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道德素质的养成，关键在于道德观念。一个人的道德观念，指导和决定一个人道德行为的方向和特点，指导和决定一个人的道德评价的方向和特点，决定一个人对一定的道德规范的态度。所以，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是道德素质建设的核心环节。良好的道德素质需要树立以下几个方面的道德观念。
（1）为人坦诚
坦诚待人是良好道德品质的基础。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如果没有诚信，社会交往和合作就失去了最起码的条件。社会的信任、信誉、信用都来自坦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更是社会追求的道德目标。
商品交换要讲诚信。假货、次货、冒牌货，违反诚信的任何欺诈行为都是被社会民众所谴责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合同关系、协作关系、知识产权、商业机密等方面，都不得不采取许多保护措施，就突出地说明了诚信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作为政党，要取信于民；作为企业，要讲信誉兴业；为人，也要讲诚信是为人之本。只有为人坦诚，这个社会的诚实守信的风气才能树立起来。
为人坦诚，就是为人应该坦白、诚实、讲究诚信。坦诚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明显标志。
在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中，诚实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民众基础。“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者，天下之结也。
“君子诚之为贵。”“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在我国民众中传播的特有的成语中，关于诚信的比比皆是。“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言必行，行必果”等都是明证。“信”作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一，曾支配中国人道德生活达2000多年之久，受到中国人的推崇。诚信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重要范畴，是我国传统道德中最重要的规范之一。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曾子杀猪换诚信”的故事更是世代中国人教育子女诚信的典范。曾子（曾参，前505—前436）是春秋末鲁国的一位学者，著有《孝经》、《大学》。他懂得为父之道。他强调做人要忠诚老实，严于律己，并用这个原则对待和教育自己的孩子。一天，曾子的妻子要上街。他的小儿子拉着她的衣襟，哭闹着也要跟着去。曾子的妻子被闹得没办法，就对孩子说：“好孩子，你留在家里，妈妈回来杀猪给你吃。”孩子终于留在家里。等到妻子从街上回来，曾子便拿着早已准备好的捆猪的绳子和杀猪尖刀，要动手杀猪。这时，他的妻子连忙上前制止说我刚才是和孩子说着玩的，哪能真的就杀猪呀！曾子认真地说：孩子是不能欺骗的。今天你说话不算数，骗了孩子，明天孩子就会说假话，糊弄你。再说，母亲骗了孩子，孩子觉得母亲的话不可靠，以后再对他进行教育，他就不听了。这样做，对孩子是没有好处的。结果，曾子说服了妻子，把猪杀了。这个故事说明了我国自古重视诚信教育的传统。
当然，在现代社会，诚信也是具有原则性、方向性的。我们只能对人民、对事业、对祖国忠诚，对同志、同学、朋友诚实。我们不能对敌对势力坦诚，不能不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
坦诚也是共产党人高尚道德作风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要求，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真诚追求真理和事物内在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执笔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最后宣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下制定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际上也是以对待真理的诚实、坦诚的态度为基础的。
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提出的20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中，明确提出了“明礼诚信”的要求。“诚信”作为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确定下来，在现实社会中具有明显的实际意义。由于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出现一系列负面影响，提倡诚信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诚信是道德素质最基础的组成部分。诚，就是坦诚，忠实，表里如一；信，就是可信，信誉，言行一致。从本质上看，诚信同质，密不可分；从表现形式上说，内外相合，诚于内而信于外。一个人只有内心诚实，才能对外取得信任和信誉。诚信的反面是虚伪和欺诈。说假话，搞欺骗，口蜜腹剑，言而无信，制假贩假，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等丑恶的东西，都是与诚信的品质格格不入的。
