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文学家、政治家，他一生既在文学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又在政治上取得了伟大业绩。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可谓凤毛麟角。
韩愈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与文化两条道上并行不悖，关键在于韩愈的价值取向上与司马迁、李白、杜甫他们有所不同。尽管司马迁、李白、杜甫他们都希望进入仕途，都希望在政治上取得突出成就，尽管他们甚至终生都梦想着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但他们一旦遇到打击，或是在仕途上遭遇挫折，就经过慎重的思考，放弃了政治的道路，改而求立言与立德于世，立功的希望就渺茫了。
但韩愈不同，韩愈是在政治上与文化上求双重突破的人。儒家文化的熏陶，使他终身都不能放弃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这个愿望，而复兴国家的重任，在当时他认为又必须从文化上着手来解决，倡导古文，复兴儒学，从而振兴国家。因此，韩愈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又使他必须担负起建设新文化的重任。同时，他还以自己对儒家文化的深刻理解来从事政治活动，企图为儒家文化在政治上制造一个成功样板。在韩愈那里，政治与文化是交织在一起的，彼此密不可分。这就决定了韩愈在政治与文化两条道路上自始至终都是那么执著。
韩愈与李白等人不同的是，为了寻求在政治上的成功，他还具有特别能够忍耐的精神。“忍”也是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精华。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孟子也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都强调了“忍”的作用。儒家文化强调“忍”，于是韩愈在官场上尽力地忍耐自己，除了特别的愤怒之外，如反对君主佞佛等，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其他事情如果不涉及到国家利益，不涉及到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只是有损于自己的话，他一般都能忍，而且特别能忍。所以他没有像李白那样，闹出什么高力士脱靴、杨贵妃研墨之类的事情来，也没有像陶渊明那样，为了不被小吏们使唤，就辞官归隐了。韩愈是真实地实践着儒家的思想，强调忍耐，在忍耐中与人为善，从而消除政治上的绊脚石，使自己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这反映了韩愈在政治上的大智慧，也反映了韩愈对儒家文化的修炼之深，在政治实践上的运用之熟练老到。他不愧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信徒与传人。
韩愈为了在政治与文化上都能获得成功，在从政时不忘记自己复兴儒学，倡导复古的重要使命。他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可见他对进入仕途的强烈愿望。进入仕途前后，他便开始从事古文运动。尽管屡次遭到贬谪与打击，但始终都不灰心，始终都谋求在政治上有所发展，当他在朝廷之时，他在政治上与宦官做坚决斗争，反对君主荒淫，反对君主佞佛等；当他在贬谪之地时，他不以己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当地百姓留下了良好的口碑，也在当地留下了千古不朽的永恒政绩；当他在军中时，他还是献计克城平定淮西的功臣，只身入虎穴说服军阀的英雄；为文化官员时，他还兴办教育，培养学生，这些都是韩愈在政治上永恒的业绩。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同时，他结合自己的政治经历，结合当时的时弊，写了许多优秀的文章，为复古运动留下了生动的文章典范，以这些不朽之篇章，掀起了文化复兴的崭新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