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灵凤的后半生是在香港度过的。
抗日战争是前后的分界线。抗战以前，他主要是在上海，幼年在九江、青年时代在镇江，然后就到了上海，踏进文坛。“八·一三”以后，日军攻占上海，《救亡日报》南迁广州，主持其事的是夏衍，他也到广州参加编辑工作，编的还是新闻版。人在广州，家在香港，他周末有时去香港看家人，一次去了香港就回不了广州，日军跑在他前面进了五羊城。从此他就在香港长住下来，度过了整个的下半生，除了回大陆旅行，几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前半生，江南、上海；后半生，岭南、香港。这就是他的一生。
他到广州、香港，是一九三八年的事。在香港留下来，不久就参加了《星岛日报》，一直到年过七十而退休，他始终是在胡文虎家族星系报业的这一报纸工作。当年的《星岛日报》由金仲华主持编辑部，许多进步的文化人都在那里，副刊《星座》是戴望舒主编的。叶灵凤什么时候把《星座》从戴望舒手中按下来，就记不清楚了。从此就和《星座》同命运，他一退休，这个活了一个世纪还多的副刊也就被停掉。谈起来时，惋惜中他显得有些凄怆。
日军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星岛日报》换了一个名字：《香江日报》。而叶灵凤还在日本军方办的“大冈公司”工作，不过，一九八五年七月底去世，有香港“金王”之称的金融界大亨胡汉辉，八四年初写过一篇忆旧的文章，提到一个叫陈在韶的人，当时由香港“走难”去重庆，被国民党中宣部派回广州湾（今天的湛江），负责搜集日军的情报。他说，“陈要求我配合文艺作家叶灵凤先生做点敌后工作。灵凤先生利用他在日本文化部所属大冈公司工作的方便，暗中挑选来自东京的各种书报杂志，交给我负责转运”。他又说：他日间“往星岛日报收购万金油，在市场售给水客，以为掩护；暗地里却与叶灵凤联系。如是者营运了差不多有一年之久”。这里说到他是被要求“配合”叶灵凤的，显然叶灵凤早就在干“敌后工作”了，是不是仅仅暗中挑选一点日本书报那么简单，也就很难说。他这以前这以后，只干了一年，叶灵凤又干了多久就不知道了。
这至少说明，叶灵凤名义上虽然是在日本文化部属下工作，实际上却是暗中在干胡汉辉所说的抗日的“情报工作”的。
叶灵凤这时候和戴望舒还是好朋友，抗战胜利以后两人依然是好朋友。戴望舒是被日军拉去坐了牢的人。以他的爱国立场，是不会和一个落水做汉奸的人一直保持友情不变的吧。戴望舒有踏十里长途去凭吊萧红墓的诗，和他一起去萧红坟头放上一束红山茶的，那就是叶灵凤。
叶灵凤在日军横行香港的日子里的情况，人们知道得不多，但就只这些，也可以看得出一点道理的了。
在一九五七年版的《鲁迅全集·三闲集》中，《文坛的掌故》的注文曾有这样的字句：“叶灵凤，当时虽投机加入创造社，不久即转向国民党方面去，抗日时期成为汉奸文人。”但一九八一年新版（四卷）却把注文提前到《革命的咖啡店》一文的后面，删去了“投机”、“转向”、和“汉奸”等等，而改为：“叶灵凤，江苏南京人，作家、画家。曾参加创造社。”他被摘去了“汉奸”的帽子。可惜他自己已经不可能看见，只有靠家人“家祭无忘告乃翁”了。尽管解放前后他一直受到礼遇，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一再被邀请到北京和广州参加一些官方的活动，但毕竟白纸黑字上还有过这么一顶“汉奸”帽子。
抗战胜利后，全国解放前，潘汉年有一段时期在香港工作，就和叶灵凤保持往来，有些事还托他做。他们原来就是老朋友，这时依然是朋友，潘汉年并没有把他当什么“汉奸”对待。他也乐于尽自已的力所能及，做一些可以做得到的工作。
当年在上海，也就是所谓“投机加入创造社那些年代，潘汉年办过《现代小说》，叶灵凤办过《戈壁》，两人又合办过《幻洲》。柳亚子有过《存殁口号五绝句，八月四日作》，每一绝句咏两人，一咏鲁迅、柔石，二咏田汉、黄素，三咏郭沫若、李初梨，四咏叶灵凤、潘汉年，五咏丁玲、胡也频。关于叶灵凤、潘汉年的是这么一首诗：“别派分流有幻洲，于菟三日气吞牛。星期沦落力田死，羞向黄垆问旧游。”这却是叶灵凤前半生的旧话了。
潘汉年含冤多年，终于得到平反。叶灵凤前半生和他在上海都挨过鲁迅的骂，而叶灵凤更是首先“图文并谬”地骂过鲁迅。挨鲁迅骂过的，未必都是坏人，这样的事例有的是。而骂过鲁迅的，“悔其少作”的更不乏其人。当六、七十年代朋友们有时和叶灵凤谈起他这些往事时，他总是微笑，不多作解释，只是说，我已经去过鲁迅先生墓前，默默地表示过我的心意了。
