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楠从没有想到过将犯罪和自己联系在一起。他时刻憧憬的是怎样上大学怎样出息，怎样正直、善良、勤劳，受到人们的尊重和赞美。为自己，为父母，为邻里乡亲，为家乡争光，争气，活出个人样来。但他却清清楚楚而不是糊里糊涂地进了拘留所，与真正的原罪犯为伍，享受一个罪犯所应有的一切待遇。
他没有工作，他不能凭自己的本事找到一份工作。尽管他明知道招工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但那天他还是拎着一只用当地名酒三春液瓶子改的醋瓶子跟好友丁三谷来到街上工会大楼前。
他们越过簇动的人头，觊觎万一出榜的人不小心将他们的名字写在上面。但幻想的终结便是幻灭。他立刻为得道者们指天划地的可以原谅的自诩和自己的卑微无能而赧颜了。他拽了拽三谷的衣袖，沿着北大街漫无目的地走着，脑子里一片苍白。
他渴望有一份工作，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好它，但连续几次招工都轮不到他。他不颓丧，他相信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他终于迎来了招工考试的机会，他对成功有绝对的把握。但他满怀热望地走进考场后，他就发现他错了：有的人早已将试卷答好，一字不改地誊抄。更多的则是从窗户里往外送题。外边有人等着做。有的甚至连高三教师都调来了。没门路的人则正互相传抄。监考人员睁一只眼闭一眼——因为都是本地人，都互相认识，谁也不会为公家的事去得罪人。只有他和三谷岿然不动。他讨厌这种虚假的竞争。他自认为他是个强者，他愿意在平等的前提下，与任何人展开竞争。他甚至看见他的数学老师在窗外替人答题，他只要打个手势老师就会帮忙。但这是他一向鄙夷的。他要那样做了，会瞧不起自己的。他为了不至于瞧不起自己，绝不会做任何偷偷摸摸、卑鄙虚假的事。唯一使他懊恼的是他把他的试卷给了同桌的三谷，但他是自己的铁哥们，不能不帮他。
他的固执又一次给自己开了个玩笑：他考上了，考了个倒数第四，丁三谷倒数第三。
尽管不怎么满意，但毕竟考上了，且无须受到良心的谴责。他和丁三谷掏出两人身上仅有的五块钱到颐和园饭店买了一盘花生米，一盘猪头肉吃喝了一顿。他们都为自己凭自己的力量找到一份职业而欢欣鼓舞。然而，几天后，当他们找到劳动局赵局长了解他们工作分配时，一盆冷水兜头浇来，冷得他们直打牙花子。
年轻却已发福的赵局长在宽敞的客厅里接待了他们。精明的局长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先是避而不谈，在他们在再三催问下，他才不无遗憾地告诉他们，最后四名属于特招：一个是连续两年的三好学生：一个是模范居民；两个是抓歹徒有功的获见义勇为奖的勇士。因为招工名额有限，只好算到公开招工的名额里……他看着他俩越来越难以遏止的怒火，很镇定地拿出红头文件，很客气地说他是执行上级的规定，实在无回天之力。
他俩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严酷的事实。他能理解红头文件后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模范三好还不就是领导的一句话？他们随便什么时候想给一个人的过去添点荣誉，花两毛钱买张奖状就可哄神弄鬼。至于那两位勇士，他都懒得听他们的大名去。一个社会可怜到用金钱去买正义的时候，正义和善良早已被践踏殆尽，而邪恶早已像茅蛆一样蠕蠕蠢动了。
他知道处于他们这样一种社会地位的青年在生活中的位置是什么。更何况还有另外两个倒霉蛋作陪绑，还能给他们以“天塌大家死”的阿Q式的安慰。他所作出的唯一反应就是临出门时将局长大门边花盆里的一株西蕃莲连根拔起扔到墙外，而三谷则将拴着铁链的把门狗打了两石头。
他俩默默地走出北门，来到小西天大桥上凭栏而望。
