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表的统计数字虽不可能很精确，但可以勾勒出民国期间中国佛教居士分布的一些区域性特征。这个统计除反映长三角的佛教中心地位外也显示出：西部的四川、南部的广东、东部的福建三省的居士人数也相当多，分别为496700人、154550人、96870人，其中四川的居士人口数紧靠浙江、江苏之后。另一个居士分布的区域性特征是，南部地区的女居士人口远远大于该地区的男居士人口，而北方的女居士人口则远远小于男居士人口。如广东的女居士人口为123400人，而男居士人口则只有31150人，女居士几乎是男居士的4倍。究其原因，主要是南部地区自民国以来风气大开，已经摆脱了清朝禁止女性游历寺庙的禁令，而北方的习俗仍较为保守，故女性的宗教活动相对不够活跃。此外，甘肃地区的居士统计人数最少，似乎可以理解；而南京的居士统计估计遭遇困难，有些数字没有统计，而统计出的人数也比预料的要少得多，笔者以为这如果不是统计错误的话，可能与1927年南京的内学院遭北伐军的侵占而停办有关。由上表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僧尼、居士人口最集中的地区是江浙沪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江浙沪三地男女居士总人数为2544720人，占全国居士总人数3870000人的比例为66%。而在长三角中，浙江省的居士人口为全国最多，居士人口的每千人比例最高——男女居士共计为1367800人，男、女居士在每千名男、女人口总数中分别占39与104。上海地处江浙之间，其居士总人口虽不大，但却集中了工商界、政界与军界的社会名流，并且上海与江浙佛教居士的互动与辐射也是空前的频繁。此外，上海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以及租界的政治庇护作用，更加吸引了国内外各地高僧纷纷前来上海，或讲经说法，或寻求避难，从而促进了高僧与上海居士之间的频繁互动，为上海居士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此外，就民国佛教组织的状况来看，据统计当时的居士组织长江流域有422个，广东有67个，北方有52个，满洲有30个，共计571个。[美]霍姆斯·维慈：《中国佛教的复兴》，第63页。此外，《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19—23期）曾刊载过1928年间的关于各省佛教机关的调查情况，其调查情况显示如下：
表31928年佛教机关调查表参见《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19—23期所载《佛教机关调查录》。
省别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云南贵州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南洋华侨总计
数目69502391111272924112534166726305
上表所示的佛教机关包括僧团组织在内，基本上是有备案或有登记的佛教组织，其中除了南洋华侨之外，19个省区共计有佛教机关299个。而在299个佛教机关中，江浙两省竟占了119个，可见民国时期江浙佛教的中心地位。其次，在江苏的69个佛教机关中，大部分为居士组织，属于僧界组织的只有3处。由此可见，江浙居士佛教组织在此一阶段的发展盛况。
上海在近代之前只是一个破败的小渔村，其佛教虽受江浙佛教氛围的影响，但并不发达，不能和江浙佛教丛林重镇相比；近代以来，随着上海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上海的佛教开始繁荣起来，并且与长三角佛教的互动关系空前抬升，最终成为近代中国佛教中心的中心。佛教传入上海后，尽管在南北朝时就建有寺院，唐宋之后就流行广泛。但是，上海佛教始终没有像天台山、普陀山、九华山那样，也不能像镇江、宁波那样成为佛教圣地或重镇。如前文所述，民国上海的寺庙、僧侣为数虽多，但基本上是以经忏、香火为务；而讲经说法、整理佛教典籍、出版流通佛书、兴办社会慈善等弘法利生事业则主要由居士组织或居士与高僧联合进行。因此，民国上海的居士佛教是当时上海佛教的主导力量，集中代表了近代上海佛教的特征。由于处于这样的中心地位，民国上海居士佛教在全国范围内的辐射力与影响力自然也最为强大，这是其他处于次中心区域的城市，如武汉、天津乃至北京等地都不可比拟的。如世界佛教居士林的覆盖全国的慈善事业及其广泛的对外交流，上海佛学书局等面向全国网络化分布与传播，净业社的举办的全国性佛教会议以及附设其中的全国性佛教机关等，都显示了其强大的影响力。此外，上海居士还直接参与到全国性的佛教事务之中。如，1926年，为了维护全国范围内的佛教利益，王一亭、关絅之、黄涵之等在上海组织了“上海佛教维持会”，并利用与当时政界的关系与舆论影响，努力维护各地佛教界的权利。1929年4月，又以“江浙佛教联合会”出面，并以江浙僧团势力为基础，在上海居士的极力帮助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国佛教会”。这个名义上全国性的佛教组织，实际上是江浙佛教与上海居士整合后，向全国性的辐射而已。它的领导层由僧俗两界组成，其机关就设立在上海居士佛教组织净业社的“觉园”之中。且事实上，1945年以后，“中国佛教会”主要是上海居士在其中起作用。
