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杨树森提出：“在辽朝辖境以内，包括许多经济发展不同的民族，其中除了汉人和原属渤海国一部分人以外，契丹人和其他一些民族，大都是过着游牧渔猎的生活。《辽史食货志》记载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所以畜牧业一直是契丹族的主要生产部门，正如述律后所说：‘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由于游牧养畜业是辽代契丹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大部分契丹人在辽代仍过着游牧流动的生活。《辽史营卫志》说：‘大漠之间，多塞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辽代的畜牧业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杨树森：《辽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155页。
舒焚则认为：“继承契丹族的悠久历史传统，畜牧业仍然是这时期第一重要的生产部门。《辽史》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契丹族奴隶主阶级‘有羊马之富’。新中国成立后发掘的昭盟克什克腾旗二人地辽代早期墓，石棺内侧白灰壁上，绘毡帐、驼车、背水和放牧等场面，生动地再现了契丹逐水草、牧牛羊的情景。”舒焚：《辽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漆侠、乔幼梅也提出了“以畜牧业为主的契丹草原地区经济的发展”的论题，引了不少史料来证明这一命题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但他们的这一论点，所引史料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他们所引证的契丹族畜牧业为主的史料，大都是说的“契丹旧俗”，或是辽初的。《辽史食货志》所云“契丹旧俗”当然不是指辽代契丹族的经济状况，用来证明辽代契丹族仍以畜牧业为主，显然不行。至于述律后所说，是在辽初，《新五代史》所述也是辽初，克什克腾旗辽墓壁画放牧背景也来自辽代早期墓，都只能说明辽代早期契丹族畜牧业还占主要地位，而不能证明整个辽代契丹族始终是以畜牧业为主。
二是，他们所引证的契丹族畜牧业发展的史料，都是集中在辽代的西北部，《辽史营卫志》说的是“大漠之间”，述律后说的是“吾有西楼羊马之富”，《辽史食货志》说的“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是西北群牧。舒焚、乔幼梅引的也都是辽代契丹族北部牧地的史料。这些史料都只能证明辽代西北地区的契丹族畜牧业相当发达，但不能证明居住中原地区的契丹人也是以畜牧为主，也不能证明居住上京以南诸投下州的契丹人也仍以经营畜牧业为主。而许多史料证明，辽代契丹族已有大量南迁，已进入农业经济。
因此，从整个辽代言，从整个契丹族而言得不出仍以畜牧业为主的结论。
张正明提出了“辽代契丹的社会生产状况是农业生产的推广，契丹从游牧转为半农半牧”。并具体指出：“契丹早已脱离纯粹游牧的生活，农业在遥辇时期的契丹社会中已有初步的发展。不过当时的农业生产活动还是不普遍和不固定的，对终年流动的契丹牧民来说，它只是一种间或从事的副业。这种状况，从辽初起，就逐渐改变了，陆续流入契丹地区的大量汉人，带去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契丹农业的发展，在汉人的影响下，契丹人越来越多地懂得并熟悉了稼穑之事，转向半农半牧了。”他举了《辽史食货志》载天赞元年（922年）因北大浓兀部“户口滋繁，辖疏远”诏分为二“程以树艺，诸部效之。”为证。又举了《辽史》载“会同二年（939年）欧昆、乙习本，斡纳阿剌三个石烈奉诏徙至‘水草丰美’的乌古地方，翌年朝廷又把海勒水（今海拉尔河）及胪朐河（今克鲁伦河）之近地赐给他们以事耕种。上述三个石烈都属于迭剌部，他们既有乌古的草原作为牧场，又有海勒水及胪朐河之近地作为农田，没有疑问是过着既农且牧的生活。”又举了《辽史耶律昭传》所载耶律昭的话：“‘夫西北诸部，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考西北招讨使统辖的契丹部落有品部、突吕不部和楮特部，他们既治公田，又事刍牧，也分明已转为半农半牧了，边疆部落尚且如此，内地部落的农业发展水平当亦不弱。”张正明：《契丹史略》，第55—56页。