由于在精神文明方面出现的问题，社会风气中出现了背离诚信的许多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社会上流行的一句“口头禅”叫做“除了妈妈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更有甚者说，“除了假的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当然，这些说法不是科学的认识，把问题扩大化、极端化了。但是，这是事出有因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首先，是手中有权力的干部造假行为。有些干部向上级报假政绩、假数字，作假账，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甚至奉行什么“潜原则”（即实际流行而无法摆到桌面上来的“原则”），这是危害诚信的重要根源之一。在工作中也是这样。试想，一个领导干部口头上大讲党的民主集中制，而实际上毫不犹豫地搞个人专断、拉帮结伙、以权谋私，对不同意见打击报复、千方百计地进行习难，结果肯定是丧失群众信任，同时招引起宣泄性的“假、谎、骗”的风气。
其次，是利益驱动下人们行为规范的异化。在利益驱动的机制下，虽然调动了各种各样的积极性，但也调动了一些人越出道德规范的异化力量。为了赢利而坑蒙拐骗，不顾消费者生命财产的损失，恶化了社会风气。
再次，是作假成风，随波逐流。一些大学生考试作弊，不以为耻。在一些大城市的街道的人行道和行人过街桥上，竟然到处贴满了专门从事制造各种假证件的“办证”小广告，公开违法制假。社会上出现了“老实人吃亏”、“做好事无好报”现象。这就会进一步恶化社会风气。
诚信品德的养成，要靠改善社会风气，也要靠教育，特别是连续、稳定的教育。诚信教育是一个需要长期稳定积累的过程，不是发一个号召、提一个口号、搞一个活动就能够奏效的。诚信教育必须从小抓起，多少年如一日，才能营造出好的风气。我们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批判了“假大空”，但那时的批判锋芒主要是针对别人，而不涉及自身。在那场批判中，还出现了极端主义的逻辑，似乎新中国最初30年的一切都可以打上计划体制的印章而统统打人否定之列。过分地否定革命道德传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激化了道德“失范”现象。一旦遇到物质利益驱动，就见利忘义，置道德于不顾。所以，今天我们应该下大力气，在全社会营造诚信的氛围，进行认真而持久的诚信教育，逐渐养成一代新人的诚信道德素质。
（2）先人后己或不损害别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规范就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准则。
在资本主义国家，整个社会奉行的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盛行的是自私自利和人与人之间以经济契约为基础的个人利益竞争，人际关系十分冷淡。在社会主义国家，整个社会奉行的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盛行的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在一定时期存在的竞争也必须遵守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际关系充满人间温情和关怀。
在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为了社会安定和谐，人们在名利面前所采取的态度，不应该是争夺式的、不择手段式的，而应该是兼顾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作为群众之中道德素质较高的人才，在名利面前就应该做到“先人后己”。一事当前，先替别人着想，先为集体着想，先人而后己，才是道德素质较高的表现。这样的道德行为，才能够为自己带来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较高的干部威信，较多的群众信任，较热情的群众拥护。
先人后己作为共产党人的道德作风，有着中华传统美德的渊源。《三字经》中就载有“孔融让梨”的故事。孔融（公元153—208，东汉文学家，鲁国曲阜人），年少时就曾把大梨让给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北宋中期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这篇散文中，表述了“先人后己”的高尚道德境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虽被贬谪，但作者却心胸开阔，保持了一种豁达磊落的心境和乐观向上的处世态度。文章写了岳阳楼的景色，并借题发挥，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范仲淹在对待个人与国家关系上的这种胸怀，成为历代仁人志士的榜样和楷模。
面对名利，先人后己是高尚的道德观念。先人后己，能够增进群众信任，和谐人际关系。一个成功的人才，应该努力养成在名利面前“先人后己”的道德意识。
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复杂的现实环境之中，也存在许多复杂的情况。有人主张自己该得的就不必客气，用不着让，而要“当仁不让”。如果客观条件不利于做到“先人后己”的要求，那么也不应该违反道德的底线，应该在不损害别人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实现个人利益。当然，是否损害了他人和公共的利益，也要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觉悟，才能切实做到不损害他人和公共的利益。如果一个人的道德觉悟很低，在实际已经损害了他人和公共的利益时，他自己也可能还觉察不到。
