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成，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每变皆习，乃授其兵，是谓将事。”
吴子曰：“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旗旌，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编在一起），什伍（古代军队编制最小单位，五人为伍，十人为什）相保，一鼓整兵，二鼓习练，三鼓趋食，四鼓严办（整装），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
武侯问曰：“三军进止，岂有道乎？”起对曰：“无当天灶（指谷口），无当龙头（指山巅），天灶者，大谷之口；龙头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龙（古代军旗，青色，绘龙，左军军旗），右白虎（古代军旗，白色，绘熊虎，右军军旗），前朱雀（古代军旗，红色，绘鸟，前军军旗），后玄武（古代军旗，黑色，绘龟蛇，后军军旗），招摇（古代军旗，黄色，绘北斗七星，中军军旗）在上，从事于下。将战之时，审侯风所从来。风顺致呼而从之，风逆坚陈以待之。”
武侯问曰：“凡畜卒骑，岂有方乎？”起对曰：“夫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庑。刻剔毛鬃，谨落四下（削蹄钉掌）。戢（训练）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车骑之具，鞍勒衔辔，必令完坚。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骑马与步行交替行进）。宁劳于人，慎无劳马。常令有余（经常保持马有余力），备敌覆我。能明此者，横行天下。”
论将第四
吴子曰：“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率应战），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吴子曰：“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掌握、安排）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车坚管辖（管辖，车轴两边的插销），舟利橹楫，士习战陈，马娴驰逐，是谓力机。知此四者，乃可为将。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敌。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是谓良将。”
吴子曰：“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于声，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严。三者不立，虽有其国，必败于敌。故曰：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
吴子曰：“凡战之要，必先占（探察之意）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根据敌情采取权变的方法），则不劳而功举。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无谋，可劳而困；上富而骄，下贫而怨，可离而间；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士轻其将而有归志，塞易开险，可邀而取；进道易，退道难，可来而剪（消灭）；进道险，退道易，可薄而击；居军下湿，水无所通，霖雨数至，可灌而沉；居军荒泽，草楚幽秽，风飙数至，可焚而灭；停久不移，将士懈怠，其军不备，可潜而袭。”
武侯问曰：“两军相望，不知其将，我欲相（了解）之，其术如何？”起对曰：“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尝（试攻）之。务于北，无务于得，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前进和停止），其政以理（指挥有条不紊）。其追北佯为不及，其见利佯为不知。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矣。若其众讙哗，旌旗烦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
应变第五
武侯问曰：“车坚马良，将勇兵强，猝遇敌人，乱而失行，则如之何？”起对曰：“凡战之法，昼以旌旗幡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从令者诛。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陈矣。”
武侯问曰：“若敌众我寡，为之奈何？”起对曰：“避之于易，邀之于厄（险要之地）。故曰，以一击十，莫善于厄；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今有少卒突起，击金鸣鼓于厄路，虽有大众，莫不惊动。故曰：用众者务易，用少者务隘。”
