，终于有了不断的收获：一本《缘缘堂集外遗文》出来了，一本《香港的忧郁》出来了。《忧郁》是一九二五到一九四一的“文人笔下的香港”，搜罗了从闻一多到徐迟有关香港的诗文，被当做书名的《香港的忧郁》是楼适夷的作品。许多作者很可能自己也忘记了曾经写过这些篇章的吧。
而更应该重视的是她一点一滴地发掘出了香港新文学史（或者说史料），一本《香港文纵》出来了。这本包括十篇文章的书，从香港早期新文学的发展一直写到陶行知、茅盾、萧红、丰子恺、戴望舒在香港的文学、艺术活动。陶行知主要是抗战宣传和教育活动，但也有文学活动，写他的“陶派诗”。小思第一个就写陶行知，也显出了不失她自己从事教育工作的本色。
小思曾经表示过，教学、研究、写作，她是把教学放在第一位的，研究其次，写作第三，尽管她的作家的名声比老师的名声还要大，而她因研究香港文学赢得的学者之名，又是和写作不可分的。
她把这些新文学史料的搜寻称为“漫漫长路上的求索”，自称是这一条“漫漫长路上的求索者”。在这方面，她已经颇有名声，内地不少人都知道她在这方面的收获和收藏，不少人向她要资料，不少而且要的是自己的资料，自己没有，小思却有。这就给小思带来不少麻烦。她也是忙人，却不得不挤出时间抄列或复印人家的资料，复印还得付费用，而她对人却是免费的。她虽然乐于助人，有时却也不免为了来人用一副理所当然、受之无愧的姿态向她索取，而使她感到不快。说来惭愧，我也是一再向她有所需求的人。我只是用“话到香江文苑事，无人不道小思贤”的诗句来向她表示敬佩和感谢！
小思希望有一个机构，一笔资金，更多人力，搜集、整理资料，系统出版丛刊，免得她一个人老是做“义务资料供应人”，这总有一天支持不下去。资料不能任它尘封，要公之于众，这也不是一个人能够负担得起的。香港不乏愿意向内地作文学捐输的人，希望他们也能看看身边，为本地的文学事业慷慨一下！听说中华文学史料学研讨会决定办一个史料学的刊物，也许要解决这个香港文学史料的问题也有了希望。
我们还需要看看作为作家的小思。我说的是她的散文。她是以散文起家的，尽管她把自己的写作贬低到第三的地位。我想，她说的写作，主要是指散文，而不是那些研究之作的学术论文或非论文吧。
文如其人，她的散文是自有特色的。像《丰子恺漫画选绎》那样的文学，就是很少见的小品文。既是以文“绎画”，又是自我发挥，许多篇就是散文诗，而且是一写几十篇之多！那是她的“少作”，也许有人觉得“浅”，我却感到“此中有真意”、真情！“浅”得也有味。“明川小品玉川茶”，卢仝的茶我自然因“予生也晚”而无福消受，卢风（或卢玮銮）的小品我却是品尝、欣赏了。
她后来的散文主要是在报纸上写专栏，而又多半是和别人一起写一个专栏，不像许多别的作者，一人一个专栏天天写。不肯天天写，也多少显出她写作态度的认真，不乱写，不写那些没有意义的东西来凑数。
她参加写作的一个专栏叫“七好文集”，作者都是女性。“七好”，可能就是七个女子之意，也可能更有七个好女子之意，还可能有七女好文章之意吧。小思的《路上谈》、《承教小记》、《日影行》、《不迁》和《叶叶的心愿》这些散文集，就多数是“七好”专栏里的文字。此外，还有和别人的文章集中在一起的《三人行》、《七好文集》和《七好新文集》。
在《七好》当中，小思的文字显得飘然出群，不是言之有理，就是言之有情，总之是言之有物，言之有味。《承教小记》中好些篇是纪念她的老师的文字，《叶叶的心愿》中更多的是寄语她的学生（中学生）的文字。初时真没有想到，在《承教小记》这样严肃的题目下，会有那些很为可读的文章，使人感到有益。
但我更喜欢她那些即景抒情之作。好像这《不追记那早晨，推窗初见雪……》——
“不迫记那早晨，被窗外白光惊醒，推窗初见雪的心情了，就自春分之日说起吧！经过两天的微雨，酿出了一点儿暖意，等再放晴时，满街的杨柳竟然已经带了嫩得宛如轻轻一弹便碎的绿，而人们也在紧张地预测花开的日子了。只算过一天认真地暖，樱花在一夜之间，便开了七八分。她开得如此突然，使人没法子不想到她凋落得快……必须赶快去。樱花绝不可以逐朵细看，该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朦胧，远望似一层微红的轻雾，罩在此间人丛。当我在垂柳垂樱间分花拂柳而行时，只惊讶日本人的狂歌大醉，和由朝至暮，甚至挑灯去赏樱的行径，竟忽略了看樱的艳。在花开的第四天晚上，一阵不大经意的夜来风雨，到早上出门，地上满是末残的落花，而风一来，更飘得人肩襟都是，这时刻才悚然察觉樱的凄艳。我绕道而走，只为真的不忍踏住落花。装束古朴的大原女用竹帚慢慢收拾残局，京都人又去赏满城皆绿的新绿时期了。果然，好像也只不过一夜之间，所有树叶都冒了出来，定一定神看，杨柳已经变成放荡的冶绿。有点情绪追不及景色的变换那么快，但必须赶，因为还要看杜鹃花，紫藤花，郁金香的开谢。现在人们又备好雨具，等梅雨天，去西芳寺看苔。”这是写京都。
看苔，小思是能欣赏苔色的，不但到京都的苔寺尽情欣赏，还在香港的家中种上了小小六盆的青苔。她说：“苔有个优点，满园皆是的时候，人们自可把她当成深思哲者；在小得不满两英寸的小盆上，她仍不失那股幽深。”有时候，我真想说小思有些像苔，虽然我并不认为她是“深思哲者”，只是感到不求浓艳的幽深。有人说她的散文似秋菊，这也对，人淡如菊。而文如其人，似苔不也很好么？
不要看苔色平平无奇。苔是有个性的。
小思是有个性的。
不要看她那么温文，有时她就是“狮子”，不仅在讲坛上才是。她读了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深深感到萧红在死去了四十年后，在绝无还击、辩白的情况下，被她曾经爱过的男人把情信公开，加批加注，以示“她弱我强”，这实在太不够道义了。萧军曾说，“敌人大可利用这些注释”，像“借箭”般借去，再“射”回他身上。小思就这样地写了散文《借箭》，而且大声地宣告：“箭，我是借了，也射回了。”那时萧军还在世上。小思是不惜被指为“敌人”，毫不在乎地借了、射了——“小思真有个性”！
她的散文不仅是幽情、柔情，也有诸如此类的激情。
她的散文为香港报纸的“块块框框”专栏做了一个证明：那也是文学，至少那里面也有文学，而不全是咬了片刻就必须唾弃的香口胶。
小思！小诗加小狮——这奇妙的结合！
一九八八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