雄伟的大桥在紫川河上静默着。紫川河像一条白色的细链，从紫雾飘渺的太和山而来，滑溜溜地穿过大桥，委蛇蜿蜒，绕城而过，掉头消失在西南方。整条河道里都飘忽着淡淡的紫雾，紫川河大概就由此而来。
清凌凌的河水舔着桥墩，深不过跗，水中的泥鳅、青蛙清晰可见。
这是一条季节河。平日里清澈如练，款款悠悠，如凝神处子。暴雨来临，洪水滔天，势如猛兽，有时竟淹没桥面。春旱时节，干涸见底。泥鳅、蝌蚪竟成干酪。雄伟的大桥失却了对手的烘托，英雄气概顿减，像一个干瘪的跎背老翁，孤零零地兀立着。而此时，正值盛夏，时不时有山洪来装点它的雄姿。因而，即使没有山洪，也仍有涓涓细流抚摸着它坚固的基墩。
似乎是大桥的雄浑感染了他，章楠的眼睛变得柔和起来。
河滩里，男人们正三三两两地掏挖着河沙，光光的脊梁辉映着油亮亮的光。女人和孩子们在树荫里砸打着青石，叮叮当当的声音传出去很远。河边的一座砖瓦厂里一辆推土机正冒着黑烟推场地。西侧的岔沟里传来开山炸石的沉闷的炮声。
“你在想什么？”三谷敲着栏杆问。
“我想——”他略略顿了一下，望着桥下的一块硕大的青石说，“一个人如果从这儿跳下去，正巧摔在那块青石上，粘粘乎乎的连骨头带肉粘在上边，拾掇起来一定很费事吧？”
“胡说八道。”三谷没好气地骂道，“你小子想死呀？”
“死？没那么容易。为什么那么多狰狞的混蛋的微笑的混蛋都活得那么光挺、阔绰，偏偏让我去死？一个善良、正直、勇敢，也不乏忠厚的人。”
“忠厚是无用的别名。”
“所以，忠厚的人常常这样想：我啥时死呀？因为他们常常碰钉子。这儿倒不失为一个死的好去处。”
三谷疑惑地望着他，尖尖的鹰钩鼻子和浑圆的嘴巴构成一个大大的问号。
“日本有座自杀桥听说过吧？”章楠望着他说，“人们都选择那里走向天国是因为那里风景优美。这说明人在临死之前对这个世界的依恋。其实，根本不如咱们这小西天桥好——向东，求人无路；往西，求神无门。这桥正好介于天国和尘世之间，对走投无路的人们来说，这儿是走向人生终点的最好场所。何况这儿风景也不错，紫雾缥缈，说不定是神的启示。”
“不知这会儿他们会喊什么？”三谷说。
“那就要具体分析了。”章楠说，“比如欠债，失恋，遭受侮辱，各有所求。我见过一个因家务事跳楼的女人高喊着‘我死呀，叫你们狗日的活着吧。’临死还要表现一番东方人的嫉妒。你说说，咱们该喊什么？”
“别胡扯了。”三谷抬头望着小西天说，“要死还是到西凤湖去吧，让水泡一泡，死得干净。”
章楠：“好吧，不过，西凤湖禁止游泳呀。”
“管那干啥？”三谷嘲弄地说，“临死还惦记着老婆偷人！规定不叫游泳又没规定不叫死人。”
小西天座落在凤凰山巅，以外部气势高峻，内部小巧玲珑著称。山脚下有一股水桶粗的涌泉。一部分通过河底管道抽进水塔供居民用水，其余部分蓄起来形成一座人工湖。
他俩来到湖边，立刻就被它的清爽、宁静和秀美所陶醉。
碧绿的湖面宛如一面椭圆形的镜子倒映着雄伟高峻青翠欲滴的凤凰山。墨绿色的山影浓浓地抹去大半个湖面，幽深，神秘。一绺绺清风轻掠过湖面。平静的湖水像通心受到了震动，掀起层层涟漪，于是，那浓重的山影，绿树，也抖了几抖，晃了几晃。湖坝上的袅袅垂柳，点点山花，也随着摆几摆，曳几曳。三三两两的游人从弯弯曲曲的石径上下来，在熊猫桥上驻足片刻，又都款款悠悠地朝大桥走去，留下几声嗟讶，披走一身骄阳。
正值中午，值班人员都吃饭去了，值班室门上挂着铁锁，附近阒无一人。
章楠弯腰将瓶子涮了涮，又灌了点水放在岸上。他脱去外衣，正犹豫是不是该脱去裤衩，却见三谷已脱得赤条条地准备下水。他作了几个扩胸动作冲他说；“别愣着了，怕什么？这玩艺儿男人看了无所谓，女人又不敢看。”
他被三谷逗乐了，边下水边说：“可不是，男人们只所以腆然人面，就是因为女人太窝囊。”
温吞的水亲吻着他的每一寸肌肤，溜溜地滑过他全身的每一个部位，痒痒的，像有无数柔软的小虫子在背上爬挠。他周身都感到有着无限的惬意。
他是全区连续三年自由泳冠军保持者。娴熟的泳姿，健美的身躯，曾使多少人为他大声喝彩，对他刮目相看。这尽管美好，可只属于过去，只能作为一个美丽的符号残存在大脑皮层里，可资失意时在追忆与对比中生发感慨，在得意时于炫耀中增添些许历史的自豪感，舍此则毫无价值。
