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提一下我们新来的政治课夏老师，不是因为他接替了原来的教导主任，还因为他是我们的政治课老师，更因为和我们之间的故事。
夏老师来我们学校进二十多岁，说一口很好的普通话，经常穿一套牛仔便装，显得很潇洒干练。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发型，这显然会让人惊叹老家山区多雨的区域性特点是世人所共知的，即便是他刚来没多久就做好了从思想到肉体的全方位准备------我年幼，看人当然不会很准。但分明可见的是，他的头发总是会像用吹风机吹得蓬立起来，额头上方的那一片头发像是伸出来的屋檐一样，可以挡雨，免受滂沱大雨时的淋漓之苦，毛毛细雨就更不用提了。另外，看到他的头发，让我着实思忖半天，头发到底要怎样吹，才可能变得像雕塑一样的质感，坚挺有型呢？还有，学好物理学确实是无与伦比地重要，没有物理学的理论支撑，夏老师的头发是如何做到该直立的地方直立，该倚靠的地方倚靠，该弯曲的地方弯曲，并在额头上方形成一个天棚，如此结构化的建筑艺术，是需要像金字塔一样的建筑智慧的。虽然法老的金字塔的秘密尚不为世人所知，但夏老师的头型，总还是可以窥见古老的埃及建筑艺术的端倪的，二者就雄伟奇峻来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简直就是同曲也同工。以此推论，似乎埃及金字塔的建造不再是个谜：估计是诸多理发师的拿手杰作，由于我当初学习比较忙，我没顾上问是哪些理发师；如果有朋友想搞明白，下次我见到夏老师的时候，我一定问个究竟。至于您可能说我揭开了金字塔之谜的功劳，我就一笑了之吧，我是个比较有远大抱负的人，从不居功。
夏老师长着一个瘦削的脸，两腮略向里凹进去，有点让人想起几何课本里画的抛物线底部。两只牛眼炯炯有神，我相信她的大学同学，就是我们那位年轻的师母一定是受到了这双牛眼的蛊惑而忽视了他的满脸络腮胡的。上身披一件蓝色牛仔吊褂，上衣的下端沿正好悬挂在肚脐眼上方一点点，如果垂下胳膊，这个点就会正好落到裤腰带上。我们当时正在学黄金分割点，当几何老师讲到这个概念时，我偷偷地往自己的大腿上猛拍了一掌，简直是绝了！要记住这个概念，只要想起夏老师的牛仔小吊褂就足够了。我的同桌还以为我是哪根筋拧巴了，打自己也能下得了这么狠的手。
从夏老师的瘦长的，如猿猴一样的脸形，大家就能推测出他的体形，对，也瘦得跟猴子一样。纤长的手指头捏住略显粗壮的粉笔，必须要用很大力气才能征服那块黑板。事实也确实如此，他的体形笔直挺得很像他用的粉笔，当然区别是这是一只蓝色的粉笔。教书的时候，他的嗓子是声嘶力竭的，因为那么瘦小的胸膛明显地中气不足，所以，他上的每堂政治课都像是一场声嘶力竭的主旨演讲，只不过台下的我们不见得都买这个账，照样神游霄汉。
其实，我和夏老师缘分匪浅。他的侄子和我们在一个班上；他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同学的父亲，是乡里的副乡长；而我的父亲，则是大队书记，他们是直接的上下级关系。部分农村长大的孩子自尊心是极强的，我也不例外，自卑与自尊是个形影不离和互相成就的存在，当自尊不能成立时多半会是自卑乘虚而入的时候，反过来到自卑到一定程度时，强烈的自尊会是它的如影随形的衍生品，二者的樊篱在于自己的实力。当时，我的这个同学，夏老师的侄子是生活在乡政府大院里的，和我们当然是有区别的，不仅是他比我们白很多，因为他不用割稻、插秧，而且他不用放牛，也就没有机会去数天上的白云，数理化可能因此没有我好。另外，我像是个铆足了劲儿的闹钟，不知疲倦地奔跑着，内心想着学习上一定要超过他！他爸可以领导我爸，在班上我的成绩就要领导他的孩子！你看看，这样因为父辈的上下级关系酿成的自卑在一个孩子的心里发酵，就会想用成绩来建立自己的自尊，这是一种多么有意思和值得玩味的心理。这个世界通常就是这么热闹起来的，你不知道你面前的那阵儿轻风是从哪儿吹来的，可能是一个顽皮的小孩往池塘里扔了个小石子儿，也可能是张家二小子打了个喷嚏，还可能根本就是我家的水牛甩了下尾巴。问题是，他们可能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你素未谋面，你压根儿就不知道醋是从哪儿开始酸的。
