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墓葬出土的遗物，我们可以在辽代的器物中看到它们的风格、特点和变异。陶制的盘口壶在辽代不见或少见，大量出现的则是它的变异——斜口长颈壶，和出现于瓷器中的大量盘口器。夹砂陶罐是生产力不发达时的炊器，随着铜器和铁器的大量使用，炊器中的夹砂陶罐则逐渐被淘汰，但是在辽代的墓葬中，我们还能看到它的孑遗。1979年笔者曾在通辽县第二机械化林场清理了一座辽墓，时代为圣宗前期，墓中出土一件夹砂陶罐，十分粗糙笨拙，器表饰有稀疏的篦纹，口沿上的凸弦纹已经衰落。这件陶罐当是契丹本民族自身的器物，作为随葬品这种最保守的习俗和民族特点的象征保存下来。陶瓶是辽墓中常见的器形，塔M：2陶瓶被辽代的长颈陶瓶所继承，并继续向细长发展。辽代的泥质陶罐与上述墓中出土的陶罐基本相似，所不同的也和陶瓶一样向瘦高发展。陶器中的篦纹装饰被辽代陶器普遍继承。
根据汪宇平先生调查的资料和近年来哲里木盟文物普查的材料，哲、昭盟地区这种文化分布特别广泛，遗址普遍而密集。我们初步认定这批墓葬是契丹人的墓葬。
我们认为这种墓葬的下限是辽初。根据这种文化在历史上所处的时间和它们的演变的序列，我们可以大体上推断出各种类型陶器所处的时代。
辽阳三道壕契丹墓正位于高句丽的活动范围，所以三道壕契丹墓当在北齐到隋文帝时代，Ⅰ式盘口壶和Ⅰ式夹砂陶罐应该反映北魏末到隋朝的契丹文化特点。Ⅱ式盘口壶与Ⅱ式夹砂陶罐和Ⅰ式陶瓶，从发展序列看均应晚于Ⅰ式盘口壶和Ⅰ式夹砂陶罐，它们的时代亦相应晚些，其时代当在唐代前期，上限可能会早到隋代。Ⅲ式陶壶或Ⅲ式陶罐的时代当在唐代中期，Ⅲ式夹砂陶罐使用的时间较长，当从唐代前期到中期以后。Ⅳ式陶壶是继承Ⅲ式陶壶演变而来，其时代当晚于Ⅲ式陶壶，应晚到唐代晚期。Ⅴ式陶壶与Ⅳ式夹砂陶罐出现的时代与Ⅳ式陶壶的时代接近，沿用的时间较长，其时代为唐代晚期到辽代初期。
如上所述，这批墓葬的时代除三道壕为北齐到隋之外，荷叶哈达墓葬当在唐代前期；乌斯吐、秦家沟墓葬的时代当在唐代中、前期，乌日根塔拉墓当在唐代晚期，呼斯淖墓葬当在唐末，柳条沟墓葬的时代很可能晚到辽初。张柏忠：《契丹早期文化的探索》，《考古》1984年第2期。
三、辽以前契丹考古文化所说明的问题
这批辽以前考古文化的发现与确定，对研究辽以前的契丹经济文化有重要意义，它至少可说明以下问题。
第一，在辽以前契丹族文化已受到周边各族文化的影响。过去通常认为辽以前的契丹族文化比较单一，墓葬则依据文献都认为属于单一的树葬，但这些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辽以前，契丹族和周边各族文化已经发生密切的交流，因此表现在墓葬上已非单一的树葬，而是兼有火葬、土坑竖穴墓、石棺葬等多种形式。
第二，辽以前的考古文化可以表明，早在辽以前契丹族的分布就相当广，在赤峰、哲盟等聚居区以外，在辽宁省的北票、辽阳都有零星分布。
第三，从辽以前契丹考古文化可以看出和鲜卑文化及辽文化的渊源、继承关系。这批文化，上和鲜卑的金属文化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下和辽代的契丹文化有继承关系，这对确定契丹族的族源和文化渊源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辽以前契丹考古文化的认定，使我们可以确定契丹族在辽以前已经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因为绝大部分墓葬中都发现了铁器。
辽以前的契丹习俗
关于辽以前的契丹习俗，由于文献记载贫乏，长期以来很少有研究。《契丹文化史》及《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虽略有论述，但辽前与辽代不加区分，且所据多为辽代资料，因此，对辽以前的契丹习俗涉及不多，仅《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略有论述冯继钦等：《契丹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张碧波等：《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孙进己：《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这方面的论文也不多，仅松井等《契丹人的衣食住》，刘铭恕《契丹族丧葬制度之变迁及其特点》，冯家昇《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说系》等数篇文章，也都是兼及辽前和辽代的松井等：《契丹人的衣食住》，《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9期，1923年；冯家昇：《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史学年报》1932年第6期；刘铭恕：《契丹民族丧葬制度之变迁及其特点》，《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1年第9期。现据《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有限记载，考证辽以前的契丹习俗如下。