总之，在名利面前“先人后己”是高尚的道德表现。如果有其他特殊情况，起码也不应该突破“不损害他人和共同的利益”的道德底线。反之，在名利面前不顾一切，自私自利，不择手段，将为社会所不容。
（3）模范的公德意识
公德是公民最起码的道德规范。一个成功的人才应做遵守社会公德的模范。在公共场所的行为中，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平，才是自觉道德修养的体现。
各类人才应该是群众之中比较先进的。如果他们能够做到模范地遵守社会公德，就能够起到带动作用，带动广大群众提升社会道德风气，共同遵守社会公德。如果他们只是一般地对待自己遵守社会公德的情况，那么一般群众的社会公德水平就可能在一些地方保持不住最起码的道德标准。
党政领导干部是突出的人才。第一，党政领导干部要提高对遵守社会公德的认识。党政领导干部遵守社会公德，是最基本的道德素养，是做人的最起码要求。社会公德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最基本层面，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一个人如果没有社会公德意识，就不可能有高尚的道德境界。党政领导干部如何成为遵守社会公德的模范，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党政领导干部自身道德修养的一个基础性课题。党政领导干部的社会公德情况，不仅影响自身政治权威和执政能力，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第二，党政领导干部要模范地践行社会公德。党政领导干部经常出现在社会公共场所，其一言一行都为广大群众所关注，都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反映着社会风气的好坏。因此，党政领导干部不仅要模范地履行“五爱”的公德，而且要严格遵守社会公共场所的公共生活准则，在这些场合不能利用职权搞特殊化。有些党政领导干部在一些公共场所，不注意维护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尊严，甚至做出有损国格和人格的事情，均为群众所深恶痛绝。在这种情况下群众有理由认为，如果一个党政领导干部连最基本的道德规范都不能遵守，在道德的其他方面就不可能有更好的表现。
北京市是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首善之区，但是毕竟不是真空，20世纪90年代，社会公德方面也出现了不少问题。1992年初《北京晚报》一篇报道反映的情况，就值得担忧。文章说：“据北京市地铁总公司的同志介绍，地铁列车车厢里的座椅，有20%至30%遭硬器划伤……北京地铁沿途29个站内对乘客开放的61个公共厕所，100%地被‘厕所文学’作者留下了不堪人目的‘作品’。地铁工作人员费九牛二虎之力清洗干净，不久便又有人进行‘创作’了。还有站台内被损坏的候车座椅；投在地铁道床上的软包装盒、冰棍棒；粘在地铁站台干干净净的地面上的泡泡糖……北京市环卫局也提供了一些类似的情况：刚修建的厕所门窗被卸走；公共厕所里井盖、挂衣钩丢失；每年大约二三千支灯泡在公共厕所被人打破，占全年换灯泡总数的30%。”这里反映的就是人们的公德情况。当然，大多数人不会干这种事情。提高人们的公德意识，是全民的事情，各类人才更应该带头。
社会公德状况，往往涉及社会公共场所的道德状况，是人民群众比较关注的、道德状况的一部分。因此，提高公德水平是改善社会风气的根本环节。各个层次的成功人才都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表率。
（4）善于与人合作的精神
善于与人合作的精神是现代社会发展和分工细化的需要。社会越发展，分工越细密，单独一个人成事的情况就越少。因此，善于与人合作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观念。实际上，一般的人事管理工作中，任何单位考察人才，除了考察是否具有履行岗位职责的基本才能之外，很重要的就是要考察能否与人合作。许多公司老总在工作中也深感到员工合作精神的价值，强调培育善于合作的团队精神。所以，善于与人合作，成为现代成功人才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道德观念。
善于与人合作的精神起源于当代社会的发展和分工的需要，与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有关。只有长期受过与现代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生活和工作的训练，才能深刻领会和接受与人合作的观念。我国是一个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国家，人们受现代生产力相关的社会生活和工作的训练不够，而且两千多年的封建小农社会影响较重，人们在与人合作方面，认识不够，做得也不够。小农经济的特点是“自给自足”，在道德观念上反映为“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其后果就是习惯于自己顾自己，不善于与人合作，也不懂得合作的意义。解放后，经过城市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培育了与人合作的精神。在农村，通过农业合作化的几个步骤，培育了立足于集体生产的农民的合作意识。但是，新时期我国的城乡实行了改革举措，在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在城市也大力推行承包制，鼓励个体经营、私营企业的发展。在市场竞争领域，竞争主体的个体性使得集体、合作的概念失去立足的依据。解放后刚刚培育的合作精神，在这种现实面前陷于破碎，急转直下。整个社会风气和人们的观念，似乎又回到小农经济的个体生产的状态。这种社会变迁，在道德领域产生了许多影响，其中十分突出的影响就是整个社会合作精神的失落。
