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外交新变化本文为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专项项目阶段性成果。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
一
国家利益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因此，反映国家利益的外交和对外政策也具有某些历史的继承性。苏联国土辽阔，地跨欧亚，连贯东西，举世无双。同时又地广人稀，荒寒寂寞。其地缘政治具有双刃性，即优点和缺点、长处与短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并存。一方面苏联地缘政治具有极大的优越性：疆域广大，资源丰富，得天独厚，多民族多宗教，文化多样，影响巨大，辐射宽广，在欧亚大陆上演了一幕幕雄壮的历史话剧。如俄罗斯人打败了来自亚洲的蒙古人，挡住了其进一步西进，保卫了欧洲。俄罗斯又连续多年与来自南部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作战，“解放”了巴尔干半岛，挡住了伊斯兰教的北上。在西部，俄罗斯打败了来自法国的拿破仑，避免了欧洲成为拿破仑的一统天下。特别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攻占了柏林，挡住了希特勒的东侵，保卫了亚洲，“解放”了东欧，又东进消灭了日本关东军，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世纪，无论是十月革命，还是苏联解体，都非常激进，两次改写了世界历史，影响巨大而深远。但另一方面，苏联国境过于宽阔，边界漫长，强邻环绕，有腹背受敌、两线作战从而陷入四面楚歌的危险，其发展和崛起的道路颇为不易，甚至充满了艰辛。地缘环境的复杂性和险象环生，增加了苏联外交的难度和不安全感，这要求及时、正确地判断欧亚形势，否则极容易由于纷繁复杂、眼花缭乱而顾此失彼、不知所措。苏联西边是欧洲，历史上和现实中有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强大对手。苏联东方是亚洲，有日本、中国等博弈对象。在南边，是动荡、落后、破碎、易走极端的广大的阿拉伯世界。苏联外交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扬长避短，纵横捭阖，趋利避害，充分利用其长处和有利因素，避免其短处与不利因素，否则就容易陷入四面树敌、草木皆兵的困境。列宁时期曾经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并建立远东共和国，以与德国、日本达成暂时的妥协，避免腹背受敌，这对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非常必要的，可以说列宁是很高明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苏维埃政权在不利的境况下避免了灭顶之灾。20世纪的1941年，斯大林曾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缓和东线，这对于苏联避免腹背受敌，集中兵力在西线与法西斯德国一决雌雄是重要的。但是此举是以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代价的，是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
俄国的外交战略传统是先欧后亚、先西后东。属于西方还是东方，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欧洲情结，是俄罗斯不变的情怀。地缘政治决定了俄国不能同时四面出击，而是要分清轻重缓急，逐个推进，依次解决。这是基于对俄国外交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俄国地缘政治进行深思熟虑后得出的、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违背这个外交战略往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苏联还是一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外交上的处置不当极易激发一些民族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带来危害。
二
外交是人做的。苏联的外交历时七十多年，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对于捍卫苏联的国家安全和利益，提高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扩大苏联国家的影响，帮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践行国际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团结盟国打败法西斯集团，联合第三世界抗衡西方的强势、黩武和无理，对西方霸权说“不”，在国际事务中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敢于担当，等等，实事求是地说，是有贡献的，是做了有益的尝试的。苏联在不同时期都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外交家，特别是在初期。他们的外交思想富于创造性，外交智慧独树一帜，外交活动举世瞩目，外交影响举足轻重，甚至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经典。这些都是历史事实，是没有必要否定的。
苏联的外交，与俄罗斯帝国相比，既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同时也具有新的制度特点和时代特色。十月革命发生在俄国历史上“盛”与“衰”、“分”与“合”、“成”与“败”的转折点上，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抓住和利用了战争与革命的机遇，采取了非常激进的、崭新的崛起方式，即社会主义方式。十月革命避免了俄国领土、经济、政治甚至文化的分裂，保住了一个完整的、有潜力的主要国际关系行为体，为以后的苏联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从横的方面论，十月革命在当时的国际格局和世界体系中起到了非常独特的、表面很小实际巨大的、复杂的作用。列宁当之无愧地是国际关系理想主义学派思想的创始人之一。和平共处和国际主义思想是他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十月外交具有革命性、进步性，表现出新气象、新特点。同时由于历史的、客观力量和环境的局限，也具有灵活性、实用性和一定的矛盾性。新旧国际体系的交替、演进和特征无法摆脱地同十月革命联系在一起。十月革命不仅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毫无争议地影响了整个国际体系特别是欧亚地区［1］。从世界革命到和平共处，体现了列宁外交思想的灵活性和策略性。
同时，苏联外交有更多失败的教训。斯大林执政后，特别是二战后苏联外交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主要表现为大国沙文主义、大党主义，向外输出苏联模式，与西方大搞对抗和军备竞赛，在国际关系中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以阶级分析为指导思想，在地缘政治方面避长就短，突出了弱点，等等。这些与苏联的解体有着直接的关联。
总的来说，二战前，苏联一国社会主义，处境孤立，外交上处于防守态势。这并没有过错。但是，斯大林在30年代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失败后，致力于建立苏联一国的自身安全体系，在东欧国家领土上建立“东方战线”，甚至与纳粹德国共同瓜分波兰，犯了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
斯大林为赢得二战的胜利，虽然也犯有民族利己主义的错误，但联盟外交是运用得比较成功的。战后，苏联的实力和影响大增，冷战逐渐展开，苏美开始竞争。此时的苏联既非沙皇俄国可比，也不再是战前那样孤立弱小，而是具备了在欧亚范围内争夺的实力和资格。当然，冷战的发生美国要负主要责任，美苏本是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友，战争胜利很短的时间内就从盟友变成了对手，这与杜鲁门、丘吉尔等人遏制“红色”共产主义的战略思想有很大的关系。但是，随着苏联国际地位的上升、军事实力的增强，势力范围的扩大，斯大林笃信武力，推行僵硬的外交也难辞其咎。赫鲁晓夫提出了“两大阵营”对抗与“和平过渡”的思想，谋求苏美两家共同主宰世界。赫鲁晓夫企图在外交上采取攻势，然而由于实力不足往往表现为外交上、军事上的冒险，最后又被迫后退，以致闹出一些笑话。如古巴导弹危机，修建柏林墙事件，等等。赫鲁晓夫的非理性还表现在他防范中国与苏联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毁掉了中苏联盟，恶化了中苏关系，导致了国际共运的分裂，削弱了苏共和苏联的威信和影响，使苏联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优势转化为劣势。
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苏联的综合国力达到了顶峰，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位，军事实力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超级大国。这一时期也是苏联高度集权的传统模式最完备的时期，同时也是苏联改革的要求非常迫切和时机更为成熟的时期。然而，苏联没有抓住机会，反而大搞军备竞赛，苏联的大国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非常张扬。其消极影响是严重的，与苏联解体有着直接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