一、北魏至隋唐契丹族的服饰习俗
《契丹国志衣服制度》：“番官戴毡冠，上以金华为饰，或加珠玉翠毛，盖汉魏时辽人步摇冠之遗象也。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总，服紫窄袍，加义襕，系鞢带，以黄红色绦裹革为之。用金玉水昌碧石缀饰。又有纱冠，制如乌纱帽，无檐，不掩双耳，额前缀金花，上结紫带，带末缀珠或紫皂幅巾，紫窄袍，束带。大夫或绿巾，绿花窄袍，中单多红绿色。贵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为贵，青色为次，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弓以皮为弦，箭削桦为竿，鞯勒轻快便于驰走。以貂鼠或鹅项鸭头为扦腰。”此虽云番服，但已是辽代的番服，其中已吸收了相当多汉文化，至少也是唐代契丹族才有此服。早期恐不至此，但其中如毡冠、袍服等，应该保留一些契丹的旧俗。
《魏书契丹传》载：“其俗嫁娶之际，以青毡为服。”则平时其服更差。因此北魏时契丹服饰恐未能达到上述状况，但已经有青毡为服是可以肯定的。
又《契丹国志兵马制度》中载：“又有渤海首领大舍利高模汉兵，步骑万余人，并髡发左衽，窃为契丹之饰。”可见契丹的传统服装是左衽，发式则为髡发。
二、北魏至隋唐契丹族的婚嫁习俗
《魏书契丹传》载：“其俗嫁娶之际，以青毡为服。”以示隆重。
《唐会要契丹传》载：“开元五年（717年）十二月，以车平王外孙杨元嗣女为永乐公主出降，失活亲迎之，夜遣诸亲高品及两蕃大首领观花烛。”此以花烛为婚礼，当非契丹旧俗，而是新接受的汉俗。
《辽史后妃传》：“懿祖庄敬皇后萧氏，小字牙里辛。肃祖尝过其家曰：‘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知为萧氏，为懿祖聘焉。”表明在辽以前契丹族已存在胞族外婚制，详见另节。同时，李尽忠和孙万荣分为两部，却互为郎舅，也说明辽以前契丹已非部落内婚制了。
三、北魏至隋唐契丹族的葬俗
契丹族的葬俗很具特点。《隋书契丹传》载：“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之后，及收其骨而焚之。”《旧唐书契丹传》也载：“其俗，死者不得作冢墓，以马驾车，送入大山，置之树上。亦无服纪，子孙不哭。”《契丹国志国土习俗》：“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上，经三年后，及收其骨而焚之。因酹酒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夏月时，向阴食。我若射猎时，使多得猪鹿。’”从这些记载看，似乎契丹人的葬俗是树葬加火葬，不土葬，无坟墓。
但近年张柏忠发表了几篇文章，认定了哲盟的一些墓是辽以前契丹墓。这些墓有土坑火葬墓、土坑竖穴墓、石棺墓，但其中随葬器物基本上属同一组合，都有夹砂大口瓶，有凸弦纹口沿的陶罐，有盘口瓜棱腹陶壶。张柏忠认为这些墓应早于辽代，是契丹时期的墓葬，下限或许晚到契丹建国之初张柏忠：《契丹早期文化探索》，《考古》1984年第2期；哲盟博物馆：《内蒙古哲里木盟发现的几座契丹墓》，《考古》1984年第2期；张柏忠：《科左后旗呼斯淖契丹墓》，《北方文物》1985年第4期。这些墓葬的形制与上述文献记载有矛盾。如能肯定上述墓葬为契丹人的墓葬，一种可能是，这些已是契丹建国初的墓葬，这时契丹人的葬俗已受他族影响有了变异。另一种可能是契丹族受邻近各族影响，其边缘地区的一些墓葬有了变异。石棺葬可能是受高丽人的影响，土坑竖穴墓可能是受夫余人的影响，火葬墓则是受突厥族的影响。因此，并非契丹人本身有多种葬俗，而是在文化交流中受邻族影响所致。
四、辽以前契丹族的信仰习俗
《辽史地理志永州》：“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
《契丹国志建官制度》：“将举兵，必杀灰牛、白马，祠天地日月木叶山神。”
《契丹国志宫室制度》：“每谒本叶山，即射柳枝，诨子唱番歌前导，弹胡琴和之，已事而罢。”
《契丹国志岁时杂记》：“冬至日，国人杀白羊、白马、白鹰，各取其生血和酒，国主北望拜黑山，奠祭山神。言契丹死，魂为黑山神所管。又彼人传云：凡死人，悉属此山神所管，富民亦然。”这些都应当是沿承了契丹旧俗。这大致表明了契丹在辽以前的信仰习俗还是以信仰天、地、日、木叶山神黑山神和祖先为主。佛教的传入，信白衣观音，已是辽代的事。
