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了方晴的第一封信，也是唯一的一封信。
我从未想过这个跟我在同一座城市上学的数学系女生会用写信的方式来跟我交流。她在信中有些兴奋地告诉我，我投给她的那篇散文《记住秋天》深受文学社成员的赞誉，已经发表在校刊的文学版块上。随后，她竟然用很大的篇幅把我投稿文章的其中一段抄写在这封信上：
“关于秋天的记忆只是零散的片段，而这些片段又是那样的清晰，若串联起来便是一个个流丽生动的画面，记录着那些流逝的青葱岁月。秋天里的心灵应该是宁谧而纯净的，高远的天空，起伏的原野，清澈的溪水，金黄的落叶，还有那些让人思念和感动的人和事，都会牵动和激发我最本真的情感和想象。如此，秋天里的一切景象都是那样的美丽，但最好不要添加什么伤感的情绪，因为那样会让眼前的景象黯然失色，同时也与秋天的浩然壮阔相悖，徒损身心，错过了造化的恩赐和欣赏人间奇美的机缘。日出日落，云淡天清，走在秋天里，可以尽情地呼吸着来自山野深处的草木气息，那也许会勾起一些关于童年和少年的回忆，在回忆中有乡村里孩子们天籁般的笑声，有母亲轻柔的呼唤和忙碌的身影，有月亮地儿里听到的蛐蛐儿的歌唱，更有校园里静夜的沉思和第一次关于未来生活的向往与冲动。像这样的记忆和情感能够在心里存留这么多年，说到底，只是缘于它们都深深地浸透了泥土的味道，与家园生命同在，与自然天地相合。虽屡经世间风雨而历久弥新，就像这秋天里的树，挺郁茁壮，生生不息。”
方晴在信中说：“这一段是我最喜欢的，你把秋天的美和秋天的感受用诗歌般的语言描述出来，清新自然，字里行间有屠格涅夫的影子，”
方晴说得没错。上次跟她在学府路书店聊天儿，知道她喜欢屠格涅夫的那篇《树林和草原》。回来后，我就去了图书馆，在一本《屠格涅夫散文集》中把这篇文章找出来认真读了两遍，对屠格涅夫的散文风格有了一个整体上的认识。在给方晴写这篇稿件时，潜移默化中的确受到了一些影响。
不管怎样，只要她喜欢就好，其实这篇文字与其说是投稿，不如说是写给方晴的。记住秋天，我们在秋天里遇见、相识并成为朋友，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记住的事情吗？
然而，无论秋天有多美、多么让人留恋，冬天注定要来的。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我和都大宏却选择在一个最冷的日子里干了一件只有在那样的年纪才会干的傻事：寻找《流行歌坛》杂志社。具体的说，就是按照一本叫做《流行歌坛》的杂志上提供的地址，乘坐公交车到处寻找那家杂志社。
那本杂志是当时市面上最畅销的流行音乐读物，也是我和都哥最喜欢看的一本杂志。好多当红歌手、明星的资讯都可以在上面找到，而且这本杂志采用铜版纸印刷，画面极为精美，是音乐发烧友的首选读物。可是因为喜欢一本音乐杂志就要冒着严寒去看一看这家杂志社是个什么样子，做这种事情的人在整个松江市除了我和都哥，恐怕找不出第三个人了。
那是我记忆中最冷的一个星期天。
一大早，我和都哥就查好了路线，从商学院出发，大约需要换乘三次公交车才能到达杂志社所在的那条街道：巴陵街43号。因为天气寒冷，又赶上星期日，公交车上的人并不算多。但是那个年代城市公交的设施远不如现在，供热条件不好，一上车就觉得冷气袭人。我们俩瑟缩着身体坐在公交车的一角，想象着那一定会是一家规模宏大、风格独特的杂志社，我们此行一定能够大开眼界、收获多多。一路之上聊着喜欢的话题，倒也并不觉得如何劳乏。
当我们换乘了三次公交车，又下车徒步前行了近三公里，累计用时大约两个小时，一路打听终于来到了巴陵街43号、我们心中的音乐圣地《流行歌坛》杂志社的门前，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一间破败不堪的门市房，墙上挂着一块半新不旧的牌匾：流行歌坛杂志社。
