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四子冷笑道：“这倒是个好借口，爱国！即使是我们这种人，也不敢说自己不爱国。这是……‘政治上正确’？但是台湾人为什么要台独？你难道还不清楚吗？‘六·四’后，不但台湾，就连香港澳门都思变，谁能再相信所谓的承诺？谁能坐视自己被投入专制的监狱？当然这跟你无关，你不在香港，也不在澳门，不在台湾，你可以当看客，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何况生意人唯利是图呢，有奶便是娘。但是也要看看，这奶是谁的奶，这娘是什么娘！你有了奶，就因此可以鄙视王先生他们了？你想到吗？他们是在什么样处境下生存的？他们所以这样，是因为什么？你们就没有责任吗？你们，日本，美国，就没有责任吗？”
菅原道：“不要期待谁是慈善家，这样期待就容易出问题。没有共同的道义，只有共同的利益。日本也同样。这是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但也并不是唯利是图，只是尊重客观事实，客观事实上中国已经强大了，成为不可忽视的存在。对一个客观上已经存在的对象，选择对话，而不是漠视或者对抗，应该是明智的。实实在在做些事情，而不是情绪化，意气用事。不是我说你，你就喜欢一蹴而就，不愿意踏踏实实做点事，一点是一点。你其实很懒惰，正如你女儿所说，你不爱洗袜子。你把生活过得乱糟糟，某种程度上也是你自己的问题，当然，这是题外话……口号谁不会喊？问题在于实现啊！你其实也是意识形态化，不过是反向的意识形态。都是在一个对抗的模式里。一个集权政体固然是可怕的，但是更可怕的是对抗，历史上不就是这样子吗？冤怨相报，永无尽期。统治者压迫人民，人民也想推翻统治者，当皇帝，人民也被毒害了，被斗争和仇恨的逻辑死死缠住。到了新世纪，我们难道不应该有新的思路吗？和解、融合……”
“‘融合’？”陆四子挖苦道，“还是这个论调！你一个外国人了解什么中国？虽然你是东洋问题专家，你了解中国？”
“即使我不能非常深入了解中国国内，但我了解在整个东洋格局中的中国，也了解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中国，了解整个世界格局中的东洋，包括日本。在世界格局中，日本也处在被压迫之中。日本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没有军队，在核威胁下没有核反击能力，在联合国没有发言权，只能出钱当‘冤大头’，连过问的权利都没有，还有美国的军事控制，政治压迫，经济压榨，比如之前的‘大米风波’。日本是稻穗国家，大米对日本来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美国却要让日本开放大米市场，但一旦开放，日本就要面临农业衰败，农民要破产。你知道，日本种稻米的农户平均年收入只有100万日元。但是美国一定要你这么做，弱者只能付出牺牲。”
“牺牲！”我叫起来，“所以你要我们也付出牺牲……”
“弱者当然得付出牺牲……”
“你们当然能牺牲，”我叫，“慰安妇什么不能牺牲？”
菅原愣。我继续道：“你们自己当慰安妇，也要我们当慰安妇！”
他似乎还不明白。我索性说：“所以你们拐走我的女儿，当慰安妇！”
“你女儿，不是走失了吗？”
“是被你们日本人拐走了！”我说“拐骗”，产生了震撼的效果。菅原惊愕得目瞪口呆。我瞅着他，感到很解气。“要是你女儿被拐走了，至今不知道被拐到哪里……你会怎样？”
陆四子慌忙瞥了瞥他女儿。作为父亲，我了解他的心理。他转身拍了拍我肩膀，指菅原：“他没有女儿，他当然会说，融合，”他做了个具有性意味的动作，“操！”他说。
我没想到他也会说“操”。他的神情，与其是愤怒，不如说是得意，他终于抓到了降服对方的致命武器了。他显得异常兴奋，屁股完全离开了座位。他大声叫：“你看看，这么个父亲，他的女儿被人拐走了，你了解他的心吗？你们日本人不是很会说将心比心吗？他没有女儿了，至今下落不明，他又是黑户，不敢报警。这么一个可怜的父亲，你让他如何去理解你的融合？把强奸当作融合！”
他居然如此鲜明说出了“强奸”一词。把强奸这样极度罪恶作为谈论点，让对方任何申辩都显得麻木不仁。真狠！我被戳痛了。这个陆四子为了他自己的胜利，不惜利用我的痛苦，不惜践踏我。好在我也在找寻践踏，就好像伤口寻找碘酒，让它更痛，痛到顶点，反而可能达到抵御的目的了。他又说：
“你知道‘强奸’，意味着什么吗？”
菅原道：“我当然知道，作为一种恶性案件……”
“你不知道！你当然不知道，因为你还把它当作一个案件，当做冰冷的研究对象。强奸首先不是肉体事件，而是精神事件……”