五、辽以前契丹的礼仪习俗
《辽史礼志一》载：“遥辇胡剌可汗制祭山仪，苏可汗制瑟瑟仪，阻午可汗制柴册、再生仪。”可是这几种仪礼都是辽以前契丹族已有的。
祭山仪：《辽史礼志一》载：“祭山仪：设天神、地祇位于木叶山，东向；中立召树，前植群树，以像朝班，又偶植二树，以为神门。皇帝、皇后（在辽以前当为可汗、可敦）至，礼毕具礼仪。牲用赭白马、玄牛、赤白羊，皆牲。仆臣曰旗鼓拽剌，杀牲，体割，悬之君树。太巫以酒酹牲。礼官曰敌烈麻都，奏仪办。……服从各部旗帜之色以从……”
瑟瑟仪：《辽史礼志一》载：“瑟瑟仪：若旱，择吉日行瑟瑟仪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乃射柳。……中柳者质志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然后各归其冠服。又翼曰，植柳天棚之东南，巫以酒醴，黍稗荐植柳，视之。皇帝皇后祭东方毕，子弟射柳。皇族、国舅、群臣与礼者，赐物有差。既三日雨，则赐敌烈麻都马四疋、衣四袭，否则以水沃之。”此瑟瑟仪大致还沿用了辽以前的旧仪，变动不大。
柴册仪：《辽史礼志一》：“柴册仪：择吉日。前期，置柴册殿及坛。坛之制，厚积薪，以木为三级坛，置其上。席百尺毡，龙文方茵。又置再生母后搜索之室。皇帝入再生室，行再生仪毕，八部之叟前导后扈，左右扶翼皇帝册殿之东北隅。拜日毕，乘马，选外戚之老者御。皇帝疾驰，仆、御者、从者以毡覆之。皇帝诣高阜地，大臣、诸部帅列仪仗，遥望以拜……”这也大致沿用辽以前的旧仪。
再生仪：《辽史礼志六》：“再生仪，凡十有二岁，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择吉日。前期，禁门北除地置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舆。在再生室东南，倒植三岐木。其日，以童子及产医姬置室中。一妇人执酒，一叟持矢箙，立于室外。有司请神主降舆，致奠。奠讫，皇帝出寝殿，诣再生室。群臣奉迎，再拜。皇帝入室，释服、跣。以童子从，三过岐木之下。每过，产医姬致词，拂试帝躬。童子过岐木七，皇帝卧木侧。叟击箙曰：‘生男矣’。太巫幪皇帝首，兴，群臣称贺，再拜。产医姬受酒于执酒妇以进，太巫奉襁褓、采结等物赞祝之。预选七叟，各立御名系于彩，皆跪进。皇帝选嘉名受之，赐物。再拜，退。群臣皆进襁褓、彩结等物。皇帝拜先帝诸御容，遂宴群臣。”这也大致沿用辽以前之旧仪，只要把皇帝换成可汗，大体就是旧仪。
这些礼仪应当都是沿用辽以前契丹人的旧仪，到辽代已是一种旧的传承。
六、北魏隋唐的契丹节日习俗
《辽史》和《契丹国志》都记载了契丹人的节日，但其中何者为辽以前契丹人固有，何者为辽代新设，很难明确区分。但按其特点，大致还可确定其中有几天是契丹旧俗。
正旦：《辽史礼志六》：“正旦，国俗以糯饭和白羊髓为饼，丸之若拳，每帐赐四十九枚。戊夜，各于帐内窗中掷丸于外。数偶，动乐，饮宴。数奇，令巫十有二人鸣铃，执箭，绕帐歌呼，帐内爆盐炉中，烧地拍鼠，谓之惊鬼，居七日乃出。国语谓正旦为‘乃捏咿唲’。‘乃’，正也，‘捏咿唲’，旦也。”
里尀：《辽史礼志六》：“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国舅族萧氏设宴，以延国族耶律氏，岁以为常。国语是日为‘里尀’。‘里’，请也，‘尀’，时也。读若狎，尀读若颇。”
上已节：《辽史礼志六》：“三月三日为上已，国俗，刻木为兔，分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负朋下马列跪进酒，胜朋上马饮之。国语谓是日为‘陶里桦’，‘陶里’，免也；‘桦’，射也。”
里尀，《辽史礼志六》：“六月十有八日，国俗，耶律氏设宴，以延国舅族萧氏，亦谓之里尀。”
八月八日：《辽史礼志六》：“八月八日，国俗屠白犬，于寝帐前七步痤之，露其喙。后七月中秋寝帐于其上。国语谓之‘捏褐耐’。‘捏褐’，犬也；‘耐’，首也。”
九月九日：《辽史礼志六》：“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少者为负，罚重九宴。射毕，择高地卓帐，赐蕃汉臣僚饮菊花酒。免肝为，鹿舌为酱，又研茱萸酒，洒门户以禳。国语谓是日为‘必里达离’，九月九日也。”
十月十五日：《辽史礼志六》：“岁十月十五日，天子与群臣望祭木叶山，用国字书状，并焚之。”
冬至日：《辽史礼志六》：“冬至日，国俗，屠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拜黑山。”
这些节日可能辽以前契丹族就有，其中习俗大体仍沿其旧。但有的也可能接受汉族影响渗入新的内容，已非辽以前之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