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兴旺与否，主要靠劳动人民的共同智慧和力量的作用。而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主要来自教育的作用，可以说教育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是一个国家能否兴旺的保证。接受了良好教育的人，有更多的才能为社会和国家服务，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
古代历史上重视教育的贤达之士很多，韩愈就是这么一位以教育为己任的智者。韩愈将兴办教育当作他复兴儒学中兴唐室的重要任务。
韩愈在担任太学的官员时，对太学的教育非常重视。在《请复国子监生徒壮》里说：
“右国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趋竞，未复本源。至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今圣道大明，儒风复振，恐须革正，以赞鸿猷。今请国子馆并依《六典》，其太学馆，量许取常参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门馆，亦量许取无资荫有才业人充；如有资荫，不补学生应举者，请礼部不在收试限；其新补人有冒荫者，请牒送法司科罪。缘今年举期已近，伏请去上都五百里内，特许非时收补；其五百里外，且任乡贡，至来年春，一时收补。其厨粮度支，先给二百七十四人，今请准新补人数，量加支给。”
这里韩愈明确表示，对过去太学的混乱和积弊不满，提出了整顿和改革的意见，目的是办好太学，为唐朝中兴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其中所谓“其太学馆，量许取常参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门馆，亦量许取无资荫有才业人充”。虽然韩愈基于他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尊典守制，但他敢于提出无资荫有才业的人进入国家的最高学府，扩大太学的招收范围，却也是他重才崇德思想的表现，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韩愈在潮州刺史任上，也非常重视兴办学校。他写的《潮州请置乡校牒》更明确地倡导平民入学。他说：“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免而无耻。’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目的就是主张教民知礼明德。又说：“刺史县令不躬为之师，里闾后生无所从学。”他所说的“民”“子弟”与“里闾后生”当是一般的人家。韩愈还说：“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更表现了韩愈重视教育和舍己为人的高尚情操，也表现了韩愈在教育上对普通平民子弟的特别关照。
为办好潮州乡校，韩愈还表请赵德为师。他认为赵德“沈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他请赵德为师是因为赵德有德、有才、通圣人之道，而赵德出身浅薄，埋没乡土，按常规是不能够担任教职的。但韩愈破格提拔了他，表明了韩愈重才不重出身。韩愈还在《国子监论新注学官牒》中批评了吏部选官的做法，指出：“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资叙，不考艺能；至令生徒不自劝励。”而他选用的学官则是“有经艺堪训导生徒”的人，选师重才、重德、重艺、不重资荫。在选择学生和老师上都重视才学而不重视出身，这是韩愈在办学上的重要教育思想。表明了韩愈办教育的平民思想观。他是办全社会的教育，而不是办供少数官僚子弟学习的教育，是大众化的教育。
韩愈被贬阳山期间，他收区册、区弘、刘师命等为生徒。此后，从韩愈学诗、学文、学道者日渐增多，在阳山形成了弟子盈门的局面。这是在韩愈的倡导和实践下形成的一种新风尚。他在任阳山令期间，致力发展教育文化，“革阳山鸟言夷面之陋”。虽然阳山地处偏远，能懂琴瑟者甚寡，但他还是与邑之文士“砌磋砥励，通读诗书”，使阳山出现了一派“彬彬儒雅”之景象。
综观韩愈的一生，他对他的学生的影响，一部分是通过言传，通过学习古代文献、传授各种技艺，而更多的、更为深刻的则是身教。他的勤奋好学，他对真理、对理想、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他的正直、善良、谦虚、有礼，他对国家的忠诚与对老百姓的关心，都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学生和后人。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既是韩愈的高尚师德，也是韩愈提出的一条教育原则。他爱教育、爱学生，诲人不倦，他能平等对待学生，做到教学相长。韩愈是具有高尚师德的一代宗师。
办好学校，扩大教育，才能兴国兴民。这样的主张，可以说直到现在还在延续着，可见韩愈对教育的重要作用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继承了孔、孟儒家之道，不仅对当时的封建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发展现在我们的教育事业，培养更多的社会人才，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应有的力量，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