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没几天，我注意到了那个考了全乡第一名的叫孔维明的同学。话不多，瘦长脸，一打听，住在离我们家约3里地的地方。我回去告诉了父亲他的名字，父亲告诉我，他们家是个重组家庭，经济条件很一般。然而这些没有丝毫妨碍我对他的崇拜，当然不会妨碍。你可能有些奇怪，为什么我会崇拜一个比我多考了4分的来自另一所小学的同学呢？这缘于我对他的一些观察，我发现他不属于那种花很多时间学习的学生，成绩好的主要原因是脑子好使。而我呢，被母亲要求得像我家那头水牛一样勤恳，属于书呆子型。这4分里的差异可谓是天壤之别，我相信有一类人是天生适合读书的，可惜爸妈生下我的时候我就不是。
这所初中和小学的区别之一就是，这里有更多端铁饭碗的老师。只有一些辅助岗位，比如卖饭菜票的，看学校大门的，以及很少几个教“副”课的老师是民办老师。另外，这时的校园显著的大些，居然还有一栋老师宿舍楼；后来一栋不够用，又增加了一栋。单身老师一人一间，大约有30平米平方米；成了家的老师每家有一小套，墙都是用石灰刷得粉白粉白的那种。我想，这就是后来，我母亲也想让我读师范的根据了吧。这些都是看得见、数得着的实惠；相比我那个大城市梦来说，要有事实依据和实在很多。这样坚实的存在显然比那些虚无缥缈的梦要靠得住。这种数得着的幸福和看得见的安逸不是秃子头上的------明摆着，只有傻子才会说放弃，对吧？
多年以后，当我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打工仔，深切体会到身处异乡的种种不易时，我还回忆起了母亲当时的建议，心想当时如果听她的话就好了；我甚至因此埋怨过我的父母，为什么当时不管住我那颗飘动的、不切实际的所谓目标。当然，如果一个阶段一切顺利，这些情绪当然就会自动地逃到不知名的地方。在身处逆境时，我还一度认为，这其实是现代教育在价值论方面的一个悖论，或者更严重点，根本是个骗局。书本把我们培养得满腹经纶，心志高远，少年心事当拿云，却不教我们如何自制一个通向云端的扶梯，或者不自制也可认，至少得指引我们这把梯子在哪吧，然而什么也没有。当我们自以为已经满腹经纶，可以治国平天下时，却经不住现实的风雨，常常在社会上碰得头破血流，真可谓凄惨有加而只能兀自感叹。回头看去，书本上的理想、抱负可以被批发式地被灌输，而现实却总在零售着生存，这种产销严重脱节的后果是，通常会产生或大或小的不适甚至或轻或重的心理危机，想来难免唏嘘。比如，潜意识里却好像隐约地觉得，虽然在短期内不会出现，但长期是一定会实现的，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己有些违和感；而事实是已经身处快要倒闭破产的国企的基层，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对血脉贲张的我来说，好像成了一种遥远的信念；这种信念像一棵思想上的小草，甚至一直企图在潜意识里寻找可以侥幸立足并长期生存的机会，这显然让我的青春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色泽-----书上一般用的是另一个词，光辉。当我三十岁时，没有完全醒过来，现在快四十岁了，我连个村委会书记也没当上------尽管我连我爸以前的高度都没达到，他当了十几年的大队书记，现在有时候回老家，还被请去参加各种代表会，党员会，存在感超强。