忽然，有一些枝枝杈杈的东西撩拨着他的腹部、背部，一些毛茸茸的须状物扫过他的全身。他浑身一激灵，以为碰上了什么怪物。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水仔细一看，才知是游到湖中心的柳树下了。
造湖的时候，湖底的几株河柳就没有伐倒，水面上升，树便成了湖中树了。其中的两株大柳，树梢探出湖面，粗大的树杆，墨绿的树叶浸入水中，别有风景。
他攀住树杆，坐在一株略粗的树枝上。墨绿并带着黑色斑点的树杈有种滑腻感，冰凉冰凉的像条硕大的绿蛇。湿漉漉的柳枝轻拂着他的面颊。他的下半身浸在水里，上半身露出水面，宽肩细腰，成为一个好看的倒三角形。浑圆的头像底边上托着的一个圆。
他手扶着头上方的树杈，散乱的目光望着波光凌凌的水面，望着小西天大桥，又越过大桥望着对面柏油公路上蠕动着的车辆、人流，以及屹立东金山银白色的电视塔，一种怅然若失的情绪顿时像那座高高的铁塔一样覆压在他的心头，使浑圆的脸上多了几分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沉郁和压抑。
丁三谷游到他跟前，坐在一根树杈上说：“你找得老王怎样了？他要你么？”
他摇了摇头，淡淡地说；“还是那句老话，他有使用权但没有录取权。必须先招为正式工，他才能把我要到通讯组。”
他的文章常常得到通讯组组长老王的指教。他曾在地区报上发表过散文和小诗，老王很赏识他。通讯组人手不够，有的也只是些混饭吃的主儿。老王很想让他作自己的助手，但他不能被招工，老王就无法安排他。
他知道他的这点小才能根本不能改变他整个命运和全部生活。他有时甚至想砸烂点什么，欺骗点什么，也许才会感到痛快点。
“这世界真他妈的邪门。”三谷忿然说，“骆驼不叫吃盐，烈马偏要拴在驴槽里。要是考上大学就好了。咱老弟不行，可你是高才生，都是那老杂毛害的。”
“也不能那么说。”章楠说，“刘老师也是一片好心，怪只怪咱没主意，这山看着那山高。”
“主意？十七八岁能有个屁主意。”三谷撇了撇嘴说。
他望着忿形于色的朋友，默然了。他何尝对刘老师没怨嗟之心呢？但又能怎样？何况他完全是为他好呀。
在高中文理分班之前，他的各门功课都好，但他分明感到他的数理化学得相当吃力。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那上面了。而他对文史地的酷爱，使他不怎么学都在数理化之上。分班时，班主任刘老师劝他报理科。理由是文科没有好学校，考理科有出息。其实还有做老师的一点可以原谅的自私心：不想让好学生落在别人手中。
他在踌躇再三之后，还是服从了老师的安排。一开始，尚能勉强应付，可是一到综合复习，他就立刻表现得慌乱和窘迫。他的抽象思维糟透了。成绩直线下降，晕晕乎乎进考场，以至考化学时竟将一页考卷混进草稿纸里带回了家。
考试结果可想而知。
他连连骂娘，在自己的头上狠狠砸了三拳之后，才知是目标选择错误：他的形象思维好极了。他早在初二时就获得了天津市举办的作文比赛“新蕾”奖。他不得从头复习考文科，但史地早已忘得光光。何况他压根就没重视过。命运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以十分之差名落孙山。想再复习一年，但他已感到精疲力竭了。他不愿为了这么一点可怜的价值显示而将自己的命都搭进去。
他不遗憾，条条道路通罗马，他不相信考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
他学着做买卖。五月贩枣，八月十五卖梨，他没有多少本钱，只能做个小买卖。他大大方方地拎着秤蹲在闹市里跟顾客掂斤播两，讨价还价。他不怕同学、熟人投来的鄙夷、猜忌的目光和指指戳戳，他不怕。他凭汗水和智慧活着，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但他想错了：无奸不商。他的所谓智慧在买卖这个行当里简直是愚蠢的代名词。坑蒙拐骗是为商之秘诀。他在小赚了几笔后，终于被一位高手美美涮了一回，一三轮西瓜全部烂掉，把原先赚的全赔进去，这欠了邻居牛禾禾二百块。