推开门进去一看，只有一位值班的工作人员坐在椅子上抽着烟。开始心中还有些怀疑，后来仔细询问才确认了这里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值班的大叔看上去有四十岁左右，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表示没什么事，就是作为杂志的忠实读者，想过来看一看。大叔的目光中流露出一种难以理解的神色，可能在他看来，两个年轻人在那么一个大冷天到他所在的那间破房子就是为了看一看，该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啊！
那一刻，我和都哥表情尴尬、内心失落。我们无法理解那么精美的一本杂志居然是在这间破房子里诞生的！
想象中的美好不一定就是现实中的美好，所以凡事不能凭空想象，必须要实践一下，才能看到这个世界真实的一面。
走出杂志社，北风扑面，寒彻肌骨，一种巨大的疲惫感顿时袭来。时间已过中午，腹内饥肠辘辘。我们决定必须先找个地方填饱肚子，否则已经没有力气返回学院了。于是，转进一个胡同，找了一家小吃店，要了两盘鱼肉馅儿的饺子。我和都哥对视无言，都在心里意识到了这次行动的荒唐与无聊。做音乐发烧友可以，但是头脑不能真的发烧啊！当两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来，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将它们打扫干净，可谓风卷残云、光盘行动。
回来的路上，坐在公交车里，望着窗外的冰雪世界，听着车轮在脚下飞转，我忽然想到汉末《古诗十九首》里面那句“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心中顿生苍茫之感，在那一瞬间，这辆公交车如同一匹驰骋的烈马，城市变成了一片茫茫无际的荒原。天地之间，人的生命何其渺小，而人生的理想、目标岂不如同沙粒、碎片？大风吹过，野马尘埃。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现在依然记得，那天回到商学院的时候，一抹冬日的晚霞已经挂在教学楼的楼角和街边大杨树的树梢。都哥感冒了，开始咳嗽。我的鼻子冻僵了，破了一层皮。
晚上，学院礼堂放映美国大片《真实的谎言》，大家都去看电影了，整栋宿舍楼安静下来。我没有去看电影，不是因为这一天的行程太累，也不是因为电影不好看，而是因为内心的一种焦虑和失落。
现在，寝室里只有我一人，灯光明亮，形影相吊。翻开法国近代哲学家勒内·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看到这样一段话，颇有感触——“我在好多年前就已经觉察到，我从早年以来，曾经把大量的错误意见当成真的加以接受。从那时起，我就已经断定，要想在科学上建立一些牢固的、永久的东西作为我的信念，我就必须在我的一生中有一次严肃地把我从前接受到心中的所有意见一齐去掉，重新开始从根本做起。”
由此令我想到：哲学发端于令人困惑的个人问题，从而引发深入的思考。通过对各种不同现象的理性分析，归纳出具有一般性特征的规律或者说是结论，然后再用这种规律或者结论去指导现实生活，完成对自身科学性的检验。这就需要怀疑和批判精神，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或得到的人生经验进行怀疑和批判，使意识提高、观念更新、思想升华。
那么眼前的事情呢？对待一段即将发生的感情应该如何处理？是只图一时之欢愉还是应该进行终极思考，让这段感情在理性的约束下发展，最后得到我们最想得到的那种结果。但是现实中最难把握的就是感情，如电光火石、如梦幻泡影，岂是理性二字可以掌控？
正在我胡思乱想、天马行空之际，电影散场了，人群涌进宿舍楼，耳边一片嘈杂的人声。
门开了，彭钧走了进来：“大林，咋没去看电影啊？施瓦辛格的动作大片，相当过瘾。”
“哦，没去，不太舒服，没看我鼻子都冻破了吗？”
彭钧看着我笑了：“听都哥说了，你俩也真是有故事，怎么想的？”
“有什么事？快说。”
“走，去我们寝室喝酒去！”彭钧表情带着兴奋。
“跟谁喝酒？”
彭钧说：“李文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