某电脑公司的一位老总，在一次座谈会上曾经痛陈其雇员不善于合作的事情。他说，公司花高价雇佣了三个博士到深圳去创建一个分公司，带去了50万启动资金。结果不到两个月，资金消耗殆尽，而分公司并没有创建起来，三个博士也都不辞而别。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这三个博士谁都不能与另外一个人合作。这位老总困惑而愤懑地说我在日本看到一个类似的电脑分公司，172个博士在一起，合作得很好。为什么在我们国家，三个博士都不能合作呢？可见，整个社会缺少合作精神，就会对社会生产发展产生制约。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反思和调整，合作精神逐渐被全社会重新认识，各个方面又出现了呼唤合作精神的现象。中国科学院院士沈岩就谈到了合作的重要性：“合作的成功，首先是互相尊重，充分认识对方的价值，认识到对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双方谁离了谁都不成。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优势互补，使双方的价值叠加起来，产生充分的扩大效应。双方都要把个人、单位利益看得淡一点，工作是大家干的，先把活儿干出来，蛋糕做大，才是最重要的。另外，各个单位也不要逼着科研人员争所谓名次，领导上宽松一些，科学家就会更宽松。我很多文章的第一作者都让临床人员作了，我觉得不应在乎这些，因为我们都在为国家、为医学发展做工作，有什么可争的？要学会分享，利益的分享、荣誉的分享。”沈岩院士谈到了合作的意义，同时也谈到了社会运作机制应该为培育合作精神创造适宜的条件。例如，他讲了利益和荣誉的分享有利于消除争名夺利的现象，宽松的氛围有利于培育合作的精神。但是现在某些管理部门却几乎每天每时地制造争名夺利的评审和奖励机制，使得原本能够保持淡泊名利的人也很难坚持下去。有人戏称这是“逼良为娼”。在某些管理部门的评审研究课题、评奖、评审所谓“基地”的过程中，完全抛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观于不顾，片面强调只有“第一作者”才算数，那么谁还愿意谦逊地甘当无意义的第二作者呢；片面强调“获得几十万经费才是重要的课题”，那么谁还能够坚持没有物质条件的科学研究呢？片面强调只有已经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多项奖励的人才能有资格得到课题经费或奖励，可是已经得到国家多项奖励的人，谁又在乎眼前级别更低的物质引诱呢？这样的机制，就使得许多本来具有高尚、忍让之风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陷人争名夺利的泥坑。所以，沈岩院士强调各个单位“不要逼着科研人员争所谓名次”，“领导上宽松一些”，是很有见地的。为了培育整个社会合作协调的风气，许多“单位”特别是国家行政机关，应该从那种自己已经习以为常的“逼良为娼”的轨道上脱离出来。一个单位或机关的真正政绩，不是看这个单位每年组织了多少次本系统或本单位的“抢钱游戏”，也不是看这些“抢钱游戏”是否热闹、有什么新花样，更不是看部门负责人吹牛的本事多高明，而是要看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到底做了多少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在这方面，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谁也欺瞒不了。
作为个人，培育善于与人合作的精神，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克服小农经济的封闭思维方式，认识与人合作的价值。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已经把那种自己顾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淘汰了。在现代社会，无论哪个领域，都需要一种互相合作、互相依赖的关系。虽然某些方面在形式上退回到了个体竞争的状态，但是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趋势，依然是越来越需要合作精神。认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树立“协作才能够成事”的观念，形成善于与人合作的团队精神，这不仅是事业和工作的需要，也是一个成功的人才应该具有的道德观念。
第二，准确履行个人职责，是善于合作的基础。任何事业和企业都是有分工的。分工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协调和合作的内涵。经过科学分工的每一个具体的岗位，都具有汇成整体成功的内容。所以，在任何一个岗位上，每个人只要准确地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就是整个事业成功的基础和保证。《国际歌》歌词之中的最后“副歌”的一句话是“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句话最初翻译到中国来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最初的直译是：“让我们大家都各自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我觉得最初直译的这个说法倒是具有很明确的引导意义的。