张正明的论述显见比以上几位前进了一步，他论证了契丹族从辽初起，逐渐转向半农半牧了，提出了内地部落的农业发展水平应超过边疆部落，但他没有论证辽代契丹族是以农业为主还是以畜牧为主，只提出了辽代后期契丹族转向了半农半牧。必须指出他所列举的所有史料，证明的只是辽代西北边疆的契丹部落已转为半农半牧，他没有论证辽代内地的契丹部落是否亦半农半牧，从各种史料和辽代实际状况看，辽代内地的契丹部落已不可能再半农半牧，而应是以农业为主了。畜牧业对内地的契丹部落而言，已处于极不重要的地位，关键的一点是中原和东北地区都不能提供辽代契丹人以大片牧地，因此张正明所说的辽代契丹人从畜牧业为主转向半农半牧，就西北而言是可以的。但就辽代契丹人整体而言，应是转向以农业为主了。
陈述提出了“就全国说，还没能完成统一的经济基础。南部农区封建经济带动着全国，北境农牧错居区、牧区、猎区分别在不同的基础上，各以不同的步伐向封建过渡”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44页。他把辽国分成不同经济区的做法是极有意义的，可惜未明确结合契丹族的经济发展进一步论证。在南部农区的契丹人已转向了农业，在北部的契丹人则已转向半农半牧。而总体来说辽代契丹人已以农业为主。
二、渔猎在辽代契丹族经济中的地位
关于渔猎业在辽代契丹人经济中的地位，以往都有所论述。
陈述提出：“渔猎是契丹人早久以来的重要生产部门。但在建国时期的两个世纪里，除了北方山林沿江地区外，它已经不是主要的产业。就整个国家经济说，也只能算作一种辅助性的次要的产业。但因历史传统的缘故，他们仍以狩猎为乐，借狩猎习武。朝廷里按时举行关于渔猎的仪式，也规定过若干关于射猎的禁律。”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36页。
张正明认为：“渔猎在辽代契丹的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地位，但它只是一个从属性、辅助性的生产部门，远不及畜牧业和农业那么重要。至于贵族的畋猎，则纯粹是一种娱乐。契丹人民从狩猎中获得毛皮、肉食以及鹿茸之类的药材和箭翎之类的材料，肉食兽主要是麋子（狍子），毛皮兽主要是貂鼠，这两种动物至今盛产于内蒙和东北。”
杨树森认为：“捕鱼和狩猎，是契丹族很早以来的重要生产部门。以后随着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这种有时获猎多，有时获猎少的不稳定的渔猎生产，便退居次要地位，契丹建国以后，渔猎业虽然处于从属地位，但在有辽一代，一直还保持固有的传统习惯，并得到契丹统治者的重视。这是因为契丹贵族把畋猎作为一种娱乐之外，主要把狩猎和习武结合起来。”杨树森：《辽史简编》，第157—158页。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第一，关于皇帝贵族的狩猎活动，是一种娱乐活动、习武活动，而不是生产活动，三位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因为辽太宗自己就说：“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习武也。”《辽史太宗纪》。苏颂曾记奉使契丹时关于打围的见闻：“北人以百骑飞放，谓之罗草，终日才获兔数枚。”苏颂使辽诗：《观北人打围题》注。
这种效果，当然不足以为生产的辅助手段。