可能轮回是岁月无情的调笑，保守不过是他的伴侣，我们身上总是会有遵循先例的自然惯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年的我也确实是个异类。否则，我也能像我的大部分同学一样，回老家当个老师，或者还有在基层做行政工作并进而有做个镇长或镇党高官的机会，然后遇到人满口不经意地官话，以证明自己永远的政治正确性。然而，假设的生命力永远在于让人憧憬，其破坏性却在回到现实之际得到全面呈现，那就是结构脆弱、质地单薄、极易崩塌。两年前，我那刚参加完高考的外甥女站在我面前，征求我的意见，向我请教如何填高考志愿时，我看了看她，说回老家当个老师挺好。从逻辑的角度，这也就是间接地和她说，她大舅在外面混的这么多年，都是瞎闹，完全没有摘到理论正确性和实践相结合的硕果，完全没有与当初学习成绩的优秀相适应的辉煌，甚至为自己当初的豪情感到后怕，当然不想自己的亲人再重蹈自己的覆辙。显然，这种灰头土脸，毫无建树的境况可能会摧毁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梦想；然而她还是想到大城市，我想了想，电石火光之间，只能认为，她比当年的我头发长些，说话声音细些，仅此而已，我们其实没啥其他的区别。我由此知道，所谓的教育改革，这么多年，甚至连汤都没换过，只是在里面加了几瓣香菜叶，闻着味道好点儿；就像那个做洗衣粉的厂家，换了个包装，就说重新上市，能清除多少种顽固污渍。
我就读的这所初中的老师的老家大部分也都是方圆几十公里范围之内的，可是好像都蛮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这也让我感觉到，有知识的人就可以拽一点，知识越多的人越拽，所以个性与知识是成正比的，我想怪不得我的脾气这么坏呢，可能是因为肚子里那么多知识给撑的吧。每当想到这里，我好像能说服我自己，我的脾气坏其实也是合理的，这样原谅自己就显得不是特别地困难了。再比如语文和几何老师，上课只带粉笔来。在照例进行完毕”起立！”，”坐下！”后，第一句就是”请大家把课本翻到第XX页，今天我们开始学习XXXX”。通常还会加上一些东扯扯，西扯扯，天马行空的内容。这时候的班级里，照例就会哄堂大笑，这种欢快气氛的原点从讲台上开始，就像是平静湖面投下了一块石子引发的波澜，那一圈一圈地向天边荡漾开去的，是我们的青春，伴随着欢快的诗意。
总是会有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比如有一个同学的单元测验考了二十几分，被罚抄写《牛郎织女》八遍，我当时不以为意。现在，当我女儿的语文老师要求她抄写一篇七言古诗三十遍时，我的小宇宙终于爆发了。孩子当天没注意到老师要求下一节课默写古诗的要求，没按照要求复习，结果可想而知。老师的标准是错一个字罚抄一遍，那天晚上，女儿写到了晚上十一点，还只写了十五遍。我终于按捺不住了，把他们的语文老师在家长群里狠狠骂了一通。可是，没有办法，她是规则制定者，一年过去了，她依然故我。这再一次提醒我，我在大上海，在这个小镇，甚至在孩子所在的班级家长群里，都只是一粒尘埃。是啊，人最好先搞清楚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在别人眼里是个什么东西，才能恰如其分地言行举止，才能恰到好处地面对世界，否则难免会让别人不适，要么自己不适，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自己不适。对，向来如此，这个规则不管你是张二宝，还是”二”上加了一横，波澜不惊，像沙漠里的仙人掌一样顽强。
再比如有两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同学，到了初二开始和别的班级的学生谈恋爱，结果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从优等生沦为末等生。这给我的一个启示就是，我虽然当时又矮又小，属于不被注意的类型，但这样的成长其实是单纯和有安全感的。上帝的公平从来不只是表面的，还包括在青涩岁月里，没有赋予我萌动感情的机会，这样显而易见是一种慷慨的照顾，而且一直照顾我到了三十岁，才在一次不小心的疏忽里，被我老婆趁了个空，而我好像此时对上帝的照顾竟然心生怨恨而对老婆有感恩戴德之心，瞧瞧这是多善变和不可靠的人性。在一次班会上，语文老师说到他一开始很器重的一名女学生，因为早恋而荒废了学业后，脸色凝重，眼圈红红的，班级气氛顿时凝重得像笼罩着一层厚厚的阴霾，化不开，沉重得压人。可是这样的事情，好像每届都有，可谓学校总有早恋事，各引唏嘘好几年吧。