二、宏大的组织规模及现代化的管理模式与弘法形式
民国时期，与上海佛教居士林组织相继建立的影响较大的综合性居士林主要还有“汉口佛教正信会”（初名汉口佛教会）、“北京佛教居士林”（原名华北佛教居士林）、“天津佛教居士林”等。其中，“汉口佛教正信会”是武汉地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居士团体，其创建与太虚有关。1920年秋，太虚法师说法于汉口安徽会馆，武汉居士遂有组织“汉口佛教会”之提议。经过筹备于同年9月在红十字会会所举行成立会，通过了章程，先后推举李隐尘、王森甫为会长，尊太虚为导师。后取太虚法师倡导的“树立正信，破除迷信”之意，改名为“汉口佛教正信会”，其地址改设在原汉口栖隐寺今重建的武汉栖隐寺地址就是原“佛教正信会”的地址。的隔壁。“华北居士林”（今北京佛教居士林）于1929年12月成立，是由当时的社会名流胡瑞霖（字子笏）等联合华北各地佛教社团及信众发起建立。该林后由林众集资购置北京西安门外大街11号院全部房屋39间，作为固定林址，修订《华北居士林章程》，开展林务活动。“天津佛教居士林”是天津地区最大的居士佛教组织，它成立于1933年，由勒云鹏联合孙传芳等人发起建立，地址设在天津“李善人”李春城的家庙——“清修禅院”里。上述三大佛教居士林都是由商人、社会名流出面发起组织，其活动形式也基本相似，即聚集在家信众念佛修持，请法师说法，进行一些社会慈善事业。但比较而言，上海佛教居士林组织的组织规模最大，管理模式与弘法形式也最为先进。
就组织规模而言，上海一地就拥有“世界佛教居士林”、“净业社”这两大居士组织以及出版业务覆盖全国的上海佛学书局，其整体规模是包括武汉、北京、天津三大居士林在内的国内其他地方的居士林所无法比拟的。其一，就林址的规模来看，“世界佛教居士林”与“净业社”都拥有规模宏大的活动场所。世界佛教居士林于1926年通过募集资金修建了属于自己的新林址，起先是5大开间的3层楼房，后又不断修建扩大规模。1927年，在林址大殿左侧添造3层3开间楼房作为静修室，在静修室前的空地上添造3层3开间西式楼房作为居士林第一义务小学的校舍；1930年，在林址大殿前新造平房7间为佛学书局总发行所及施医、施药、阅藏、读经之用；1933年，又在居士林沿街房屋的平台上加建7开间房屋一层作为图书馆。参见《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28期、《佛学半月刊》第67期以及《上海宗教史》第192—196页。“净业社”的社址规模更大，1926年简氏兄弟将自己的私家花园捐给净业社，后净业社又通过购买邻居的土地将其规模扩大到20多亩地的面积。其二，从组织结构、职能部门来看，世界佛教居士林与净业社都设立了众多分工细致的职能部门。如，世界佛教居士林组织健全时期（1933年），其组织结构包括“文化”、“慈善”、“学教”、“修持”、“总务”5大“部”，下设20多个“处”、“会”，所涉及的事业已经涵盖了修持、弘法、慈善、教育等广泛的内容。并且，世界佛教居士林与净业社都拥有自己的公开发行的林刊与社刊——《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与《净业月刊》，这些刊物不仅刊登本林、本社的相关信息与各类佛教知识，而且还积极关注国内佛教界的重大事件与时事新闻。其三，世界佛教居士林与净业社经常举办规模较大的讲经说法活动，举办规模盛大的法会。据统计，在1924年7月到9月之间，世界佛教居士林到林内听讲的人数共计2740人，其中僧尼54人，居士2686人；1924年全年到林听经的人数多达7920人，其中男性僧人占106人，女性尼众占75人，男居士占3620人，女居士占4119人。全年听经人数统计参见《海潮音》第5卷第2期的统计，1924年。及至30年代，世界佛教居士林每次林内演讲听众多则200余人，少则60余人。1933年，随着听众的增多，居士林还对讲堂进行了扩充。1934年1月到3月，居士林宣讲团共作通俗演讲24次，主讲者52人次，每次听众少则70余人，多则100余人。参见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198页。此外，世界佛教居士林与净业社还经常举办规模盛大的法会。如，净业社于1936年就举办过“丙子息灾法会”与“护国息灾法会”两场规模宏大的法会。1936年5月28日在净业社举办的“丙子息灾法会”组成了163人的理事会，联合了中国佛教会、上海市佛教会、上海佛教净业社、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佛学书局等组织团体，参与者包括了当时国内的众多高僧大德与社会名流；1936年11月21日至28日在净业社举办的“护国息灾法会”，除沪上名流居士亲临念佛外，每日参与信众有2000人左右。法会活动还由上海佛学书局的华光佛教电台公开播放。这样的大法会不仅在当时的居士组织中是最盛大的，甚至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也是空前盛大的。