武侯问曰：“有师甚众，既武且勇，背大阻险，右山左水，深沟高垒，守以强弩，退如山移，进如风雨，粮食又多，难与长守，则如之何？”起对曰：“大哉问乎！此非车骑之力，圣人之谋也。能备千乘万骑，兼之徒步，分为五军，各军一衢。夫五军五衢，敌人必惑，莫知所加（打向何处）。敌若坚守，以固其兵，急行间谍（使者），以观其虑。彼听吾说，解之而去，不听我说，斩使焚书，分为五战。战胜勿追，不胜疾归。如是佯北，安行疾斗（以一军稳定行进，急剧地战斗），一结（以一军牵制敌人）其前，一绝其后，两军衔枚，或左或右，而袭其处。五军交至，必有其利，此击强之道也。”
武侯问曰：“敌近而薄（逼迫）我，欲去无路，我众甚惧，为之奈何？”起对曰：“为此之术，若我众彼寡，分而乘之；彼众我寡，以方从之（集中兵力袭击敌人）。从之无息，虽众可服。”
武侯问曰：“若遇敌于谿谷之间，傍多险阻，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起对曰：“诸丘陵、林谷、深山、大泽，疾行亟去，勿得从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噪而乘之，进弓与弩，且射且虏，审察其政（观察敌阵是否混乱），乱则击之，勿疑。”
武侯问曰：“左右高山，地甚狭迫，卒遇敌人，击之不敢，去之不得，为之奈何？”起对曰：“此为谷战，虽众不用，募吾材士（精锐士卒），与敌相当，轻足利兵以为前行，分车列骑隐于四旁，相去数里，无见其兵（与前锋保持距离，不可暴露自己的兵力），敌必坚阵，进退不敢。于是出旌列斾，行出山外营之，敌人必惧。车骑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战之法也。”
武侯问曰：“吾与敌相遇大水之泽，倾轮没辕，水薄（洪水吞没）车骑，舟楫不设，进退不得，为之奈何？”起对曰：“此为水战，无用车骑，且留其旁。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广狭，尽其浅深，乃可为奇以胜之。敌若绝水（渡水），半渡而薄之（乘敌半渡攻击）。”
武侯问曰：“暴寇卒来，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则如之何？”起对曰：“暴寇之来，必虑其强，善守勿应。彼将暮去，其装必重，其心必恐，还退务速，必有不属（联系、联结）。追而击之，其兵可覆。”
武侯问曰：“天久连雨，马陷车止，四面受敌，三军惊骇，为之奈何？”起对曰：“凡用车者，阴湿则停，阳燥则起，贵高贱下（选择高处，避开低处），驰其强车，若进若止，必从其道。敌人若起，必逐其迹（沿着敌人的车迹行动）。”
吴子曰：凡攻敌围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宫（官府），御（驾驭）其禄秩（官吏），收其器物。军之所至，无刊（砍削）其木、发（拆毁）其屋、取其粟、杀其六畜、燔（焚烧）其积聚，示民无残心。其有请降，许而安之。
励士第六
武侯问曰：“严刑明赏，足以胜乎？”起对曰：“严明之事，臣不能悉。虽然，非所恃也。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对曰：“君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于是武侯设坐庙廷，为三行飨士大夫（这里指军中将佐），上功坐前行，肴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肴席器差减；无功坐后行，肴席无重器。飨毕而出，又颁赐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庙门外，亦以功为差。有死事之家，岁遣使者劳赐其父母，著不忘于心。行之三年，秦人兴师，临于西河，魏士闻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以万数。
武侯召吴起而谓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对曰：“臣闻人有短长，气有盛衰。君试发无功者五万人，臣请率以当之。脱（有逃走之意）其不胜，取笑于诸侯，失权于天下矣。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今臣以五万之众，而为一死贼，率以讨之，固难敌矣。”于是武侯从之，兼车（加派战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此励士之功也。先战一日，吴起令三军曰：“诸吏士当从受敌（应当听从命令去与敌战斗），车骑与徒（指车兵、骑兵和步兵），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故战之日，其令不烦（不多），而威震天下。
注：《吴子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四十八篇，但在流传中不断流失，今仅存以上六篇，据史学界考证，疑为后人根据《吴子兵法》的断简残篇加工整理而成。
《吴子兵法》译文
吴起穿着儒生的服装，以兵法进见魏文侯。
文侯说：“我不爱好军事。”