由于班级里作文总体水平比较差，语文老师要求我们写周记，每周两篇。一天，只见他脸色铁青，手里拿着根柳树条进了教室，把柳树条往讲台上随手一放；这时候，坐在窗边的同学看到他的夫人沿着横穿校园的小路，往我们这边跑来。他们家住在学校分配的房子里，我们都认识她。语文老师回头一看，在他夫人的脚就要迈进教室的那一刹那，抬起左手，”咣当”一声，把门给撞锁上了，还从里面把门插销也插上了。
教室的气氛陡然沉静了下来，我们都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突然，他用高亢的声音叫道，”一、三、五组，把周记本拿出来，翻开，放到桌面上！”一阵窸窸窣窣的拿本子，打开作业本的声音之后，教室恢复了平静。老师从两个过道里各走了一趟，眼睛扫描了翻开的作业本，重新走上讲台，
“请周记一篇没写的同学站到讲台上来！”
只见有大约十几个同学亦步亦趋地沿着黑板的墙面一字排开，既有男同学，也有女同学，一个个耷拉着脑袋，眼睛看着地面，有胆子稍微大一点儿的，用眼睛瞟了几下老师。
讲台上，黑板下的那块地面，是比教室里的其它地方略高出一截的，这是为了板书时方便，而两侧的墙角就是平地了。所以面前的这个队伍的头顶连成的线就呈正态分布形状一样的抛物线。其实周记我也没写，但荣幸地是我在第二组，自然没有被邀请上讲台展示自己黝黑的面庞，从后面事态的发展来看，估计也是因为黑带来的侥幸。
老师看了看站在面前的人墙，随手指了一下最靠近教室门的那位同学，
“你，出来！”
那个同学向前走了一步，恰好到了讲台的边缘，
“跪下！”
那位同学朝老师看了一眼，一怔，怀疑自己听错了，我们坐在座位上的同学也以为自己听错了。迟疑片刻，他在分辨出没有听错老师的吼声之后，慑于他眼中凛然的威严，缓缓地跪下了。这时，教室门上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们循声望去，只见老校长在敲门，语文老师走到窗边，透过玻璃，看了他一眼，理也不理，径自走回讲台上。
“今天的事情，你们回去如实告诉你们的父母，有什么事情，我付清波一人承担，与学校无关！”
老校长见敲不开门，气得一跺脚，转身走了。
说完，他朝着跪在地上的同学嚷道，
“用手把脸蒙住！”
那位同学立即照办。
这时，付老师抬起握着柳条的右手，朝那位跪着的同学抽去，”刷，刷，刷”，没有人让我们数这个数字，可是每个人都坚定、清晰地在心里数着，”一，二，三”，打完这三下，教室又恢复了死一般地寂静。
“下去！”
同学立起身，哭丧着脸，回到了座位上。
“第二个！”
……
“第三个！”
……
我从这件事上，开始怀疑那个被奉为神明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的正确性。这是个不需要任何复习就能明确记住的事情，我们人类的大脑其实是能够一次就记住历史的，遗忘有两种可能：要么从来没有诞生，要么从来没有开始。这就是鲜明的例证，即使是近三十年了，这段记忆不曾减弱丝毫，也不曾丝毫褪色，或者被几十年的风雨摧毁，甚至会越来越凸显在光阴深处那斑驳的故事里。我现在仍然如身临其境，只不过那个学校、那块黑板还在，而我们已经是付老师当初的年龄了。可惜后来写作文，再也没遇到过“一件难忘的事”之类的主题，否则作文的题材一定是这件事了；这堪称是十几年学生生活的最为鲜明的记忆，没有之一。以至于我现在写下来这件事，终于有点得偿所愿的感觉，原来人生会有些心愿，要实现；或者换一个词，债，要还。这个债，有时是件要做的事，有时是句要说的话，有时是件不该做的事，或不该说的话。我们在内心深处都想补齐当初那个场景，在我们当事人来说是个心愿或者需要，即便可能在旁观者来说，是个累赘或完全不解的传说。生活就是如此奇妙和真实，相同的事情，在不同的人那里有着不同的解读和意义，更不用说不同的时代了；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