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亮迷人的万达，或者照身份证上的记载：荣誉公民娜斯塔西娅·卡纳夫金娜，刚出医院就落人前所未遇的困境：既无安身之处，又身无分文。怎么办？
她头一件事就是跑到信贷所，把她唯一的宝物——一枚绿松石戒指典当了。他们付给她一个卢布，可是……一个卢布能买什么呀？这点钱买不了时髦的外套，买不了漂亮的高帽，买不了古铜色的鞋子，而没有这些东西她总觉得就像光着身子一样。她感到不只是行人，就连那些马和狗也盯着她看，嘲笑她这身不像样的衣服。她一心只想着穿戴，至于吃饭住宿问题倒一点也不让她着急。
“只要遇到一个相识的男人……”她心想，“我就有钱了……谁也不会拒绝我，因为……”
可是相识的男人一个也没有遇到。晚上在“文艺复兴”俱乐部倒不难碰见他们，不过现在她穿着这身难看的衣服，也不戴帽子，人家是不放她进门的。怎么办？经过长时间的折腾，她也走累了，坐腻了，想烦了。万达决定使出最后一招：干脆找上门去，跟某个相识的男人讨点钱。
“找谁好呢？”她寻思，“米沙不行，他是有家室的人……红毛老头子正在上班……”
万达想起了牙科医生芬克尔，一个改信东正教的犹太人。这人三个月前曾送她一只手镯，有一次在德国俱乐部晚餐席上她往他头上倒过一杯啤酒。想起了这个芬克尔，她高兴得手舞足蹈了。
“他只要在家，肯定会给钱的。”她一路上想道，“他若不给，我就把他家的灯全给砸了。”
她走到牙医家门口时，已经想好了主意：她格格笑着跑上楼梯，飞也似地奔进他的诊室，向他讨二十五卢布……可是，她正要拉门铃，这主意不知怎么从脑子里跑掉了。万达顿时胆怯心慌起来，这在从前是不曾有过的。其实她只在一群醉汉中才大胆而放肆，现在穿一身家常便服，充当一个平平常常的乞讨者的角色，这种人是完全可以拒之门外的。想到这里，她便感到自己心虚，低三下四。她又羞又怕。
“也许他已经忘了我……”她又想，还是不敢去拉门铃，“穿这身衣服叫我怎么能去见他呢？简直像个叫花子或是小市民……”
她犹豫不决地拉了一下门铃。
门后传来脚步声，这是看门人。
“医生在家吗？”她问。
此刻，如果看门人说声“不在”，她会更高兴些，可是对方没有回答就让她进了门厅，帮她脱去大衣。这里的楼梯她觉得富丽而气派，不过在全部富丽堂皇的陈设中，她首先注意到了一面大镜子，看到了一个破衣烂衫的镜中人，没有漂亮的帽子，没有时髦的外套和古铜色的鞋子。万达甚至感到奇怪，怎么她现在穿得这么寒枪，倒像是女裁缝或洗衣妇，她心里只有羞耻，早没有那份放肆大胆的劲头，思想上她也不认为那人是万达，而是从前那个娜斯佳·卡纳夫金娜……
“请进！”女仆说着把她领进诊室，“医生马上就来……您坐呀。叫万达坐进软椅里。
“我这么对他说：请借我几个钱！”她心想，“这样体面些，毕竟我们是熟人。只是这个女仆最好出去。当着女仆的面多么难为情……她老站在这儿干什么？”
过了四五分钟，房门开了，芬克尔走了进来。这是个肤色发黑、身材高大的犹太人，腮帮子肥嘟嘟的，眼睛鼓出。那脸蛋，眼睛，肚子，粗壮的大腿——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那么臃肿、讨厌、冷漠。在“文艺复兴”俱乐部和德国俱乐部，他通常喝得醉醺醺的，肯在女人身上大把花钱，心甘情愿受她们的嘲弄（比如，那次万达往他头上倒了一杯啤酒，他只是微微一笑，伸出一个手指吓唬她一下）。眼前的他却是脸色阴沉，睡眼惺松，看上去一本正经，神情冷淡，像个官僚。他嘴里还嚼着什么东西。
“您有何吩咐？”他问，正眼不看万达。
万达看看女仆那严肃的面孔，再看看芬克尔大腹便便的身子，显然他认不出她来了，她不禁脸红了……
“您有何吩咐？”牙医再问时已经生气了。
“牙……牙疼……”万达嚅嗫着说。
“啊哈……哪个牙？在哪儿？”
万达想起她有一颗蛀牙。
“右边，下面……”她说。
“嗯哼，张嘴！”
芬克尔皱起眉头，屏住呼吸，开始检查病牙。
“疼吧？”他问，拿个铁家伙在牙齿里抠。
“疼……”万达瞎说了一句。她想：“提醒他一下，他一定认得出……可是……女仆在！她老站在这儿干什么？”
芬克尔忽然对着她的嘴呼哧呼哧地直喘气，像火车头似的。他说。
“这牙我劝您别补了……您这牙没用了，有没有都一样。”
他又在牙齿里捣腾一阵，烟熏的手指弄脏了万达的嘴唇和牙床。他又屏住呼吸，把一个冰冷的东西往她嘴里一塞……万达猛地感到一阵剧痛，她尖叫一声，抓住了芬克尔的手。
“不要紧，不要紧……”他嘟哝说，“您别害怕……您这牙反正没有用处。勇敢一点。”
烟熏的手指沾着血捏着一颗拔出来的牙齿送到她的眼前。女仆走过来，把杯子放到她嘴边。
“回家用冷水漱漱口……”芬克尔说，“血就止住了……”
他站在她面前，一副盼着来人快点走开、不再来打搅他的模样。
“再见……”她说，转身朝门口走去。
“哎！那谁给我付诊费呀？”芬克尔用戏谑的语气问。
“噢，对了……”万达想起来，一下子脸红耳赤，忙把用绿松石戒指当来的卢布给了芬克尔。
来到街上，她感到比原先更加羞辱。不过现在她已经不觉得贫穷可耻。她已经不在乎她没戴漂亮的帽子，没穿时髦的外套。她走在街上，吐着鲜血，每一口鲜血都告诉她：她的生活很糟糕，很艰难，而且蒙受着种种屈辱，不但今天，而且明天，一周后，一年后——一辈子都这样，直到死……
“啊，这太可怕了！”她喃喃自语，“天哪，太可怕了！”
不过第二天她已经回到了“文艺复兴”俱乐部，又在那里跳舞了。她头上戴着新的大红帽，身上穿着新的时髦外套，脚上的鞋子是古铜色的。一位从喀山来的年轻商人正请她吃晚饭呢。
一八八六年五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