在金钱世界里他是个弱者。
“真想放一把火。”他下意识地自语着。
“什么？”三谷困惑地问，“放火？烧谁？”
“烧谁？”
是啊，烧谁呢？似乎谁都该烧一家伙，可谁都不该烧。他想了想说：“烧赵局长家。不过，要仁慈一点，把他家的二层楼烧上一层就行。”
“对。啥时动手？”三谷一听，似乎很有兴趣。
他被这位纯真的朋友逗乐了，笑笑说；“说着玩的，吃饱了撑的到牢房里去消化不成？”
他历来鄙视那些囚徒罪犯，那些为金钱、女人，为一己之私利触犯法律的家伙。他们是社会的渣滓，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卑鄙的索取而不是在劳动中获得。他们的社会价值是负数。他渴望像那些真正的强者一样在奋斗和奉献中获得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他即使不能为社会作出什么贡献，但绝不会成为社会的累赘。然而——
考大学——失败。
做买卖——赔本。
找工作——没有。
……
出路在哪里呢？他感到他连生存都受到了威胁。
他望着涟漪蠕动的湖面，目光像湖水一样深沉。
丁三谷有事，瞅着没人在树底下晾干身子穿好衣服先走了。他也游到岸边坐在条石上，先穿上裤衩慢慢晾干身子，然后穿好衣服缓缓朝家里走。
他所谓的爱只有父母和他三个人。两个比他大很多的姐姐远嫁外地，一年中难得回来一两趟，只有父母和他相依为命。
母亲的一把破扫帚每天黄昏都认真清扫着那些红男绿女和脑满肠肥者们拉下的、吐下的和随手抛下的不洁物，但常常遭到油头粉面们的掩面而唾，故意用车轮压她的扫帚，往她扫过的地方扔西瓜皮，因为她破坏了他们的“洁净”，阻挡了他们通行的“自由”。无处发泄痛苦的母亲常把愤怒撒在无辜的儿女们头上。父亲则顽固地信守“宁可人负我，我绝不负人”的人生哲学，连叹气都得瞅没人的时候躲到他的书柜后边。但他又那么充满自信。他是三尺讲台上的国王。他面对三尺顽童表现他的自尊、自爱、自信和自强。他被他肚皮里那点可怜的知识捉弄着、欺骗着、麻醉着，自以为世人皆醉我独醒，知天知地知神知鬼，但又常常为智力商数极低的山民欺罔而浑然不知。欺甚了，顶多一个人面对四堵墙一架书骂句“无知刁民，何故冥顽不灵到如此地步呢？”尔后，又埋在书堆里，极认真甚至极刻板地备课、讲课，为一群顽童们挥舞着他神圣的教鞭。
父母是正直善良的，但过分的正值和善良就会变成对自己的苛责和剥夺。
他们没有本事为自己的儿女安排幸福，他也没指望父母给予他什么，他唯一的乞求就是他们不要责难他。
有教养的父亲对他只有安慰和宽容。他能理解儿子，一个失败者的苦衷。但母亲却不能容忍他，常常对他摔盆掼碗，横眉冷对。尤其巷子里几位得道的男女同学迈着高远的步伐远走高飞而他仍像一条癞皮狗一样赖在家里时，这种不容忍就天天在升级。
人比人，活不成人。
人，最可怕的是对比，最可贵的也是对比。
母亲用最现实的例子和最高的标准来对比他，常常将他比得无地自容。而父亲的宽慰根本无法冲消母亲对他的责难。父亲在很远的山村里教学极少回家，这就给母亲以充分展示她统治欲的机会。
他感到家庭、社会，这个世界都有无数双无形的手将他往外推。谁也不需要他，谁也不搭理他。他浑身都充满着力量，但不知往哪儿去使。他写一手好文章，善于游泳，会作画，弹一手好琴，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比不上中央台一级广播员，也比县广播站那不屈不饶（挠）的主儿强。
但，这又能怎样呢？
一种被这个世界抛弃的感觉弥漫全身。他拧开瓶塞将瓶里的水倒在路上，他感到自己就像那瓶无用的水一样被倒掉了。他看着空荡荡的醋瓶子，决定装一瓶清水回去，进行消极、甚至是变态的反抗。因为他做与不做，做得好与不好，结果都是一样的。但他这样做的结果更能使他痛苦和内疚：他面对的是他的母亲而不是他的仇敌。而母亲又是“为他好”。