抗战胜利后，不仅戴望舒、潘汉年，在香港暂住过的郭沫若、茅盾、夏衍……许多人，也都和叶灵凤有往来。这不免使人想起“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肮人之徒而谁欤”的老话，也想到“汉奸文人”恐怕是一顶很不合适的帽子。
在抗战期间，叶灵凤由上海南下，经广州而香港，是为了抗战救亡。日军占领香港后，他没有追随许多文化人通过东江或广州湾，到桂林、重庆去，却也没有回上海（重回“孤岛”并不就是投敌）。他留在香港，在日军属下的机构和日军治下的报纸工作，那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还有胡汉辉所指出的那些为了抗战的工作。其实不必等到一九七五年盖棺，他这一段历史早就在朋友们间已经论定的了。一九五七年版《鲁迅全集》的那一条注文，显然是“左”手挥写出来的。那些迷雾应该随新的注文而散去。
新中国如日初升。叶灵凤的老朋友戴望舒回到北京，参加工作，在北京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岁月。叶灵凤却没有动而依然静，只是静静地留在香港，默默地辛勤工作。当然，两相比较，他是显得不够积极的。他自称一生从来不写诗，也许是缺少了一份诗人的激情吧。
他长期在《星岛日报》编《星座》副刊。由于报纸的立场，“座”上后来只是登些格调不低的谈文说艺写掌故的文章。他自己就写了不少读书随笔和香港掌故，也写了不少香港的风物。
读书，首先就要买书。三十多年在香港的安定生活（日占时期三年零八个月的动乱是例外），使他这个“爱书家”藏书满屋，而成了知名于港九的一位藏书家。他的住所不窄，厅里是书，一间两间房里也是书，到了晚年，坐在厅里，就像是人在书中，不仅四壁图书，连中央之地也受到书的侵略，被书籍发展了一些占领区了。他自己估计，藏书将近万册。
由于是作家，文艺书刊是其中主要的一部分；由于曾是画家，美术书刊又占了主要的一部分；由于居港多年，有关香港历史、地理、博物的书刊也占了主要的一部分。虽然没有什么稀世珍本，但有些还是较名贵的。有的朋友说，最可贵的是有关香港的这一部分；有的说，美术书刊也很可贵。所有这三部分，既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名贵的多是那些外文书籍。
也不是全无珍本，有一部清朝嘉庆版的《新安县志》，就是他自视为稀世珍本的。他对朋友们津津乐道，这是三稀之物，据他所知，只有广州和北京各藏有一部，他都翻阅过，都有残缺，以他这一部最全，既是海内外三稀之一，更是海外孤本。这部书在香港是颇有一点名气的，香港官方和一些外国人都转过它的念头，曾经出了好几万港元的高价，合今天的币值总在百万以上吧。这对于一介寒士如他来说，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他却一概小视之，不放在眼里，不放弃那书。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只有一部抄本，后来得到他的同意，复印了一部。对这一部使他十分风流自赏的书，他生前就一再表示，要送给国家收藏。他死后，他的夫人赵克臻按照他的遗志，送给了广州中山图书馆。一般人可能不知道，这部志书所志的当年的新安，就是今天广东的宝安，还包括宝安以外“东方之珠”的香港和后起名城的深圳。它之所以成为珍本，受到香港官方和一些外国人的珍视，更受到被认为是深通香港掌故之学的我们这位爱书家的珍视，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完成送书心愿的举动他本人虽然看不到，人们却看到了叶灵凤的一片爱国之心。
如果不是由于受他家人委托的朋友的拖沓，他的全部藏书也会送回内地，而不会落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藏书楼的。当时是怕《新安县志》可能树大招风名高受累，先送出为妙，其余的不妨缓缓而行，这就造成了不应有的迟延，当家人不堪满屋书刊的拥挤时，中文大学表示愿意造单全收（事后清点造了一份书单送家人留念），这些藏书就被如释重负地转移到山明水秀的沙田学府中去了。当时曾使一些内地的朋友闻讯惋惜。现在香港既然回归祖国大家庭有期，香港的公物将来也就是国家的公物，楚弓楚得，也就没有什么可憾了。