它说明，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个亿万人民大众为之奋斗的事业，而这个事业是由无数的具体的工作岗位组成的，只要每个共产主义的战士把自己的那一份工作做好，就会形成整个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准确履行个人职责，还有一层特别的意思。那就是，在一个领导集体或决策集体内部，要正确地确立每个人的工作职责范围，要互相尊重，各负其责，防止因工作范围上的交叉和冲撞而造成不应有的矛盾和冲突。例如，负责全面的一把手，就应该主要抓好全面协调的工作和一个时期内的重点工作，不要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压制其他成员的积极性；其他各个分工负责的领导成员，也应该负责好自己分工范围内的工作，而不应该把手伸到一把手的管理范围，喧宾夺主，越俎代庖。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协调的、合作的领导或决策整体。
第三，做一个容易被接受的人。一个人能否被集体所接受，是衡量他是否具有合作精神的标志。学会与人合作是一个人生存和工作的需要，乐于与人合作是一个人高尚的美德，善于与人合作既是一个人重要的能力，也是一个人重要的道德修养的体现。所以，为了更好地合作，每个人都需要加强道德修养。首先，对人要宽容、理解和忍让，多看别人的优点，多看自己的缺点，充分理解各个不同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特殊个性。其次，要在集体之中为自己准确定位，包括明确自己的职责、任务、现实与前景以及与别人应有的协作关系，防止出现那种惟有自己的工作最重要的心理。最后，主动进行善意的交流。通过交流，交换信息，增加知识，密切合作关系。只有把自己融人整个集体中，凭借整体的力量，才能完成个人本来不能完成的工作任务。所以，善于同别人合作也是一个人获得成功的途径。
（5）慎独正派
人才，包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一定要清正廉洁，慎独正派。慎独即是在没有直接监督因素存在的独处的情况下，能够把握住自己，不越出道德规范。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由于外部环境的复杂化，对各种人才和干部的诱惑因素不断增加，能否做到慎独，成为人才能否健康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注意慎独，就能够防止恒久长期的道德修养成果毁于一旦。
“慎独”一词最早的出处是《礼·中庸》：“莫见乎隐，莫现乎微，君子慎其独也。”即：一个人的行为，如果从隐蔽的和细微的各个方面都很难发现有什么不合适的行为和做法，这个人就是君子，他的道德修养的秘密就是因为做到了“慎独”。三国时期，曹植第一次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三国志·曹植》里有“祗畏神明，敬惟慎独”的记载。曹植不但第一次把“慎独”两个字连在一起，而且把“慎独”的意义提高到与信仰“神明”等同的高度。这是很有见地的。
“慎独”是否还适应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修养要求？刘少奇同志于1939年7月在延安马列学院的演讲稿《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做了明确的回答。他借鉴传统文化中“慎独”的观念，提出了共产党员要“慎独”的修养要求。他说，共产党员“除开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没有个人的得失和忧愁。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他的工作经得起检查，决不害怕别人去检查。”这段话说明了慎独的重要性。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慎独更加显示出其重要意义。许多在改革之中崭露头角有些作为的人，不久就翻身落马，身败名裂；有些干部也是颇有政绩，很有作为，但是不久就锒铛入狱，成为人民的罪人。在这些变幻莫测的现象后面，往往是因为平时缺乏慎独的修养，在关键时刻没有把握住自己，落入腐败的泥坑。在“远华”特大走私贪污贿赂案件中，原厦门市副市长赵克明曾经被群众称为市政府里面最难腐蚀的干部。但是，他照样落入腐败犯罪的泥潭。当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采访他，问及他为什么顶不住一个按摩小姐的进攻的时候，他回答说盛情难却啊！“在现实社会充满诱惑和陷阱的情况下，一个只懂得”盛情难却的干部，其堕落是迟早的事。
平时缺少慎独意识还不是最可怕的事情，还可以通过学习来提高认识，建立慎独修养的意识。现在，最可怕的是，有相当多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在历史和现实中存在过能够做到慎独的人。有一部电视剧，竟然把历史上有名的一位能够做到“坐怀不乱”的宰相刘罗锅（清朝宰相刘墉），改编为一个经不起考验、一遇到女色就乱来的人。编剧的想法可能是，刘墉和今天现实生活之中的人一样，哪里会有什么“坐怀不乱”呢，肯定是一坐就乱的。这样的意识是最令人担忧的。这种把“慎独”当成“说教”的人，就无从谈得上“慎独”了。
人才，包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只有坚持“慎独”的修养功夫，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水平，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