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作者，诗备众体者杜子美，文备众体者韩退之。究其根源，都因能集前代之大成。韩愈因人因事因有所感而陈其词，不拘一格，形式多样。韩愈的文章也许并不符合文章家对文体的要求，但韩文对当时所有的应用文体，大都涉笔，而且都以高扬的美学意识，在质实的基础上使之具体、形象、艺术化，成为优美的文学散文。韩愈文体形式上的多样化，说明他不仅恢复了“古文”的历史地位，也把“古文”的实用性发展到全新的更高的阶段。
对现存的韩文中的书启一体，汉人多求详尽，穷意尽情，不留余地，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李陵《答苏武书》。六朝人则尚简贵，不多说话，如吴均《与宋元思书》、陶弘景《答谢中书书》。其结构形势，大都是如此，唯独韩愈与人书则因人变词，有陈乞者，如《三上宰相书》；有抒发愤怒心情骂世而吞咽的，如《应科目时与人书》；有自明气节者，如《与孟尚书书》；有讲道论德的，如《答尉迟生书》；有解释文字、为人导师者，如《答李翊书》。一篇文章，必有一篇的结构，似乎是不经意而为，却不是信手挥洒的文字，包含了作者的精妙构思。熟读韩愈书启，可以悟出无数的道理。
韩愈的祭文、哀辞的文体的创造也是因人而异的，不拘一格，因此种类繁多。哀祭之文，韩愈最为人所称道。韩愈的《祭河南张员外文》，写同贬的张署，其所经之途，“岁弊寒凶，雪虐风饕。”“风涛相豗，中作霹雳。”……这些文字令人侵入骨髓，悲惨之至。这是韩愈祭文中的一种形式。而《祭柳子厚文》一文，则又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峻洁直峭，语经百炼，锤幽凿险，似四言诗；《祭侯主薄文》，写忘形之交，其情非他人可比，前幅略点其文行与遭遇；后幅则转向交情上，重重叠叠，说得十分亲狎；又说生不能荐，死未得送，显见得十分悲哀。韩愈文奇，此文以情铸文，则平平叙出，又一付笔墨。《祭郑夫人文》，首末直叙，以明嫂之贤；受兄命为嫂服期，以显其必报养育之恩。文不假雕饰，而备极沉痛，于情于理，昭昭如揭。《祭女挐女文》，即痛自己无罪而远谪，与幼女病别，别后官府又迫遣家属，饥寒劳顿，幼女死于穷山，死后草葬路旁，魂无所归，成为孤魂野鬼。文虽短而骨肉之情情真意笃，无限酸楚，一腔怨恨，动世人之情，发世人之思。
而《祭十二郎文》是韩愈所有寄文中最为动情之一。结语云：“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正道出这篇祭文的特点。韩愈用挥洒自若的如椽之笔，不厌其烦地琐琐叙事，充分表达了他与十二郎的深厚情感，是一篇缘情而书，所写皆情，言有尽而情难终的“至情”之文。韩愈早孤，兄嫂养其成人，老成是兄嫂继子，两人从小就生活在一起，彼此感情笃厚。突闻老成之死，哀痛欲绝，引起他对往事的回忆，对后世的瞻念。文行笔端，处处插入自己身事感受，更增加了祭文的感染力量。韩愈远游他乡，老成病不能抚养，死未能送葬，子又幼孤，无以自立；年轻强壮者不当死而死，老弱当死而不死等，处处流泄出韩愈的哀痛之情。无意求工而工，此祭文乃中华千年至情绝唱。该文纯用散文笔法，不仅打破了六朝至初唐“述哀之文，定以用韵为宜”的固定格套，也与韩愈其他祭文或四字韵语、或骈散结合的写法不同。这在中国散文史上是个创举，对中国散文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文章风格，朴实无华，然气势之雄，不可遏止，如云驱飙驰，龙吟虎啸，放声长号。林云铭《韩文起》卷八云：“总见自生至死，无不一体关情，悱恻无极，所以为绝世奇文。”《古文观止》卷八评语也说：“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未尝有意为文，而文无不工，祭文中千年绝调。”
从上可知，韩愈在书启、祭文、哀词上是有很多种不同形式的表现方式的。这些不同的表现方式，都是根据不同的人，来具体对待的。韩愈因人而异，开创了不同形式的文体，并不千篇一律，而是灵活多样，显示出了韩愈在散文创作上的精到与纯熟。
如韩愈的《与孟东野书》就是一篇精美的散文，其写作是与一般很不同的：
与足下别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悬悬于吾也。各以事牵，不可合并，其于人人，非足下之为见，而日与之处，足下知吾心乐否也！吾言之而听者谁欤？吾唱之而和者谁欤？言无听也，唱无和也，独行而无徒也，是非无所与同也，足下知吾心乐否也！
足下才高气清，行古道，处今世，无田而衣食，事亲左右无违，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处身劳且苦矣，混混与世相浊，独其心追古人而从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
去年春，脱汴州之乱，幸不死，无所于归，遂来于此。主人与吾有故，哀其穷，居吾于符离睢上。及秋将辞去，因被留以职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复辞去，江湖余乐也，与足下终，幸矣！
这是贞元十六年（800）三月韩愈在徐州张建封幕写给孟郊的。当时韩愈33岁，孟郊50岁。韩愈明明为道悲，偏偏言为孟郊悲。其实，他悲孟郊之道不行，即悲己之道不行；因悲孟郊而悲自己，分外亲切。他把在徐州不得志的一腔闷气，全在思念孟郊书中寓言而出，自然而又妥贴，真情感人，此书以平常语言，写出不平常的情理，其情之笃，诚挚的真情感人至深。韩愈越是“悬悬”于孟郊，越是显出了他在徐州不得志。他小孟郊17岁，然而志同道合，深情知交，所以望其速来，江湖同乐。全文不长，是韩愈文章中文从字顺、自然妥贴的代表作。
由于韩愈在散文文体形式上的创造，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并逐渐形成了关于文体的一些学说与流派。在后来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出现了各个文学派别。明后期，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号称三袁）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是公安人，称“公安派”。他们反对前后七子复古拟古的论调和表现，认为文学应因时因人而变，不能一味摹拟古人，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以卓见真情为文，但也产生了浮而不沉之弊。其实韩愈因人而异的文体现象，只是当时文体演变的一个小的方面和缩影，文体递变的道理，不像物体的演化，必须经过新陈代谢、前仆后继。中国各种文体，渊源于五经。历代文体的变化，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韩愈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发展的要求，所以韩愈的文体一经出现，就成为焦点，后来被大家所认同，正是说明他这样的文体是与当时的文体发展相适应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云：“四言敞而有楚辞，楚辞敞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敞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他说的只是文体自身发展的原因，鉴于已有文体出现弊端，才促成新文体的产生。当某位敏感的文学家发现已有的文体在内容或形式上有着某种毛病或束缚时，便要寻求出路，由《诗经》的四言到形体较为自由的《楚辞》，然后古诗、五言、七言、律诗、绝句、词、曲，皆是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新的文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