还没到大门口，他就听到家里隐隐约约传来嘤嘤的哭声。他的心猛地一提；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心头。他紧走几步跑回家，只见母亲系着围裙正坐在小凳子上捂着脸哭着，右手和脸颊上沾了不少面粉。
他正待开口问，母亲却站起来连哭带说；“你还晓得回来？你像个孤魂野鬼一样可世界乱窜。文不成，武不就。你也不看看，这个家成了啥样子了。二十几岁的人了，看你一辈子就这么倒灶吧。你还有没有为儿的一点骨气跟血性……”
他望着她愤怒悲伤的样子，听着这摸不着头脑的话，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知道那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碎脑袋的老子发生了什么事。
他把空醋瓶扔到窗台上，冲着仍在不断创造詈词的母亲说：“妈，您别骂了，我爸到底怎么了，您先说清楚再骂。”
“骂，骂，你动不动就说我骂你。当大人的就不兴说你几句？说你还不是为你好？除了我，人家外人谁理哩。不说你能行么？你那老子叫人打了。”
“打了？谁？谁打了？”他吃惊地问。
“谁，还能有谁？支书家的儿子。”
“嗡”地一下，他的脑袋一下胀大了。这消息绝不亚于两千年地球要爆炸。他宁可相信东金山是堆起来的，也绝不相信父亲挨打这一事实。因为打人和挨打这些事在他们整个家族史上都找不到。他绝不相信父亲善良的近乎迂腐的天性能招惹了谁而挨人打。
他现在唯一考虑的是父亲被打到什么程度了。因为打，是没有深浅的。
他望着仍在数落他的母亲，近乎央求地说；“您就少说几句吧，给我点钱怕上医院要用。”
一听到钱，又勾起了她对他的怨怼。因为他折腾了两年多，没给家里挣回一分钱，还赔了二百多。
母亲嘴里仍“说”着他，手里却急忙打开箱子取了五十块钱给了他。他揣进口袋里，想让牛禾禾用摩托车送一下，但一想到欠着他钱和那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样子，他便推起门口的自行车，箭一般飞向公路。身后传来母亲不安的叮嘱：
“在乡医院里，小心点儿。”
自行车的前轮轻轻在路面上跳动着，他的双腿像弹棉花似的急遽地伸缩。路上的行人像喝醉了似的在他左右往后退。他疯狂地登着，心里憋满了愤怒、疑惑和怨忧。他无法推断父亲挨打的原因，但显然是因为什么事触犯了乡村权贵的利益。他在憎恨凶手的同时对父亲也怨幽满腹：单线难织，孤掌难鸣，惹不起还躲不起？一个很软弱的人，无了事之力，就要尽量避事、免事。惹了事，你只能活受。更何况一个只要还有三分人性的人就不至于去殴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教书先生。
乡医院在乡政府后面的半坡上。两排新平房，五孔老式砖窑洞。窑面上有着斑驳的污痕。
院子里冷冷清清，不像发生了什么大事的样子。他紧悬着的心才有所松弛。
一个挑着水桶的老头往坡上走，他向老人打听大坂垣小学的那个老师在哪儿。老人指了指中间的那孔窑洞。
他立好车子，锁也没锁，就推门进去。
他一眼看见床上躺着的父亲头上渗透了鲜血的纱布，一下过去抓住父亲苍老的手喊了一声：“爸”。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窑洞有四张床，两张空着，另一张床上躺着一个脑部受伤的人，正阖眼微睡。正在扫地的女护士诧异地看了他一眼，又继续埋头扫地。
父亲躺在被垛上用痛苦和迷惘的眼光看着他。他嘴唇翕动着似乎想说什么，但又什么也没说。
看起来伤势并不重，只是被屈辱挤压着。他感到父亲的心灵创伤比额上的伤更重。他怀疑父亲身上也有伤，便急切地问：“爸，您伤着哪儿了？”
“就这，头上，再没别的地方了。”他沉郁地说。
“您招惹谁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对您？”
“招惹？我年轻气盛时都没招惹过谁，老了，我倒去招惹人？”
“那是为什么？”
“为了工作。”
“工作？”