菅原道：“我预感到你就要说出‘道德’这个词来了——因为我道德，因为我正义，我绝不能同流合污？这让我想起乔治·维加莱洛，他说，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王朝时期，强奸的罪恶常被认为是道德宗教上的，这是案件审理的基本原则。审理性侵犯案件时，从来不从心理上来分析，他们只重结果：你最终被奸污了，你必须对你的行为负责，即使你是被迫的，你迫于无奈。女人的内心世界、生理结构引不同引起的心理活动，因身单力薄而表现的无可奈何，所有这些，在王朝时期的刑法文书中很少、甚至从来不被提及，法官们要看到一个坚贞不屈、任何时候都头脑清醒的灵魂，一个纯粹道德的灵魂。我不知道王先生的女儿是否被强奸了，我不知道她的感受，我们就用道德来衡量她，这岂不是对她更大的伤害？”
我一愣。我的女儿在遭受伤害。我的女儿在哪里？可是我女儿不是被强奸，她是自愿的，自己送上去的。
“就说王先生您，你为什么要千方百计来日本？也许你会说，摆脱中国暴政，可是来日本了，您也应该看到，日本的政治是什么样。当然比中国会好，但是作为您这样一个外国人，您是享受不到这个好的。”
他这么说，他是了解我们的。作为一个日本人，这么说，让我感激。他又说：“那么您为什么还要来，还要千方百计呆下去？当然您还可以说，您是为了找女儿……”
我被点中命穴一般，又一愣。假如他没有说，我的确会拿找女儿作为理由，这下我看到了，这理由并不能涵盖我要留在日本的全部真实心理。我能跑来日本，为什么国内人不能奔小康？你要他们怎么办？去毁灭？奔向死？去跳海？我当初来时为什么不跳？为什么要来日本？其实我害怕死。我不能像陈天华那样蹈海自尽，就在这大森海岸，我没有勇气去。我有肉体，这肉体要求生，这肉体有享乐的欲求。臭皮囊也罢，羞耻也罢，耻辱也罢，它是不可抹杀的存在。菅原似乎参透了我，没再纠缠，反而说：
“当然您有权利用您的道德来苛求自己，但您只能对您，谁有权利谴责别人？即使是您的女儿，也只能提出建议。陆先生在西方呆过那么长时间，对这应该十分了解。”
“我不了解！”陆四子仍然态度强硬，“对犬儒哲学，我永远不能苟同！”
“您看，你女儿怎么了？”菅原突然叫。陆四子一跳，慌忙抬头。他女儿好端端在那看杂志。菅原狡猾地笑道：“看来，您也挺‘犬儒’的。您生了女儿，是希望她幸福，还是希望她不幸？”
我一愣。
陆四子羞道：“我不反对过好日子，我不反对追求幸福，我要的是真正的幸福，彻底的幸福！”
菅原道：“看，您这调子倒跟‘左派’很像了。”
陆四子愣，有点尴尬。他说：“在中国，‘左’和‘右’倒了个了。”
他还想说什么，菅原道：“先解决能解决的问题吧，既然‘左’‘右’都倒个了，我们就没必要为它们浪费时间了。把贵女儿叫过来，她一定饿了。王先生也还没吃饭吧？”
我谎称吃了。菅原要我留下来再吃点，我不愿意。我承认因为菅原是日本人，我还感觉不舒服。我坚决要告辞。
分别的时候，菅原说：“如果还信得过的话，我来联系警方寻找你女儿吧！”
我答应了。他塞给我一本杂志，是《文艺春秋》。“刚好这个带在身边。”他说。
“有空时请您看看，至少有个另外的思路，没有坏处。”他说，“当然我知道您现在不可能有时间，这或许是我的自私，只希望兜售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或许也可以说明我不值得信赖吧，只知自己的立场。您可以不接受。”
我一看书名：《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作者“赵无眠”。
我接受了。至少作为交换。
一小时后，他打来电话，说他已经报警了。但是联系两天，都没有接到消息。第三天，他又电话来，说警方没有查到线索，安慰我不要着急，要有耐心。第四天，是我打电话给他，他说再去警察署催催。之后一星期，他几乎每天都打来电话，但是告诉我，还没消息。
我的希望像烧尽的野草，熄灭了，只剩下了烟。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给女儿的学校打电话，也许他们会提供给我一些情况。果然，学校曾接到我女儿的申请，女儿想去上课，企图保住学籍。学校告诉她，她的出勤率远已不够了，下次签证肯定签不下来了。当然，何况她的护照还掌握在我的手里。
有一天，妻子来电话，让我把女儿的护照交给女儿。我问干什么？她只说，签证。我说她还签什么证？妻子被逼得没法，说，女儿要跟佐佐木结婚，把留学签证转换成婚姻签证。我叫：“做梦！”妻子道：
“要是她不能及时转换签证，她就得回来！当初好容易把她弄出去，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脑子？你疯了？傻了？吃错药了？”
我就是疯了，傻了，吃错药了。我就是要她回去。我叫：“你把她招回去！”
他们果然在一起了。有了他的庇护，警察更难找到她了。烟也飘忽了。
虽然还找，但我懒得频繁下电车了。线路也变成了山手线，因为这线路是圆圈，没有终点，可以不下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