此外，上海佛学书局更是拥有规模宏大的出版宣传网络，并将其弘法影响通过其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及至1934年初，上海佛学书局的特约分销处就达到100余家，销售网络基本覆盖了当时全中国的主要大中城市。除了大陆各地，销售处的触角还延伸到海外，业务涉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与新加坡、缅甸、印尼、菲律宾等地。可见，这个“寓弘法于经营之中”的居士佛教机关，其影响力也是当时国内其他居士组织与佛教出版机构所无法比拟的。
民国上海居士佛教不仅组织规模宏大，而且还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模式与弘法形式。首先，民国上海的三个大型居士组织都采用了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如，世界佛教居士林设理事会，总理林务之兴革、预决算之审核、各部主任之请任及保管资产等重要事项；设正副林长、各部部长，主管及负责居士林一切重要事项；各部门下设各处、会等具体职能部门办理相关具体事务；此外，还设有监察员审查收支账目及督促一切事宜。净业社则设立了董事长、社长、分部主任三级负责制，董事长通过召集董事会议来决议净业社的重大事宜，而社长则负责社里的一切日常事务，部门主任则办理各部具体事务。其次，世界佛教居士林、净业社、上海佛学书局等制定了详细的章程与办事细则，并定期举行选举活动，重新安排人事，调整相关职能组织部门。如，世界佛教居士林就制定了相当完善的《章程》与《办事细则》，对居士林的组织方式、活动方式、林务活动等具体内容进行了明确细致的规范。此外，世界佛教居士林还定期将其林务收支报告、接受捐助的账目清单、相关林务日记、居士林年鉴、干部的选举与变更、规章制度等林务信息，在多种佛教刊物上予以公开披露，以接受社会的监督。上海佛学书局则采用了“股份有限公司”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向社会公开发行等级制股票，招收股东之后，立即按照股份有限公司制的要求成立股东会，选举董事和监察，并招聘专业的管理人才。
上海佛学书局的“股份制有限公司”管理模式以及《世界佛教居士林章程》中规定的董事会理事会制度、选举制度、监察制度、征信制度、办事细则等，都集中显示了民国上海居士组织管理形态的现代化趋向。可以想象，那些在十里洋场中摸爬滚打的新式商人们，已经有着丰富的商业管理经验，而这种经验应用到佛教组织中的时候，必然会使佛教的组织结构产生革命性的近代转型。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工商业中心与通商口岸，现代化管理模式与现代化企业制度建设不仅在外资，而且在华界企业中都有广泛的采用。而就上海居士组织的灵魂领导人物之一王一亭来看，他早年就是买办出身，曾出任过日清汽轮船株式会社的华人总买办，管理过庞大的轮船业务。此后，他与张骞共同创办上海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并任董事长，与沈缦云、李云书相继创办、设立了信成商业银行、浦东电气公司、湖州电灯公司等实业，先后担任过十几个企业的董事，并出任过沪南商务公会首任会长、历届上海总商会协理（副会长）、商务总会会董等商务要职。由此可见，王一亭对现代公司管理方式应该非常谙熟，而由他来掌管居士佛教组织，无疑也会将其现代企业管理的经验植入其中。
此外，如前文所述，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的弘法手段也有很大的突破，一些现代方式的手段被应用于弘法活动。如，世界佛教居士林、净业社、上海佛学书局都先后创办了自己的佛教刊物，特别是净业社还创办了英文版《中国佛教杂志》，并先后将一些汉语佛经翻译成英文，与海外佛教界展开交流；上海佛学书局还先后设立了“赠书会”、“印书功德基金会”、“放生弘法基金会”，并依托自己的刊物《佛教半月刊》举办“佛学研究函授社”、“佛学文会”。此外，上海居士佛教还开始利用电台进行佛教宣传，如上海佛学书局就专门设立了自己的佛教电台“华光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