他想象不出一个教书匠的工作能惹来什么是非。一品清官能与社会发生多少关系。
“是工作。”父亲略微欠起身子悲伤地说，“卫东富的孙子上二年级，捣蛋得不像话，不是上课乱跑，就是拽女娃儿的猴皮筋。昨天下午上课起立后，他把前边一个学生的凳子悄悄拉到自己的桌子底下。那学生一屁股坐空把头都磕破了。这是我执教二十多年来从没见过的事。我把他叫到办公室训了一顿，在屁股上打了两教鞭棍。对这样的孩子不吓唬吓唬是不行的。可天晓得他回去对大人说了些啥。傍晚放学后，他那放羊的父亲卫明山气汹汹跑到学校把我唤到院里，二话没说，操起手中的放羊铲照我头上就是一下。我觉得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是几个家长用小平车把我送到这里的。这就是对我勤勤恳恳执教二十几年的回报。这就是对我一日三省、修身养性几十年的回报。世事不公呐。”
父亲哽咽着说不下去了。他的嘴唇哆嗦着。他感到父亲的手微微发颤。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章楠的心底像突然掠过一阵狂飙。他万万没有想到父亲能这样无缘无故地惨遭伤害！
父亲是德高望重的教师。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在全县教育界很有名。父亲以往教过的学生都视师如父。而现在他突然遭受人格和肉体的污辱，叫他怎么去忍受！
他为在半路上对父亲的怨幽和猜疑而深感内疚。他扶着父亲躺下，握着父亲的手，一种难以抵制的悲愤的感情使他潸然泪下。他哽咽着说：“爸，您别难过，好好养着，我、我一定处理好这件事。”
父亲不让他参与这件事。他说凭着他为教育事业奋斗几十年，组织上绝不会熟视无睹。要他相信组织的力量，因为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工作。
章楠理解父亲的心：不愿给他增加负担，不愿将自己的痛苦转移到儿子身上。自然，对一个没有什么社会势力的家庭来说，组织的力量毕竟要比个人的力量强大得多！
章楠听着父亲的话，紧悬着的心略微宽松了点儿。他瞥见窗台上放着的罐头和糕点才知自己已跑了几十里路，时间已到下午，肚里早饿了。他要给父亲打一听罐头，父亲不让打，说刚吃过饭，让他吃。他说他不想吃罐头，便打开盒糕点。他拿起一块刚咬了一口，猛地看见挂在墙上的一件瓦灰色涤卡上衣，上而渍满了斑斑血迹！
他扔下糕点奔过去，一把摘下那件涤卡衫展开一看，他一下愣住了：紫红色的血溅满前襟，花花点点，像秋天经霜的落叶。有的连成钱，有的缀成片，在洗得发白的旧衣上显得那么醒目，那么刺人，那么令人骇然！
血！血！！血！！！
这是父亲的血！这是一个无辜者的血！一支勤勤恳恳几十年烧干了的蜡烛的血！一个独善其身，一日三谴责自己的老书生的血！他是那么善良，那么正直，善良得有此迂腐，正直得有些固执！他为社会、为别人奉献着自己的心血，而得到的却是如此的污辱和伤害！法律何在？正义何在？
一股不可遏止的烈焰从他心中腾腾燃烧，浑身的热血呼的一下涌向脑际。他扔下血衣，冲出门抓起窗台上一柄劈柴的斧头朝垣上直奔而去。
他已完全丧失了理智。他连自行车都忘了骑。他甚至忘了大坂垣离乡政府有五里之遥！
他在垣上狂奔着，涔涔热汗从他额上像气泡似的往出冒。他的脑子里时而一片苍白，时而像煮沸的粥。他只有一个信念：报仇！报仇！
章楠！章楠！他心里高喊着自己的名字：你是个男子汉，多少应该有点血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没有谁来帮助你，因为你没有力量帮助人。你只有靠自己！你是家中除了父亲以外的唯一的男子汉。一个男子汉倒下了，这就要看你这一尚未倒下的男子汉了！你还有两个姐姐，但她们除了奉献眼泪外，什么力量都没有！你不能指望她们！一个男子汉只有在关键时刻才能显示他的存在和价值！现在是时候了，到关键时刻了！你不能看着随便一个混蛋，对你孝敬的父亲侮辱和殴打！
一个人，即使不能成为强者，也不能像案板上的一条鱼，随便让人切一刀！