叶灵凤藏书虽多，藏画册虽多，藏画却很少。使他说起来就显得面有得色的，不过是汉武梁祠画像的拓片，和毕加索、马谛斯作品精美的印张而已。前面提到过他“曾”是画家，那是由于他从上海到香港之后，就一直与作画绝缘，自我放逐于画家的行列，尽管他还是喜欢他从事过的西洋画。
他放弃了作画，集中精力于写文章，天天写。正像他的藏书一样，他的写作大体也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读书随笔（渊博），一类是香港掌故和风物（精通），一类是抒情的小品（隽永）。由于差不多都是为报刊而写的，一般文章都不长。六十年代以后，出了成十本不算厚的书：《文艺随笔》、《北窗读书录》；《香港方物志》、《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晚睛杂记》……特别是抒情小品，像着墨不多的山水写意画，最是淡而有味。所抒的不少是怀乡爱国之情。早年写过的小说不再写了；翻译却有一些，如茨威格的小说、纪伯伦的小品之类。此外，也写过一些为稻粱谋才写的东西。在他身后，留下了大量的遗稿有待于整理出版。
他用过的笔名有林丰、叶林丰、霜崖、柿堂、南村、任诃、任柯、风轩、燕楼……有时就用叶灵凤。晚年用得最多的是霜崖。
他也有过写一两个长篇的念头，想写的是以长江、黄河分别做主角的《长江传》、《黄河传》，却只是蓝图初画于胸中而已。
他主要是在自己编的《星座》上写文章，也长期在左派报刊上写文章，到他晚年，在他所工作的《星岛日报》里，他已经被人看成左派了。
他怎能不左呢？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左右壁垒分明，不相往来的香港社会中，他不避和左派来往，又在左派报刊写文章，每年还参加“十一”国庆的庆祝活动，应邀到广州参加广东作协的活动，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和李宗仁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以作家身份参加），不时参加接待过境的北京、上海的作家……这就够他左的了。这左，其实就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三十六、七年，他一直在香港，有几次短暂的离开，就是这样去广州，去北京、南京、上海……台湾，没有去过；外国，更没有去过。
在最后的二十多年里（五十年代以后），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也就是关在书里，对外的活动不多。很可记忆的一次活动是，主持把萧红的骨灰迁移到广州。在香港完成了《呼兰河传》的萧红，也在香港完成了自己短暂的一生。那时正是日军占领香港的第二年，兵荒马乱，她被草草埋葬在浅水湾海滨。一九五七年，那里要修建旅游设施，萧红的坟有被毁于一旦的危险，文化界的朋友发起为她迁墓，广东作协表示欢迎迁葬于广州。萧红在港无亲人，这就由他和陈君葆出面办理，而由他在一群文化界朋友的陪同下，亲送骨灰到深圳，由广东的几位作家到罗湖桥头相迎。萧红的骨灰后来葬在广州的银河公墓（这件事也可以为他添上左的一笔吧）。
至少在香港，他是并没有“转向国民党方面”的，尽管和国民党的人有所往来。一般被认为右或中间的作家以至左派的作家，他也都各有接触。这样，就成了左、中、右都有朋友的局面。而在左派之中，也有人认为他右，甚至于在他去世之后，还有生前和他有来往的极个别的左派人士说他是“汉奸”的。真是难矣哉！在他晚年，他的名字有时和一些老作家如曹聚仁、徐讦……这些名字一起被提到。
他曾经想和朋友们办一个文艺刊物，连名字都想好了：《南斗》。但始终未能如愿，朋友们都不是有钱人，他除了工资就是为数不多的稿费（尽管天天写，他却不是日写万言以至两三万言的“爬格子动物”），除了分担八口家还要满足自己的爱好去买书、买书，哪有力量去支持一个哪怕小小的刊物？
十年容易，他离开人们去作永恒的冥土旅行已经十年了（时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替他擦掉当他辞别这个世界时还没有擦拭干净的一些尘垢，也许还不是多余的事。老套的话在这里似乎还是有意义的：安息吧！今天是可以真正无憾地安息了。朋友们为他感到一点遗憾的，是他不能及身看到那顶“汉奸文人”帽子的消失。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