第二，关于在辽代契丹人中是否还有人以渔猎为生，或有相当人以此为生活的辅助手段，三位先生都没有举出实例证明，按陈先生的提法，似乎在北方山林沿江地区还有人以渔猎为主要产业，但他未举出实例。张正明认为“契丹人民从狩猎中获得毛皮、肉食以及鹿茸之类的药材和箭翎之类的材料”，似乎契丹人民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仍以狩猎为生，但也未举出实例，但如耶律昭所言“夫西北诸部，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辽史耶律昭传》。当时西北诸部似乎抽不出富余的劳动力来从事狩猎，连刍牧之事尚仰给妻孥，哪来从事狩猎的人，哪来从事狩猎的时间？而生产貂类、狍类的主要不是居住这一带的契丹人。契丹人获得这种皮毛产品并非靠自身狩猎，而是靠其他民族的进贡和交易。而《元史石抹也先传》所载：“及长，善骑射……金人闻其名，征为奚部长……遂深自藏匿，居北野山，射狐鼠而食。”这是一种特例，也反证了他在藏匿北野山前，绝不是以射狐鼠为生的。因此，到辽代居住南方的契丹人当然不再以渔猎为生，而是以此为娱乐了。在北方的契丹人也不是以此为生，顶多是偶尔为之了。因此在辽代契丹人中，渔猎是否如张正明所说仍占有一定地位，是一个从属性、辅助性的生产部门，就值得考虑了。
第三，陈述和张正明的提法还有区别。张正明是认为“渔猎在辽代契丹的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地位，但它只是一个从属性、辅助性的生产部门”。而陈述则认为“就整个国家经济来说，也只能算作一种辅助性的次要的产业”。这两种提法是有区别的，就整个国家经济来说，就不限于契丹族，还包括这个国家的其他民族，这些民族中还有不少是主要以渔猎为生的。把大量的皮毛等渔猎产品进贡和与契丹交易，也表明渔猎产品在整个国家经济中仍占有一定地位。但就契丹族而言，如上面所说，已极少以渔猎为生或为生活的辅助手段了，因此我认为陈先生的提法是可以成立的，而张先生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
三、辽代契丹族的手工业
关于辽代手工业的发展状况，陈述、张正明、舒焚、杨树森、漆侠、乔幼梅等都以相当大的篇幅，列举了许多史料，有较详尽的论述。但他们大都不区别辽代契丹族和辽代其他族手工业发展的不同情况。仅张正明提出了：“在辽朝成立之前，契丹的手工业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当时一般的工匠都是牧民家庭的成员，还极少有独立的手工业者。在五代的前期陷入辽境的汉人中间，还有不少各行各业的工匠，他们辛勤生产，还把自己的手艺传授给兄弟民族（指契丹族），教其织纫工作，中国所为‘虏中悉备’。”《辽史拾遗》引《唐明宗实录》。“辽朝的工匠，除了制造马具和车具的有许多是契丹人之外，在其他各行各业中契丹人就很少了。如纺织、陶瓷、建筑等主要依靠汉族工匠，冶金则主要是依靠汉、渤海、女真等工匠。”“契丹工匠精于制造鞍辔，契丹的鞍辔获得了‘天下第一’的美誉”，《骨董琐记全编》引《袖中锦》：“契丹鞍，夏国剑……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勉之，终不及。’”张正明：《契丹史略》，第68—69页。
我认为张先生的论述是正确的。不过既然本书目的是研究辽代契丹族的经济，辽代其他族的手工业就不属此列了。
总的看来，关于辽代经济的史料虽甚多，考古资料也不少，研究成果也甚多，但真正研究辽代契丹族经济的成果很少，许多史料尤其是考古资料的族属还有待鉴别。这个问题还有待今后继续研究。
辽代契丹族的社会性质
关于辽代契丹族的社会性质，长期以来研究者未有统一认识，有认为属奴隶社会者，有认为属封建社会者。分歧的焦点在于对契丹族奴役下的生产者的身份有不同认识，对辽代契丹族的生产关系也就产生了不同认识，因此本书拟分别讨论之。
辽代契丹族长期保留了部族的编制，辽太祖初有二十部，后二国舅升帐分成为辽内四部族，因此仅有十八部，圣宗增设三十四部，尚有国外十部。舒焚将辽代诸部分为四个等级，辽内四部为最高统治集团，其次是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奚六部，再次是四十八小部，最后是其他非契丹族部落舒焚：《辽史稿》。但从生产关系上划分，似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我认为应分为四个等级。
一、辽代契丹族的统治部落和被统治部落