他活了二十岁，但从未像现在这样使他怒不可遏！他是个具有忍耐力的比较成熟的青年。这种忍耐和忍让，在文明的国度里是一种美德，是成熟的标志。而在野蛮和愚昧者的眼睛里就是孱弱和怯懦可欺！而强者这种忍耐的美德在受到肆无忌惮的欺凌的时候，其爆发力要比那些动辄咋咋惊惊，貌似强者的人超过千倍、万倍！但这种暴发是可怕的、不计后果的！
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能忍能让，寻求迂回式的斗争方式，是青年人成熟和完美的标志。血气方刚固然值得赞美，但其间的鲁莽、感情用事却很是应该剔除的！
章楠本属于较为成熟的青年一类，但由于没有承受过更多更大的侮辱和打击，父亲所遭受的侮辱和打击在他看来就属于忍无可忍之例了。这种忍无可忍给了他以鲁莽灭裂的力量；他越跑越快，手中的斧头越攥越紧！
他望着几里外大坂垣村口那株硕大的古槐奔跑着。他已经想着是光劈卫明山一个人，还是连那个土皇帝老子也劈掉，要不就连那个小杂种也一斧剁了！
他根本没想到他的样子有多么可笑：头上冒着汗，脸上淌满了污痕，斧头在手中舞动着，引得路上的行人诧异地看着他，以为他是个疯子！
忽然，身后传来父亲声嘶力竭的呼喊声：“楠楠——，楠楠——，你不以能闯祸呀。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闯了祸，可叫我怎么活呀。楠……”
声音苍老，嘶哑，如一枚枚钢针穿过他的耳膜，扎在他的心上。一股无形的巨大的力量一下抓住了他。他猛地顿住脚，回过头，见父亲骑着自行车摇摇晃晃地追了上来，嘴里仍在不停地喊着：
“楠楠，楠楠——”
这声音如一支神奇的催化剂催动着他的泪腺，他的眼泪唰地一下涌了出来。
父亲！父亲！
你是父亲唯一的儿子，你不怕因为父亲洗去冤屈而毁掉自己。但这样做只能给他蒙受创痛的心增加更大的痛苦而毁了他。因为你是他的希望，他的未来。毁灭自己就等于毁灭了他的希望和未来。这更是残忍的、可恶的。
他为自己的鲁莽和愚钝感到羞愧和耻辱。但父辱未洗，子责未尽，正义无法伸展，怨愤无处发泄的痛苦，又使他陷入另一种无法排遣的矛盾之中。
他伫立在大坂垣无边的旷野里，无力地提着斧柄。天空在他的头顶显得更加高远，田野里的风飗飗地潲来，撩起他的长发。一片片玉米、谷子像绿色的海洋在他周围涌动着。一串黑色的鸟儿叽叽喳喳地飞向碧蓝如洗的天空。血红的夕阳映照着路边的树，地塄上的草，映照着他孤独无助的身影。他感到他是那么无能，那么软弱和可悲。他觉得他的两条腿在往地里陷。一架怒不可遏的轰炸机变成了一个可怜的溺水者。他无力地将斧头劈在面前的一棵杨树上，蹲在树下抱住头嘤嘤地抽噎起来。
忽听“咔嚓”一声响。他抬起头，见父亲摔倒在路旁，自行车重重地压在他身上。他慌忙站起身咆过去扶起浑身沾满土的父亲喊：
“爸！”
泪如雨下。
章楠平静地接受了他不愿接受的这个现实。他相信法律对正义和善良的保护，相信组织的力量。
他没有去找乡政府。乡政府是一级土皇帝，村委会是二级土皇帝。它们是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找他们无异于自投罗网。
生活真是个伟大的老师：教他考大学、做买卖，找工作，还要教他打官司。尽管前三者已冷漠地宣告他是个失败者，但他相信后者必须让他庄严地喊一声“呜拉”。
他先找到组织——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很热情地接待了他，愤怒地谴责了凶手，表示他一定要干预这件事，并很快写了报案材料，递到派出所，并说，他也可以以受害者家属的名义报案。
他对主任的正义感很是感激。因为在他全家人的生活中，都从未遇到过这么好的人。
从李主任嘴里他还知道父亲向他隐瞒了一处伤；卫明山在父亲倒下后还在他左腿上铲了一铲子，一个伤口缝了八针。
这就更增加了法律对他严惩的可能。他对成功充满了信心。他为了有把握，不想让人看出他什么也不懂的样子，找到通讯组的老王。他是业余律师，在方圆几县都很有名。