有一次，我的这位同学在初三的一次月考里拿了一次班级第一，比我多五分。夏老师显然做到了举贤不避亲，在一次政治课上课前狠狠表扬了一番自己的侄子。我相当随便地把飘进我耳边那段话扔给了窗外天边正在游荡的白云-------我仿佛认识那朵白云，像极了我小时候在山上放牛时数到过的那朵。我把这段话扔给它后，任由它开始由白变灰，再由灰变黑，我对这个变化过程压根儿不屑一顾，因为我时常会把各种心情扔给它，它显然已经习以为常。结果，到了期中考试，我考了个全校第一，比他的侄子多出五十多分，夏老师再来上课时望了望我，眼里露出惊讶的目光，而我，看都没看他一眼，心里想着，一会儿下了课还是去会会那朵云，告诉它可以来场雨凉快凉快了。
听说如果不是那一年北京发生的那次事件，夏老师不会从成都的那首著名大学回到家乡，进到我们学校教书。就像我后来如果不是怕割稻插秧，就不会去读那个二流的中专。所以，还是哪个理儿，你不知道属于你的那阵轻风是从哪儿刮起来的，又会把你刮到哪儿去。他教我们的政治课，是豪情满怀和声嘶力竭的，几乎是用喊的声音上课的，抑扬顿挫、高低有致，然而这丝毫不影响我的开小差。因为我看出了这个人的骨子里的高傲。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我压根儿不在乎，也看不上这种高傲，因为我当时比他更高傲，他的高傲在我的眼里，就如同窗外的桑椹叶一样，禁不住春蚕的几次来回游动。对啊，我的潜意识里有一个鲜明而且坚硬的对自己，也是对世界的诘问：就因为他侄子是我的同学我就要仰视他吗，还因为他的哥哥是我父亲的领导我就要毕恭毕敬吗？这个世界如果如此简单，中国史、甚至世界史就要改写很多遍了。所以，他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我通常是只用两只大而无神的眼光看着他，心早就跑到围墙外的桑椹树上去了。我虽然不怎么喜欢吃这种水果，但总觉得比这堂课味道好些，起码桑椹树不会吐沫横飞。
很快，真的很快，中考就要来临了。照例，老师们会出各种模拟考卷。夏老师也勇敢而热诚地进行了考前押题。一天，他讲完了时事政治复习题后，拿出粉笔在黑板写下：
辨析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我国的政体。
然后，兴奋地和我们说，
”我判断这道题今年必考！”
我像往常一样，神游于九霄云外，只听到耳边缥缥地，飘过了一句话，就像一个没有串鱼饵的钩，遇到了一条饥饿的鱼，还是只好任它疲惫地游走了。
结果，那年的中考，果真有这道题！
我凭着自己一贯的勇敢和大无畏，洋洋洒洒地写满了这道题的答题区。对啊，我张二宝怕过什么？连好几百斤重的水牛都不曾怕过，不就是区区一道辨析题嘛。
走出考场，老师们拿着自己做的标准答案，让我们给自己估分，这道9分的辨析题我当然没敢算在内。夏老师怔了一下，瘦削的脸朝我这边侧过来，不敢相信，
“这道题……你没做对？”
“嗯。”
“我在课堂上再三强调过这道题啊，”他的那双大眼朝向我，希望我能解出他都解不开的疑团。
“……”
我仍然没感到这是我的一次重大失利，相反，当时的我认为这道没做出的题是我的一次重大胜利，其意义不亚于长征之于红军，渡江战役之于新中国成立。是的，那年的我就是这么倔，像足了当初被我绕在松树上的那头水牛，一个劲地要向相反的方向背去，即便是气喘吁吁，头还是昂着，向着天空的方向。那个架势，几乎是一名战士在听到冲锋的号角时奋不顾身地冲锋，也像是堂吉诃德提着他心爱的枪去四海征战，还像义和团的战士认为自己会刀枪不入一样的坚定，充满革命的大无畏的豪情。
直到现在，我也分辨不清这种和夏老师之间交往的类似愤青的心理对学习成绩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可能竞争性心理的培养是需要一些理由的吧，否则没有了理由形成的心理气氛还怎么竞争？对，理由是个很玄妙的存在，让我们一贯性地认为自己总是对的，每个人都是，尽管你的有理由和我的有理由不是同一回事，就像当时的夏老师和我。这个世界因理由而坚实，也因理由而虚弱，还因理由而丰富多彩，学生时代的我们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