吴起说：“我从表面现象推测您的意图，从您过去的言行观察您将来的抱负，您为什么要言不由衷呢？现在您一年到头杀兽剥皮，在皮革上涂以红漆，给以色彩，烫上犀牛和大象的图案。[若用来做衣服，]冬天穿着不暖和，夏天穿着不凉快。制造的长戟达二丈四尺，短戟达一丈二尺。用皮革把重车护起来，车轮车毂也加以覆盖，这看在眼里并不华丽，坐去打猎也不轻便，不知您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如果说您准备用来作战，却又不去寻求会使用它们的人。这就好像孵雏的母鸡去和野猫搏斗，吃奶的小狗去进犯老虎，虽有战斗的决心，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死亡。从前承桑氏的国君，只许文德，废弛武备，因而亡国。有扈氏的国君仗着兵多，恃勇好战，[不修文德，]也丧失了国家。贤明的君主有鉴于此，必须对内修明文德，对外做好战备。所以，面对敌人而不敢进战，这说不上是义；看着阵亡将士的尸体而悲伤，这说不上是仁。”
于是文侯亲自设席，夫人捧酒，宴请吴起于祖庙，任命他为大将，主持西河防务。后来，吴起与各诸侯国大战七十六次，全胜六十四次，其余十二次也难分胜负。魏国向四面扩张领土达千里，都是吴起的功绩！
吴起说：“从前谋求治好国家的君主，必先教育‘百姓’，亲近‘万民’。在四种不协调的情况下，不宜行动：国内意志不统一，不可以出兵；军队内部不团结，不可以上阵；临战阵势不整齐，不可以进战，战士行动不协调，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英明的君主，准备用他的民众去作战的时候，必先搞好团结然后才进行战争。虽然如此，他还不敢自信其谋划的正确，必须祭告祖庙，占卜凶吉，参看天时，得到吉兆然后行动。让民众知道国君爱护他们的生命，怜惜他们的死亡，做到这样周到的地步，然后再率领他们去打仗，他们就会以尽力效死为光荣，以后退偷生为耻辱了。”
吴起说：“道‘是用来恢复人们善良的天性的，’义‘是用来建功立业的。’谋‘是用来趋利避害的。’要‘是用来巩固、保全事业成果的。如果行为不合于’道‘举动不合于’义‘而掌握大权，分居要职，必定祸患无穷。所以，’圣人‘用’道‘来安抚天下，用’义‘来治理国家，用’礼‘来动员民众，用’仁来抚慰民众。这四项美德发扬起来国家就兴盛，废弃了国家就衰亡。所以，商汤讨伐夏桀夏民很高兴，周武王讨伐殷纣殷人却不反对。这是由于他们进行的战争，顺乎天理，合乎人情，所以才能这样。”
吴起说：“凡治理国家和军队，必须用礼来教育人们，用义来勉励人们，使人们鼓起勇气。人们有了勇气，力量强大就能出战，力量弱小也能坚守。然而取得胜利比较容易，巩固胜利却很困难。所以说，天下从事战争的国家，五战五胜的，会招来祸患；四战四胜的，会国力疲弊；三战三胜的，可以称霸；二战二胜的，可以称王；一战一胜的，可以成就帝业。因此，靠多次战争的胜利而取得天下的少，由此而亡国的却很多。”
吴起说：“战争的起因有五种：一是争名，二是争利，三是积仇，四是内乱，五是饥荒。用兵的性质也有五种：一是义兵，二是强兵，三是刚兵，四是暴兵，五是逆兵。禁暴除乱，拯救危难的叫义兵，仗恃兵多，征伐别国的叫强兵，因怒兴兵的叫刚兵，背理贪利的叫暴兵，不顾国乱士疲，兴师动众的叫逆兵。对付这五种不同性质的用兵，各有不同的方法，对义兵必须用道理折服它，对强兵必须用谦让悦服它，对刚兵必须用言辞说服它，对暴兵必须用计谋制服它，对逆兵必须用威力压服它。”
武侯对吴起说“我想知道关于治理军队、统计人口、巩固国家的方法。”
吴起回答说：“古时贤明的国君，必严守君臣间的礼节，讲究上下间的法度，使吏民各得其所，按习俗进行教育，选募能干的人，以防不测。从前齐桓公招募勇士五万，赖以称霸诸侯。晋文公招集勇士四万作为前锋，以得志于天下，秦穆公建立冲锋陷阵的部队三万，用以制服邻近的敌国。所以，发奋图强的君主，必须查清人口，把勇敢强壮的人，编为一队。把乐意效命显示忠勇的人，编为一队。把能攀高跳远、轻快善走的人，编为一队。把因罪罢官而想立功报效的人，编为一队。把曾弃守城邑而想洗刷耻辱的人，编为一队。这五种编队都是军队中的精锐部队。如果有这样三十人，由内出击可以突破敌人的包围，由外进攻，可以摧毁敌人的城邑。”
武侯说：“我想知道能使阵必定、守必固、战必胜的方法。”
吴起答：“立即看到成效都可以，岂止是知道而已！您能将有才德的人加以重用，没有才德的人不予重用，那么阵就已稳定了。民众安居乐业，亲敬官吏，那么守备就已巩固了。百姓都拥护自己的国君，而反对敌国。那么战争就已胜利了。”
武侯曾经和群臣商议国事，群臣的见解都不如他，他退朝以后面有喜色。吴起进谏说：“从前楚庄王曾经和群臣商议国事，群臣都不及他，他退朝后面有忧色。申公问他：‘您为什么面有忧色呢？’楚庄王说：‘我听说世上不会没有圣人，国家不会缺少贤人，能得到他们做老师的，可以称王，得到他们做朋友的，可以称霸。现在我没有才能，而群臣还不如我，楚国真危险了。’这是楚庄王所忧虑的事，您却反而喜悦，我私下深感忧惧。”于是武侯表示很惭愧。
武侯对吴起说：“今秦国威胁着我西部，楚国围绕着我南部，赵国面对着我北部，齐国紧逼着我东部，燕国阻断我的后面，韩国据守在我的前面，六国军队四面包围着我们，形势非常不利，我对此很忧虑，该怎么办呢？”
吴起答：“保障国家安全的方法，先有戒备是最重要的。现在您已经有了戒备，离祸患就远了。请允许我分析一下六国军阵的情况，齐国阵势庞大但不坚固，秦国阵势分散但能各自为战，楚国阵势严整但不能持久，燕国阵势长于防守但不善于机动，韩、赵阵势整齐但不顶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