他向老王详细介绍了父亲的伤势和事情的经过。出乎他意料的是，老王并没有像他想象那样表现出强烈的义愤和同情，而是略有沉思地说；“这类案件历来都不很重视，除非是重大案件，一般都够不着判刑。不管起因如何，最大可能是拘留十天八天。要不要我帮你写个材料？”
他望着老王诚恳的面孔，知道他是诚心帮助自己的。但他的帮助绝不能超越法律条文。
中国民众心中是不存在人权这个概念的。只有权势威压下的臣民心理，家庭关系中的妻从夫，子从父的心理。这种封建文化的糟粕居然也能影响到共和国的法律。法律居然也被我们惯常所言的“你不惹人家，人家就打你？”“杀人必偿命”的封建意识所感染，视人权的侵犯，人格的污辱，生命所受到的威胁并由此而产生的正当防卫如敝屣。致使野蛮之徒横行，玩命之辈迭出。人人出门，人人自危——小心你的钱包，并由小心钱包到小心你的小命。
章楠听着老王的话，一心想在法庭上大义凛然、慷慨陈词的热情顿时冷却到冰点。一阵寒冷从他心头直通到脚底。
十天八天，让那个凶徒有吃有喝，在房子里美美睡上几天觉。没有侮辱，不受饥寒，更不会流血。这也算是一种惩罚么？这惩罚是多么舒服，多么使人愿意给别人多放点血而愉快地住进出口去呀。
他深深地失望了。他淡淡地冲老王说了句“不必麻烦了。”就匆匆离开他的办公室。
一种无名的愤怒和压抑挤压着他的心。他感到他是那样的渺小和软弱。而法律比他还渺小和软弱。
他不准备起诉了。他知道起诉了也没用。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渺小的。他只好靠组织了，他相信父亲的话：要相信组织。
他又找了一次李主任，主任说，派出所已经着手调查取证了。章楠也见警察到大坂垣去过两次。还到医院里向父亲取证，并取走了医生给开的伤势证明。
一切都进行得那么井井有条，从容不迫。
他又重新感到法律的尊严和神圣。
在这期间，他和三谷把父亲从乡医院接回到城里的家中。
三谷埋怨他不该放掉那小子，更不该不告诉他。
他很理解这位两肋插刀的好朋友，但他不愿连累朋友，除非万不得已，不愿朋友为自己作出牺牲。他笑着说：“你好好等着吧。总有一天会用得着你的。”
父亲的伤势已大有好转，精神也很快恢复了。他那善良的天性又来了。他坐在椅子上，边读着一份报纸边说；“要是卫家能来说上几句好话，低个架子，咱还是别叫局里告状了吧？”
母亲也附和着说：“可不，进了衙门，谁晓得你有理？还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外人听了，还说是咱家惹事，多丢人。”
章楠眼睛潮潮地看着他们。他为有这样的父母而感到自豪和心酸。他们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和侮辱，居然只要求对方有一点认错的表示，就可与对方和解。但据来自大坂垣的消息说，卫明山父子扬言，一个穷教书匠告到哪里也尿口清的。老子不怕也没错。
章楠不同意父亲那种可怜和软弱的要求。他耐心劝说他们等待法律的裁决，还是那句话：要相信组织。
然而，几天后，一个可靠的消息从公安局和教育局同时传来：对打人凶手卫明山拘留三天，医药费只承担一半。
他被这所谓的公正裁定惊呆了。他像狼一样在屋子里疯狂地转来转去，凶凶地嗅着已经使父母感到平和的空气。他躲在没有人的厕所里打了自己三个耳光。他把当小工时因挨了工头的打而偷来的一把瓦刀揣进怀里，叫来丁三谷，每人骑了一辆自行车三上大坂垣。
暮色苍茫中，一条壮汉赶着一群羊从垣上的草坡地上返了回来。羊群像一团乌云缓缓移动着，空气里散发着青草、夕露和羊膻味的混合气息。羊群走过，路边的野草立刻被扫荡得残破不堪，花花点点的羊粪蛋骨骨碌碌地地草间滚动着。当放羊汉走到离村口不远处的一片半人高的蒿草跟前时，一条黑影倏地从脚旁的草丛里一跃而起，他还来不及细看，什么东西在他眼前一晃，他便像一条沉重的布袋一样倒在路旁。羊被惊得四散逃奔。田野里飘起一层灰蓝色的暮岚，淹没了这里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